〔３１〕梁实秋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说：“文学家就是一个比别人感情丰富感觉敏锐想像发达艺术完美的人。他是属于资产阶级或无产阶 级，这于他的作品有什么关系？托尔斯泰是出身贵族，但是他对于平民的同情真可说是无限量的，然而他并不主张阶级斗争；许多人奉为神明的马克斯，他自己并不 是什么无产阶级中的人物；终身穷苦的约翰孙博士，他的志行高洁吐属文雅比贵族还有过无不及。我们估量文学的性质与价值，是只就文学作品本身立论，不能连累 到作者的阶级和身分。”

〔３２〕托尔斯泰指列夫·托尔斯泰。他出身于贵族地主家庭。他的作品无情地揭露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种种罪恶，同时又宣扬道德的自我完善和“不用暴力抵抗邪恶”。

〔３３〕约翰孙（ＳA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７０９—１７８４）英国作家、文学*家。出身于书商家庭，早年靠卖文为生。后因独力编撰第一部《英语辞典》，受到皇室的赏识，被授予政府年金。从此成了“名流”，进入资产阶级上层社会。

〔３４〕 这里所引也见《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原文说：“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不过鉴赏力之 有无却不与阶级相干，贵族资本家尽有不知文学为何物者，无产的人也尽有能赏鉴文学者。创造文学固是天才，鉴赏文学也是天生的一种福气。所以文学的价值决不 能以读者数目多寡而定。一般劳工劳农需要娱乐，也许需要少量的艺术的娱乐，例如什么通俗的戏剧，电影，侦探小说，之类。为大多数人读的文学必是逢迎群众 的，必是俯就的，必是浅薄的；所以我们不该责令文学家来做这种的投机买卖。……皇室贵族雇用一班无聊文人来做讴功颂德的诗文，我们觉得讨厌，因为这种文学 是虚伪的假造的；但是在无产阶级威胁之下便做对于无产阶级讴功颂德的文学，还不是一样的虚伪讨厌？文学家只知道聚精会神的创作，……谁能了解他，谁便是他 的知音，不拘他是属于那一阶级。文学是属于全人类的。”

〔３５〕这里所引也见《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原文说：“无产文学理论家时常告 诉我们，文艺是他们的斗争的‘武器’。把文学当作‘武器’！这 意思很明白，就是说把文学当做宣传品，当做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这与文学本身无害的，但是我们不能承认宣传式 的文字便是文学。”

〔３６〕钱杏邨（１９００—１９７７）笔名阿英，安徽芜湖人，文学家，太阳社主要成员。他在《拓荒者》第一期（一九三 ○年一月）《中国新兴文学 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中说：“这种文学（按指标语口号式的文学），虽然在各方面都很幼稚，但有时它是足以鼓动大众的。鲁那卡尔斯基说，‘能够将复杂的，尊 贵的社会的内容，用了使千百万人也都感动的强有力的艺术的单纯，表现出来的作家，愿于他有光荣罢。即使靠了比较的单纯的比较的初步的内容也好，能够使这几 百万的大众感动的作家，愿于他有光荣罢。对于这样的作家，马克斯主义批评家应该非常之高地评价。’（《关于科学的文艺批评之任务的提要》）为布尔乔亚所侮 蔑着的‘口号标语文学’，在一方面，我们不能不承认它的幼稚，在另一方面，我们是不得不予以相当的估价的。”《拓荒者》，文艺月刊，蒋光慈编辑，一九三○ 年一月在上海创刊，“左联”成立后为“左联”刊物之一，同年五月第四、五期合刊出版后被国民党查禁。

〔３７〕台明·培特尼（eANGQJh\，１８８３—１９４５）通译杰米扬·别德内依，苏联诗人。在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他曾写了不少歌颂革命、讽刺敌人的政治鼓动诗。一九二三年四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曾授予他红旗勋章（即赤旗章）。

〔３８〕《论翻译之难》指胡适的《论翻译》一文，载《新月》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九二九年一月），其中有“翻译是一件艰难的事，谁都不免有错误”的话。

〔３９〕 法兑耶夫（ＡAＡAiIQGGL，１９０１—１９５６）通译法捷耶夫，苏联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毁灭》、《青年近卫军》等。《毁灭》曾 由鲁迅译成中文，从一九三○年一月起在《萌芽月刊》上连载，题为《溃灭》；一九三一年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单行本，改题为《毁灭》。

〔４０〕格拉特珂夫（iADACFIQOKL，１８８３—１９５８）苏联小说*摇《水门汀》，又译《士敏土》，通译《水泥》，是他描写苏联经济复兴的长篇小说。

〔４１〕“布尔乔亚”的恶意钱杏邨在《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中，说鲁迅、茅盾等对“口号标语文学”的批评，是“中国的布尔乔亚的作家”对“普罗列塔利亚文坛”的“恶意的嘲笑”。布尔乔亚，法语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的音译，即资产阶级。

〔４２〕亚历舍·托尔斯泰（ＡAＨAZKFS[K\，１８８３—１９４５）、威垒纫颍*ＢAＢADG`GSIGL，１８６７—１９４５）、普理希文（ＭAＭ芵TjLTJ，１８７３—１９５４），都是在十月革命前即已成名，革命后仍继续创作活动的作家。

〔４３〕这些话，也见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４４〕“艺术之宫”成仿吾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四年一月）《〈呐喊〉的评论》中说：鲁迅的历史小说《不周山》（后改名为《补天》）“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却是表示作者“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庭”的“杰作”。

〔４５〕“太阳”隐喻蒋光慈、钱杏邨等组织的文学团体太阳社。

〔４６〕“猩猩”之说，见《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杜荃（郭沫若）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其中说鲁迅过去和陈西滢、长虹的论战“是猩猩和猩猩战”。下文所说“骂到牙齿的颜色”，参看本卷第１１８页注〔６〕。

〔４７〕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ｕｓ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造福人类的神。相传他从主神宙斯那里偷了火种给人类，受到宙斯的惩罚，被钉在高加索山的岩石上，让神鹰啄食他的肝脏。

〔４８〕 《文艺政策》鲁迅一九二八年翻译的关于苏联文艺政策的文件汇集，内容包括《关于对文艺的党的政策》（一九二四年五月俄共〔布〕中央召开 的关于文艺政策讨论会的记录）、《观念形态战线和文学》（一九二五年一月第一次无产阶级作家大会的决议）和《关于文艺领域上的党的政策》（一九二五年六月 俄共〔布〕中央的决议）三个部分。系根据日本外村史郎和藏原惟人辑译的日文本转译，曾连载于《奔流》月刊，一九三○年六月由水沫书店出版，列为鲁迅、冯雪 峰主编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

〔４９〕郑伯奇（１８９５—１９７９）陕西长安人，作家，创造社成员。当时他在上海开设文献书房。

〔５０〕Ｈａｕｐｔｍａｎｎ霍普特曼（１８６２—１９４６），德国剧作家。Ｇｒｅｇｏｒｙ夫人，格列高里夫人（１８５２—１９３２），爱尔兰剧作家。

〔５１〕《文艺生活》创造社后期的文艺周刊，郑伯奇编辑，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上海创刊，共出四期。

〔５２〕所谓“投降”之说，见于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九日上海小报《真报》所载尚文的《鲁迅与北新书局决裂》一文，其中说鲁迅在被创造社“批判”之后，“今年也提起笔来翻过一本革命艺术论，表示投降的意味。”

〔５３〕 “方向转换”《拓荒者》第一期（一九三○年一月）所载钱杏邨《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中说：“……就是现在‘在转换中’的鲁 迅吧，也写过‘文笔的拙劣不如报纸的新闻’这一类的讽刺。”《现代小说》第三卷第三期（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所载刚果伦的《一九二九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中也 说：“鲁迅给我们的只是他转换了方向以后的关于普罗文艺的译品。”

〔５４〕片冈铁兵（１８９４—１９４４）日本作家。他曾在一九二四年创办《文艺时代》杂志，从事所谓“新感觉派”文艺运动，一九二八年后一度转向进步的文艺阵营。

〔５５〕 “阿狗阿猫”一九三○年一月八日《申报·艺术界》（国民党文化特务朱应鹏主编）“余话”栏刊载陈洁的《社会科学书籍的瘟疫》一文，攻击 马列主义理论的翻译和传播，说“阿猫也来一本社会科学的理论，阿狗也来一本社会科学大纲，驯至阿猫阿狗联合起来弄社会科学大全，这样，杂乱胡糟的社会科学 书籍就发瘟了。”同月十六日该刊又发表倜然的《创作数种》，其中也有类似的话：“看了阿猫阿狗都译着连自己都搅不明白的社会科学书，我们的确相信现在是社 会科学时代了。”《申报》，参看本卷第９２页注〔２〕。

〔５６〕藏原惟人日本文艺评论家。

〔５７〕蒋光慈的这些话，见他在《拓荒者》第一期（一九三○年一月）发表的《东京之旅》。

〔５８〕《一周间》以苏联国内战争为题材的中篇小说，苏联里别进斯基作，蒋光慈译。一九三○年一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５９〕达尔文的学术著作，当时我国只有马君武译的《物种原始》（即《物种起源》）一种，一九二○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６０〕尼采的著作，当时我国只有郭沫若译的《查拉图司屈拉钞》的第一部，一九二八年六月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６１〕 “严正态度”指新月社在《新月》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二八年三月）发刊辞《新月的态度》中所表示的态度。他们提出所谓“健康”和“尊严” 的“两大原则”，认为当时一切进步的和革命的文艺，都是和他们“所标举的两大原则——健康与尊严——不相容的”。在该刊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一九二九年 九月）的《敬告读者》中，又说“我们的立论的态度希望能做到严正的地步”。

〔６２〕《告压迫言论自由者》罗隆基作，载《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