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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上

若夫法紫微以居中，拟明堂而布政，依分野而命国，体众星而效官，动必顺时，教不违物，故能成变化之道，合阴阳之妙。爰在庖牺，仰观俯察，谓以天之七曜、二十八星，周于穹圆之度，以丽十二位也。在天成象，示见吉凶。五纬入房，启姬王之肇迹，长星孛斗，鉴宋人之首乱，天意人事，同乎影响。自夷王下堂而见诸侯，赧王登台而避责，《记》曰：”天子微，诸侯僭。“于是师兵吞灭，僵仆原野。秦氏以战国之余，怙兹凶暴，小星交斗，长彗横天。汉高祖驱驾英雄，垦除灾害，五精从岁，七重晕毕，含枢曾缅，道不虚行。自西京创制，多历年载。世祖中兴，当涂驭物，金行水德，祗奉灵命，玄兆著明，天人不远。昔者荥河献箓，温洛呈图，六爻摛范，三光宛备，则星官之书，自黄帝始。高阳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夏有昆吾，殷有巫咸，周之史佚，宋之子韦，鲁之梓慎，郑之裨灶，魏有石氏，齐有甘公，皆能言天文、察微变者也。汉之传天数者，则有唐都、李寻之伦。光武时，则有苏伯况、郎雅光，并能参伍天文，发扬善道，补益当时，监垂来世。而河、洛图纬，虽有星占星官之名，未能尽列。

后汉张衡为太史令，铸浑天仪，总序经星，谓之《灵宪》。其大略曰：”星也者，体生于地，精发于天。紫宫为帝皇之居，太微为五帝之坐，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居其中央，谓之北斗，动系于占，实司王命。四布于方，为二十八星，日月运行，历示休咎。五纬经次，用彰祸福，则上天之心，于是见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数万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动，咸得系命。“而衡所铸之图，遇乱堙灭，星官名数，今亦不存。三国时，吴太史令陈卓，始列甘氏、石氏、巫咸三家星官，著于图录。并注占赞，总有二百五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并二十八宿及辅官附坐一百八十二星，总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宋元嘉中，太史令钱乐之所铸浑天铜仪，以硃黑白三色，用殊三家，而合陈卓之数。高祖平陈，得善天官者周坟，并得宋氏浑仪之器。乃命庾季才等，参校周、齐、梁、陈及祖恆、孙僧化官私旧图，刊其大小，正彼疏密，依准三家星位，以为盖图。旁摛始分，甄表常度，并具赤黄二道，内外两规。悬象著明，缠离攸次，星之隐显，天汉昭回，宛若穹苍，将为正范。以坟为太史令。坟博考经书，勤于教习，自此太史观生，始能识天官。炀帝又遣宫人四十人，就太史局，别诏袁充，教以星气，业成者进内，以参占验云。史臣于观台访浑仪，见元魏太史令晁崇所造者，以铁为之，其规有六。其外四规常定，一象地形，二象赤道，其余象二极。其内二规，可以运转，用合八尺之管，以窥星度。周武帝平齐所得。隋开皇三年，新都初成，以置诸观台之上。大唐因而用焉。马迁《天官书》及班氏所载，妖星晕珥，云气虹霓，存其大纲，未能备举。自后史官，更无纪录。《春秋传》曰：”公既视朔，遂登观台，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神道司存，安可诬也！今略举其形名占验，次之经星之末云。

○天体

古之言天者有三家，一曰盖天，二曰宣夜，三曰浑天。

盖天之说，即《周髀》是也。其本庖牺氏立周天历度，其所传则周公受于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股也；股者，表也。其言天似盖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沲四蕆，三光隐映，以为昼夜。天中高于外衡冬至日之所在六万里，北极下地高于外衡下地亦六万里，外衡高于北极下地二万里。天地隆高相从，日去地恆八万里。日丽天而平转，分冬夏之间日所行道为七衡六间。每衡周径里数，各依算术，用句股重差，推晷影极游，以为远近之数，皆得于表股也，故曰《周髀》。

又《周髀》家云：”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天左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天牵之以西没。譬之于蚁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蚁右去，磨疾而蚁迟，故不得不随磨以左回焉。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见，日入下故不见。天之居如倚盖，故极在人北，是其证也。极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盖也。日朝出阴中，暮入阴中，阴气暗冥，故从没不见也。夏时阳气多，阴气少，阳气光明，与日同晖，故日出即见，无蔽之者，故夏日长也。冬时阴气多，阳气少，阴气暗冥，掩日之光，虽出犹隐不见，故冬日短也。“

汉末，扬子云难盖天八事，以通浑天。其一云：”日之东行，循黄道。昼夜中规，牵牛距北极南百一十度，东井距北极南七十度，并百八十度。周三径一，二十八宿周天当五百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其二曰：”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在酉，而昼漏五十刻。即天盖转，夜当倍昼。今夜亦五十刻，何也？“其三曰：”日入而星见，日出而不见，即斗下见日六月，不见日六月。北斗亦当见六月，不见六月。今夜常见，何也？“其四曰：”以盖图视天河，起斗而东入狼弧间，曲如轮。今视天河直如绳，何也？“其五曰：”周天二十八宿，以盖图视天，星见者当少，不见者当多。今见与不见等，何出入无冬夏，而两宿十四星当见，不以日长短故见有多少，何也？“其六曰：”天至高也，地至卑也。日托天而旋，可谓至高矣。纵人目可夺，水与影不可夺也。今从高山上，以水望日，日出水下，影上行，何也？“其七曰：”视物近则大，远则小。今日与北斗，近我而小，远我而大，何也？“其八曰：”视盖与车辐间，近杠毂即密，益远益疏。今北极为天杠毂，二十八宿为天辐。以星度度天，南方次地星间当数倍。今交密，何也？“　其后桓谭、郑玄、蔡邕、陆绩，各陈《周髀》考验天状，多有所违。逮梁武帝于长春殿讲义，另拟天体，全同《周髀》之文，盖立新意，以排浑天之论而已。

宣夜之书，绝无师法。唯汉秘书郎郗萌记先师相传云：”天了无质，仰而瞻之，高远无极，眼瞀精绝，故苍苍然也。譬之旁望远道之黄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体也。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顺或逆，伏见无常，进退不同，由乎无所根系，故各异也。故辰极常居其所，而北斗不与众星西没也。“

晋成帝咸康中，会稽虞喜因宣夜之说，作《安天论》，以为”天高穷于无穷，地深测于不测。天确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静之体，当相覆冒，方则俱方，圆则俱圆，无方圆不同之义也。其光曜布列，各自运行，犹江海之有潮汐，万品之有行藏也。“葛洪闻而讥之曰：”苟辰宿不丽于天，天为无用，便可言无。何必夏云有之而不动乎？“由此而谈，葛洪可谓知言之选也。喜族祖河间相耸，又立《穹天论》云：”天形穹隆如鸡子幕，其际周接四海之表，浮乎元气之上。譬如覆奁以抑水而不没者，气充其中故也。日绕辰极，没西还东，而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极，犹盖之有斗也。天北下于地三十度，极之倾在地卯酉之北亦三十度。人在卯酉之南十余万里，故斗极之下，不为地中，当对天地卯酉之位耳。日行黄道绕极。极北去黄道百一十五度，南去黄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舍，以为长短也。“吴太常姚信，造《昕天论》云：”人为灵虫，形最似天。今人颐前侈临胸，而项不能覆背。近取诸身，故知天之体，南低入地，北则偏高也。又冬至极低，而天运近南，故日去人远，而斗去人近，北天气至，故水寒也。夏至极起，而天运近北，而斗去人远，日去人近，南天气至，故蒸热也。极之高时，日行地中浅，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昼长也。极之低时，日行地中深，故夜长；天去地下，故昼短也。“自虞喜、虞耸、姚信，皆好奇徇异之说，非极数谈天者也。

前儒旧说，天地之体，状如鸟卵，天包地外，犹壳之裹黄，周旋无端，其形浑浑然，故曰浑天。又曰：”天表里有水，两仪转运，各乘气而浮，载水而行。“汉王仲任，据盖天之说以驳浑仪，云：”旧说，天转从地下过。今掘地一丈辄有水，天何得从水中行乎？甚不然也。日随天而转，非入地。夫人目所望，不过十里，天地合矣。实非合也，远使然耳。今视日入，非入也，亦远耳。当日入西方之时，其下之人亦将谓之为中也。四方之人，各以其近者为出，远者为入矣。何以明之？今试使一人把大炬火，夜行于平地，去人十里，火光灭矣。非火灭也，远使然耳。今日西转不复见，是火灭之类也。日月不圆也，望视之所以圆者，去人远也。夫日，火之精也；月，水之精也。水火在地不圆，在天何故圆？“丹阳葛洪释之曰：

《浑天仪注》云：”天如鸡子，地如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天转如车毂之运也。“诸论天者虽多，然精于阴阳者少。张平子、陆公纪之徒，咸以为推步七曜之道，以度历象昏明之证候，校以四八之气，考以漏刻之分，占咎影之往来，求形验于事情，莫密于浑象也。张平子既作铜浑天仪，于密室中，以漏水转之，与天皆合如符契也。崔子玉为其碑铭曰：”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高才伟艺，与神合契。“盖由于平子浑仪及地动仪之有验故也。若天果如浑者，则天之出入，行于水中，为必然矣。故《黄帝书》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载地者也。“又《易》曰：”时乘六龙。“夫阳爻称龙，龙者居水之物，以喻天。天阳物也，又出入水中，与龙相似，故比以龙也。圣人仰观俯察，审其如此。故《晋》卦坤上离下，以证日出于地也。又《明夷》之卦离下坤上，以证日入于地也。又《需》卦乾下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天为金，金水相生之物也。天出入水中，当有何损，而谓为不可乎？然则天之出入水中，无复疑矣。

又今视诸星出于东者，初但去地小许耳。渐而西行，先经人上，后遂转西而下焉，不旁旋也。其先在西之星，亦稍下而没，无北转者。日之出入亦然。若谓天磨石转者，众星日月，宜随天而回，初在于东，次经于南，次到于西，次及于北，而复还于东，不应横过去也。今日出于东，冉冉转上，及其入西，亦复渐渐稍下，都不绕边北去。了了如此，王生必固谓为不然者，疏矣。今日径千里，其中足以当小星之数十也。若日以转远之故，但当光曜不能复来照及人耳，宜犹望见其体，不应都失其所在也。日光既盛，其体又大于星。今见极北之星，而不见日之在北者，明其不北行也。若日以转远之故，不复可见，其比入之间，应当稍小。而日方入之时，反乃更大，此非转远之徵也。王生以火炬喻日，吾亦将借子之矛，以刺子之盾焉。把火之人，去人转远，其光转微，而日月自出至入，不渐小也。王生以火喻之，谬矣。又日之入西方，视之稍稍去，初尚有半，如横破镜之状，须臾沦没矣。若如王生之言，日转北去者，其北都没之顷，宜先如竖破镜之状，不应如横破镜也。如此言之，日入北方，不亦孤孑乎？又月之光微，不及日远矣。月盛之时，虽有重云蔽之，不见月体，而夕犹朗然，是月光犹从云中而照外也。日若绕西及北者，其光故应如月在云中之状，不得夜便大暗也。又日入则星月出焉。明知天以日月分主昼夜，相代而照也。若日常出者，不应日亦入而星月出也。

又案河、洛之文，皆云水火者，阴阳之余气也。夫言余气，则不能生日月可知也，顾当言日精生火者可耳。若水火是日月所生，则亦何得尽如日月之圆乎？今火出于阳燧，阳燧圆而火不圆也。水出于方诸，方诸方而水不方也。又阳燧可以取火于日，而无取日于火之理，此则日精之生火明矣。方诸可以取水于月，无取月于水之道，此则月精之生水了矣。王生又云：”远故视之圆。“若审然者，月初生之时及既亏之后，何以视之不圆乎？而日食，或上或下，从侧而起，或如钩至尽。若远视见圆，不宜见其残缺左右所起也。此则浑天之体，信而有徵矣。

宋何承天论浑天象体曰：”详寻前说，因观浑仪，研求其意，有悟天形正圆，而水居其半，地中高外卑，水周其下。言四方者，东曰昜谷，日之所出，西曰濛汜，日之所入。《庄子》又云：'北溟有鱼，化而为鸟，将徙于南溟。'斯亦古之遗记，四方皆水证也。四方皆水，谓之四海。凡五行相生，水生于金。是故百川发源，皆自山出，由高趣下，归注于海。日为阳精，光曜炎炽，一夜入水，所经焦竭。百川归注，足以相补，故旱不为减，浸不为益。“又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三百四分之七十五。天常西转，一日一夜，过周一度。南北二极，相去一百一十六度、三百四分度之六十五强，即天经也。黄道袤带赤道，春分交于奎七度，秋分交于轸十五度，冬至斗十四度半强，夏至井十六度半。从北极扶天而南五十五度强，则居天四维之中，最高处也，即天顶也。其下则地中也。“自外与王蕃大同。王蕃《浑天说》，具于《晋史》。

旧说浑天者，以日月星辰，不问春秋冬夏，昼夜晨昏，上下去地中皆同，无远近。《列子》曰：”孔子东游，见两小兒斗。问其故，一小兒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小兒曰：'我以为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言初出近者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其日中，裁如盘盖。此不为远者小，近者大乎？'言日初出远者曰：'日初出时，沧沧凉凉，及其中时，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远者凉乎？'“

桓谭《新论》云：”汉长水校尉平陵关子阳，以为日之去人，上方远而四傍近。何以知之？星宿昏时出东方，其间甚疏，相离丈余。及夜半在上方，视之甚数，相离一二尺。以准度望之，逾益明白，故知天上之远于傍也。日为天阳，火为地阳。地阳上升，天阳下降。今置火于地，从傍与上，诊其热，远近殊不同焉。日中正在上，覆盖人，人当天阳之冲，故热于始出时。又新从太阴中来，故复凉于其西在桑榆间也。桓君山曰：子阳之言，岂其然乎？“

张衡《灵台》曰：”日之薄地，暗其明也。由暗视明，明无所屈，是以望之若大。方其中，天地同明，明还自夺，故望之若小。火当夜而扬光，在昼则不明也。月之于夜，与日同而差微。“

晋著作郎阳平束皙，字广微，以为傍方与上方等。傍视则天体存于侧，故日出时视日大也。日无小大，而所存者有伸厌。厌而形小，伸而体大，盖其理也。又日始出时色白者，虽大不甚，始出时色赤者，其大则甚，此终以人目之惑，无远近也。且夫置器广庭，则函牛之鼎如釜，堂崇十仞，则八尺之人犹短，物有陵之，非形异也。夫物有惑心，形有乱目，诚非断疑定理之主。故仰游云以观月，月常动而云不移；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徙矣。

姜岌云：”余以为子阳言天阳下降，日下热，束皙言天体存于目，则日大，颇近之矣。浑天之体，圆周之径，详之于天度，验之于晷影，而纷然之说，由人目也。参伐初出，在旁则其间疏，在上则其间数。以浑检之，度则均也。旁之与上，理无有殊也。夫日者纯阳之精也，光明外曜，以眩人目，故人视日如小。及其初出，地有游气，以厌日光，不眩人目，即日赤而大也。无游气则色白，大不甚矣。地气不及天，故一日之中，晨夕日色赤，而中时日色白。地气上升，蒙蒙四合，与天连者，虽中时亦赤矣。日与火相类，火则体赤而炎黄，日赤宜矣。然日色赤者，犹火无炎也。光衰失常，则为异矣。“

梁奉朝请祖恆曰：

自古论天者多矣，而群氏纠纷，至相非毁。窃览同异，稽之典经，仰观辰极，傍瞩四维，睹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见伏，校之以仪象，覆之以晷漏，则浑天之理，信而有徵。辄遗众说，附浑仪云。《考灵曜》先儒求得天地相去十七万八千五百里，以晷影验之，失于过多。既不显求之术，而虚设其数，盖夸诞之辞，宜非圣人之旨也。学者多固其说而未之革，岂不知寻其理欤，抑未能求其数故也？王蕃所考，校之前说，不啻减半。虽非揆格所知，而求之以理，诚未能遥趣其实，盖近密乎？辄因王蕃天高数，以求冬至、春分日高及南戴日下去地中数。法，令表高八尺与冬至影长一丈三尺，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为法。天高乘表高为实，实如法，得四万二千六百五十八里有奇，即冬至日高也。以天高乘冬至影长为实，实如法，得六万九千三百二十里有奇，即冬至南戴日下去地中数也。求春秋分数法，令表高及春秋分影长五尺三寸九分，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为法。因冬至日高实，而以法除之，得六万七千五百二里有奇，即春秋分日高也。以天高乘春秋分影长实，实如法而一，得四万五千四百七十九里有奇，即春秋分南戴日下去地中数也。南戴日下，所谓丹穴也。推北极里数法，夜于地中表南，傅地遥望北辰纽星之末，令与表端参合。以人目去表数及表高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为法。天高乘表高数为实，实如法而一，即北辰纽星高地数也。天高乘人目去表为实，实如法，即去北戴极下之数也。北戴斗极为空桐。

日去赤道表里二十四度，远寒近暑而中和。二分之日，去天顶三十六度。日去地中，四时同度，而有寒暑者，地气上腾，天气下降，故远日下而寒，近日下而暑，非有远近也。犹火居上，虽远而炎，在傍，虽近而微。视日在傍而大，居上而小者，仰瞩为难，平观为易也。由视有夷险，非远近之效也。今悬珠于百仞之上，或置之于百仞之前，从而观之，则大小殊矣。先儒弗斯取验，虚繁翰墨，夷途顿辔，雄辞析辩，不亦迂哉！今大寒在冬至后二气者，寒积而未消也。大暑在夏至后二气者，暑积而未歇也。寒暑均和，乃在春秋分后二气者，寒暑积而未平也。譬之火始入室，而未甚温，弗事加薪，久而逾炽。既已迁之，犹有余热也。

○浑天仪

案《虞书》：”舜在〔玑玉衡，以齐七政，“则《考灵曜》所谓观玉仪之游，昏明主时，乃命中星者也。〔玑中而星未中为急，急则日过其度，月不及其宿。〔玑未中而星中为舒，舒则日不及其度，月过其宿。〔玑中而星中为调，调则风雨时，庶草蕃芜，而五谷登，万事康也。所言〔玑者，谓浑天仪也。故《春秋文耀钩》云：”唐尧即位，羲、和立浑仪。“而先儒或因星官书，北斗第二星名旋，第三星名玑，第五星名玉衡，仍七政之言，即以为北斗七星。载笔之官，莫之或辨。史迁、班固，犹且致疑。马季长创谓玑衡为浑天仪。郑玄亦云；”其转运者为玑，其持正者为衡，皆以玉为之。七政者，日月五星也。以玑衡视其行度，以观天意也。“故王蕃云：”浑天仪者，羲、和之旧器，积代相传，谓之玑衡。其为用也，以察三光，以分宿度者也。又有浑天象者，以著天体，以布星辰。而浑象之法，地当在天中，其势不便，故反观其形，地为外匡，于已解者，无异在内。诡状殊体，而合于理，可谓奇巧。然斯二者，以考于天，盖密矣。“又云：”古旧浑象，以二分为一度，周七尺三寸半分。而莫知何代所造。“今案虞喜云：”落下闳为汉孝武帝于地中转浑天，定时节，作《泰初历》。“或其所制也。

汉孝和帝时，太史揆候，皆以赤道仪，与天度颇有进退。以问典星待诏姚崇等，皆曰《星图》有规法，日月实从黄道。官无其器。至永元十五年，诏左中郎将贾逵乃始造太史黄道铜仪。至桓帝延熹七年，太史令张衡更以铜制，以四分为一度，周天一丈四尺六寸一分。亦于密室中以漏水转之，令司之者，闭户而唱之，以告灵台之观天者。〔玑所加，某星始见，某星已中，某星今没，皆如合符。蕃以古制局小，以布星辰，相去稠概，不得了察。张衡所作，又复伤大，难可转移。蕃今所作，以三分为一度，周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长古法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一，减衡法亦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一。浑天仪法，黄赤道各广一度有半。故今所作浑象，黄赤道各广四分半，相去七寸二分。又云”黄赤二道，相共交错，其间相去二十四度。以两仪准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又赤道见者，常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又南北考之，天见者亦一百八十二度半强。是以知天之体圆如弹丸，南北极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强也。而陆绩所作浑象，形如鸟卵，以施二道，不得如法。若使二道同规，则其间相去不得满二十四度。若令相去二十四度，则黄道当长于赤道。又两极相去，不翅八十二度半强。案绩说云：'天东西径三十五万七千里，直径亦然。'则绩意亦以天为正圆也。器与言谬，颇为乖僻。“然则浑天仪者，其制有机有衡。既动静兼状，以效二仪之情，又周旋衡管，用考三光之分。所以揆正宿度，准步盈虚，求古之遗法也。则先儒所言圆规径八尺，汉候台铜仪，蔡邕所欲寝伏其下者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