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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80年，我们才从《星期天时报》上读到了斯大林的儿子、雅可夫的死因。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人俘虏，与一群英国军官关在一起，并共用一个厕所。英国军官不满意斯大林的儿子把厕所并得又臭又乱的恶习，不满意他们的厕所被大便弄得很脏，尽管这是世界上最有权力者的儿子的大便。他们提醒他注意此事，把他惹火了。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他注意，让他把厕所弄干净。他发怒，吵架，动武，最后诉诸集中营的长官，希望长官主持公道。但那位高傲的德国人拒绝谈论大便的问题。斯大林的儿子不能忍受这种耻辱，用最吓人的俄国脏话破口大骂，飞身扑向环绕着集中营的铁丝电网。他扑中了，身体被钉在电网上，再也不会把英国人的厕所弄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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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儿子有一段艰难岁月。所有的证据表明，他父亲杀害了给他生这个孩子的女人。于是，小斯大林既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他父亲被尊崇得如同上帝），又是上帝的弃儿。人们从两重意义上都怕他：他加害于人，可以是因为震怒（毕竟，他是斯大林的儿子），也可以是出于喜爱（父亲会惩罚弃儿的朋友从而达到惩罚他的目的），
遗弃和特权，幸福与痛苦——没有谁比雅可夫感受得更具体，这对立的两面是如何交替，从人类存在的一极到另外一极，其间距离是如何短促。
战争一开始，他成了德国人的阶下囚，另一些囚徒属于冷漠傲岸和不可理解的民族，总是出自内心地排斥他，指责他的肮脏。他，作为肩负着最高级戏剧性的人，能忍受这种不是为了崇高的东西（上帝与天使范围内的东西），而是为了大便的评判么？难道最高级与最低级的戏剧是如此令人晕眩地逼近么？
令人晕眩之近？太近会引起晕眩？
会的。当北极近到可以触到南极，地球便消失了，人会发现自己坠入真空，头会旋转，导致他倒下。
如果遭受遗弃与享有特权是一回事，毫无二致，如果崇高与低贱之间没有区别，如果上帝的儿子能忍受事关大便的评判，那么人类存在便失去了其空间度向，成为了不可承受的轻。当斯大林的儿子朝电网跑去，将自己的身体投向电网时，这架电网在失去度向的世界里被无边无际的轻所承托，象天平的秤盘，遗憾可悲地升向空中。
斯大林的儿子为大便献出了生命。但是为大便而死并非无谓牺牲。那些为了向东方扩充领土而献身的德国人，那些为了向西方扩展权势而丧命的俄国人——是的，他们为某种愚昧的东西而死，死得既无意义，也不正当。在这次战争总的愚蠢中，斯大林儿子的死是唯一杰出的形而上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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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的时候，曾翻阅过专给孩子们看的那种《旧约全书》，书上有多雷的木刻插画。我看见上帝站在云上，是个有鼻子有眼还有长胡须的老人。我总是想，如果他有嘴，就得吃东西，如果他吃东西，就得有肠子。这种想法总使我害怕。尽管我出生于一个不太信宗教的家庭，我感到有关神的肠子的想法是在褒渎神明。
我，一个没有受过任何神学训导的孩子，很自然，会抓住上帝与大便不能共存这个事实，来怀疑基督教人类学中的基本论点。就是说，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吗？二者必居其一：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上帝就有肠子！——或者说上帝没有肠子，人就不象他。
古老的诺斯替教与我五岁时的想法是一致的。早在二世纪，伟大的诺斯替教派大师瓦伦廷解决了这个该死的两难推理，声称：“基督能吃能喝，但不排粪。”
与其说粪便是邪恶的，倒不如它是—个麻烦的神学问题。自从上帝给人以自由，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接受这种观念：他无须对人的罪过负责，然而作为人的创造者，他对人的粪便应负完全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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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四世纪，圣哲罗姆完全否定了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做爱的说法。另一方面，九世纪伟大的神学家埃里金纳则接受这一观点，并且还相信，亚当的男性器官只要主人愿意，就可以象臂或腿一样举起。我们不能将这一设想，当作男人害怕阳萎的寻常旧梦而随意打发。埃里金纳的观点有不同的意义。如果认为靠简单命令的方式就可以使阴茎勃举，阴茎的勃举不是由于我们亢奋，而是我们的命令使然，那么世界上就没有性亢奋的位置。这位伟大的神学家发现与天堂不能共存的，并非性交及其随之而来的愉悦，他发现与天堂不能共存的是性亢奋。记住：天堂里有愉悦，但没有亢奋。
埃里金纳的论点抓住了有关粪便助神学辩解要害。只要人获准留在天堂，他或者（象瓦伦廷的耶稣）根本不排粪，或者（看来更有可能）不把粪便看成令人反感的东西。直到上帝把人逐出天堂，他才使人对粪便感到厌恶。人才开始遮羞，才开始揭开面罩，被一道强光照花双眼。于是，紧接着厌恶感的取得，人的生活中又引进了性亢奋。如果没有粪便（从这个词的原义和比喻意义来看），就不会有我们所知道的性爱，以及伴随而来的心跳加快、两眼昏花。
在我小说的第三章里，我讲到了萨宾娜半裸着身子，头上戴着圆顶礼帽，同穿戴整齐的托马斯站在一起。当时我有些事没来得及提到。她从镜子里看到自己时，因为她的自我亵渎而亢奋。她忽发奇想，似乎看到托马斯戴着圆顶礼帽，正使自己坐在抽水马桶上并看着自己排粪。她的心突然剧跳起来，几近昏晕的边缘。她把托马斯拖倒在地毯上，立刻发出了性高潮的叫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