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爬着。他似乎是在一条混凝土管道里爬着，不，说是管道又不是管道，而似乎是隧道，两边戳出来的钢筋有时会钩住他，而且恰恰碰到脖子右侧的疼处。他胸部贴着地面爬，而感到最沉重的就是迫使他贴向地面的这躯体的分量。这分量远远超过他的体重，他不习惯这样的重荷，简直被压扁了。一开始他以为是混凝土从上面压迫着他，原来不是，这是他的身体那么沉重。他感觉到身体的分量，拖动它就像拖一袋废铁。他心想，这么重恐怕是站不起来的，但主要的是，得先爬出这条管道，哪怕喘一口气，哪怕看看亮光也好。可是管道长得不得了，简直是没有尽头。

　　这时某人发出了一个声音，但也可以说不是声音，而只是传达出来的思想罢了，命令他向旁边爬。“既然那是墙壁，我怎能往那里爬呢？”他心想。然而，要他向左边爬的这道命令同拐地的身体压扁的那份重量一样无情。他吟了一声就开始爬，随后又往有边爬，这都像刚才往前那么爬。沉重的感觉依然如故，既看不见光亮，也望不到尽头。他刚刚对这边有点适应了，那个清晰的声音马上又命令他向右转，而且要快些。于是他两肘和两脚一齐努力，尽管右边是穿不透的墙壁，他还是爬去，而且还似乎有点名堂了。他的脖子老是被挂住，疼痛传到了头顶。一生中他还从未落得这般狼狈不堪，而要是爬不到头，就这样死去，那是再冤不过的了。

　　但是，他的两腿忽然变轻了，像充了气似的，而且开始悬浮，轻飘飘的，不过胸部和脑袋依然贴在地上。他仔细听了听——没向他发出任何命令。这时他想：“总算能够出得去了：让两腿先伸出管道，身体紧跟着向后退，岂不也就爬了出去。”于是，他当真向后蹭去，两手撑起身体（不知哪儿来的力气？），跟在两条腿后面往洞口外面钻。洞口很窄，但主要的问题是，全身的血都在往头上涌，这时他想，脑袋要炸开了，必会死在这里。不过，他两臂再稍稍一撑，虽然浑身都被挂破，毕竟还是钻出来了。

　　他发现，自己处在某个建筑工地的大管子上，只是看不见哪儿有人，显然都下班了。周围是一片泥泞，肮脏不堪。他坐到管子上歇息，发现旁边坐着一位姑娘，这姑娘身穿污迹斑斑的工作服，没戴帽子，麦秆色的头发披散着，既没别小梳子，也没别发卡。姑娘并不看他，只是那么坐着，但他知道，这姑娘是在等着问她。起先他吓了一跳，而后来明白了，对方更为怕他。他根本没有谈话的兴致，但对方显然在等他问什么，于是他问道：

　　“姑娘，你母亲在哪儿？”

　　“不知道，”姑娘回答说，眼睛望着自己的脚下，一边咬着指甲。

　　“怎么会不知道？”他有点生气了。“你应该应遵。他应该坦白交代。应该把事实真相统统写出来…你为什么不吭声？我再一次问你——你母亲在哪儿？”

　　“我正想问您呢，”姑娘看了他一眼。

　　她看了他一眼，于是他发现那姑娘有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他即刻打了个寒噤，想起好几件事情，并且不是一件一件想到的，而是同时想到的。他想到，这姑娘是冲压工格鲁莎的女儿，而格鲁莎是由于议论和攻击人民领袖才被关进监狱的。格鲁莎的这女儿在给他送去的表格上隐瞒了此事，他把她叫去，威胁说要为填表弄虚作假的事将她法办，于是她服毒自杀了。她是服毒死的，但此刻根据头发和眼睛来看，他猜想她是淹死的。他还猜想这姑娘已知道他是谁了。他还想到，既然这姑娘已经淹死了，而他还跟她坐在一起，那就是说，他自己也死了。这一惊倒使他浑身冒汗。他擦了擦额头，对她说：

　　“可真够热的了！你知不知道在哪儿可以喝点水？”

　　“那边，”姑娘把头一摆。

　　她让他看的是一只木盆或木箱，里面盛满了已经发臭的雨水，还混有变得绿乎乎的泥浆。这时他又一次想到，当初她正是喝了好多这样的水，而现在要他也喝个够。不过，既然她有这样的打算，那岂不是说他还活着？

　　“这样好了，”他灵机一动，想摆脱她。“你去给我把工地主任叫来。对了，让他顺便为我带双靴子来，否则我怎么走路呢？”

　　姑娘点了点头，从管子上跳下去，踩着泥水啪啦啪啦走去，还是那么披散着头发，身穿工装裤，足登长筒靴，跟工地上上工的姑娘装束一样。

　　他渴得实在受不了了，决定就喝这盆里的水。心想，只喝一点点，问题不大。他从管子上下来了，而且不无惊奇地发现，在泥泞的脏水里走一点也不滑。脚下的土地似乎没有根基，周围的一切也都虚无缥缈，远处什么也看不见。他本可以就这么往前走，但忽然大吃一惊：一张重要的纸丢了。他立刻把所有的口袋都掏了一遍，但比手的动作更快的是，他马上意识到，那张纸的确丢了。

　　他当即吓慌了神儿，因为在目前的形势下这种东西是不能让一般人看到的。否则，对他来说，会范起很大麻烦。他立刻意识到是在从管道里往外钻的时候丢失的。他急忙往回走。但找不到那个地方。他完全不认得那地方了。任何管子也没有。倒是有不少工人来来往往。这就更糟，因为有可能被他们捡去！

　　工人们都是他不认识的年轻人。一个穿电焊工帆布上衣。肩上有护片的小伙子停下来望着他。他为什么那样瞧呢？莫非他捡到了？

　　“喂，小伙子，你没有火柴吗？”鲁萨诺夫问道。

　　“你又不抽烟，”电焊工答道。

　　（他们全知道！是从哪儿知道的呢？）

　　“我要火柴有别的用处。”

　　“有什么别的用处？”电焊工注视着他。

　　的确，他回答得多么愚蠢！这属于破坏分子的那种典型的回答。他们会把他拘留起来，在这一期间还会找到那张纸。而他之所以要火柴，原来就是为了把那张纸烧掉。

　　小伙子愈来愈走近他，鲁萨诺夫预感到不妙，慌了手脚。小伙子直盯着鲁萨诺夫的眼睛，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说：

　　“叶利昌斯卡妞似乎是有意把自己的女儿托付给我，根据这一点我断定她知道自己有罪，并且在等着被捕。”

　　鲁萨诺夫浑身发抖：

　　“您怎么知道的？”

　　（他只是这样问罢了，其实心里明白，这小伙子刚刚看过他的那张纸：刚才那句话同纸上一字不差！）

　　但是电焊工什么也没有回答，径自走了。鲁萨诺夫十分焦急！很显然，他的告密信就在这儿附近，应当尽快找到它，尽快！

　　他似乎是在一些墙垣之间闯来闯去，拐来拐去，心早就跑到了前面去，可是两条腿跟不上，腿动得太慢了，真是毫无办法！但总算看到一张纸！他立刻想到，这准是它。他想向它跑过去，可是两腿却动也不动。于是他趴下来，主要靠胳膊推动身体向那张纸爬去。但愿别被别人先抢去！但愿别人别跑在前头，别被别人抢走了！快了，快到了……终于，他抓住了那张纸！是它！！可是手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连撕掉它的力气都没有，他肚皮贴在地上休息一会儿，而那张纸就压在身下。

　　这时有人在推他的肩膀。他决定头也不回，不放开身下的那张纸。可是推他推得很轻柔，这是一只女人的手在推。这时鲁萨诺夫猜到了，正是叶利昌斯卡妞本人。

　　“我的朋友！嗅，我的朋友！请告诉我，我的女儿在什么地方？”她声音柔和地问道，想必是俯身紧贴着他的耳朵。“您把她弄到哪里去了？”

　　“她呆在一个好地方，叶连娜·费奥多罗夫娜，您放心好了！”鲁萨诺夫回答说，但头并没转向她。

　　“究竟在哪儿呢？”

　　“在儿童收容所。”

　　“在哪个儿童收容所？”她并不是审问他，不过声音听起来是十分忧郁的。

　　“这我倒是真的不知道。”他的确想告诉她，可是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不是他亲自送去的，况且从那儿又有可能转送到别处去。

　　“是不是还用我的姓呢？”她在他肩后提问，声音听起来可说是温柔的。

　　“不是，”鲁萨诺夫流露出同情。“有过那种规定：必须换一个姓。与我毫无关系，是那样规定的。”

　　他躺在那儿回想，当初他对叶利昌斯基夫妇甚至可说是有过好感。他跟他们没有任何冤仇。如果说他不得不告那老头儿的密，纯粹是由于丘赫年科要求他那样做，因为叶利昌斯基碍丘赫年科的事。老头入狱以后，鲁萨诺夫出于真心照顾他的妻子和女儿，就在叶利昌斯卡妞意识到自己即将被捕的时候，她把女儿托付给鲁萨诺夫了。至于后来怎么会弄得他还写了告发她的信，他记不起来了。

　　现在，他从地上回过头去，想看她一眼，可是她已不在那儿，连影子也没有（她不是死了吗，怎么会在这儿呢？），可就在这时，他的脖子，右侧里面，感到强烈的刺痛。于是，他把头放平，继续趴着。他需要休息一下，他太累了，从来没这么疲劳过！浑身酸痛。

　　他好像躺在煤矿的一条坑道里，但他的眼睛已经习惯于黑暗，发现身旁地上有一架电话，上面洒了一些无烟煤的碎屑。这可使他极为惊讶——这里怎么会有市内的电话机？莫非它真的能与城里挂通？要是这样，就可以打电话叫人给他送点喝的来了。当然，来人把他送到医院里去就更好。

　　他摘下听筒，可是听到的不是拨号音，而是既爽朗又干脆的声音：

　　“是鲁萨诺夫同志吗？”

　　“是，我就是，”鲁萨诺夫马上振作了起来（他似乎一下子就感觉到，这声音来自上面，而不是下边）。

　　“请到最高法院来一趟。”

　　“最高法院？是！马上就来！好的！”他已准备把听筒搁好，突然想起来了：“对不起，是到哪个最高法院——旧的还是新的？”

　　“新的，”对方冷冷地回答。“快点来。’宁是电话挂断了。

　　他想起了有关法院人事更动的一切！骂自己不该主动拿起了听筒。马图列维奇不见了……克洛波夫不见了…还有贝利亚也不见了！唉，这世道！

　　既然叫去，那就得去。他本来是没有力气爬起来的，但因为要他去，那他就不得不起来。他四肢用力，身子稍稍抬起了一点，又趴倒了，像一只尚未学会走路的牛犊。诚然，他们没给他规定具体的时间，但是说了“快点来”！他终于扶住坑道壁，站了起来。就这样，他迈着虚弱无力的两腿，晃晃悠悠地往前走，手始终扶着坑道壁。不知为什么脖子右侧又疼了起来。

　　他一边走一边想：难道真的要审判我？难道会这么残酷无情：事隔那么多年还要审判我？唉，这次法院的大换班！不会有什么好兆头！

　　有什么办法呢，尽管他对最高司法机关十分尊重，出于无奈，也只得在那里为自己辩护。他是敢于为自己辩护的！

　　他会对他们这样说：判决不是我作出的！审问也不是我主持的！我只不过提供了一些有关嫌疑的信息。如果我在公共厕所发现报纸的残片上有被撕毁的领袖像，我有责任把这残片送到有关部门去，并提供信息。而摆在侦察部门面前的任务，就是要调查核实！也许这是偶然的，也许这不是那么回事。侦察的目的就是为了查清事实！而我只不过是履行了普通的公民职责。

　　他会对他们这样说：所有这些年头里，重要的事情是整顿社会！从思想上整顿！这就非把社会加以净化不可。而要净化社会就缺少不了那些不嫌胜的人。

　　这些理由在他心中越翻腾，他就越感到怒火中烧，而且越想尽快倾吐出来。这时他甚至希望快点走到，快点被叫去，他可以冲着他们理直气壮地说：

　　“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做过！你们为什么偏偏审问我？这事谁没参与？要是没提供过帮助，怎么竟保住了自己的职位？！……古宗？他岂不自己吃了官司！”

　　他处在一种十分紧张的状态，仿佛已经大喊大叫了一通，但随即发现自己根本没喊，只是喉咙肿胀了起来。而且疼痛。

　　他似乎已不在坑道里，而是就在走廊里走，有人在后面叫他：

　　“帕什卡！你怎么啦，病了吗？怎么连步子也迈不动了？”

　　他打起了精神，走路似乎也像一个健康人了。他回过头去，看谁在叫他，原来是兹韦涅克，身穿突击队制服，腰束武装带。

　　“你到哪儿去，扬兹韦提克？”帕维尔问道，同时感到惊奇：为什么他如此年轻。就是说，当年他是很年轻的，可是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多少个年头？

　　“能到哪儿去呢？还不是跟你一样，到调查委员会去。”

　　“什么调查委员会？”帕维尔在想。他好像是被叫到另一个地方去的，但怎么也想不起究竟是什么地方。

　　他跟上兹韦涅克的步伐，和他一起走得很快，精神抖擞，朝气勃勃。他感到自己还不满20岁，是个单身小伙子。

　　他们经过一个很大的办公厅，里面有许多办公桌，坐在那里办公的是一些知识分子，其中有打着领带的老会计，蓄着神甫式的大胡须；有翻领钮绊上别着铆头徽章的工程师；有贵妇式的老女人；有浓妆艳抹、裙子短到膝盖以上的妙龄女郎打字员。他和兹韦提克清晰地踏着4只靴子的脚步一走进去，所有这30来个人就都把股转向他们，有的微微欠身，有的坐着哈腰，大家都目送着他们，每一个人脸上都神色惶惶，而帕维尔和扬兹韦涅克却十分得葛。

　　他们走进隔壁的房间，跟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握手问好，然后坐在桌旁，文件夹则放在红色台布上。

　　“那就放人进来吧！”主席文卡吩咐道。

　　开始放人了。第一个进来的是冲压车间的格鲁莎阿姨。

　　“格鲁莎阿姨，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文卡感到奇怪。“我们是在清洗机构，而你来做什么？怎么，你是钻进机构里的吗？”

　　大家都笑了起来。

　　“唉，不是这么回事，”格鲁莎阿姨并不着急。“我有个女儿还没长大，得把她安置到幼儿园里去，行吗？”

　　“好吧，格鲁莎阿姨！’加维尔大声说。“你写个报告，我们来设法安置。你的女儿，我们一定会安置的！可现在你别干扰，我们马上就要清洗知识分子了！”

　　他伸手去取玻璃瓶，想倒点水喝，可是瓶子是空的。这时，他向邻座的人点点头，示意他把桌子另一头的玻璃瓶递过来。瓶子递了过来，但那也是空的。

　　他口渴难忍，喉头像着了火似的。

　　“喝水！”他请求道。“喝水！”

　　“马上就来，”汉加尔特医生说。‘喝上就会给您送水来。”

　　鲁萨诺夫睁开了眼睛。她坐在他身边的床上。

　　“我床头柜里有糖渍水果，’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声音微弱地说。他浑身发冷、关节疼，脑袋里略略地敲个不停。

　　“好吧，我们这就给您倒糖渍水果，”汉加尔特的两片薄薄的嘴唇露出了微笑。她亲自打开了床头柜，取出一瓶糖渍水果和一只玻璃杯。

　　窗外想必洋溢着夕阳的光辉。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斜着眼睛在看汉加尔特倒糖渍水果，提防她偷偷撒进毒药什么的。

　　酸甜的糖渍水果沁人心脾。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躺在枕头上从汉加尔特手中把一杯都慢慢吃了下去。

　　“今天我觉得很不舒服。”他诉说道。

　　“还算不错，您顶过来了，”汉加尔特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只不过因为我们给您加大了剂量。”

　　新的疑虑刺痛了鲁萨诺夫。

　　“怎么，每一次你们都要加大剂量吗？”

　　“以后每次就打这么多。您会习惯的，习惯了以后就不那么难受了。”

　　然而，颌下的肿瘤依然像个蛤蟆似的趴在那里。

　　“那么最高法…”他欲问又止。

　　他已经闹糊涂了，分不清什么是梦吧，什么是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