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常常表现得匆忙而又慷慨豁达。它往往不假思索地急于放弃许多东西，譬如，放弃“苦役刑”这个词。其实，这个字眼儿很好，沉甸甸的啊！它可不能和什么半吊子的“强制劳动所”或模棱两可的“劳动改造营”之类的词同日而语。从高高的法官席上掷给被判刑人的“苦役刑”这个词，有如刚刚往下落的斩首机，在审判庭上就已经足以打断他的脊梁骨，足以粉碎他的一切希望了。“政治苦役犯”这个词令人毛骨悚然，它甚至使其他囚犯，使那些不是政治苦役犯的人，一听到它就不禁暗自想：看，这些人才是真正杀人越货的家伙呢！（这里也表现了人类的一种怯懦的自我解脱的本性。人总是设想自己还不是最坏的人，还没有处于最坏的境况。政治苦役犯的衣服上是缝着号码的！那，当然，是些十恶不赦的罪犯喽！咱们身上就没给挂上号码嘛！……别忙，会给你挂上的！）

斯大林非常喜爱一些旧字眼。他记得：有些国家就是靠这些字眼维持了几百年。因此，他就在没有任何无产阶级需要的情况下，把过去在匆忙中砍掉的一些词——“军官”、“将军”、“经理”、“最高的”等等——都像接技似地—一接活了。到了一九四。三年四月，当斯大林觉得他座下的马车已经把他拉上山顶的时候，他就在二月革命宣布废除苦役刑之后的第二十六个年头毅然恢复了苦役刑。斯大林格勒大战役的人民胜利给普通公民带来的第一批胜利果实，就是关于铁路军事化的命令（实际上就是让军事法庭审判孩子和妇女们），以及在一天之后（四月十七日）发布的关于实行苦役刑和绞刑的命令。（绞架也是古代留下来的一种很好的设置；手枪只是“砰”的一响，怎么能和绞架相提并论呢？！绞架可以拖长死亡的过程，可以同时向一大群人昭示死亡的一切细节呀！）从那时起，各次胜利都把一批批新的在劫难逃的人们赶去服苦役刑，或者送上统架——起初是从库班河畔和顿河畔赶去，接着便是从德聂伯河东岸乌克兰地区，从库尔斯克、奥勒尔、斯摩棱斯克等地区。军事法庭紧跟着苏联军队来到。有些人在当地就被绞死，另一些人被送到新设立的苦役劳改点去。

这类苦役劳改点中最早的一个，显然是建立在沃尔库塔的第十七号矿井（很快便在诺里尔斯克、杰兹卡兹甘等地也都建立起来了），当局几乎毫不掩饰自己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政治苦役犯弄死。这是公开的杀人场，等于希特勒德国的窒息汽车。不过，这里按照古拉格的传统把死亡时间拖长了，这是为了延长那些在劫难逃者的痛苦，而且要他们在死前多干些活儿。

苦役犯通常被安置在一些七米宽二十米长的北方常见的帐篷里。把帐篷用木板围起来，木板和帐篷中间填满锯末，这样，帐篷就成了某种简易工棚。原定每间帐篷里，如果睡“小车厢”的话，可以往八十人，睡通铺就住一百人。可是，政治苦役犯则是每间住二百人。

但这可不是硬挤！这叫做居住面积的“合理利用”。给政治苦役犯们规定的是两班制的十二小时工作日，没有休假。因此，不论什么时间总是有一百人在劳动，只一百人在工棚。

劳动时，囚犯们由携带军犬的警卫队包围着。如果看守人员不懒，就随手打他们几下。要想使他们振作精神的话，就用冲锋枪托干。在往返营区的路上，押解队的大兵一高兴就可以用冲锋枪朝苦役犯队伍扫上一梭子弹，谁也不会为了被打死的人去追究士兵的责任。筋疲力尽的政治苦役犯的队伍，从老远处就可以看出与普通囚犯的队伍迥然不同———它显得那么忧伤、迷们，步履是那么艰难、沉重。

说起劳动的十二个小时，真可说是度日如年（在诺里尔斯克那种北极地区的、凛冽的北风中，在纷飞的大雪中，他们用手敲打粗石。十二小时之间仅有十分钟可以取取暖）。规定的十二小时休息时间，也安排得尽可能地荒谬。在这十二小时里，他们被带到一个隔离区，又带到另一隔离区，要站队，要搜身。进入居住区后立即被塞进永远不通风的帐篷——没有窗户的工棚里。工棚立刻上锁。冬天，工棚里酸臭潮湿的空气变得越来越浓，不习惯的人简直连两分钟都呆不下去。对政治苦役犯来说，这居住区比劳动区更加难以忍受。去厕所、食堂、卫生所？那是根本不允许的！这些都通过马桶或者送饭窗口来解决。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时期，斯大林设立的苦役刑就是这个样子：它把劳改营里最坏的东西同监狱里最坏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了。

契柯夫的作品证明，沙皇时代的苦役刑还远远没有这么多发明创造。当年关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萨哈林）监狱的政治苦役犯们，不仅昼夜任何时候都可以到院子里和去厕所（那里甚至完全不用马桶！），而且整个白天可以随时去市里！所以，“苦役刑”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总该“物归其主”嘛！）还得算斯大林最了解。

在政治苦役犯的十二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里，他们要经过早晚两次点名。这可不像普通犯人点名那样单纯地数数人头，而是一丝不苟地一个一个地点名。每队一百名政治苦役犯，被点到的人必需一昼夜两次毫不含糊、毫不迟疑地大声回答出自己的号码、自己那令人厌恶的姓、本名和父名、出生年和出生地、所犯法律条文、刑期、判决机关和满刑日期。其他的九十九人则不得不每昼夜两次忍着痛苦恭听这一切。在这十二个小时里还有两次分发食物：经过送饭窗口分发大碗饭，再经过送饭窗口把碗收回去。任何政治苦役犯都不得在伙房劳动，也没有资格抬饭桶。这类服务工作全由刑事惯犯担当，而刑事惯犯对政治犯的抢劫、盘剥越是残酷无情，他们自己就会过得越舒服，越能博得苦役营主人的欢心。在这里，在盘剥压迫触犯刑法第五十八条的囚犯这一点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利益总是同刑事犯罪分子的利益一致的。

政治苦役犯还要受到饥饿的折磨。但是，因为一切报表单据都不必留作历史的见证，所以，报单上还有照样写着：政治苦役犯可以领到“矿工菜”和“奖励菜”补助。这些东西本来就少得可怜，还要经过三层偷窃和盘剥。所有这些也都要经过送饭口和一整套繁琐程序才能得到：要逐个点名，要拿菜票换大碗，等等。等到终于可以躺在铺板上睡一觉的时候，送饭口又打开了，又叫名字：开始发第二天的菜票（普通犯人不必操心菜票的事，他们是由队长把菜票领来，一起交给伙房的）。

就这样，名义上十二个小时的在囚室的空闲时间，最多不过剩下四个小时能够安静下来睡一觉。

此外，当然，政治苦役犯是领不到任何现钱的。不论是寄给他们的邮包还是信件，他们也都无权接受。（在他们那被弄得昏昏沉沉、嗡嗡响的头脑里，不应该保留关于过去的狱外生活的半点记忆。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北极地区的黑夜中，除了劳动和这间工棚之外，大地上的一切都不应该在他们脑海里存在。）

由于这一切，政治苦役犯们大都很顺利地垮掉，很快地死去。

沃尔库塔劳改营的第一张字母表名单上共有二万八千人（犯人都按俄文字母表分字母编号。字母表上共有二十八个字母，每个字母从一号编到一千号），所有这二万八千名政治苦役犯在一年之内就全部“入土”了。

使人感到奇怪的，倒是为什么没有在一个月之内都死去。

在诺里尔斯克，常有火车开到隔离区来为第二十五炼钴厂起运矿石。这时，政治苦役犯们就躺到火车轨道上以求快些结束这一切。大约有二十几个人绝望之余逃进了冻土地带，但他们还是被飞机发现并打死了。他们的尸体就堆垛在囚犯们早晨分班派工的地方。

沃尔库塔的第二矿井有个女苦役犯劳改点。女苦役犯们的号码是缝在后背和头巾上的。她们不仅要参加所有井下劳动，而且还……而且还超额完成计划！……

不过，我已经听到祖国同胞和同时代的人们向我发出愤怒的喊叫了：你住口吧！你讲的都是些什么人的事呀？！不错，正是为了让他们死绝才监禁他们的！而且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是些叛徒、伪警察、伪市长！就应该这样对待他们！你大概是心疼他们吧？（如果是这样，你也清楚，那对你的批评可就会超出文学范围而必须由某些机关来处理了！）我还仿佛听到一些妇女的声音对我喊：“那里关的妇女都是曾经给德国鬼子当褥子的！”（我没有夸大吧？不是确实有一些我国的妇女把另一些我国的妇女叫做褥子吗？）

我满可以像现在揭发个人迷信现象那样给予简单的回答，这对我来说是最省事的，就是，讲几个被判处苦役刑的特殊事例。例如，讲讲三个女共青团员志愿兵的事。她们曾驾驶轻型轰炸机去执行轰炸任务，但中途害怕了，没敢去轰炸敌军目标，而是把炸弹扔在荒野后就安全返航了。她们向上级报告说完成了任务。可是，后来，其中一个女孩子受到了共青团员的良心的谴责，把真情向本部队的共青团小组长（也是一个女孩子）汇报了。而小组长当然立即汇报了“特别处”，于是三个姑娘都被判二十年苦役刑。讲完这类事例之后，便义正词严地喊一声：看，斯大林的独断专行处罚了一些多么忠诚的苏联公民呀！然后就再不需要为独断专行本身而愤慨，只须慨叹那些使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们遭受无妄之灾的、现在幸而已经全都得到纠正的错误了。

但是，如果不把问题的深刻性全部揭示出来，我总觉得于心有愧。

就先谈妇女吧。我们知道，妇女现在是得到解放了。不错，还没有解除她们的双重劳动，但她们总算不再受宗教婚姻的束缚，摆脱了社会歧视的重压，不再受卡巴诺娃那一套了吧。但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假如我们还认为妇女们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和个人就是犯了反爱国主义罪行和刑事罪，这岂不等于我们又为她们准备了一套比卡巴诺娃更坏的东西吗？况且，整个世界文学（在斯大林之前）不是都在歌颂摆脱了民族界限、摆脱了将军们和外交家们的意图的爱情自由吗？而我们却在这个问题上也接受了斯大林的标准；没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女人不得与男人相逢相识，女人的身体首先是祖国的财产！

首先，让我们看看这些妇女是些什么人吧。看看她们不是在战场上同敌人相逢，而是在被窝里相逢的时候，她们才有多大年纪？大概总不过三十岁，甚至不过二十五岁吧。也就是说，这些人是从孩提时期就接受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教育的，是在苏维埃学校里接受苏维埃思想教育成长起来的！那么，我们岂不是在为自己亲手培育的果实而感到愤慨吗？这些女人中间，有些女孩子这样作是因为深深铭记住了我们曾在十五个年头中无休止地叫喊过的一句话：没有任何祖国！“祖国”只是一种反动思想的臆造！第二种女孩子可能是因为对于我们的小会、大会、游行示威、没有接吻镜头的电影、没有拥抱的舞蹈等清教徒式的乏味生活感到厌倦了吧。还有一些人可能只是被男人的殷勤、周到、外貌上的一些细节和他们追求女人的某些本领所征服了，而这些也恰恰是我们那些完成五年计划的小伙子们和伏龙芝军官学校培养出来的指挥员们所缺乏的。第四种人则可能仅仅是为了摆脱饥饿。是的，由于原始的、动物的饥饿，也就是说，因为她们没有东西填饱肚子。第五种人，也许，只是因为看到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能免于一死、拯救自己的亲人、免于同他们分离吧。

我曾经到过勃良斯克州的斯塔罗杜布市，那是在敌人刚刚撤走的时候。人们告诉我：曾经有一支马扎尔人（匈牙利人）的卫戍部队在这里驻扎了很长时间，防备游击队攻城。后来，一声令下，这支部队要调防到别处去了。于是，就有几十个当地的妇女，不顾羞耻，跑到火车站去送别那些侵略者，而且她们竟是那么号陶大哭，据一个刻薄的鞋匠说，“连送她们自己丈夫上前线的时候都没有哭得那样伤心”！

几天之后，苏军军事法庭来到了斯塔罗杜布市。当然喽，它不会把告密者的话当耳旁风的。免不了有几个哭送过马扎尔士兵的妇女被送到沃尔库塔的第二号矿井去。

可是，请问，同胞们和同时代的人们，这究竟是谁的罪过呢？谁的罪过？是这些女人的罪过吗？还是我们的，我们全体同胞和当代人的罪过？我们自己到底是怎么搞的呢？为什么使得我们的妇女们竟然离开我们而扑进了占领军的怀抱？这难道不是我们所付出的无数代价中的一种吗？由于我们仓促地选定了那条道路，由于我们不回顾过去的损失，也不展望将来，而在杂沓纷乱中沿着那条道路走了过来，我们不是正在付出，而且今后很长时期还要继续付出这一类代价吗？

或许，对这些妇女和姑娘应该给以道义上的谴责（但也总得听听她们的申诉吧！），或许应该尖刻地嘲笑她们一番。但是，为了这些事就应该判她们苦役刑吗？该把她们送到北极地区的杀人场去吗？

“可那是斯大林送去的！是贝利亚干的！”

很抱歉，不对！那些遣送她们的、羁押她们的、打死她们的人们目前还呆在退休人员委员会里，并且还在监视着我们社会的道德发展情况！而我们自己呢？我们听到“给德国鬼子当褥子”这样的话时，不也只是会心地点点头吗？我们至今仍然认为这些妇女有罪，这一点对我们来说甚至是更加危险的，比她们当年坐牢本身还要危险。

“好，就算是这样吧。可是那些男人们总是罪有应得吧？！他们是祖国的叛徒，是社会的叛徒！”

这里也还是能够设法开脱的。可以提醒人们（而且这是事实）：那些主要罪犯们，当然不会留在当地坐等我们的军事法庭和绞刑架到来。他们千方百计逃往西方，而且许多人确实逃掉了。我们的惩罚性侦查机关是靠了一些羔羊才凑满它的任务数字的。邻居的告密在这里起了很大作用：“不知为什么他家里住过德国鬼子。为什么德国人偏喜欢他家呢？”“那个家伙用自己的雪橇给德国鬼子运过干草。直接通敌！”

当然，可以大事化小，或者是把这一切都推到个人迷信上去：确实有过过火的地方，可现在全都改正了。现在一切正常！

好吧，那我就“一不做，二不休”了。

那么，教师们呢？当时教师们同他们的学校和学生一起统统被仓皇后退的我国军队所抛弃，有的抛弃一年，有的两年，有的竟达三年之久。由于领袖人物的昏庸，由于将军们的无能，弄到了如此地步，叫这些教师们怎么办呢？他们应该教育还是不该教育自己的学生呢？让孩子们怎么办呢？我指的不是那些已经达到十五周岁并可以靠自己劳动维持生活或能去参加游击队的孩子，我是问小孩子们该怎么办？他们应该学习还是该像公羊似地闲逛上两三个年头，从而为最高统帅的错误赎罪呢？既然老爷子没给我买棉帽子，我就应该让耳朵冻着，是这样吗？……

不知道为什么，不论在丹麦、挪威、比利时，还是在法国，这些事都没有成为问题。那里的人们并没有认为被各种情况所迫或被本国的不明智的统治者轻易地送到德国人政权统治下的人民，现在就根本不该活下去了。那里的学校在德军占领期间曾照常上课，铁路曾照常通车，还曾有过地方自治机构。

所以，总是有些人（当然是他们喽，绝不是我们！）的脑筋被转了个一百八十度。因为在我们这里，学校的教师们往往会收到游击队偷偷送来的条子：“绝对不许你上课！否则将来跟你算帐！”而你如果在铁路上做工，反简直就是与敌人合作了。至于地方自治，那更是大逆不道的叛国行为。

谁都知道，小孩子一旦脱离了学习，很可能以后就无法再学习。那么，如果那位各时代、各民族的英明战略家失算了，在这种情况下，青草是该继续生长还是该枯萎掉？教师应该继续教孩子们念书，还是应该暂时不教呢？

当然，为了教孩子们念书，就得付出一些代价。就得从学校里把留着八字胡髭的人的像片拿掉，并且，也许还不得不挂上留着鼻下小胡子的人的像片。枫树晚会不能按苏联的习惯在新年举行了，要改在圣诞节举行，而且在这种晚会上（还有在帝国的别的什么纪念日仪式上，反正不是在庆祝十月革命节的仪式上）校长还必须致辞颂扬新的美好生活，尽管实际生活十分糟糕。但是，要知道，在这之前校长不也是常常致辞颂扬美好生活吗？那时的实际生活也是很糟糕的呀！

也就是说，从前不得不昧着良心对孩子们撒谎的情况比这时还要厉害得多呢，因为那时有足够的时间让那些谎言固定下来，并且在教学法专家和教育视察员们的精心设计下使谎言渗透到教学大纲里去。那时候在每一节课上，不管是否合适，也不管是讲昆虫躯体结构还是讲从属连接词，都必须对上帝踢上一脚（哪怕你自己是信奉上帝的），都必须不放过机会来歌颂我们无限的自由（尽管你实际上由于担心夜里的叫门声而睡眠不足）。不管你是在朗诵屠格涅夫的诗篇，还是正用教鞭指出地图上的第聂伯河流，你都必须诅咒从前的贫苦并权力称颂今天的富裕生活，虽然你和孩子们都亲眼看到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就曾有整村的人死光，而城市里的孩子们凭配给卡片每天才能领到三百克面包。

所有这一切都既没有被看作对真理的犯罪，也没有被看作对孩子心灵的，对神圣精神的犯罪。

如今呢，处在侵略者短暂而不稳固的制度下，需要撒谎的情况少得多了，况且这是对另一方面撒谎。对另一方面撒谎呀！谁知道，原来这也就是症结之所在！正因为如此，祖国的声音和地下区委的铅笔就来禁止你教学生们国语、地理、算术了。你如胆敢去教，就判你二十年苦役刑！

同胞们，你们点头吧！看，那不是正带着军犬把人们送进有马桶的工棚吗？你们快朝他们身上扔石头吧，因为他们竟敢给你们的孩子讲课呀！

但是，我的同胞们（特别是一些从优惠的领导机关退休的同胞们，那些在四十五岁就开始领养老金的聪明人们）却都向我围拢过来了。他们挥着拳头对我说：当初我保卫的是什么人？我应该保卫那些给敌人当市长、村长、警察、翻译的坏蛋和渣滓吗？！

那么，好吧。让我们往下看吧，看下去。因为我们把人只看成小木棒，我们砍倒的森林太多了。不管怎样，有朝一日，未来一定会迫使我们反省，迫使我们思考其原因的。

音乐奏起来了，歌声在耳边回荡：“让我们那神圣的愤怒，去把……”这怎么能不使人激动万分呢？我们那固有的、曾经受到禁止、嘲弄、打击和诅咒的爱国主义，今天忽然被允许了，又受到鼓励了，甚至被歌颂为崇高的了。这怎么能不使我们所有俄罗斯人精神振奋？怎能不把我们胸中激荡着的一颗颗圣洁的心联结在一起呢？况且我们俄罗斯人本性就是宽容大度的——随他去吧！——此时，在外来的刽子手逐渐逼近时，还能够不饶恕那些土生土长的刽子手吗？！可是，后来呢？后来却要压制住内心隐隐约约的怀疑和自己那匆忙的宽宏大度，反而要尽量异口同声地、激烈地去咒骂那些背叛祖国的人，咒骂那些显然比我们坏的、不忘旧怨的人吗？

俄罗斯耸立在大地上已有十一个世纪了，它有过许多敌人，进行过多次战争啊！但是，俄罗斯出现过许多叛徒吗？它产生过大群的叛徒吗？似乎并没有。即使在敌视劳动人民的旧社会制度下，连敌人也都没有指责过俄罗斯性格是背叛、反复无常、不可信任的呀！

如今，我们这里建立起了最公正的社会制度，爆发了最正义的战争，而我们的人民却忽然暴露出自己的队伍中有成万的、数十万的叛徒！

这些人都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会这样？

也许是并未熄灭的当年的内战如今又重新进发了吧？他们都是没有被消灭干净的白匪吧？不，完全不是这样！前面已经说过，许多逃亡国外的白俄（包括那个臭名昭著的邓尼金）都站到苏维埃俄罗斯一边来了，他们也反对希特勒。这些人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但他们却做了这样的抉择。

这几万人．几十万人（伪警察、惩罚队队员。村长和翻译）的叛徒都是从苏联公民中间产生的，其中有不少是年轻人，他们也是在十月革命后长大的。

那么，是什么迫使他们去干那些事的呢？……他们是些什么人呢？

这首先是那些其家庭和他们本人曾被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履带辗过的人，是在我们的下水道浊流中失去了双亲、家属和恋人的人们，或者是本人就曾经在劳改营和流放地的深渊中沉浮而再沉浮的人，是那些站在探监者送食物包裹的小窗口前排队把腿脚冻僵或落下病根的人们。也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则是在这残酷的几十年中丧失了获得大地上最宝贵的东西——土地本身——的一切希望。这里不得不顺便提一句，那土地曾是伟大的法令应允给予他们的呀，更何况他们在内战年代里为了获得这些土地曾经流过血！（然而，苏军军官们则可以继承别墅和莫斯科近郊那些用板墙围起来的大片房产，这是另一回事：这是给了我们的，那当然是可以允许的！）还有一些人是“因为偷割了麦穗”坐过监狱，有些人则是被剥夺了自由选择居住地点的权利，或者是被剥夺了操持自己从事多年的心爱的手艺的权利（我们曾经以宗教的狂热摧毁了所有的手艺行业，可我们现在却把这事忘掉了）。

一提到那些人，我们这里的人们都会十分轻蔑地（宣传鼓动员们则是加倍轻蔑地，而那些十月革命的护宪派们更是倍上加倍地轻蔑地）撇着嘴说：这些人都是“受过苏维埃政权委屈的人”，是“过去受过惩罚的人”，是“从前的富农子弟”，他们都是“对苏维埃政权怀恨在心的人”。

一个人这么说，另一个人点点头，似乎就什么都清楚了。似乎人民政权本来就有权利委屈自己的公民。好像最根本的毛病，主要的病症就出在这里，出在他们“受了委屈”……他们“怀恨在心”上面……

而且，竟没有一个人喊一声：你住口吧！见你的鬼去吧！你们到底是不是认为存在决定意识？决定不决定？或者你们想说：只有在对你们有利的时候存在才决定意识，而对你们不利的时候就不决定了，是吗？

我们这里还有一些人会微微蹙着额头这样说：“是啊，是犯过某些错误。”而且永远使用这个恶作剧而又不受惩罚的无人称句子——犯过。可就不知道是谁犯过的。似乎就是那些干活的能手、搬运工和农庄庄员们犯过的了。谁也没有勇气说：是共产党犯的！是那些永不换班的、不负责任的领导人犯的！除了掌握着政权的人们之外，那些错误还会由谁“犯过”呢？都推到斯大林一人身上行吗？总该有点幽默感吧。是斯大林犯的，那么，请问，你们这．些人，几百万领导者，当时干什么来着？

不仅如此，连这些错误本身也在我们眼里仿佛很快地就消散开了，变成了某种朦朦胧胧的、不清楚的、没有轮廓的斑点，它已经不再被看作迟钝、狂热、用心险恶所造成的后果了。而只有在一个问题上，即在共产党人把共产党人关进了监牢这个问题上，承认了所有的错误。至于一千五百万到一千七百万农民被弄得家破人亡、被送去消灭、被迁移到全国各地而且被剥夺了记住并且提起自己父母的权利——这些似乎就都不是什么错误了！我们在本书的开头提到的那些下水道的水流，看来也不算是错误了。对于同希特勒作战毫无准备，摆出一副骗人的架式在不断变换口号中可耻地后退，仅仅依靠俄国伊万的精神和为神圣的俄罗斯而战的口号才在伏尔加河一带迫使德国人止步——对于这一切，不仅不算是斯大林的失策，反倒一变而几乎成为他的主要功勋了。

在仅仅两个月之内，我们就把几乎三分之一的人口丢给了敌人，同时也抛弃了上述那些没有消灭干净的家庭和在警卫逃跑后才四散逃亡的千万个劳改营里的犯人，丢下了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许多监狱，在那里直到敌人到来时还弥漫着枪杀触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的硝烟。

当我们还有力量的时候，我们窒杀、毒害所有这些不幸的人们，不雇佣他们，不给他们机会做工，把他们赶出住宅，逼死他们。而一旦我们的无能暴露出来的时候，我们又立即要求他们忘掉强加给他们的一切灾祸，忘掉他们那被枪杀的亲人，忘掉他们那饿死在冻土地带的父母和孩子们，忘掉自己家庭的破产和我们对他们的志恩负义，忘掉内务部的审讯和酷刑，忘掉饥饿的劳改营了。不仅要求他们忘掉这一切，还要求他们立即去参加游击队，转入地下，并且不惜生命地去保卫祖国。（但却绝口不提我们自己应该改变态度！何况我们谁也没有给予他们希望，没有使他们能够指望我们有朝一日回来之后会改变过去对待他们的态度，会与从前有所不同，不会再毒害他们、驱逐他们、把他们关进监牢，不再枪杀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到底对什么感到奇怪才合乎逻辑呢？是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欢迎德国人到来呢？还是应该奇怪这样的人太少了呢？（甚至德国人还有时不得不搞一点“司法审判”之类装装门面呢。例如，他们审判苏维埃政权时期的告密者们，在基辅市枪决临河街尼科尔斯克教堂执事等。而且这类情况并不是个别的。）

还有那些信仰宗教的人们呢？我们连续二十年迫害宗教、关闭教堂。德国人来了，他们开放了教堂（德国人撤走之后，我们没好意思立即再关闭它）。就以顿河罗斯托夫为例吧，那里开放教堂的仪式受到了群众的欢呼，招来了大批群众。不，这些人应该为此去诅咒德国人，是吗？

就在这个罗斯托夫市，战争爆发后没有几天，工程师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姆-弗被捕了，他随即死在侦讯室里。其后好几个月，他的妻子一直在战战兢兢地等待自己被捕。只是在德国人来到之后她才“放心地”躺下睡觉了，心想：“今天至少可以足足睡一觉。”不，她应该衷心祝愿那些杀害她丈夫的刽子手们回来，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