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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三年五月，还是德国人占领的时候，在文尼察市的林边大街的公园里（这个公园在一九三九年初就被市苏维埃用很高的围墙围了起来，并宣布这里是 “国防人民委员部用地，禁止入内”）偶然地开始挖掘几个已经很难辨认的、杂草丛生的坟墓。结果，在这个公园里总共发现了三十九个死人坑：每个都是深三米 半，长三米，宽四米；每个坑里最上层是死者的外衣，下面便是一层层交叉垛起来的尸体。所有尸体的臂膀都用绳子绑着，所有人都是用小口径手枪从脑后打死的。 显然，他们是在监狱里被枪毙后，夜间拖出来埋掉的。根据某些人保存的文件辨认，曾经识别出了一些人，他们是在一九三八年被判处“徒刑二十年，并剥夺通信 权”的。这里的一张珍贵的照片就是文尼察市的居民们到现场来观看或者来辨认尸体的情况。越往后，发现的死人坑越多。到了六月，便在东正教教徒的墓地一带开 始挖掘，在皮罗果夫医院旁边又发现了四十二个墓穴。然后是在“高尔基文·化休息公园”——在公园的“游艺室”下面、在“笑室”的底下，在小体育场和露天舞 池的地下，又发现了十四个死人坑。在这总共九十五个坑墓里共埋有尸体九千四百三十九具。这还仅仅是在一个文尼察市，而且是偶然发现的。那么，别的城市里还 有多少没有被发现的呢？那些市民们看了这些尸体之后，应该拚命去参加游击队，是吗？

说到这里，如果我们是公正的，就该作这样的设想：既然人们践踏我们的身体和我们所喜爱的东西时我们会感到难受，那么，被我们践踏的人当然也会感到难 受。不是吗？那些被我们消灭的人们有权憎恨我们——这个想法或许也是公正的吧？或者不对？他们没有这种权利？他们应该怀着对我们的无限感激而死去？

我们总是说那些伪警察和伪市长们都具有某种久已有之的、几乎是天生的仇恨。可是，要知道，这仇恨是我们自己播种在他们心里的呀，它是我们的“生产下脚 料”。国家公诉人克雷波科是怎么说的？他说：“在我们看来，每一种犯罪都是该社会制度的产物。”同志们，这是你们的制度的产物！应该记住自己的学说嘛！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在那些拿起利剑攻击我们和用言论反对我们的人们（我们的同胞们）中间，也有一些完全不是出于私人动机的人：他们的财产并没有被没收 （他们本来一无所有），他们自己，甚至他们的家属，没有蹲过劳改营。可是连他们也早被折磨得透不过气来了。其原因在于我们的制度，在于这个制度本身对个人 命运视同草芥，在于对信仰的迫害，在于那支令人啼笑皆非的歌子，说什么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

“人们可以这样自由呼……”在于那些虔诚信徒们对领袖的膜拜，在于争先签名认购公债时对那支铅笔的争夺，在于那照例要转为热烈欢呼的雷鸣般的鼓掌声！ 我们能够设想这些人，这些正常的人，所需要的只是我们国家这种酸臭的空气吗？（侦讯人员在审讯费奥多尔·弗洛里亚神父时，曾指责他竟敢在罗马尼亚人面前谈 论斯大林的一些丑事。神父回答说：“关于你们，我还能讲些什么别的话呢？我知道什么，就讲什么。发生过什么事，我就谈了什么事。如此而已。”而按照我们对 他的要求，则应该是：你撒谎吧！你昧良心吧！并且你自己也完蛋吧！只要能对我们有利就行！但是，这看起来岂不是有点不象唯物主义了吗，啊？）

有过这样一件事。那是一九四一年九月间的事，发生在我去参军之前。当时我和妻子都是刚刚当教员，我们在莫罗佐夫斯克镇上租了一套房子（这个小镇第二年 就被德国人占领了）和另外两个房客——没有子女的布罗涅维茨基夫妇——同住一个院子。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布罗涅维茨基是个工程师，年近六十，这个知识 分子很像契诃夫小说中的人物，十分平易近人，安详，聪慧。我现在想起他那长方形的脸膛，还总觉得他是戴着一副夹鼻眼镜似的，其实。也许他并不戴眼镜。他的 妻子比他还要恬静，温顺。她的脸色显得有些暗淡，稀疏的亚麻色头发贴在头上。她比丈夫小二十五岁，可是，看她的动作却像是年纪不小了。我和妻子都很喜欢这 两个人，他们对我们大概也颇有好感，特别是因为我们两家都不是那种贪婪地操持家业的家庭。

每到黄昏，我们四人就坐在门前的台阶上。一轮明月高照，微风吹来，暖洋洋的，夜晚十分宁静。当时，那宁静还没有被敌机的轰鸣和炮弹爆炸声所毁坏。不 过，德国人的进逼已经使我们很不安，就像那看不见的、然而是沉重闷人的乌云顺着乳白色天空朝着这轮无可奈何的小月亮压过来一样。火车站上每天都有一列列开 往斯大林格勒的火车停下来，逃难的人们使镇上的集市充满了各种流言，气氛很恐怖。这些人从口袋里掏出不计其数的百卢布钞票留在集市上，然后就往远处逃去 了。他们能够说出我军又放弃了哪些城市，而情报局却在这之后很久还不提这些地方，不敢叫老百姓知道真实情况。（谈到这些城市时，布罗涅维茨基不用“放弃 了”这个词，而是说“夺取了”。）

我们坐在台阶上聊天。我和妻子还很年轻，当时还满怀着对生活的美好希望，因而也为生活感到十分不安。当我们要想表达这种内心的不安时，却又找不出什么 比报纸上说的更聪明的话来。所以，我们和布罗涅维茨基夫妇在一起觉得很轻松：当时我们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并没有觉察到相互之间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可是他们两个人很可能是怀着诧异的心情望着我们这两个初生的牛犊儿的。我们虽是刚刚度过三十年代，但却好像没有在三十年代生活过一样。他们问我们：一 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记忆？什么记忆？学院里的图书馆、考试、愉快的体育行军、文娱活动，嗯，当然啦，还有爱情，那正是谈恋爱的年龄嘛。 那时候我们学院的教授没有人被抓进监狱吗？啊，对呀，好像是有两三个人被抓进去了。副教授接替了他们的职位。那么学生呢？没有被捕的吗？我们想起来了： 对，有。有几个高年级的学生被抓走了。可这又怎么样呢？没关系，我们还照常跳舞。在你们的亲友中间呢？……嗯，……谁也没有被触动吗？是啊，谁也没有……

因为这太可怕了，所以我想一定要把这些都回忆起来。但实际情况就是上面所说的那样。正因为我当时并不属于专搞体育活动和跳舞的一类年轻人，又不属于一 头钻进自己的科学和公式里去的狂热者之类，所以这就显得更加可怕了。我自以为一直是对政治非常感兴趣的。刚刚十岁的时候，我这个黄口孺子就胆敢不相信维辛 斯基了，我曾对当时的几次著名的法庭公审安排得那么妥帖表示过惊异。但是，并没有什么东西推动我继续思考下去，没有东西推动我把那几次小小的（当时曾显得 声势浩大的）莫斯科公审同整个国土上滚动着的镇压的巨轮联系起来（牺牲在这个巨轮下的人数也好像并未引起我的注意）。我的童年是在排队中度过的：排面包 队、牛奶队、粮食队（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有肉）。但是，我当时还不能把现象联系起来看，还认识不到缺乏粮食就意味着农村的破产，也不懂得这是为什么。当时我 们有另外一种公式：这叫做“暂时的困难”。在我们那个大城市里，每天夜里都逮捕人，逮捕，又是逮捕，可是，我夜里是从来不到外面去的。白天呢，那些被抓走 的人们的家属自然不会挂出黑旗来，而我那些同学们也决不会提起他们被捕的父亲。

从报纸上看，一切都完美无缺，朝气蓬勃。

何况年轻人本来就是愿意接受“一切都好”这种想法的。

现在我才明白，当时布罗涅维茨基夫妇要想对我们谈点什么，该有多么危险。但是他，这个曾经遭受过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局）最残酷的打击的老工程师，还 是对我们多少吐露了一点点：他在监狱里失掉了健康，他不止一次被投入监狱，不止在一个劳改营里呆过。但他只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对我们谈了其中最早的一个杰兹 卡兹甘劳改营，谈到被污染的有毒的水，有毒的空气，谈到大批屠杀，谈到多次递交莫斯科的申诉书都如石沉大海。甚至“杰兹-卡兹-甘”这个词，也像它的无情 历史一样，一听到它，就像是有人用大锉刀在你身上用力地控似的。（可是，怎么样呢？这个杰兹卡兹甘是否多少改变了我和妻子对世界的看法呢？没有。当然没 有。因为那不是发生在我们身旁的事，不是亲身经历呀。这是不能向任何人言传的。最省事的办法是不去想它。最轻松的是把它忘掉。）

当布罗涅维茨基已经解除监禁时，当时还很年轻的、他现在的妻子来到了杰兹卡兹甘。就在这里，在铁丝网的阴影下，他们结婚了。战争爆发前夕，他们奇迹般 地获得了自由，来到了这个莫罗佐夫斯克市，当然，是带着有污点的公民证来的。布罗涅维茨基在某个小小的建筑事务所找了个工作，他妻子当了会计。

不久，我从莫罗佐夫斯克参了军，我的妻子也离开了那个小镇。接着，莫罗佐夫斯克镇落入德国人手中。后来它又被苏军收复了。记得我在前线时曾收到妻子的 一封信，她在信中说：“你会想到吗？听说在德国人占领莫罗佐夫斯克镇期间，布罗汉维茨基还当了伪镇长呢！真卑鄙！”我那时也很吃惊，心里也认为：“真卑 鄙！”

但是，经过许多年之后，当我躺在某处监狱里的乌黑的铺板上回忆往事的时候，我又记起了布罗涅维茨基。这时我就不再怀着从前那种孩子般轻率的心情谴责他 了。他曾经被无理地剥夺了工作；后来给他的工作与他的能力极不相称；人们把他逮捕入狱，拷打他，折磨他，唾他的脸。他该怎么办呢？他还应该相信这一切都是 进步的？相信他自己的生活——他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他的亲戚朋友的生活以及全国人民的令人痛心的生活全都无所谓，是吗？

透过向我们投掷过来的一小团称为“个人迷信”的云雾，通过我们本身在其间起了变化的时间层次（光线通过许多层次时是会发生折射和辐射的呀），我们现在 所看到的三十年代和当时的自己，已经不是这些年代和我们自己原来的样子了。把斯大林神化。对一切东西都毫无保留地给予信任的，根本不是全体人民，而只是 党、共青团、城市里的青年学生和那些知识分子代用品卿那些取代了被消灭和被遣散的知识分子的人们），再就是一部分城市小市民阶层（工人阶级），因为他们家 里的有线转播喇叭是从早晨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斯帕斯克门楼上的钟声开始，直到深夜的《国际歌》为止一直不关闭的。对这些人来说，广播员列维坦的声音已经变 成他们的良心之声了。（我这里说的是“一部分”城市小市民阶层，因为还有不少人对于工业生产方面颁布的有关“二十分钟迟到”的命令以及把工人固定在工厂的 作法，是并不拥护的。）但是，当时在城市中也还有少数人（其实也并不很少，总有几百万吧），他们，只要有胆量，也曾厌恶地拔出广播喇叭的插头，他们在每一 份报纸的每一页上都只看到满纸的谎言。他们把投票选举日当成痛苦和受屈辱的日子。在这少数人看来，我们现在实行的专政既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也不是人民的 专政，更不是苏维埃式的专政（因为有人还记得“苏维埃”这个词最初的正确含义），而只不过是共产党少数的掠夺性专政，而且带有极粗野的性质。

人类几乎不会不带情绪地、不带感情地认识问题。人一旦看出某个东西不好，他几乎不可能强迫自己同时看到它好的一面。我们过去的生活中并不尽是使人难堪 的丑恶东西，报纸上的话也并非每个字都是谎言。但是，这些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到处受到捕捉的、被告密者包围着的少数人，如今却把整个国家的生活看作十足的 丑恶，把报纸上的各栏从头到尾部看成谎言了。还要提醒一下，当时西方电台还没有俄语广播（而且，当时收音机的数量也是微乎其微的），居民们的唯一消息来源 只有我们的报纸和官方广播。布罗汉维茨基夫妇和类似他们的人们正是把这些看成了难以摆脱的、无尽无休的谎言，或者是懦怯的隐瞒。当时我们的报纸关于国外所 报道的一切，不论是关于一九三0年西方世界正在无可挽回地走向毁灭的报道，还是关于西方社会党人的背叛行径，关于整个西班牙一致奋起反抗佛朗哥政权的报道 （一九四二年则报道说：尼赫鲁要求印度独立是他的背叛意图的表现，因为据说印度独立便会削弱我们当时的盟国大英帝国）——原来也都是谎言。按照“谁不同我 们站在一起，谁就是敌人”这个公式进行的极端可憎的宣传，甚至从来都不想区别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的立场和尼古拉二世的立场，不想区分是列昂·布吕姆还是 希特勒，是英国国会还是德国（一九三三年前的）国会。既然如此，那么，当报纸上宣传德国广场上焚书的火堆在燃烧，说古条顿族的某种兽行又已复活的时候（不 要忘记，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皇的宣传就编造过许多关干条顿人兽行的故事了），为什么布罗涅维茨基就应该把这些幻想故事般的报道同其他报道区别开， 并且信以为真呢？为什么他应该在德国的纳粹主义身上看到那种兽性的东西呢？（现在咒骂德国纳粹主义的语言几乎就是从前咒骂彭加勒、毕苏斯基、英国保守党人 等时所使用的同样一些极端语言呀！）而且这种兽性的表现不也就是布罗涅维茨基本人、整个古拉格群岛、俄罗斯的大城市和农村在整整四分之一世纪中所非常现实 地体验过的那些折磨、毒害和蹂躏吧？还有，报纸上关于希特勒分子的报道也未免转变得太快了——忽而，报道说：苏德两国的亲善的哨兵在可恶的波兰人的领土上 友好会师了。接着，报纸上便对这些“反对英法大银行家”的德国勇士们掀起一片颂扬的浪潮，还要在《真理报》上用整版篇幅一字不改地刊登希特勒的讲话全文； 可是，忽而在某个早上（就是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早上），所有的报纸上一律是醒目大字标题：整个欧洲都在希特勒分子的铁蹄下呻吟！这些都只能证实报纸上的谎言 是多么轻率，而绝不能使布罗汉维茨基之类的人相信世界上除了他亲自领教过的我国刽子手之外还存在另外一些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刽子手。而且，即使这时为了说服 他而每天把B.B．C（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讯稿一份份地送到他面前，那么，能够使他相信的最多也不过是：对俄国来说，希特勒不过是第二号危险，而绝对地， 在斯大林在世时，不是第一号危险。何况B.B．C并没有把电讯稿送给他呀，而对他发布消息的却只有苏联情报局，这个局的威信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和塔斯社同 样的。至于被疏散的人们带来的各种传闻，那又不是第一手材料（既不是从德国来的，也不是从被占领区来的。当时从被占领区还没有回来过一个活证人）。因此， 布罗涅维茨基所能掌握的，能够算是第一手材料的，只有他经历过的杰兹卡兹甘劳改营、一九三七年、一九三二年的饥饿、消灭富农运动，还有摧毁教堂。这样，布 罗汉维茨基（以及多少万像他这样的孤立的个人）随着德国军队的迫近就产生了一种感觉，觉得他们期待的时机到来了，而且这种时机是唯一的、不会再来的，是已 经二十年不曾对它抱过希望的，它是我们一生中，与缓慢的历史进程相比十分短暂的一生中，只可能遇到一次的机会；在这个时刻他（他们）能够宣布自己不赞同那 些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赞同在他的国家里发生的、干下的、哄闹着强行贯彻并践踏过去的那一切东西；他希望自己能够通过某种还模糊不清的道路为他那处在毁灭中 的国家做一点什么事，为了复兴俄罗斯人的某种社会秩序做一点事情。不错，布罗汉维茨基把过去的事全都记住了。他什么也没有原谅。他绝不可能对那个政权，那 个残酷毒打了整个俄罗斯的、给俄罗斯造成了集体农庄式的贫困、带来了道德堕落、而今又使它经受着空前的战争惨败的政权感到亲近。因此，在我们谈话时他只能 强压住激动的呼吸，眼望着像我这样的，象我们这样的不懂事的初生犊儿，感到自己实在没有力量使我们改变看法。他在期待着某个人的出现，他期待着，不管是 谁，只要能换掉斯大林的政权就行！（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对立面转化现象：别的什么都行，就是不要令人憎恶的、自己的这一套！难道还能设想出世界上有谁会比我 们的人更坏吗？顺便提一下，这事发生在顿河州，而顿河州的老百姓中有一半人曾是和他同样等待着德国人到来的。）于是，这个当了一辈子非政治性人物的布罗涅 维茨基，在他已经年过六旬的时候却决定迈出这政治性的一步：

他同意了主持莫罗佐夫斯克镇的镇参议会……

在这以后，我想，他必定很快就发现自已落入了一个什么样的境地，他发现：在新来的德国人眼里，俄国要比在跑掉的人们眼里更加一钱不值，更使人厌恶。吸 血鬼所需要的原来只是俄国的血汁，他们可以任凭它的躯体烂掉。原来他们不是要他这个新镇长来领导俄国居民的社会各阶层，而是要他来领导德国警察的帮凶们 的。但是，既然他已经被安装在滚轴上，那就由不得他了，好坏都得跟着转。他刚刚从一些刽子手脚下解脱出来，却去帮助另一些刽子手了。这时候，他看到：原以 为与苏维埃思想对立的爱国主义思想现在却跟苏维埃思想溶合在一起了。爱国主义思想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从一直保有着它的少数人那里，像透过筛子一样，转移 到多数人那里去了：过去是怎样攻击和嘲骂它的，现已完全忘却，现在它又变成另一棵大树的主树干了。

他（他们）必定感到了恐怖和无路可走。峡谷两面的山都向他逼压过来，留下的只有两条路：一死了之或者被判苦役刑。

当然，他们中间并不都是布罗涅维茨基这样的人。还有一大群嗜血嗜权的乌鸦也凑集到这一短暂的灾祸中的筵席上来了。但是，这些东西是到处都飞的！这些东 西对内务部同样十分合适。马穆洛夫就是这样的人，杜金卡劳改营中的安东诺夫也是，还有什么玻绥沙普卡之类。难道还有比这些人更残忍的刽子手吗？他们称王称 霸了几十年，使老百姓痛苦不堪。我们看到一个叫特卡契的看守（第三部第二十章），这个人在德军和内务部两边的宴席上都是座上宾。

讲过城市的情况之后，我们还应该谈谈农村。今天的自由派喜欢责怪农村，说它保守，说它在政治上迟钝。但是，战前的我国农村——几乎是整个农村——却都 是清醒的，远远比城市清醒。农村根本没有像城市那样把老爷子斯大林神化（对世界革命也是一样）。农村只是在用正常的理智思考问题。农民清楚地记得怎样向它 许诺过给他们土地，然后又怎样把土地收回去了；他们记得在集体农庄化之前是怎样生活的，吃的穿的是什么，在集体农庄里又是怎样的Z记得怎样从院子里牵走了 他们的小牛和羊羔，甚至连母鸡也给捉去了；他们还记得人们是怎样站污辱骂教会的。那时候广播喇叭还没有在每个农户家里哇啦哇啦叫，还不是每个村里都由一个 识字人来读报纸，因此，什么张作霖们、麦克唐纳们、希特勒们等等，对于俄国农民来说都统统无所谓，几乎等于一堆没有用的碎木头。

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梁赞省的一个小村子的庄稼汉们聚集在铁匠坊前的广播喇叭下面收听斯大林的广播讲话。当斯大林这位迄今为止一直是铁面无情的、对俄 罗斯农民的眼泪无动于衷的老爷子以仓皇失措的哭丧声调说出第一句甜蜜蜜的话：“兄弟们和姐妹们！……”的时候，一个庄稼汉冲着黑色广播喇叭大声回答说：

“啊，野X！……你想的可好！要这个不？”说着，他把手往另一只胳膊的肘窝一砍，摇晃着胳膊，朝着扩音喇叭做了个俄罗斯人惯做的、极粗俗的动作。

人群中顿时进发出一阵哈哈大笑。

假如我们去问问所有农村的每一个目击者，我们便会发现千万起这样的情况，也许还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