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开始时，俄罗斯农民的情绪，也就是说，那些在小火车站上喝下最后一碗酒，接着便与送行的亲人们在飞扬的尘土中跳舞的后备兵员的情绪，就是这样的。 更何况不久就遭到了俄国历史上空前的惨败，以致新旧两个首都附近的和直到伏尔加河沿岸的大片农村地区沦入敌人手中，千百万农民转瞬间脱离了集体农庄政权。 于是（不要再撒谎和伪造历史了吧！）真相大白了：原来各共和国所希望的只是独立！农民所希望的只是脱离集体农庄！工人所希望的只是摆脱那农奴制的命令！假 如那些外来的德国人不曾是那么愚蠢透顶、傲慢无礼的话，假如他们没有为了大德意志帝国的方便而把集体农庄这一官定的机构原封不动地保持下来的话，假如他们 没有产生那种把俄国变为殖民地的卑鄙妄想的话，那么，民族独立的意识也许就不会再回到那永远窒息它的地方来，我们也就未必会庆祝俄国共产主义的二十五周年 了。（将来必定还会有人来讲讲那些游击队的情况，说明被占领区的农民完全不是自愿参加游击队的。会有人讲讲农民们最初是怎样武装起来反对游击队、不让游击 队抢走粮食和牲口的。）

谁还记得一九四三年一月大批居民从北高加索的伟大出走吗？谁能在世界历史中找到与此类似的先例？那是大批居民，特别是农村人口，成群结队地跟随着被击溃的敌人，跟随着外国人逃走啊！他们可就是不愿意留在胜利了的自己人这边。看吧，在

北风呼啸的一月严寒中，望不到头的载重马车的行列，后面还是马车的行列！

为什么会有几十万人甚至在希特勒的丑恶制度下毅然穿上了敌人的军装？其社会根源就在于此。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再说明一下弗拉索夫分子了。

阅读本书的第一部时，读者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全部事实。（何况我也并不掌握全部事实。将来肯定会有专题研究报告的。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附带的题目。）在 那里，在本书的开头，当读者还没有跟我们一道走过劳改营的全部道路时，我只是向读者发出了一个注意信号，请他想一想。现在，当我们已经见过了那些囚犯宿泊 点、递解站、伐木场和劳改营的泔水池之后，或许读者会变得更容易谈得拢了吧。在第一部中，我只谈到了那些由于绝望、俘虏营的饥饿、走投无路而拿起武器的弗 拉索夫分子。（其实，在那里也可以深思一下：德国人本来是只想利用俄国俘虏替他们执行非战斗任务和后勤任务的，按理说，这对那些只想保住性命的人来说该是 最好、最安全的出路吧。那么为什么还有人硬要拿起武器去面对面地打苏联红军呢？）

写到这里，我们无法再拖延了，只得也谈谈那些早在一九四一年之前就一心盼望有朝一日要拿起武器去痛打那些红色政委、契卡人员和集体化推行者的人们了。 记得吗，列宁说过：“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就只配被人当做奴隶使唤。”在这里，值得我们自豪的是，苏德战争确实显示出：我们 并不是自由主义的历史研究论文中所唾骂的那种奴隶；当我们伸手操刀准备去砍掉老爷子斯大林的首级时，我们决不是奴隶！（而且，从这一角度来说，当年也不是 作为奴隶挺起腰来穿上红军的军大衣的；可谁知道那军大衣仅仅象征着短暂的自由呢！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在当时是不可能预见到的。）

这些亲身感受了二十四年共产主义幸福生活的人们，早在一九四一年就懂得了当时在世界其他地方还谁也不懂得的东西，即：在整个地球上，在人类全部历史 中，还从来没有比布尔什维克的自称为“苏维埃”的制度更残暴、更血腥、同时又更狡黠奸诈的制度。他们懂得了：不论是按其虐杀人数之多、延续年代之久、计谋 策划之深思远虑来说，还是按其彻底统一化的极极性质来说，人世间的任何其他制度都不能和这个制度相提并论。甚至当时遮住了整个西欧的眼睛的希特勒制度，与 此相比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现在，时机来了，武器落入了这些人手中。此时此地难道他们应该克制住自己，让布尔什维克度过这垂危时刻，让它重新坚定地站起来 再压迫人吗？难道到那时再去同它进行斗争吗？（这种斗争直到今天还没有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开展起来呢！）不，当然是应该以布尔什维主义之道还治于布尔什维 主义之身的：也就是象它自己当年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被削弱之机紧紧咬住俄国的躯体一样，应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同样时刻狠狠地打击它。

是的，早在一九三九年苏芬战争时期我国人民的这种厌战情绪就已经暴露了。一度是斯大林的亲近助手、担任过联共（布）政治局书记兼组织部书记的 B·l’·巴扎诺夫就曾经企图利用人民的这种情绪：他把被俘的红军战士交给逃亡的白俄军官指挥，让他们去与苏军对峙，不是为了让他们去战斗，而是为了让他 们去说服苏联军队。他的这一试验由于芬兰突然宣布投降而未能进行到底。

苏德战争爆发了。那是在进行过令人窒息的农业集体化十年之后，在乌克兰发生大瘟疫六年之后（六百万人死于瘟疫，这事竟没有为比邻的欧洲所发现！），在 内务部的恶魔肆行暴虐四年之后，在发布了有关生产的镣铐性法规一年之后的事。这时国内各集中营里总共关押着一千五百万人，全体老年居民对革命前的生活仍然 记忆犹新。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人民对于战争爆发的最合理、最自然的反应就是：可以端一口气并且获得解放了。最自然的感情就是：对本国政权的厌恶。所以，并 不是因为我们的什么“措手不及”或德国人的什么“空军和坦克部队数量上的优势”（顺便说一下，当时苏联工农红军的各兵种在数量上都占优势）就能够那么轻而 易举地造成灾难性包围圈的。（在别洛斯托克和斯摩．棱斯克两地各有三十万人，在勃良斯克和基辅各有六十五万名武装的男子汉被围歼了！）整条整条的战线垮掉 了，逼得各野战军仓皇向纵深溃退。“这是俄国历史上一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概也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次战争中从未见过的溃败。而且那个一钱不值的政权也 就转瞬间瘫痪了，它的臣民们像离开一具耷拉着脑袋的尸体一样急忙地躲开了它。（许多区委会、市委会在五分钟之内就全被吹散了，这使得斯大林气急败坏。）一 九四一年的这次震荡，本来是可以结束这个政权的（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止，苏联一亿五千万人口中已经有六千万不在斯大林统治下了）。难怪我们在斯大林的命令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六日，0019号）中听到这样的叫嚷；“在所有的（！）战线上，都有大量（！）的人员甚至朝着敌人的方向（！）跑去，有的部队刚一与敌 人接触就扔掉了武器！”（一九四一年七月初，被包围在别洛斯托克的三十四万俘虏中就有二十万人投敌了！）斯大林认为情况十分危急，以致不得不在一九四一年 十月电请邱吉尔速派英军二十五个师团到三十个师团在苏联领土登陆。曾有哪一个共产党员比这更丧魂落魄过？

看看这个时期的士气吧：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二日，第四三六步兵团团长科诺诺夫少校公开对全团人员说他要投到德国人一边去，加入解放军以推翻斯大林政 权。他希望志愿者跟他一块走。这时他不但没有遇到反抗，而且是全团都跟着他走了！三个星期之后，科诺诺夫在对方建立了哥萨克志愿兵团（他本人就是顿河流域 的哥萨克）。后来，当他到莫吉廖夫市近郊的战俘营里去招募志愿兵时，全营五千名红军战俘中就有四千名立即表示愿意跟他去，但是他没法全要。——同年，关在 提尔吉特市附近俘虏营里的苏联战俘的一半人（既一万二千人）签署了一份声明，宣称现在到了把战争变为国内战争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忘记布良斯克州洛克奇地方的全民运动：他们在德国人到来之前就建立了不靠德国人的俄罗斯人自治机构，他们全州八个区一百多万人口一直过着繁 荣的生活。洛克奇人的要求是很明确的：成立俄罗斯人的民族政府；全占领区的俄国人自治；宣布俄国独立，其国界应为一九三八年的国界；建立由俄国军官指挥的 解放军。

顿河哥萨克村镇的居民捧着面包和盐迎接德国人的到来。他们可没忘记共产党是怎样把他们十六岁到六十五岁的男人一个不留地杀光的。

一九四一年八月，在卢加城十，列宁格勒医学院学生马丁诺夫斯基组织了一支游击队，主要成员是苏联大学生。目标是摆脱共产主义。一九四一年九月，在波尔 霍夫城下，不久前的列宁格勒研究生鲁特琴科中尉建立了一支由列宁格勒（瓦西里耶夫岛）大学生及陷入包围的士兵们组成的同样的反共部队。但是德国人把这支部 队拉去当德军服务队用了。

一九四一年以前，苏联国民很自然地认为：外国军队的到来也就意味着共产主义制度的覆亡，外国军队的到来对我们来说不可能有别的意义。人们期待着一个能够把他们从布尔什维主义下解放出来的政治纲领。

难道走过了苏维埃宣传的密林，穿过了层层叠叠的希特勒军队之后，我们还能够轻易地相信西方各盟国参加这次战争不是为了普遍的自由。而只是为了他们自己 的、西欧一地的自由吗？难道会相信他们只是为了反对纳粹主义和更好地利用苏军的力重，将来如何就不闻不问了吗？相反，我们会相信我们的盟国将忠于自由原则 本身，将不会再把我们抛回最坏的专制下面去，这不是更加自然吗？……不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曾为这些盟国出生入死，而它们当年却置我军的溃亡于不 顾而急于保全自己。是有过这种经验，但这个经验过于严酷，以至于叫人心里难以接受。

我们已经根据自身的体验学会了不再相信任何苏联的宣传了。因此，我们也就自然而然地不相信那些关于纳粹分子想把俄国变为殖民地、想把我国人民变为德国 人的奴隶的童话了，因为实在难以设想二十世纪的人类头脑中还会有这般荒唐的想法。在没有亲身经历之前是不可能相信这些的。还有，一九四二年在奥辛托尔夫成 立了一支俄罗斯人的新编部队，它募集到的志愿兵远远超过部队定额。在斯摩棱斯克地区和白俄罗斯，农民为了保卫农村，并且为了对付莫斯科指挥下的游击队的袭 击，自己组织起了“民警”队，人数达到十万人（后来德国人害怕了，禁止了他们的活动）。甚至到了一九四三年春天，弗拉索夫到斯摩棱斯克和普斯科夫两地去进 行宣传活动时，还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当时人们还在期待：什么时候才能有我们自己的独立的政府和独立的军队呢？我有证据可以证明，当时普斯科夫州波热列维茨 区的农村居民是多么欢迎驻在当地的弗拉索夫部队，那个部队不抢劫，不打骂，穿的是旧式俄军制服，帮助农民收割庄稼。所以，这支部队曾被当做俄国人自己的非 集体农庄的政权。不少普通居民志愿报名参加了这支队伍（就像在洛克奇报名参加沃斯克博伊尼科夫的队伍一样）。这难道还不值得想一想吗？他们有什么必要这样 干呢？他们并不是呆在俘虏营里的呀！而且德国人是禁止弗拉索夫扩充队伍的呀（德国人说：叫他们去当警察吧！）。直到一九四三年的三月，哈尔科夫市近郊的一 个俘虏营里还有人在宣读关于（假的）弗拉索夫运动的传单，其结果竟有七百三十名军官签名要求参加俄国解放军！而且这是在他们经历了整整两年的战争之后，其 中’户少人还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英雄呢，包括一些师长、旅长和团政委在内！还应该指出，当时这个俘虏营里的人是能吃得很饱的，因此，绝不是饥饿时的绝望 迫使他们签名的。（但是，这七百三十个签名者中的七百二十二人竟然直到战争结束时也没有被释放出来并吸收他们参加活动，这足以证明德国人迟钝到了什么程 度。）甚至到了一九四三年，还有许多万人从苏联地区成群结队地跟着退却的德军逃亡：人们就是不想留在共产主义统治之下！

我敢断言：假如说我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即使是放过了一次哪怕从远处朝着斯大林政府晃几下枪杆子也好的机会，即使是放过了朝着生身慈父哪怕是挥挥拳头、 骂一声娘的机会，那末，这个“人民”也可以说简直是一钱不值，是由不可救药的奴才所组成的人民。那么，在上层呢？德国人那里还曾经发生过军事将领们的政变 阴谋，可是我们这里呢？我们的军界上层分子都是些（直到今天还是）微不足道的、被党的思想体系和利欲心所腐蚀了的人，他们已经不像别国军人那样保存着本国 的民族精神了。那些对这个政权奋起反抗、战斗的完全是下层人民，是士兵、农民、哥萨克。这是纯粹的下层，这里几乎完全没有逃亡的旧贵族、富裕阶层的人士或 知识分子参加。假如这一运动当时可以像战争开头几周那样自由发展的话，那它必定会发展成为某种新的普加乔夫起义：按参加这次运动的阶层的广泛性和深度、人 民对它的支持、清算官僚们的胡作非为的精神、领导力量薄弱而群众自豪性强等方面来说，都可以这么说。无论如何，自从十九世纪末期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止， 在俄国开展的知识分子的“解放运动”，虽然也虚伪地宣布过为人民谋福利的目的，并且最终导致了“由二月到十月”的结果，但与这些自发的下层的运动相比，后 者远远比它更具有群众性，具有普遍人民性。但是，这些下层运动命中注定得不到发展，反而被打上一个可耻的烙印——“对我们神圣祖国仿背叛！”——而归于覆 灭了。

我们已经没有兴趣再对各种事件的社会意义作出说明了，因为在我国对此是可以随心所欲、信口雌黄的。同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签定的友好条约是怎么回事？莫 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两人在战前那种神气活现的样子是怎么回事？接着就是使人震惊的昏庸无能、准备不足和指挥失策（再加上政府懦怯地偷偷逃出了莫斯科!）， 而且把几十万几十万的军队丢在包围圈里。所有这一切难道都不是对祖国的背叛吗？！这些行为造成的后果不是严重得多吗？为什么我们却让这些叛徒们至今仍然在 格拉诺夫斯基大街的豪华公寓里养尊处优呢？

啊！如果能使我国的所有刽子手和所有叛徒，从最……的到最……的都坐到被告席上去，那么，被告席该有多长、多长、多长啊！

对于有伤大雅的问题，我们这里向来是避不作答的。代替回答的是，反过来对着我高喊：

“那么，原则呢？！还要不要原则？！难道一个俄国人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即使是他认为正确的目的，就有权利依靠德国帝国主义的帮助吗？！何况是正在同德国帝国主义进行无情战争的时候？！”

这倒的确是个关键性问题：为了达到你认为是崇高的目的，你可以去利用正在同俄国进行战争的德国帝国主义的支援吗？

今天，人们无疑会异口同声地高喊：不行！不行！不行！

那么，请问，当年从瑞士开往瑞典而且（现在我们才知道）还曾经绕道柏林的、封上铅印的德国车厢又是怎么回事呢？那时候，从孟什维克人到立宪民主党人的 报纸和刊物都曾叫喊：不行！不行！但是布尔什维克们却解释说；这是可以的，指责这一点甚至是可笑的。况且，还不只是那一节车厢吧？！一九一八年夏天，布尔 什维克从俄国开出去多少车厢啊！那些都是装满了各种食品和黄金的车厢，而且全都送进了德皇威廉的血盆大口！“要把战争变为国内战争！”——这个口号本来是 列宁首先提出来的嘛，是他早于弗拉索夫分子提出的。

“但是，目的呢？那是为了什么目的呀？！”

噢，你说说是为了什么目的？你们宣布的那些目的现在到哪儿去了呢？……

“可那是威廉呀！是普通的德皇凯撒，小凯撒呀！他可不能同希特勒相比！而且当时的俄国政府是什么政府？是临时政府

可是，不要忘记，我国的报刊在战争的狂暴中谈到凯撒时，不也是除了“残暴的”、“嗜血成性的”这类字眼外没有用过别的吗？而谈到凯撒的士兵时我们则是 这样拼命喊叫的：“他们残暴成性，竟用石头敲碎孩子们的脑袋！”不过，就算是凯撒吧，情况也还是一样的。况且，临时政府也并没有成立过肃反委员会，没有向 人们的后脑勺开枪，没有把人们关进劳改营，没有赶进集体农庄！临时政府也不同于斯大林政府。

即使如此，也只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苦役营里字母表名单上的囚犯批成批地死去，这并没有使某个人动心。只不过是战争结束了，不再需要这种恐怖手段了，也不会再出现伪警察了；需要劳动力， 而苦役营里的劳动力却在白白地死去。所以，才从一九四五年开始不再把政治苦役犯住的工棚当作牢房了：白天允许打开门，马桶可以拿到厕所去，苦役犯们可以自 己去医务室看病，而去食堂的时候则要他们跑步去——可以振奋精神嘛！那些盘剥政治犯的刑事犯们被送走了，从政治苦役犯中间挑选出一些人来从事辅助性劳动。 后来，又允许他们和亲友通信，每年两次。

到一九四六一四七年间，苦役营和劳改营的界线已经相当模糊了：有些劳改营的工程技术领导不懂得政治，他们为了完成生产计划而开始（至少是在沃尔库塔营 里开始了）把一些有技术专长的政治苦役犯调拨到普通劳改点去劳动，在那里，这些苦役犯除了身上佩带着号码之外就没有别的不同之处了。同时又把普通劳改营里 的一些人塞到苦役营来补充劳力之不足，当牲口使用。

这样，那些只会抓生产而不懂政治的劳改营头头们便险些把斯大林恢复苦役刑的伟大思想给葬送掉。可是，正在这时，一九四八年，斯大林及时地想出了办法——把刑事惯犯和普通犯这些社会亲近分子，与触犯刑法第五十八条的不可救药的社会异己分子分别关押；

这也是为了“巩固后方”而提出来的一个更加伟大的意图的一部分（由此也可以看出，斯大林已经在准备即将到来的另一次战争了）。建立起了一批特种劳改营。为特种劳改营制定了一套特别条例，这条例比原先的苦役营稍微宽大些，但比一般劳改营却要严厉得多。

为了有所区别，这些劳改营的名称不用地名，而是给它们取了一些富于幻想的有诗意的名字。建立了诸如：诺里尔斯克的戈尔拉格（即山地营），科雷马河上的 别尔拉格（即沿岸营），英塔河上的敏拉格（矿物营），伯朝拉河上的列奇拉格（即河流营），波奇马的杜布洛夫拉格（即柞木营），泰谢特的奥泽尔拉格（即湖泊 营），哈萨克斯坦的斯捷普拉格（即草原营），彼斯强拉格（即沙地营）和鲁格拉格（即草地营），克麦罗沃州的卡梅施拉格（即芦苇营）等等。

劳动改造营里传开谣言了，说是要把第五十八条囚犯送到特种劳改营去消灭掉（当然，不论是将要执行任务的人，还是将被消灭的人，谁都十分清楚：要这么干的话，根本不需要什么重新宣判之类的程序）。

顿时，登记分配处（乌勒契）和契卡行动处都忙碌起来了：他们得编制各种秘密名单，送到某处去审查、协商。不久就开来了一列列红色列车，调来几连佩带红 色领章、配备着冲锋枪、警犬和小锤子的精壮士兵担任押解任务。随后便是按名单叫人了。那些被点名的人民敌人就无可挽回地断然被带出工棚，起解到遥远的地方 去。

但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人并没有全被叫出去。只是到了后来，人们对许多熟人的情况作了比较之后，才明白留在普通劳改营里和普通犯们呆在一起的是些什么 人；这些都是按第五十八条第10分条判刑的人，即犯有一般反苏宣传罪的人，也就是没有对任何他人讲过、没有共犯的，在犯罪时处于忘我状态的单个犯人（尽管 无法设想会有这样的“煽动者”，但确实有几百万人正是根据这条罪状被判刑、被立案的。现在这些人留在古拉格群岛的老劳改营里）。只要煽动者是两个人或三个 人在一起的，只要他们曾经有过哪怕一点点互相倾听、呼应或唱和的倾向，那么，对他们就有“添秤”，即可以对他们适用刑法第五十八条第11分条的“集团条 款”，因而他们如今也就得作为反苏组织的发酵剂而被送往特种劳改营去了。至于那些背叛祖国的人们（适用第五十八条第1分条之甲、乙两项的），资产阶级民族 主义分子和分立主义分子（适用第五十八条第2分条的），世界资产阶级代理人（第五十八条第4分条）、间谍（适用五十八条一6）、破坏分子（五十八一月、恐 怖分子（五十八一8）、暗害分子（三十八一9）以及经济方面的怠一二者（五十八一14）等，当然都被送走了。他们中间还很方便地夹杂进了一些德国人俘虏 （敏营的）和日本人俘虏（奥泽尔营的），那是打算在一九四八年之后继续把这些人留下来的。

同时，知情不报者（适用第五十八条第12分条的）和敌人的帮凶（适用五十八一3）都留在普通劳改营里了。相反，被控通敌的政治苦役犯则全部同其他人一起押送到特种营去。

这种区分还具有比我们所描述的更深刻的含义。根据某些至今还不清楚的特征，把某些判刑二十五年的女叛国犯（例如在翁日营里）也留在了普通劳改营里。有 些地方的劳改营关押的全是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包括弗拉索夫分子和伪警察，但却又不叫做特种劳改营，那里的囚犯们也不佩带号码，但是管理制度却异常严峻 （例如：伏尔加河的萨马尔河湾处的红色格林卡；哈卡斯自治州希林区的土依姆营；南库页岛营等）。这些营里的管理极其严厉，生活一点也不比特种劳改营里轻 松。

这是一次对古拉格群岛进行的伟大分割。为了避免将来再把它混杂起来，还特别规定：从一九四九年起，每一个新炮制出来的“群岛”居民，除了法庭的判决书 之外还必需拿到一张被关押的“决定”（国家安全委员会州分局和检察机关的联合决定），上面要注明该把这只小羊关在什么样的劳改营里。

这样，就像为了长出新芽而正在死去的种子一样，斯大林播下的苦役刑的种子就在特种劳改营里露出了新芽。

红色囚犯列车沿着祖国和“群岛”之间的斜线把一批批新人员带走了。

而在英塔河上，人们想出的办法却更简便：只要把这个畜群从一些大门赶进另一些大门就行了。

契诃夫曾经抱怨过，说我们国家没有给“什么是苦役刑以及它为什么是必需的”这个问题下过定义。

可那是文明的十九世纪的事呀！在我们这穴居的二十世纪中叶，我们根本就不想去理解什么又苦役刑，也不需要什么定义。既然老爷子已经这样决定——这也就是全部“定义”了。

于是我们就都得心领神会地不住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