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的激昂情绪，我们的急切期待，很快就被打得粉碎了。变革的微风不过是吹进递解站的一阵过堂风而已，它并没有吹进这用高大围墙圈起来的特种劳改营。虽然这里关押的是清一色的政治犯，但并没有看到柱子上有什么表示反抗的小传单。

听说，特种劳改营“敏拉格”里的铁匠们曾经拒绝打制劳改营窗上用的铁格子。光荣应该归于这些至今不知道姓名的人们！这才是人呢！后来他们被送进了加强管制棚。敏拉格营用的铁格子是到科特拉斯去打制的。科特拉斯人并没有支援敏拉格的铁匠们。

特种劳改营的生活是从驯服开始的。这驯服是无声的，甚至是曲意逢迎的驯服，它是过去三十年间在劳动改造营中逐渐培养形成的。

从权北地区押解来的犯人们并没有为哈萨克斯坦明媚的阳光而高兴。到了新鲁德诺耶车站，他们从红色车厢里跳下来，跳到褐红色的土地上。这里与杰兹卡兹甘的铜矿一样。在这种矿区劳动，无论多么健康的人的肺部都坚持不到四个月。刚到这里，兴致勃勃的看守们就在头几个稍犯点小错误的人身上试用了自己的新式武器—一手铐。原先在普通劳改营时是不给戴手铐的。在苏联，直到十月革命三十周年的前夕才能够成批生产这种明晃晃的镀镍手铐。（是那些胡子花白的老工人们，即我们文学作品里称作典型无产阶级的代表们，在某个地方的工厂里制造这种手铐。当然，难道还要斯大林和贝利亚亲自制造手铐吗？！）这种手铐的优点是它可以根据需要铐得很紧：手铐上装有一个带齿的金属片，戴上之后，可以尽可能地把这个金属齿片压紧，使犯人感到更痛。这样一来，手铐便从原来的限制囚犯行动的保险性工具一变而成为刑具了。它会深深地咬过手腕，引起剧烈的疼痛；一戴就是多少小时，而且手是倒剪在背后的。此外，还研究出了一种只铐住四个手指头的铐法，使手指关节更是疼痛难忍。

别尔特种劳改营的看守们使用手铐可算是有独到之处：他们为了一点小事，例如，见到看守忘了摘帽子，就给囚犯戴手铐。倒．剪着手把人铐起来，在岗楼前面罚站。两手先痛后麻，直至失去知觉，竟逼得成年男子汉哭着求饶：“首长，我再也不敢了！摘掉这铐子吧！”（在别尔营里还有一种很好的制度：不仅去食堂时要按号令行动，而且站到饭桌旁时也要听号令，要按号令就座，按号令大家一起把汤匙放进汤盘。吃完饭后要按号令起立，按号令走出食堂。）

某人只须大笔一挥：“要建立特种劳改营！在某日前将其管理制度草案呈报上来！”这确实不费吹灰之力。可是那些勤勤恳恳的监狱当局（还有那些深知人的心理并熟悉劳改营生活的人们）可就得绞尽脑汁了：他们要字斟句酌地研究哪些地方还可以再紧紧扣，再使犯人难受一点？再增加一点什么负担，使他们更苦些？怎样才能使这些囚徒们本已不舒适的生活变得更凄惨些？必须让这些从普通劳改营转到特种劳改营来的畜牲们立即感受到这里的严厉和痛苦才行。可是，为此就得有人事先把制度逐条逐条地走出来呀！

还有，警戒措施自然也要加强。所有特种劳改营的隔离区四周都采取了进一步的戒备措施，增加了铁丝网，在障碍地带的前沿补充敷设了布鲁诺蛇腹形铁丝网，在囚犯上下工时经过的所有重要路口和拐弯处都布置了机枪，机枪手时刻严阵以待。

每个劳改地点都建起了砖石结构的监狱——加强管制工棚。凡是被送进加强管制工棚的，一律要脱去棉上衣：用寒冷折磨人，这也是加强管制工棚的重要特点之一。其实，加强管制工棚就是监牢，因为它的窗子上全有铁格子，晚间把马桶拿进来，把门反锁上。此外，每个隔离区都没有一两个惩戒工棚，那里加强看管，是隔离区中的小隔离区。被送进惩戒工棚的囚犯傍晚下工回来就马上被镇进屋里，和从前的苦役营一样。（这实际上也就是加强管制工棚，可我们都叫它惩戒室。）

此外，还公开采用了希特勒分子使用号码的全套宝贵经验，也就是用号码代替犯人的姓名，代替犯人的“我”和他的人格。所以，在这里，并不是以每个人的全部特征来区别囚犯，而只是单调的数列上的一个个位数的增减而已。这一措施，如果执行得非常坚决而彻底的话，可以使人十分难堪。劳改营当局正是在尽量做到这一点。每一个新来的人，都必须先在特别科“弹钢琴”（也就是和在监狱里一样按下十个指头的指纹。普通劳改营里是不取指纹的），然后，就用绳子把一块牌子挂在他脖子上，牌子上有他的号码，然后，便由专业科的摄影师给他拍照。（现在这些照片还保存在某个地方哩！我们还会看到的！）

拍照之后，把牌子从犯人身上取下来（他总不是狗嘛！），发给他四块（有的劳改营发三块）八公分宽、十五公分长的白布，上面印着他的号码。他应该把白布块缝在自己身上指定的地方。缝的地方各营规定不尽相同，但一般是：背上、胸前、帽子的正前方、还有裤腿或者袖子上。在发给的棉衣上，这几处的衣服面是事先就剪掉了一块的：劳改营缝纫厂有些裁缝的分工就是把新衣服弄坏——在应该缝号码布的地方把衣服面剪掉一个方块，露出棉花来。这是为了防止囚犯逃跑时把号码撕掉冒充自由工人。别的特种劳改营的作法更简单：用盐酸把号码直接蚀印在衣服面上。

看守们奉命只许叫囚犯的号码。不许他们知道囚犯的姓名，更不许记住它，如果他们真能作到这一点，那倒是很可怕的。但是，他们做不到（他们都是俄罗斯人，改不了老习惯，毕竟与德国人不同），没过一年，他们就已经记不清了，开始叫某些人的姓了，后来叫姓的人越来越多。最后，为了看守们的方便，就在每个人的“小车厢”——木板床前面钉上一块三合板的小牌子，上面写着睡在这张床上的囚犯的号码。这样，看守想招呼某个睡着的人时就可以不必看他身上的号码了，而犯人不在屋里时也可以立即看出谁的床上收拾得不整齐。看守们还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或者早晨起床前轻轻地打开锁进入工棚，把那些提前起床的人的号码记下来，或者在起床时间准时闯进来把那些起床动作慢的人记下来。只要抓到这样的人，就可以立即关进禁闭室。但在特种劳改营里多半是要求犯人写出书面检讨，可是这里又不许带钢笔和墨水，也从不供应纸。写这种冗长无聊、令人厌倦的书面检讨的一套作法，算得上是他们一项很不错的发明，反正劳改营里有的是拿着工资而终日无所事事的人，他们有的是时间分析。他们并不立即惩罚你，而是要求你检讨：为什么你的床铺得不整齐？挂在你床头的号码牌怎么会歪的？你棉衣上的号码布怎么会弄脏的？为什么没有及时洗干净？怎么在你的屋里还有纸烟？为什么见了看守不摘帽子？对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说，要回答这些含义深刻的问题甚至比没有文化的人更痛苦。但是拒绝写检讨就会加重惩罚！检讨要写得干净、整齐，对劳改营当局的工作人员要表示尊敬，写好后把它交给本工棚的看守，然后再转交劳改营长官助理或长官本人审阅。审阅人就在这上面批示应给予什么惩罚。

在各班组的各种报表上也规定要把号码写在姓名前面。代替姓名吗？不，他们还不敢完全不要姓名！不管怎么说，姓名还是一条可靠的尾巴，人一辈子都受到自己姓名的限制，号码不过像是一口气，一吹就没有了。要是把号码烙在或刺写在人身上，那就不同了！但是，他们还没有迈出这一步。其实是能够做到的，谈笑间就可以做到，已经离这一步不远了。

另外，我们并不是一个人单独坐牢的。我们不只是听到看守们的声音。这就冲淡了号码带来的痛苦。囚犯们彼此之间也要说话，而彼此间不仅从来不叫对方的号码，甚至不注意彼此的号码。（乍一想，衣服上缝着好几块醒目的白布，怎么会注意不到呢？要知道，当我们很多人集在一起的时候，派班劳动和点名的时候，那许多号码看来就像对数表一般，使人眼花缭乱。只有新来的人会注意到它。）我们甚至不记得最亲近的朋友和同班人的号码，只记得自己的。（在狱卒的帮手们中间有些注意衣着的人，他们都把自己的号码布非常认真地，把毛边折进去，用小针脚缝在衣服上，尽可能缝得俏皮、美观。真是奴性十足！我们这些人则相反，都把号码缝得尽量难看。）

特种劳改营制度的目的是使这里的人完全与世隔绝，它指望谁也不可能从这里向什么人去上诉，谁都永远不会被放出去，谁也跑不到别处去。（看来，不论是奥斯威辛集中营，还是卡腾森林惨案，都没有对这里的主人起到教育作用。）在早期的特种劳改营里可以使用棍棒。那时，大部分情况下也不是看守自己带着棍棒（看守可以使用手铐嘛！），而是让犯人中间那些受到信任的人——管理员和囚犯班长带着棍棒，他们打犯人是首长十分满意并完全赞许的。在杰兹卡兹甘劳改营里，分派劳动之前先要在工棚门前集合站队。派工员拿着根子叫喊：“除了最后一个，全出来！”（读者可能早已明白了为什么“除了最后一个！’。因为即使有最后一个，那他也不会再出来了，就像他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因此，譬如说，冬天从卡拉巴斯押往斯帕斯克的一队犯人（共二百名）在中途冻死了一些，活下来的人挤在病房和卫生所的过道里，他们的肢体在腐烂发臭，科列斯尼科夫医生截掉了几十只胳臂、腿和鼻子。即使这样，劳改营的首长也完全无动于衷。特种劳改营里的秘密隔绝状态十分可靠，所以斯帕斯克营的首长，著名的沃罗比约夫大尉，和他的部下才能够把押在本营的匈牙利芭蕾舞演员先关进禁闭室“惩戒”，然后给她戴上手铐，最后便轮奸戴着手铐的她。

这里的制度是不慌不忙地考虑得十分周到的，直到每个细节。例如，这里不仅不许犯人有自己的像片（想逃跑！？），而且不许有任何人的，包括亲人的像片。如被发现，立即没收烧掉。斯帕斯克营的女四工棚棚长是个上了年纪的妇女，被捕前当教员。她偶尔把一张柴可夫斯基的小像片留在桌子上了。看守没收了像片，关了她三天禁闭。“这是柴可夫斯基的照片呀！”“我不知道是谁的，反正营里不许女犯有男人的照片！”肯吉尔劳改营里允许囚犯接受用邮包寄来的米（为什么不接受呢？！），但却决不许囚犯们煮饭吃。如果发现囚犯在什么地方偷偷用两块砖头支起小饭盒来烧饭，看守会立即把饭盒踢翻，并迫使犯人用手把火弄灭。（不错，后来盖了一个烧饭用的小棚子，但两个月后又把炉子拆掉了，椰子里养上了军官们的猪和行动人员别里亚耶夫的马。）

但是，特种劳改营的主人们在翻新管理制度花样的同时，并未忘记普通劳改营的好经验。奥泽尔拉格特种营的米申大尉只是L个劳改点的头头，他就曾把不服从派工命令的囚犯绑在雪橇上拖到工地去。

总的来说，建立起的管理制度是令人满意的，所以可以让原来的苦役犯在特种劳改营里和大家享受同样待遇，只是号码布上的字母还有所不同而已。（不过，有时也让他们住在草棚和马厩里，那仅仅是由于工棚不够用，例如，在斯帕斯克营。）

就这样，特种劳改营虽然不正式称为苦役营，但它继承了苦役营的一切，成了它的合法继承者，同它溶合在一起了。

为了使囚犯们很好地掌握已经建立的制度，还必须用正确的劳动组织和正确的伙食安排来巩固它。

为特种劳改营选定的劳动是这一带最艰苦的劳动。契诃夫说得对：”社会上，特别是在文学作品里，已经形成一种成见：好像只有在采矿场才有最艰苦、最耻辱难堪的真正苦役。如果涅克拉索夫的长诗《俄罗斯妇女》中主人公是……去替监狱捕鱼或者会代木材的话，许多读者是不会感到满意的。”（不过，安东·巴甫洛维奇，您为什么这么瞧不起伐木劳动呢？伐木这个活儿不错，也是合适的。）斯捷普拉格刚刚建立时，最初几个分部的囚犯都是开采铜矿的（它的第一分部设在鲁德尼克，第三分部设在肯吉尔，第四分部在杰兹卡兹甘）。干式采掘，矿石粉末飞扬，人们很快就染上硅肺和肺结核病。得病的犯人便被送到卡拉干达附近的著名的斯帕斯克劳改营分部去——那是属于特种劳改营的“全苏残废人的收容所”。

斯帕斯克是值得特别提几句的。

送到斯帕斯克来的都是其他劳改营拒绝继续使用的完全残废了的犯人。可是，说来奇怪，这些残废只要一踏上斯帕斯克劳改营那起死回生的土地，就一下子都变成真正的干活能手了。对于整个斯捷普拉格劳改营的长官切切夫上校来说，斯帕斯克劳改营分部要算是他最喜欢的一处了。这个身材粗壮而远非善良的家伙，有时从卡拉干达乘飞机来到这里，在值班室擦擦皮鞋，稍事休息之后就去营区视察，并留心还有谁不在替他干活。他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在我这整个斯帕斯克劳改营里只有一个残废，他的两条腿都没有了。可是，就连他也在于轻活儿，他在当通信员！”一条腿的人全坐着劳动：他们把大石块砸成碎石子，有的就分选碎木块。架着双拐也好，缺一只胳膊也好，这些在斯帕斯克都不能成为劳动的障碍。让四名一只胳膊的人（两个有左胳膊和两个有右胳膊的）编成一个小组抬担架，这是切切夫想出来的主意。在没有电的时候让人们用手转动机械加工厂的机器，这也是切切夫手下的人想出来的。切切夫还喜欢营里有“自己的教授”，因此他便批准了生物物理学家奇热夫斯基在斯帕斯克劳改营里搞一个实验室（只有几张空桌子）。但是，一旦奇热夫斯基利用最劣质的材料替杰兹卡兹甘的劳动者们试制成了简单的预防硅肺的面具，切切夫却不许他投入生产：不戴面具也照样干活嘛，何必多此一举！再说，人员也得不断更新嘛！

一九四八年底斯帕斯克劳改营分部总共关押男女囚犯一万五千人。营区很大，铁丝网的柱子在山腰和峡谷间起伏绵延，伸向远方，四角的监视塔互不相望。后来慢慢地修建起内部隔离工程：囚犯们自己在营区内筑起围墙，把妇女区、工人区、完全残废区互相隔开了（这样可以使囚犯之间的联系更加困难，对劳改营主人更加方便）。六千人每天步行到十二公平外去修建水坝。因为他们毕竟是残废，所以往返都要两个多小时，还要加上十一小时的劳动（在这种条件下很少有人能支持两个月）。另一项艰苦的劳动是采石子。采石场就在隔离区之内（古拉格的岛上还有矿藏呢！），男女营区内都有。男区的采石场在山上，打炮眼，用炸药把岩石炸开。白天，残废的囚犯们用小锤子把炸下的石块敲成碎石子。女营区不用炸药，女犯得用十字铜刨开土层，露出岩石后，用大锤把石头打碎。当然，她们的锤把常常会震断（新锤把也会折断）。要换新锤把，就得到另一隔离区去。而且，妇女们有工作定额，每人每天必须采石0．9立方米。因为完不成定额，她们在很长时间里只能领到惩罚口粮——每天四百克粮食。后来男囚犯教给她们一个办法——验收之前偷偷从旧石堆上扒一些石子到新堆上来——这才不受“惩罚”了。还要提醒读者，所有这些劳动不仅是残废人在没有任何器械的条件下干的，而且是在草原地带的严寒中干的（零下三十一三十五度，还刮风），人们身上穿的是单衣，因为按规定，不劳动的人们（即残废的囚犯们）冬天不发给棉衣。一位化名波-尔的妇女曾向我回忆过她在严寒中，身上几乎没穿什么衣服，用大锤敲打石头的情况。她说：“至于这种劳动对祖国的好处，只要讲一件事就很清楚了：后来发现女区采石场采下的石头不知为什么不适于建筑用，于是，某一天，某个首长就下了一道命令，叫妇女们把一年中采的石子‘全部扔回矿坑去，用土盖上！这里要开辟成一片林园！’当然，林园并没有修成。”男区采的石块好一些。那些石块是这样运往建筑工地协。每天点名之后把全部（到这一天还活着的）囚犯（总共约有八千八）统统赶上山去，回来时都要背着石子。休息日残废囚犯们也要这样“散步”两次：早上和傍晚。

后来的劳动便是在隔离区内修建界墙，替劳改营的工作人员和警戒部队盖房（盖住宅、俱乐部、澡堂、学校），在农田和菜地里干活。

所种的菜全都拿给自由居民吃，囚犯们只能得到一些菜茎菜叶之类。这些茎叶大堆大难地用汽车运来，扔在厨房旁边，任其沤湿腐烂。做饭时伙夫们就用叉子从堆里直接叉到锅里（有点像煮家畜饲料吗？……），用这些茎叶煮出来的是真正的烂菜汤。每天只往这种烂菜场里加一勺稀饭，如此而已。请看看发生在斯帕斯克菜地上的这样一个场面吧：一天，大约一百五十名囚犯商量好了，一下子都扑到一块菜地里去，进去后立即趴在地上咬食地里长着的蔬菜。卫兵们跑来了，用棒子打他们，可是他们只管趴在地上继续啃食生菜！

不参加劳动的残废人每天发给面包五百五十克，劳动的发六百五十克。

斯帕斯克营的人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药（这么多人，到哪里去弄药？何况他们反正要死掉嘛！），也不知道什么叫铺盖。在某些工棚里是把床并在一起的，两张床并起来就不只是睡两个人，而是让四个人挤在一起睡。

对，另外还有一项工作！每天要派一百一十到一百二十人去挖坟坑。每天派两辆美国造的“史蒂倍克”牌卡车专拉尸体。尸体是装在木格箱子里运走的，死人的手脚从宽大的格子缝里伸出来。在一九四九年夏天比较顺利的几个月里，每天要死六十到七十人，到了冬天每天死亡上百人（一个在停尸房干活儿的爱沙尼亚人查过人数）。

（其他地方的特种劳改营里的死亡率没有这么高，吃的也稍好些。当然，劳动也重些，因为不是残废嘛！这一点，读者自己会了解的。）

这一切都发生在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九年，也就是说，这是十月革命胜利三十二年之后的事，是纽伦堡国际法庭审判结束之后三年的事。经过纽伦堡法庭审判之后，为法西斯集中营的野蛮残酷暴行所震惊的全人类刚刚松了一口气，还满以为：“这一切都不会重演了！”呢。

有了这些制度还嫌不够。自从转到特种劳改营之后，我们同外界和家庭的联系几乎完全断绝了，对于等待着你和你的来信的妻儿老小来说，你就变成了神话中的人物。（每年只许写两封信。可是，就连你倾注了几个月来的全部心声和最主要、最美好的感情写出的这两封信也未必发出去。谁敢去向检查信件的国家安全部的人员查问？他们是常常自动减轻自己的工作负担的：把一部分信件放进炉子，就不必花时间检查了。至于说收信人没收到你的信，那你就去责怪邮局吧。在斯帕斯克营，有一次命令几个囚犯去修理信件检查科的炉子。囚犯们在炉膛里发现了几百封信件：是检查人员扔进去之后忘记点火了。特种劳改营的情况就是这样——去修炉子的人还不敢声张此事！否则安全人员会立即收拾他们……难道这些为了自己安逸而烧掉囚犯心声的国家安全部的信件检查员们，他们比收集被害者的头发和人皮的希特勒党卫军分子更人道一些吗？）至于同亲属们会面，这在特种劳改营里连提都不必提，因为特种劳改营的地址是使用密码代号的，任何人都不能到这里来。

还得补充一点：在特种劳改营里几乎不存在海明威所说的“有的和没有的”这个问题这里从建立那天起就按照“没有的”的原则解决了一切问题。不许囚犯有钱，也不发给工资。（普通劳改营的囚犯还可以挣到少得可怜的几个工资，这里是分文不给。）不许有换穿的鞋或换洗的衣服，凡是可以穿在里面取取暖或者防潮的衣物都不许有。营里发的衬衣（那算什么衬衣呀！恐怕海明威小说里的穷人都不会穿它）是每月换两次，外衣和鞋是一年换两次。这是十足的阿拉克车耶夫式的严明。特种营建立的初期还没有保管室，后来便建立了永久性保管室，即一直保管到“释放”那一天。建立保管室以后，如果自己再有什么衣物不交去，就是一个严重错误了：这是准备逃跑！（关禁闭室！审讯！）床头小柜里不许有任何食物。（早晨要在食物保管处前排队把它交上去，晚上再排队领回来。这样还可以成功地把你早晚剩余的一点点思考时间占去。）不许拥有任何写字用的东西，不许有墨水和彩色铅笔和变色铅笔，不许有超过一本小学生练习本的白纸。最后，不许有任何书。（在斯帕斯克营，接收犯人时便没收他的全部书籍。我们这里最初允许有一两本书。但是，有一天突然下了一道英明的命令：把个人的书全拿到文化教育科去登记。在那里往书的扉页上盖一个“斯捷普拉格。第XX劳改点”的图章。此后，凡是没有盖章的书一律作为非法书籍予以没收，而盖了章的书就全算劳改营“图书馆”的书了，不再属于个人。）

还要提醒读者：特种劳改营里的搜查要比普通劳改营更加经常，更加彻底。每天出入营时要仔细搜查。对工棚则进行定期搜查：掀开地板，拆掉炉条，拆开门廊的板子；还有像监狱里一样地逐个搜身，要脱衣服。摸索，撕开衣服里子，扯掉鞋掌等。有时就把营区地面的草全部烧光（“不能让他们把武器藏在草里！”）。囚犯们休息日要打扫营区。

想想这一切，大概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囚犯们并不把佩带号码看作最难堪、最侮辱人格的事了吧。所以，当伊万·杰尼索维奇“说“它们，衣服上的那些号码，并不沉”的时候，他根本不是像那些自己没有佩带过号码、也没有挨过饿的、高傲的批评家们所指责的那样“失去了作人的自尊心”，而只是发出了清醒的、理智的声音而已。号码给我们带来的苦恼既不是精神上的，也不是（像古拉格群岛的主人们所指望的那样）心理上的，反倒是非常实际的麻烦——我们必须占用空闲时间把撕开的边角仔细缝好，或者去找画家把上面的字再描清楚些；如果劳动时把号码布撕坏了，就得再设法找块新市把它完全换成新的，否则就会蹲禁闭。

什么人真正把带号码看作是这里的花样翻新中的最毒辣的一手呢？那是某些教派的虔诚的女信徒们。例如，卡梅施特种劳改营在苏斯洛沃车站附近设有一个女劳改营分部，那里的女囚犯就是这样。该营的女犯中由于信教被判刑的约占三分之一。而《圣经》《新约》的《启示录》上早有明明白白的预言：

第13章，第16节里写着：“……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

所以，这些妇女们坚决拒绝佩带号码，因为它是魔鬼的印记！她们去领公家发的制服时也不同意签字。（这是“向魔鬼签字！”）劳改营行政当局（营管理处主任格里戈里耶夫将军和独立劳改点的长宫博古什少校）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足够的坚定性：他们命令扒掉这些女人的衣服．只剩一件衬衣，再脱掉她们的鞋（那些女共青团员看守们自然都照办了）。行政当局想；让冬天迫使这些没有理性的宗教狂们接受公家的制服并缝上号码吧！但是，妇女们竟宁肯在严寒中穿着衬衣光着脚走，也不同意把灵魂交给魔鬼！

于是，在这种精神（当然是反动精神喽！我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我们不会那样去反对带号码！）面前，劳改营当局终于屈服了：把信徒们的衣服还给了她们。她们穿上了不带号码的衣服！（叶莲娜·伊万诺夫娜·乌素娃就是穿着自己的衣服在劳改营度过了整整十年，她的内外衣全穿烂了，勉强挂在肩上，遮住身体，但是劳改营的总务处却无法发给她公家的衣服，因为她不在领物单上签字！）

号码还有另一个使我们伤脑筋的地方：号码写得很大，卫兵从老远就能看清。卫兵们总是在一定的、能够拉开冲锋枪射击的距离看着我们，他们当然不知道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的姓名；所以如果没有号码，他们就分不清穿着同样衣服的囚犯。有了号码，他们就能从远处看到几号在队伍里说话，几号排队没排好，或者没有把手背在后面，或者从地上捡起过什么东西。只要他们回去向警卫队长一报告，那个人就得蹲禁闭。

警卫队也是扼杀我们微弱生命的一支力量。这些“戴红肩章的人”，正规军的士兵们，这些手持冲锋枪的孩子们，是一支不会分辨是非、不了解我们、而且不接受任何解释的愚昧力量。不可能有任何东西从我们这里传给他们，而从他们那里传过来的只有喊叫声、军犬的狂吠、拉冲锋枪抢闩的响声和飞来的子弹。而且永远是他们有理，我们无理。

有一次，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的囚犯们在修筑铁路路基。那里不是隔离区，没有界限，四周只有卫兵押着。有一个囚犯在被允许的圈子内离开大家几步，想去拿自己扔在地上的上衣，取出包在里面的一块面包。不料一个卫兵举枪就把他打死了。当然，卫兵有理。他只会受到表扬，而且，当然，他直到今天也不会后悔的。囚犯们谁也没有以任何形式表示不满。更没有向任何地方写什么申诉。（即使写了，我们的申诉也出不了劳改营。）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九日，我们五百人到一个汽车修配厂附近去劳动。工地的一边是营区，所以这边没有卫兵警戒。眼看我们就要进入工地的大门了。这时一个叫马洛伊（这个姓有“小个子”的意思，其实地是个彪形大汉）的人忽然不知为什么离开了队伍，若有所思地朝着警卫队长的方向走去了。给人的印象是：他精神恍惚，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什么。他没有举手，没底作出任何一点威胁性的动作，只是沉思着向前走去。这却把那个警卫队长，一个爱打扮的有点流气的军官，吓坏了。只见他转身就跑，一边尖声喊叫着，可怎么也掏不出腰里的手枪来。这时，一个拿冲锋枪的中上迅速跑到马洛伊前面。在相隔几步的地方向他的胸部和腹部打了一梭子弹，边打边慢慢向后退。马洛伊倒下之前还慢慢地继续向前走了两步。他的棉袄的后背上露出了被那看不见的子弹打出的棉花。虽然马洛伊倒下了，可是我们，整个队伍，谁都没动一动。警卫队长惊魂未定，接着就向卫兵们喊了一声，发出了命令。于是，自动步枪便从四面八万响了起来，子弹擦头飞过；事先就在四周摆好的机枪也响了，同时有许多声音，一声比一声更疯狂地向我们叫喊：“趴下！趴下！趴下！！”子弹越飞越低，有的打在障碍地带的铁丝网上。我们五百人并没有朝射手们冲过去，没有去制服他们，而是全都伏在地上，把脸埋在雪里了。就这样，在那个耶稣受洗节的严寒的早晨，我们在这种耻辱的、任人宰割的状态下，绵羊似地在雪里趴了一刻多钟。他们一高兴就可以把我们全都枪杀掉，而且不必负任何责任：可以说是企图暴动嘛！

在特种劳改营的第一年和第二年，我们就是这样一些完全被压垮了的可怜的奴隶！关于这个时期，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里已经讲得不少了。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呢？为什么几千人会这样？这些牲口都是犯第五十八条的呀，也就是说，他们还叫做“政治犯”呢！真见鬼！你们现在不是跟其他普通刑事犯分开了吗？不是集合到一起了吗？你们现在该搞政治了！为什么那么一钱不值，那么驯顺呢？

其实，这些特种劳改营里的生活本来就不可能以另外的方式开始。这里的被压迫者和压迫者都是从普通劳改营来的，他们身上都各自带着十年以上受别人压迫的、或者压迫别人的传统。原先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都随着活人一起转到这里来了，它们温暖并支持着每个人，因为这些人都是几百人几百人地从同一个劳改营分部转来的。他们到新地方来时普遍地怀着一种坚定的信念：认为在劳改营这个世界中，人对人来说只能是老鼠、是吃人的生番，而不会是别的。他们带到这里来的只是对自己个人命运的关。心和对共同命运的完全漠然的态度。他们都准备在这里进行无情的斗争以夺取个作业班长的位子，或者能在伙房、面包房、保管室、会计室或文化教育处找到个辅助人员的优厚位子。

但是，单个囚犯到新地方来的时候，如果他想在这里安身立命，那就只有靠他的运气和厚颜无耻。而那些老有经验的辅助人员（帮手）们由于长期在同一个囚犯队里互相磕头碰脑，所以对于作业班长的拳头，对于谁个善于给长官溜须拍马、背地里咬人一口，谁善于搞些“小动作”、逃避劳动等等，都已经彼此有所了解了。在长途押解的路上他们几个星期挤在一个车厢里，在同一些递解站里一起洗澡，他们已经互相领教过了，自然不再抱有过多的自由幻想，只想和和气气地把奴隶的接力棒传过去。因此，他们会互相商量好：到了新劳改营之后怎样攫取关键岗位，怎样把其他劳改营来的帮手们排挤掉。至于那些已经完全屈服于厄运的。只知道劳动的愚昧无知的人，他们则是商量好到了新地方能组成一个好劳力班子，只盼着能遇上一位让人过得去的作业班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