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乎像是在做梦：已结束的历史的复返。国内战争的史卷早已写完了，合上了，它的问题已经解决，它的事件已列入教科书的年表。白党运动的活动家们已经 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同时代人，而是已经消失的往事的幻影。俄国的流亡分子比以色列人的支脉分散得更加零碎，在我们苏联的观念中，如果他们还在什么地方苟 延残喘，——那就是在下等饭馆里当洋琴鬼，当仆役、洗衣妇、乞丐、吗啡癌和可卡因癌患者，成为奄奄待毙的活尸。一九四一年战争爆发前，从我们的报纸、高级 文艺作品、艺术评论中找不出任何提示能使我们构成以下的概念（我们的脑满肠肥的大师们也没有帮助我们去发现），即国外俄侨——这是一个巨大的精神世界，在 那里发展着俄国哲学，那里有布尔加科夫、别尔佳耶夫、弗兰克、洛斯基。俄国的艺术使世界着了迷。那里有拉赫玛尼诺夫、夏里亚宾、伯努瓦、佳吉列夫、巴甫洛 娃，有扎罗夫的哥萨克合唱团，那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着深刻的研究（同时期他在国内是挨骂的），存在着一个前无古人的作家纳博科夫一西林，布宁还活着并 在这二十年内也有所创作，出版着文艺杂志，上演着戏剧，召开同乡会，在那里用俄语发表演说，男俄桥还没有失去娶女俄侨为妻的能力，而女俄侨也仍有生儿育女 ——即生育我们的同龄人的能力。

我们国内形成的关于流亡分子的观念谬误到如此程度，如果举行一次群众测验：流亡分子在西班牙战争中是支持谁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支持谁的？——大 家都会一口气回答：支持佛朗哥！支持希特勒！在我们国家里到现在也还不知道，站在共和派一边作战的白俄流亡分子要多得多。弗拉索夫的各师和冯一潘涅维茨的 哥萨克兵团（“克拉斯诺夫兵团”）是由苏联公民组成的，而根本不是由流亡分子组成的——他们没有去投靠希特勒。因此，站到希特勒方面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 比乌斯在他们中间是孤立的。有一件事又似笑话而又并非笑话：邓尼金曾急切地要去为苏联打希特勒，而斯大林一度差点准备把他弄回国来（显然不是作为一支战斗 力量，而作为民族团结的一个象征）。在法国占领时期，大量俄国侨民，有年老的，有年轻的，参加了抵抗运动，巴黎解放后，他们蜂拥到苏联大使馆申请返回祖 国。不管是什么样的俄罗斯——但它是俄罗斯！——这就是他们的口号，而他们也正是这样来证明从前说热爱它并不是撒谎（在四五到四六年的监狱里他们几乎是幸 福的，因为这些铁窗、这些看守——都是自己人，都是俄国人；他们瞧见苏联的小伙子们搔着后脑门说：“我们何苦要回来呢？我们在欧洲挤得难受吗？”觉得很惊 奇）。

但是，按照斯大林的逻辑，任何一个在国外住过的苏联人都应当关进劳改营，这些流亡分子怎能避免这种命运呢？在巴尔干，在中欧，在哈尔滨，苏联军队一 到，立即逮捕他们，从寓所里抓，在街上抓，像抓国内的人一样。暂时只抓男人，而且暂时还不是所有的男人，只是那些有过政治表现的人（他们的家属过了一阵子 被递解到俄国的流放地，有的就留在保加利亚、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在法国，先是把他们接纳为苏联公民，举行隆重仪式，献花，接着条件舒适地送回祖国，到达 之后才动手把他们胡噜进去——在处理上海的俄侨方面时间拖得久些——在四五年手还伸不到那里去。但苏联政府派了一个代表到那里，宣读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 法令：宽恕一切流亡分子。是啊，怎能不相信呢？政府总不能说瞎话吧！（不管真的是否有过这一条法令，——至少它对机关是没有约束力的）。上海的俄侨高兴得 不得了。答应他们的条件是，想带多少东西就带多少东西，想带什么就带什么（他们带了小汽车走，这对祖国会有用的），在苏联想住哪里就住哪里；工作当然是完 全按自己的专业。从上海把他们装上了轮船。轮船的命运就已经是各不相同了：有些轮船上不知为什么完全不供伙食。从纳霍德卡港（古拉格的一个主要递解站）下 船以后的命运也是各不相同。几乎把所有的人都装上了货运列车，像犯人一样，只是还没有严格的押解队和警犬。有的给运到适于居住的地方，运到城市，真的让他 们在那里住了两三年。另一些用列车直接送到劳改营，在外伏尔加地区的森林里的什么地方把他们卸下来，搬着白色大钢琴和花篮走下高峻的路基斜堤。从四八到四 九年，那些幸存的远东归侨一股脑儿都被关了进去。

当我还是九岁的孩子的时候，对于读当时在我国书亭里随便实的B·B·舒利金的蓝皮小书的兴趣，超过读儒勒·凡尔纳。这是从那个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世 界来的声音，因而就是用最奇妙的想象力也不能推测到，过了还不到二十年，作者和我的脚步会以看不见的虚线在大卢宾卡的无声走廊里交叉起来。诚然，我同他本 人相遇不是在当时而是再过二十年以后，但四五年春天我有时间仔细观察许多年老的和年轻的流亡分子。

我同博尔希骑兵大尉和马里尤什金上校一起作过体格检查，他们皱巴巴的暗黄色赤裸身体的惨相永远留在我的眼前，那已经不是活人的肉体而是两具干尸。他们 是在快进棺材前被捕的，从几千公里以外把他们押到了莫斯科，这里，在一九四五年，以最郑重其事的方式对他们在一九一九年的反苏维埃政权活动进行了侦查！

侦查和审判方面的不合理现象成堆，我们对这些已经看得很习惯了，以至不再去区别它们的等级。这个骑兵大尉和这个上校是沙俄军队的基干军人。当电报传来 消息说在彼得格勒皇帝已被推翻的时候，他们两人的年纪都已四十开外，他们在效忠沙皇的誓言下在军队里已经服务了二十年，现在硬着头皮（也许在心里暗暗说： “滚蛋吧！垮台吧！”）又向临时政府宣了誓。此外没有旁人要求他们向别的什么方面宣誓效忠，因为军队都瓦解了。他们不喜欢当时那种撕肩章、杀军官的秩序， 他们自然要同其他军官联合起来为反对这种秩序而战斗，而红军自然也就要和他们打，并把他们赶到海里。但是在法律思想即使有些萌芽的国家里，—一有什么理由 去审判他们，何况还是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这期间他们一直当老百姓，马里尤什金直到被捕也没做过什么事，博尔希诚然是在奥地利的哥萨克辎重队里抓到 的，但明明不是在武装部队里，而是在辎重队的老人和妇女中间。）

然而，在一九四五年在我们的司法中心，他们被控犯有；以颠覆工农苏维埃政权为目的的行为；武装侵入苏维埃领土（就是说，当有人在彼得格勒把俄国宣布为 苏维埃的时候，他们没有立即离开这个国家）；帮助国际资产阶级（他们梦里也没有见过这种东西）；在各种反革命政府任职（就是在他们一生从属的那些将军手下 任职）。第五十八条的所有这些分条（l、2、4、13）都是属于一九二六年，即国内战争结束后的六七年才通过的刑法典的内容！（法律追溯效力的经典的和丧 尽天良的范例）此外法典第二条指明，它只适用于在苏俄领土上拘捕的公民。但是国家安全机关的铁手从欧亚所有国家里把十足的非公民一个个地揪了出来。关于时 效我们就更不用说了：关于时效有一条灵活规定，即它不适用于第五十八条（“为什么要算老帐呀？……”），时效只适用于那些消灭本国同胞比整个国内战争所消 灭的多出许多倍的自己家里培养的刽子手。

马里尤什金对过去的事情总算还记得清楚，关于从诺沃罗西斯克撤退的详细情形还能说得出来。但博尔希好似又返回了童年，他天真地嘟嚷着说，他怎样在卢宾 卡庆祝了复活节：复活节前整整两星期他只吃半份口粮，把另一半留下来，逐渐用新鲜的倒换发硬的。就这样为了开斋他积蓄了七份口粮，于是复活节他就大吃了三 天。

今天对他们起诉和审判——丝毫不证明以往他们有什么罪行。这仅是苏维埃国家的复仇行为：为了他们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曾反抗过共产主义，尽管从那时以来他们一直度着有家难归的流亡者的坎坷生涯。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亚谢维奇上校不同于这些流亡分子中的束手无策的木乃伊。对于他来说，国内战争结束后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显然并没有结束。 他通过什么进行斗争，在何处和如何进行——他没有讲给我们听。但是好像在监室他仍有继续战斗的感觉。在我们大多数人脑子里，概念混乱，视线模糊而歪曲，而 他对周围事物却显然有清楚明朗的观点，由于具有明确的生活立场——他的身体也经常保持着壮健、弹性、活力。他的年纪已在六十以上，脑袋完全秃了，不剩下一 根头发，他熬过了侦查（像我们大家一样正等待着判决），当然从哪里都得不到帮助——却保持着年轻的、甚至红润的皮肤，在全监室中只他一个人做早操，在水龙 头下冲冷水（我们大家则舍不得浪费监狱配给口粮提供的热量）。当板铺间空出一条走道时，他就抓紧时间——在这五六米的地方，用板正的步伐、板正的身姿，来 回走步，手交叉在胸前，明亮而年轻的眼光好像透过墙壁望着狱外。

我们大家都为我们所遭遇的事情感到吃惊，他却觉得周围发生的事情都在意料之内——正因如此，他在监室中是完全孤独的。

我一年后才理解了他在监狱中的行为：我又回到布蒂尔卡，在七十个监室之中的一间里我遇见了亚谢维奇的一些年轻的同案人，他们都已判了十年和十五年。在 一张卷烟纸上印着他们整个集团的判决，不知何故却落在他们手中。名单上的第一名就是亚谢维奇，给他的判决是——枪决。原来他从桌子到门之间来回踱步时，用 那没有衰老的眼光透过墙壁所看到的、所预见到的是这个呀！但是，忠于生活道路的毫不后悔的意识给了他以不寻常的力量。

在流亡分子中间也有我的一个同龄人伊戈尔·特朗科。我同他交上了朋友。两人都是衰弱的、干枯的，灰黄色的皮肤包着骨头（当真我们为什么这样垮了下来？ 我想是由于精神上的惘然失措）。两个人都是瘦长条儿，在布蒂尔卡放风的院子里，一阵夏风吹来就会摇晃，我们老是在一起迈着老年人的小心步子，谈论我们生活 的对比。我与他在同一年生于俄国的南方。当我们两人还在吃奶的时候，命运之神就从他的破旧的袋子中掏出了一根短稻草塞给我，而给了他一根长的。于是他的小 圆球儿就滚到了海外，虽然他的“白卫分子”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贫穷的报务员。

通过他的生活设想一下在国外的我这一代同胞的情况，使我感到强烈的兴趣。尽管家庭收入颇为有限甚至十分拮据，他们仍是在良好的家庭督导下长大的。他们 都受到完美的教育，并尽可能地得到了深造的机会。他们是在不知道恐惧和镇压的环境中成长的，虽然在他们还没有壮大以前，各种白党组织的某种权威的压力曾经 悬在他们头上。他们长大了，但没有染上那些笼罩整个欧洲青年的时代恶习（犯罪率高，生活态度轻率、无所用心、放荡）——这是因为他们好似在家庭的不可磨灭 的不幸的阴影下长大的。他们生长在不同国家，但是都把俄国当做是自己唯一的祖国。他们的精神教育来自俄国文学，由于他们的祖国仅止于文学，文学的背后并不 存在第一性的实体的祖国，因而更受他们珍爱。他们接触的现代出版物比我们范围广泛得多，内容充实得多，而偏偏苏联的出版物他们见到的很少，他们对这个缺陷 感觉得最尖锐，他们以为，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才不能理解关于苏维埃俄国的主要的、最崇高最美好的东西，而他们所获知的都是歪曲、谎话、不完全。关于我 们真实的生活他们只有最贫乏的概念，但怀念祖国之情是那么深切，如果在一九四一年对他们发出一声召唤，他们便会纷纷加入红军，甚至会感到去死亡要比活下来 更为甜蜜。这批在二十五到二十七岁的青年已经有了并坚持了某些与年老将军和政治家们的意见不相符合的观点。例如，伊戈尔的小组是“非预决派”。他们宣称， 没有与祖国分担过以往几十年的全部复杂重负的人，对于俄国的前途便没有任何决定权，甚至没有提出任何建议的权利，只能前去为人民所决定的东西贡献力量。

我们一起在板铺上躺过了许多时间。我尽可能地理解了他的世界，这个会见向我揭示了（以后其他的会见也证实了）一个观念，即内战时期相当大一部分精神力 量的外流，从我国带走了俄罗斯文化的一个巨大而重要的分支。而每一个真正热爱俄罗斯文化的人都将力求使这两个分支——本国的和国外的——重新结合起来。只 有那时，它才是完全的，只有那时，它才能显示出健康发展的能力。

我幻想着活到这一天。

人是软弱的，软弱的。归根结底连我们中间最固执的人在那年春天也想得到宽恕，决意牺牲许多东西来换取一小块生命。流行过这样一个笑话：“被告，你的最 后陈述！”“送我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只要那里有苏维埃政权！还有——阳光……”我们不会有失去苏维埃政权的危险，倒是有失掉阳光的危险……。谁也不愿意到 最远的北极地带去，不愿意去得坏血病，去得营养不良症。在监室里不知为什么特别盛行关于阿尔泰的传说。极少数以前去过那里的人，尤其是没有去过的人，把同 监难友引入一场美梦：阿尔泰可是好地方！既有西伯利亚的辽阔，又有温和的气候。小麦堆满岸，蜜糖流成河，草原和山岭，羊群、野物、鱼虾。人烟茂盛的富裕的 农村……

囚犯们关于阿尔泰的憧憬——是否是旧时农民对它的憧憬的继续？在阿尔泰曾经有过所谓内阁的土地，因为这个缘故，它与西伯利亚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对移民 在长时间内是比较不开放的。——但农民们最向往的正是上那里去（并且不断地向那里移居）这种持久的传说是否由此而来的呢？

啊，往这个安静地方躲起来吧！听听雄鸡在清新空气中的清脆响亮的歌声！抚摸抚摸善良严肃的马胜！一切伟大的问题统统见鬼去吧，让别的什么人，傻一点的 人去为你们伤脑筋吧。躲开侦查员的骂娘和对你全部生活的厌人的盘诘，躲开监狱门锁的响声，躲开监室里令人窒息的闷热，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我们都只有一次 生命，它是渺小短促的——而我们却作孽地把它塞到别人的机枪下面去，或者带着它，带着这纯洁无暇的生命钻到政治的肮脏垃圾堆里去。那里，在阿尔泰，似乎可 以住在靠近森林的村边上最低矮最黑暗的小房子里。不是为了检树枝，不是为了摘蘑菇，而是随便往森林里走走，搂住两根树干：我的亲爱的！我再也不需要什么 了！……

那一年的春天本身就呼唤着人们的善心：它是如此浩大的战争结束的春天！我们看到，数以百万计的我们这样的囚犯正流入监狱，还有大大超过此数的囚犯在劳 改营中等着我们，取得空前伟大的世界性胜利之后，怎么可能把那么多的人留在监狱里？现在把我们关着大概只不过是吓唬吓唬，好使我们记得牢些吧。当然会颁布 大赦，我们大家很快就会被放出去。有人甚至赌咒发誓说，他亲自在报上读到过，斯大林回答美国记者（姓名吗？——我记不得了……）时说，战后我国将实行一次 世界上从未见过的大赦。侦查员也确实亲自对什么人说过很快要宣布普遍的大赦（这些传闻对侦查员是有利的，它们能够削弱我们的意志：算了，签字吧，反正不会 呆久的）。

但是——对于善心需要有理智。

我们中间少数头脑清醒的人说什么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从未对政治犯实行过大赦——而且永远不会，我们听不进去这类丧气话。（一个熟知监牢掌故的眼线还跳 出来回答：“在一九二七年，十月革命十周年前夕，所有的监狱都空了，在上面挂起了白旗！”这种监狱上挂白旗的惊人景象——为什么是白旗？——特别使人动 心。）我们没有理会我们中间那些明白事理的人的解释：正是因为战争已经结束，所以我们几百万人才去蹲在这里——前线再也不需要我们，对于后方，我们是危险 分子，而在遥远的建筑工地上没有我们连一块砖也放不上去（我们心里还有个人利益作怪，所以不能领会斯大林的纵然不是恶毒的，至少也是简单的经济上的打算！ 现在有谁在复员以后还愿意抛弃家庭、房子，到那还没有道路，还没有房屋的科雷马去，到沃尔库塔去，到西伯利亚去？这已经几乎是国家计委的一项任务：给内务 部下达抓人的控制数字）。大赦！我们等待和渴望着的宽大、广泛的大赦！据说，在英国甚至在加冕周年纪念都有大赦，就是说每一年都有大赦！

在罗曼诺夫皇朝三百周年纪念日曾经大赦了许多政治犯。在取得了一个世纪甚至超过一个世纪规模的胜利后，难道现在斯大林的政府还将这样斤斤计较地记仇，还将对自己每个小小公民的每个差错和失足那么念念不忘吗？……

一个简单的真理，但要悟出它也需要饱经痛苦：值得祝福的不是战争中的胜利而是战争中的失败。胜利为政府所需要，失败则为人民所需要。在胜利后还想胜 利，在失败后则想自由——而且一般能够争取自由。失败之为人民所需要，正如苦难和灾祸之为个别的人所需要一样：它们迫使他深化内心的生活，使他在精神上变 得崇高。

波尔塔瓦的胜利对俄国是一个不幸：它引起了两个世纪的极大紧张、破坏、不自由——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新战争。波尔塔瓦的失败却使瑞典人得救：失去了打仗的愿望后，瑞典人成了欧洲最繁荣昌盛和自由的民族。

我们已经那么习惯于为我们对拿破仑的胜利而自豪，以至忽略了一个情况：正是由于这个胜利，农民的解放才没有早半个世纪发生（法国的占领对俄国并非一种现实的可能性）。而克里米亚战争却给我们带来了自由。

那年春天我们相信大赦——这毫不新鲜。你同老囚犯们谈谈就清楚：这种对仁慈的渴望和对仁慈的信仰从来没有离开过监狱的灰色墙壁。十年接着十年，各种来 源的囚犯总是期待、总是相信：要么会有大赦，要么会有新的法典，要么会有对案件的普遍复查（而且传闻总是得到机关的巧妙谨慎的支持）。十月革命的某个周 年，列宁的纪念日和胜利纪念日，红军纪念日或巴黎公社纪念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每届例会，每个五年计划的结束，最高法院的每次全会——凡是囚犯的想象 力能为期待着的解放天使下凡安排的日子都安排到了。而且囚犯们的成分越是希奇古怪，囚犯来源之广泛越是离奇荒唐，——他们也就越多产生对大赦的信仰，而不 是头脑清醒的估计。

所有的光源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与太阳相比。而太阳则同什么都不能比较。同样，世界上的一切期待都可以与期待大赦相比，而期待大赦则同什么都不能比较。

一九四五年春天，每个新来的人一进监室，大家首先就问他听到过什么关于大赦的消息没有？如果两三个人拿着东西从监室被带走——监室里的行家们马上对照 他们的案情推断说，他们的案情最轻，当然是带去释放的。这就开始了！在厕所里，在洗澡房里，在囚犯的邮局里，我们的积极分子到处找寻大赦的痕和记载。突 然，在布蒂尔卡洗澡房著名的紫色前室里，我们于七月初读到了用肥皂在比人头高得多的地方的紫釉砖上写的预言（说明是站在别人肩上写的，免得很快被擦掉）：

“乌拉！！！七月十七日大赦！”

我们是多么兴高采烈呀！（如果他们不确实知道，就不会写出来！）心脏、脉搏、血液，在欢乐的冲击下都停了下来，牢门快打开了……

但是——对于善心需要有理智……

七月中旬，我们监室中的一个老头儿被走廊看守派去打扫厕所，在那里，看守同情地望着他的一头白发，私下（如有第三者在场他未必敢说）问他：“老爷子， 犯的是哪一条？”家里老少三代为他哭泣的老头儿心里一阵高兴：“五十八条。”看守叹口气说：“不在里面。”瞎说——监室里一致断定——这个看守根本没有水 平。

在这监室里有一个年轻的基辅人瓦连金（姓不记得了），他有着一对大大的女人似的漂亮眼睛，侦查把他吓得魂飞魄散。他无疑是一个预见者，这个本领也许只 是在当时的兴奋状态下产生的。不止一次，他早上在监室里走一圈，指指这个指指那个：今天你和你将被带走，我梦见了。果然他们给带走了！正是他们！话又说回 来，囚犯的心灵是那么倾向于神秘主义，以至见到预言的应验几乎不觉得奇怪。

七月二十七日瓦连金走到我身边说：“亚历山大！今天是我和你了。”接着向我讲了一个带有监狱梦境一切特征的梦：混浊的小河上架着一座小桥，十字架。我 开始收拾起东西，真地没有白做：在喝了早茶以后就把我和他叫走了。全监室以热闹的良好祝愿欢送我们，许多人担保说，我们准是给带去释放的（从对我们的轻微 案情进行比较后得出的结论）。

你可以真心地不相信这个，不允许自己相信，你可以说几句笑话挡回去，但是，地球上最热不过的一把火红的铁钳突然夹紧你的心：要是真的呢？……

从不同的监室里提出来二十来个人，起先把我们带进洗澡房（在每个生活的转折点上囚犯首先应当经过洗澡房）。在那里我们有一个半小时光景的时间去猜测和 思考。然后，热出了一身大汗、遍体感到舒服的我们——被带过布蒂尔卡内院的一个苍翠的小花园，那里的鸟儿（多半只是麻雀）叫得似乎要震破我们的耳鼓，树木 绿得使不习惯的眼睛感到难以忍受地鲜明。我的眼睛从来没有像在那个春天里那样强烈地感受到树叶的绿色！我一生中从来没有看到过比布蒂尔卡小花园更接近于天 堂的东西，而沿沥青小道走过这个花园从来也没有超过三十秒钟！

把我们带到了布蒂尔卡“车站”（接收和发送囚犯的地方；名称很中肯，而且那里的主要前厅颇像一个不错的候车室），赶进了一间宽敞的大隔离室。里面光线 半明半暗，有清洁的新鲜空气：它唯～的一扇小窗开得很高，不带笼口。它就向着那个阳光明媚的小花园开着，经过打开的气窗，卿卿喳喳的鸟叫声使我们耳朵发 聋，一根碧绿的树枝在气窗孔里晃动，给我们大家以自由和回家的希望。（真好呀！这样好的隔离室我们从来还没有蹲过！——这不会是偶然的：）

我们大家都是属于特别庭管辖的。如此说来，我们的案子全是区区小事。

三个小时谁也没有来管我们，谁也没有来开门。我们在隔离室里走来走去，走累了就在瓷砖砌面的长椅上坐下来。而树枝老是在窗孔外晃呀，晃呀，麻雀发了狂似地对叫着。

突然，门轰隆一声打开了，传唤我们中间一个三十五岁上下的安静的会计出去。他走了出去，门又锁上。我们更加起劲地在我们的匣子里来回走动，像热锅上的蚂蚁。

又是开门的响声，传走了另一个，送回原来那个。我们向他拥过去。但这已经不是他了！他脸上的生命停止了，他睁开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他恍惚地在隔离室的光滑地板上摇摇晃晃地移动。他受到脑震荡吗？他被烫衣服的板子打昏了吗？

“什么？什么？”——我们屏息地问（如果他不是刚坐过了电椅，那至少已经向他宣布了死刑判决）。他用宣告宇宙末日来临的那种声调挤出了两个字：

“五！！年！！！”

门又响了——回来得那么快，好像上厕所去解了个小手。这个人喜气洋洋地回来了。显然是把他释放了。

我们怀着失而复返的希望聚集在一起问：“怎样？怎样？”他甩了一下手，笑得喘不过气来：

“十五年！”

这真是太荒唐了，荒唐得难以马上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