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面孔像野兽似的特别科人员像对待牲口一样继续抽打和驱赶这个毫无自卫能力的人。

这个场面永远留在我的眼前。这几乎就是群岛的象征，可以把它印在书的封面上。

所有这些，他们早已预感到，早已预先知道——但仍是在德国制服的左袖口缝上了带着白蓝红三色镶边的、安德烈底色的和POA三个字母的盾徽。

来自布良斯克州洛科奇的卡明斯基旅拥有五个步兵团，一个炮兵营，一个坦克营。一九四三年七月该旅派出一部至奥廖尔州德米特罗夫斯克一线。秋天该旅一个 团坚守谢夫斯克，在防御战中被全歼：苏军打死伤员，把团长绑到坦克上拖死。全旅从洛科奇区撤退时带着家属，辎重，人数超过五万人。（可以想像，内务人民委 员部赶到之后是怎样清剿这个反苏自治区的！），出了布良斯克边界之后，等待他们的是痛苦的跋涉，列佩利城外的屈辱的驻扎，被利用于对付游击队，然后是撤至 上西里西亚，卡明斯基在那里得到镇压华沙起义的命令，不能不去，带领一千七百名无家属的人员，穿着带黄袖箍的苏军制服去了。德国人对所有这些三色帽徽、安 德烈底色和胜利者基格奥尔吉就是这样理解的。俄语和德语相互是不可翻译，不可表达，不可对应的。

被解体的奥辛托尔夫部队的各营也遭遇到前去对付游击队或被投入西部前线的命运。一九四三年为数几百人的“俄国解放军近卫旅”驻扎在普斯科夫郊外（在斯特列穆特卡），他们和郊区俄国居民有联系，但德国军方阻止他们扩编。

志愿部队的可怜的小报是经过德国检查机关的斧子加工过的。弗拉索夫分子们只剩下拚死作战，空闲时间一瓶接一瓶地灌伏特加。命中注定——这就是他们在整个战争和流落他乡异国年代的存在，没有任何别的出路。

已经在到处退却了，已经到灭亡前夕了，希特勒和他周围的人仍然未能克服他们对俄国人独立建制的顽固的不信任，不敢让一个独立的、不从属于他们的俄国的 影子出现。只是在最后台火的崩塌声中，一九四四年九月，希姆莱同意了组建由完整的俄国师构成的POA——俄国解放军，甚至还包括一支小小的空军，一九四四 年十一月，最后一出戏被批准开演了：召集“俄国各民族解放委员会”。只是从一九四四年秋天起，弗拉索夫将军才获得了似乎真实的行动机会，——明摆着是为时 已晚的机会。联邦制原则也没能把许多人拉进来：被德国人从狱中释放（也在一九四四年）的班杰拉避免与弗拉索夫结盟；分立主义的民族部队把弗拉索夫看作俄国 帝国主义分子，不愿意落到他的控制下；克拉斯诺夫将军代表哥萨克表示了拒绝，——只是在整个德国的末日前十天，希姆莱才同意将哥萨克兵团划归弗拉索夫指 挥。纳粹领导层已经发生混乱：一些长官准许将俄国志愿部队集结组成俄国解放军，而另一些人阻挠。实际上每一支正在作战的这样的部队都很难从前沿上抽出来， 即使愿意参加俄国解放军的“东方工”，要把他们从后方的劳动岗位上抽出来也是不容易的。德国人也没有抓紧为弗拉索夫的军队释放战俘，干释放的活——他们的 机器运转不灵。到一九四五年二月俄国解放军第一师（一半是洛科奇区的人）总算是组成了，第二师也开始组建。以为这些师将能和德国联合作战，这种设想已经迟 了；弗拉索夫领导层中早就隐藏着的对苏联与同盟国冲突的希望这时燃烧起来了。在德国宣传部的报告（一九四五年二月）里也指出了这一点：“弗拉索夫运动并不 认为自己和德国有生死与共的关系，其中存在强烈的亲英情绪与该变方针的想法。这个运动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总的说他们不承认犹太人问题。”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在布拉格（这是为了在斯拉夫的土地上）发表的“俄国各民族解放委员会”宣言也反映出这种骑墙态度。免不了说“以英美寡头们为首 的帝国主义势力、以其强大实力建立在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剥削之上的英美寡头们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以及“他们用保卫民主、文化与文明的口号掩盖他们罪恶的 目的”之类的话——但是没有一个直接奉承国家社会主义、反犹太主义或大日尔曼的词句，仅仅是把同盟国的所有敌人称为“爱好和平的民族”，欢迎“德国在不触 及我们祖国的荣誉和独立的条件下给予的帮助。”并期待着与德国的“光荣和平”——不管是怎样的光荣和平，但一定不会比布列斯特和约更坏——它在地位上高于 布列斯特和约，但仍是应根据全欧和约做修改的。宣言里还使劲宣布自己是民主主义者，联邦主义者（保障民族分离的自由），那种当时还完全没有成熟的、还没有 自信心的准苏维埃社会思想的小爪子在字里行间小心翼翼地爬行着：什么“陈旧的沙皇制度”，什么旧俄经济和文化的落后，什么“一九一七年的人民革命”等 等……只有反布尔什维主义是彻底的。

这一切在布拉格受到了小规模的庆祝，有“波希米亚保护国”代表即三等的德国官吏们出席。我当时在前线上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份宣言和配套的节目——整个 的印象是：一出不适时的注定要完蛋的戏。这份宣言在西方世界根本没引起注意，没有增加一丝理解——但在“东方工”中间却有很大效果：听说参加俄国解放军的 申请如雪片飞来（斯温·斯特恩贝格文章中说有三十万份）——这是在德国眼看要垮台的毫无希望的几个月，这些不幸的被抛弃的苏联人只能指望依靠自己对布尔什 维主义的厌恶的力量来抵抗排山倒海而来的红军了。

这支组建中的军队能有怎样的计划呢？似乎是：冲进南斯拉夫，与那里的哥萨克、俄侨军队及米哈伊洛维奇联合，捍卫南斯拉夫使其不落入共产主义手里。但是 首先：难道德军指挥部在他们最困难的月份能够让在自己后方顺利地组建一支独立的俄国军队吗？他们不慌不忙地把这些部队拽到东部前线——一会儿把一个反坦克 支队（伊·萨哈罗夫-兰斯道夫）调往波莫瑞，一会儿把整个第一师调到奥德河——弗拉索夫怎么样呢？一次一次乖乖地交出去，一旦采取了让步路线，这就成普遍 规律了，尽管交出目前唯一的一个师就使得整个建军计划变得毫无意义了。总是有论据帮忙：“德国人不信任我们。等第一师用战绩说服了他们，俄国解放军的组建 进度就会加快了。”然而进度却很差。第二师和一个预备旅，共两万人，直到一九四五年五月还是一群徒手之众——不但没有火炮，而且几乎没有步兵武器，连服装 都供不上。第一师（一万六千人）被用于毫无希望的必死无疑的作战行动，只是德国已经全面瓦解才使师长布尼亚琴科得以擅自把它从前沿撤下来，冲破将军们的反 抗把队伍拉进捷克。（沿途解放苏联战俘，那些人也参加了进来——“俄国人要在一起”。）五月初到达布拉格近郊。这时五月五日在首都起义的捷克人叫他们来支 援，布尼亚琴科师五月六日进入布拉格，在五月七日的激战中拯救了起义和城市。这真像是开了个玩笑，以便证明最无远见的德国人的远见，第一个弗拉索夫的师用 它的第一和最后一次独立的行动恰好是给予了……德国人一个打击，它发泄出了不自由的俄国人在这三年残酷的昏沉的岁月中在胸中聚集起来的对德国人的全部深仇 和怨恨。（捷克人用鲜花迎接俄国人，在那些日子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否后来所有人都记得，究意是哪一些俄国人拯救了他们的城市？我们现在认为是苏联军队解放 了布拉格，不错，丘吉尔按照斯大林的愿望这些日子不急于供给布拉格人武器，美国人延缓了前进速度以便让苏联人拿下布拉格，而对遥远的未来尚一无所知的当时 布拉格共产党领导人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正在大骂叛徒弗拉索夫分子，只盼着从苏联人手里得到解放。）

这几周内弗拉索夫不像个统帅的样子，而是处于心慌意乱、一筹莫展的状态。在布拉格战役中他没有指挥第一师，使第二师及一些零星部队无所适从，在飞快消 逝的时间里谁也找不到预定与哥萨克汇合的兵力。弗拉索夫只是始终如一地拒绝单独逃跑（曾等待一架去西班牙的飞机），看来是在意志瘫痪的状态下束手就擒。他 最后几个星期唯一的积极活动是派遣秘密代表谋求和英美人接触。司令部其他成员也做着同样的事情。

对于弗拉索夫分子来说，他们长期悬在德国人绞索里因有了一种新的意义而显得光亮起来，那就是现在，到了最后时刻，他们对同盟国有用了。一直怀抱着， 不，燃烧着这样的希望：战争结束了，强大的英美要求斯大林改变国内政策的时刻就要到了——来自西方和东方的军队正在接近，它们将在被压碎的希特勒身上发生 冲突！——保存和利用我们这时不是对西方有利吗？他们不是明白布尔什维主义是全人类的敌人吗？

不，他们不大明白！噢，西方民主的痴呆啊！什么？你们说你们是政治反对派？难道你们国家里有反对派吗？为什么它从来没有公开宣布过？如果你们对斯大林 木满意，那么你们就回国去在头一次大选里就把他选掉，这才是正当的途径。为什么要拿起武器呢，而且还是德国的武器？不，现在我们有责任把你们交出去，不然 是不体面的，而且会搞坏同英勇的盟国的关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捍卫自己的自由并且为自己保住了它，而把我们（和东欧）赶进更深两倍的奴役的深渊。

弗拉索夫最后一个企图是发表声明说俄国解放军的领导人准备在国际法庭出庭受审，但是把该军引渡给苏联当局使其面临必定无疑的死亡，这是和引渡反对派运 动成员一样违背国际法的———谁也没听到这几声吱吱叫，而且大部分美国军事长官听说还存在着一些什么俄国人，而不是苏联人，甚至感到惊讶，按照苏联属性把 他们移交出去，那是自然的事。

俄国解放军不是简单地对美军投降，而且是祈求他们受降，只要保证不引渡给苏联。不理解大政治的美国中级军官有时也天真地答应了他们。（后来所有这些诺 言都违背了，把俘虏们欺骗了。）但是整个第一师（皮尔森，五月十一日）还有差不多整个的第二师都被美军以武力拒之门外：拒绝俘虏他们，拒绝放他们进入自己 的占领区：在雅尔塔丘吉尔和罗斯福签署了必须遣返所有苏联公民特别是战俘的协议，协议里没提遣返是自愿还是强迫的问题，因为地球上还有什么样的地方，还有 什么样的祖国是它的儿女们．不愿意自愿返回的？在雅尔塔的签字笔里浓缩了西方的全部近视。

美军不受降，而苏联坦克只差几公里就开到了。只剩下或是打最后一仗，或是……布尼亚琴科和兹维廖夫（第二师）做了相同的部署：没有打。（这也是俄国人 的性格：说不定？……终归是——自己人嘛……我从狱中听来的故事里知道许多这种贸然的喝醉酒似的向——自己人投降的情形。五月十二日全副武装的全员的第一 师奉命开进森林：“解散！”穿上老百姓的衣裳，撕掉等级标志，烧毁文件，开枪自杀。夜间开始了苏联军队的围捕。约一万人被击毙和活捉，其余冲入美军占领 区，但其中一大部分被移交给苏联军队，第二师、空军、各独立支队的人情况也一样。另有一些人在美国战俘营里蹲了好多个月（米安德罗夫一批人）。不知道是美 国人的轻蔑，还是暗示他们“自行逃散”，仍像以前德国人那样要他们挨饿，用脚踢，用枪托打——而看守得很松。有人逃跑，但很大一部分人留下了！是对美国的 信任吗？相信美国人不可能出卖他们吗？他们已经被苏联的宣传员，被自我谴责，被意志消沉瓦解了，他们留着等待自己可怕的命运，——于是一批接一批地，将军 们，军官们，士兵们，在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被移交给苏联去惩办了。（一九四六年八月二日苏联报纸公布了最高法院军事厅对弗拉索夫及其十一名亲信的判 决：处以绞刑。）同在一九四五年五月，英国在奥地利也完成了一项忠于盟友的步骤（出于惯常的谦逊在我国没有公布）：他们把从南斯拉夫突围出来的哥萨克兵团 （四至五万人）引渡给了苏军司令部。这次引渡具有符合传统的英国外交特点的阴险性。情况是，哥萨克们决心拼个你死我活，或者跑到大洋以外，哪怕到巴拉圭， 哪怕到印度支那，就是不愿活活地投降。而英国人给他们提供丰厚的军粮，发给上好的英国军服，答应可在英军中服务，已经在进行检阅。因此当他们以统一装备为 借口要哥萨克们交出武器时没有引起怀疑。五月二十八日把骑兵连长以上全体军官（超过两千人）单独召集到尤登堡市，好像是去和亚历山大陆军元帅商议部队前途 问题。在途中军官们就上了当，被严密看守起来（英国人打得他们头破血流），然后让车队一步步地被苏联坦克包围，然后在尤登堡城内开进“乌鸦车”的半圆阵， 手持名单的押解队已经站在“乌鸦车”的旁边了。被引渡的将军中大部分是俄国侨民，他们是美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盟友。国内战争期间英国人没来得及酬谢 他们，现在还债了。随后几天英国人照样用欺骗手段把普通士兵也引渡了——装进围了带刺铁丝网的列车。（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七日，苏联报纸公布了将彼得·克拉 斯诺夫、施库罗及另外几名将军处绞刑的消息。）

与此同时，从意大利来了一支三万五千人的辎重队“哥萨克野营地”，停在德拉瓦河边的林茨山谷。那里面有参加战斗的哥萨克，但有许多老人、小孩和妇女 ——他们全都不愿意返回哥萨克家乡的河畔。然而英国人的心并没有颤抖，也并非他们的民主理性受到蒙蔽。英国警备司令官戴维斯少校（他的名字现在至少一定会 写进俄国历史的），一个需要时亲切得酥软、需要时残酷无情的人，在用欺骗手段弄走了军官们之后，公开宣布六月一日强迫引渡。成千人用齐声呐喊回答他：“我 们不去！”难民营上空出现了黑旗，在行军教堂里进行着不间断的祈祷仪式：活人们为自己作安灵弥撒！……开来了英国坦克和士兵。通过扩音器命令坐进卡车。人 群唱着安灵曲，神父们举起了十字架，年轻的在老人、妇女和儿童们四周组成了人墙。英国人用枪托和棍棒殴打他们，把人们硬拽出来，扔进卡车，受伤的装进口袋 扔上去。神父站的木台被后退的人群挤垮了，后来难民营的围墙也垮了，人们涌到德拉瓦河的桥上，英国坦克切断了道路，有些哥萨克全家投河自尽，英国部队在四 郊抓捕和枪杀逃亡者。（在林茨保留着被打死和踩死者的墓地。）

就在这几天之内，英国人同样阴险和无情地把几千名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政敌（他们一九四一年的盟友）交给南斯拉夫共产党——由他们不经审判地枪毙和消灭。

在有着独立报刊的自由的大不列颠，到目前为止的二十五年来没有一个人愿意讲述这件出卖行为，没有引起社会的警觉。

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本国被奉为政治智慧的标杆而备受尊崇，有朝一日英国可能会布满这位伟人的纪念碑。而在我们眼里，在俄国监狱里的谈论中，这两人一贯的 近视甚至愚蠢却是令人吃惊地明显。从四一年费劲地磨到四五年，他们怎么竟没能使东欧的独立得到任何保证？他们怎能为了四国共管的柏林这样一个滑稽可笑的玩 艺（他们将来的致命弱点）而把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广大地区交出去？他们有什么军事的和政治的理由要把几十万坚决不愿投降的武装的苏联公民交到斯大林手里去送 死？据说这是他们付给斯大林保证参加对日作战的代价。手里已经有了原子弹，却向斯大林付出代价，为了让他不拒绝占领满洲、在中国巩固毛泽东、在半个朝鲜巩 固金日成！……这难道不是政治盘算上的低能吗？后来当米科瓦伊奇克被挤走，贝奈斯和马萨里克也完了蛋，柏林被围困，布达佩斯的烈火燃起又熄灭，朝鲜硝烟弥 漫，保守党从苏伊士运河溜之大吉的时候——难道他们当中记性最好的人在这时也没想起哪怕是引渡哥萨克人的事件吗？

连这些还只是开始。整个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忠于斯大林的西方盟国接连不断地把苏联公民违背本人意愿地交给斯大林去摧残——有以前的军人，也有纯 粹的老百姓，只想把这批搞不清的人当包袱卸掉。从奥地利、德国、意大利、法国、丹麦、挪威、瑞典，从美国占领区，都在送。在英国占领区这些年还保留着集中 营，大概不次于希特勒的。（例如，奥地利的沃尔夫斯贝格集中营：命令妇女们弯着腰，但不许蹲下，用小剪刀一根一根地剪草，第十一根草用第十二根捆成一 “束”，连干许多小时。在存在英国议会传统的情况下竟可能有这类事情发生，迫使人们思考我们文明的外壳究竟有多厚。）战后很多年许多俄国人带着假证件住在 西方，生活在被交给苏联的沉重的恐惧之中，害怕英美当局犹如以前害怕内务人民委员部。在那些不引渡的地方——便有大量苏联特务通行无阻地四处活动，不受干 扰地在光天化日之下，甚至在西方国家首都钢大街上，偷走活人。

除了组建中的“俄国解放军”以外，还有不少俄国人的分队穿着无特殊标志的德军制服继续在德军内部混日子。他们在不同的战区以不同的方式结束了这场战争。

在我被捕前几天我也遭受弗拉索夫分子的射击。被我军围在东普鲁士大包围圈中的也有俄国人。在一月底的一个夜里，他们的一支部队，不做炮火准备，不声不 响地通过我们的防地向西突围。当时没有连续的防线，他们很快插入纵深，对我的一个凸出在前沿的听音炮兵连实行夹击，我好不容易才把它从最后留下的一条路拉 出来。但后来我又回去抢救打坏了的汽车，在黎明前看到，他们穿着伪装液在雪地里集结，突然一跃而起，喊着“乌拉”向阿德里格·施文基登附近的炮兵营（火炮 的口径为152毫米）的火力阵地猛扑过去，向十二门重炮扔出手榴弹，不让它们发出一炮。我方剩下的最后一小股人在他们的曳光弹追逐下，在积雪的野地里一口 气跑了三公里，撤到巴萨格河桥头。他们在那里才被堵住。

不久我就被捕了，而现在，在胜利大检阅前夕，我们一起坐在布蒂尔卡的板铺上，我抽完他们的半截烟，他们抽完我的半截烟，我还跟他们之中的什么人两人一起往外抬过六提桶容量的洋铁马桶。

许多“弗拉索夫分子”同那些“一小时的间谍”一样，都是年轻人，是在一九一五到一九二二年之间出生的，正是那位手忙脚乱的卢那察尔斯基用普希金的名义 急于表示欢迎的“生疏的年轻一代”。他们的大多数是被偶然性的浪头带进新编的军队，正如邻旁集中营里的他们的同伴偶然当上了间谍一样——这就看招募人员是 从哪里派来的。

招募人员挖苦地向他们解释——是挖苦，如果不是真实的话！——“斯大林已经抛弃了你们！”“斯大林没把你们当回事！”

在他们把自己置身于苏联法律之外以前，苏联法律就已经把他们置于自己保护之外了。

于是，他们就报了名……有一些只是为了从死亡营里脱身出去。另一些——打算投奔游击队（投奔也投奔了，并且后来为游击队打了仗！—一但依照斯大林的尺 度，丝毫也不能因此对他们从轻判刑）。然而总也有人是由于可耻的四一年以及多年吹嘘之后所遭到的惊人失败引起的不满；总也有人是由于认为使他们落入这些非 人的集中营的头号罪人是斯大林。于是他们也想显示一下自己．显示一下自己威严的经验：他们——也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也想影响它的未来，而不愿作别人错误的 玩物。

“弗拉索夫分子”这词在我们这里听起来就如同“脏东西”这．词一样，好像我们光发出这些声音来就会弄脏嘴巴，因此谁也不敢说出两三句以“弗拉索夫分子”为主词的话来。

但历史不是这样写法的。现在，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他们的大多数人已经在劳改营中死去，幸存下来的也都在极北地区度过残年，我想利用这几页书提起人 们注意，对于世界历史来说，这个现象是相当空前的：几十万二十到三十岁的年轻人与祖国的最凶恶的敌人结成联盟拿起武器反对自己的祖国。这也许应当思考思 考：谁的过错更多——是这些青年或者是白头发的祖国？用生物学上的叛逆性是不能解释这种现象的，一定有社会原因。

因为，正像一则老谚语所说：槽里有饲料，马不会找食。

请设想这幅景象：一片原野——些无人照料的饥饿的发疯的马在那里东奔西跑地找食吃。

那年春天蹲在监室里的还有许多俄国流亡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