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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写个人迷信的胡作非为，老是再三地钉住那个如鲠在喉的三七三八年不放。给人的脑子里留下个印象，好像无论在它以前或以后都没有关过人，一切全是在三七三八年。

我手头没有任何统计资料，但不怕错说一句：三七三八年的水流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可能只是曾经涨满过我们监狱下水系统阴暗恶臭的管道的三股最大水流中的一股。

在此以前有二九三O年的水流，浩如鄂毕河，把一千五百万上下（说不定还要多）的庄稼人塞入冻土带和泰加林。但庄稼人是沉默寡言、不识字的人，他们既没有写申诉书，也没有写回忆录。对于他们，侦查员无须成夜成夜地埋头苦干，也不必花费时间作笔录只要树苏维埃的一纸决议就够了。这股水流溢进、渗入了永久冻土带，今天连最热心肠的人士也差不多没有谁回忆这件事。好像它并没有使俄罗斯的良心受到损伤。然而斯大林（也是你我）所犯下的罪行，没有比这件事更重的了。

以后是四四四六年的水流，浩如叶尼塞河：顺着污水管道，把整个整个的民族和几百万几百万当了俘虏（那是为了我们！）。被赶到德国而后来返回祖国的人驱逐了（这是斯大林采取的烧灼伤口好使它赶快结痂的疗法，免得整个人民的身体都需要休息、喘气、休整）。但在这股水流中，多数也是普通人，也没有写回忆录。

而三七年的水流，把有地位的人、有党内资历的人、受过教

育的人，也卷进去了，也把他们带到群岛，他们周围有许多受到株连的人留在城市里，而且有多少笔杆子呀！他们现在一起写呀，说呀，回忆呀：三七年！人民苦难的伏尔加河！

可是你对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加尔梅克人、或者车臣人说：“三七年”他们只会耸耸肩膀。对于列宁格勒说来，以前已经有过三五年，三七年又算得了什么？而对“二进宫”的人或波罗的海沿岸人，四八四九年不更艰难吗？如果热心于文体和地理学的人们责备我，说我还忽略了俄国的另外一些大河，那么请稍候一下，因为各股水流我还没有说完呢，容我在下面细说。有了水流就不愁不汇成其他的大河。

大家都知道，任何器官不进行练习是要衰亡的。

因此，如果我们知道，那个被歌颂的并高置于全体活人之上的机关（他们自己用这个难听的词来称呼自己）的一根触须也没有衰亡，相反长得愈来愈长，筋肉愈来愈壮一那就很容易猜到，他们是经常在进行练习的。

管道里的水流有脉动，压力有时高于设计标准，有时低于设计标准，但监狱下水道从来也没有空过。我们被压榨出的血、汗和尿，经常拍击着管壁。这个下水管道的历史，是连续不断的吞进和流走的历史，只是汛期和平水期不时交替。水流一会儿较大，一会地较小，还有一些涓涓山溪、沟槽泄水以及被收拢的单独水滴，从四面八方汇合到这里。

往下按时间顺序列举的事实，既包括千百万被捕者所构成的水流，也将涉及普通的不显眼的几十人构成的小溪。但这还很不完全，还很贫乏，还受我洞察历史的能力所限。这方面需要由活着的知情人来作许多补充。

在列数史实的时候，最难的是开端。因为追溯的年代越远，留下来的证人就越少，传闻湮灭了，模糊了，而编年史却没有，或者已经成为禁书。同时，把特别残酷无情的年代（国内战争）同本可发发善心的最初的和平年代相提并论，也是不怎么公平的。

但是，在爆发国内战争以前，早已看得出来，像现在这样的俄国，有着这样的居民成分，搞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自然都是行不通的。这个国家当时就已经被弄得一团糟了。专政的最初一个打击落在立宪民主党人头上（在沙皇制度下，它是极端的革命传染病，在无产阶级政权下极端的反动传染病）。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底，在未开成的首届立宪会议预定会期内，立宪民主党就被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了对其党人的逮捕。大约同一时期，对“立宪会议同盟”、“士兵大学”系统实行了抓捕关押n

根据革命的意志和精神很容易猜想到，在这数月里，“克列斯特”、“布蒂尔卡”及许多同一类的外省监狱，塞满了大富豪、社会知名人士、将军和军官，以及各部和整个国家机关的那些不执行新政权命令的官员。契卡的最初一项行动，就是逮捕全俄职员协会罢工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的最初一个通令指出：“鉴于官吏们的怠工……各地应发挥最大的主动性，不放弃没收、强制和逮捕等手段”。

虽然弗·伊·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底为了建立“最严格的革命秩序”，要求“无情地粉碎醉鬼、流氓、反革命分子及其他人等制造无政府状态的一切企图”就是说，他预料十月革命的主要危险将是来自醉鬼，而反革命分子仅仅聚集在第三排的某个地方。但是他对任务也有比较广泛的提法。在《怎样组织竞赛》一文中（一九一八年一月七、十日），弗·伊·列宁宣布了一个普遍性的统一目标“肃清俄国土地上的一切害虫”。而且，他把害虫理解为不仅是阶级异己分子，并且还有“逃避工作的工人”，例如彼得堡党印刷所的排字工人（这是很久以前所发生的事。我们现在甚至难于理解，工人们刚成了专政者，怎么会逃避为他们自己干活）。还有：“……在大城市的哪一个街区，在哪一个工厂，在哪一个村子……没有……咱称为知识分子的怠工分子？”诚然，肃清害虫的形式，列宁在这篇文章中预见到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地方坐牢；有的地方叫他们去打扫厕所；有的地方“一当监禁期满就发给他们一张黄色卡片”；有的地方把寄生虫枪决，这里可供选择的是：监牢“或者受到最劳累的强迫劳动的处分”。虽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规定并提示了惩罚的基本方向，但还建议把找寻最好的肃清办法作为“公社和村社”竞赛的对象。

谁被包括在这个广泛的害虫定义中，我们现在已无法作详尽无遗的研究：俄国的居民成分太不划一了，其中可以遇到一些孤立的、完全不需要的、而现在已被遗忘了的小集团。地方自治工作者当然是害虫。合作社创办人也是害虫。房产主都是害虫。在文科中学的教员中有不少害虫。教会的教区理事会满是害虫，教会合唱团里害虫在嗡嗡叫。所有的神甫都是害虫，所有男女僧侣就更不用说了。而且连那些托尔斯泰主义者，当他们去参加苏维埃工作，譬如说参加铁路工作时，没有书面起誓保证拿着武器去保卫苏维埃政权，也暴露出自己是害虫（我们还将看到对他们进行审判的事例）。话既然说到铁路就说说铁路吧有很多害虫躲在铁路制服下，必须把他们揪出来，对某些还要拍打拍打。还有报务人员，这些不知为什么大量地是不同情苏维埃的不可救药的害虫。关于铁路员工全俄执行委员会以及其他的工会，也说不出什么好话，那里往往充满了敌视工人阶级的害虫。

仅仅我们所列举的这些集团．就已经是一个极大的数字足够几年的清除工作了。

而各种各样的可恶的知识分子、不安生的学生、各种怪人、真理寻求者和苦行者又有多少呀？彼得一世就曾竭力从罗斯身上清除掉这些人，因为他们总是妨碍严整的政制。

如果利用过时了的诉讼形式和法律规范，而且还是在战争的条件下，要进行这项卫生大扫除是不可能的。但是，采取了一种崭新的形式；非司法的制裁，全俄肃反委员会把跟踪、逮捕、侦查、检察、审判和决定的执行集中于一身的革命哨兵，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惩罚机关，就担负起了这项不高尚的工作。

在一九一八年，为了使革命在文化方面也得到更快的胜利，开始掏空和撒净圣徒的遗骸，拿走教堂用具。为了捍卫遭到破产的教会和寺院，爆发了人民骚动。到处敲起了警钟，东正教徒们跑来了，有的还拿着棍棒。当然，有的必须就地开销，有的要抓起来。

现在对一九一八一九二O年进行思考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难题：那些还没有送进牢房就已经崩了的人算不算进监狱流量中去？所有被贫农委员会在村苏维埃办公室旁边或院子后面收拾掉的人，列入哪一栏？每省都揭开了成嘟噜的阴谋（梁赞两起、科斯特罗马一起、维西汉沃格茨克一起、魏里日一起、基辅几起、莫斯科几起、萨拉托夫一起、契尔尼科夫一起、阿斯特拉罕一起、雪里格尔斯克一起、斯摩棱斯克一起、波勃鲁依斯克一起、唐波夫一起、卡伐克利斯克一起、契姆巴尔斯克、魏里戈鲁克、姆斯季斯拉夫里一起，及其他）。它们的参加者哪怕是来得及一只脚踏上了群岛的土地？或者因为没有来得及，就不必列入我们研究的对象了？除了一些著名的暴乱（雅罗斯拉夫尔、穆罗姆斯克、雷宾斯克、阿尔扎马斯）被镇压外，我们对某些事件光是知道一个名称例如一九一八年六月科尔宾斯克枪杀事件这是怎么回事？枪杀了谁？……往哪里写呢？

解决下列的问题也有不少困难：是否应把好几万的人质算在这里，或者应列入国内战争的资产负债表？这是一些本人并没有被控犯什么罪甚至没有用铅笔登录过姓名的和平居民，他们被抓来消灭掉是为了恐吓和报复军事上的敌人或暴动起来的群众。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以后，内务人民委员部向各地发出指示“立即逮捕一切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从资产阶级和军官阶层中则应取得大量人质”。（好吧，譬如说在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一组人谋杀未遂后，不光是把这批人逮捕，而且把俄国所有的大学生及大量地方自治工作者都抓起来，那又如何呢？）国防委员会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作出决议显然是在列宁的主持下建议契卡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把清除铁路积雪工作“进行得不完全令人满意”的地区的农民取作人质，“如果以后不完成清除积雪工作，他们将被枪决”。人民委员会一九二0年底的决议允许把社会民主党人也取作人质。

然而，在仅限于考察普通逮捕的同时，我们就应当指出，多年间滔滔不绝的“背叛革命的”社会党人的水流早自一九一八年春天就开始流淌了。所有这些政党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人民社会党人，几十年来只是假装成革命家，只是戴上了假面具他们为此也曾去服苦役，那全是装模作样。只是在革命的急速进程中，才立即暴露出这些社会叛徒们的资产阶级本质。那自然就应当把他们抓起来！在逮捕立宪民主党人、驱散立宪会议、解除普列奥勃拉仁斯基团和其他团的武装后，紧接着就开始一点一点地，起初是悄悄地，逮捕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从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四日起，即把他们开除出一切苏维埃之日起，这种逮捕就进行得较多较齐整了。从七月六日起，把那些更狡猾、更长久地假装成唯一彻底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同盟者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赶到了那里。从那个时候起，只要在任何一个工厂或在任何一个城市发生工人骚动、不满、罢工（这些骚动、不满、罢工在一九一八年就已发生过多起，在一九二一年三月震动了彼得格勒、莫斯科、后来是喀琅施塔得，并逼出来一个新经济政策），契卡就在安抚、让步、满足工人正当要求的同时，不声不响地在夜里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作为这些骚动的真正罪魁祸首抓起来。在一九一八年夏天，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和十月，大抓无政府主义者。在一九一九年，把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中能抓到的那部分人投入牢狱他们在布蒂尔卡监狱一直坐到一九二二年对他们的审判。就在一九一九年，著名的契卡人员拉齐斯关于孟什维克写道：“这类人不光是妨碍我们，还有更大的害处，所以我们要把他们从路上清除掉，免得绊住我们的脚步，我们把他们关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去，送进布蒂尔卡去，并且迫使他们一直坐到劳动与资本斗争结束的时候。”在一九一八年七月，非党的工人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被克里姆林宫拉脱维亚卫队逮捕。几乎全部在塔干卡枪毙。

在一九一九年就已经断定，从国外归来的俄国人（为了什么？带着什么任务？）是很可疑的俄国远征军团（在法国）回国的军官们因而都进了监牢。

一九一九年，在真真假假的阴谋四周撒开了大网（“国民中心”，军事阴谋），在莫斯科、彼得格勒，以及其他一些城市里，按名单实行枪杀（就是说把自由的人抓起来立即枪决），并把所谓近立宪民主党的知识界干脆一下划拉进狱去。什么叫做“近立宪民主党的”知识界呢？指的是既非保皇的又非社会主义的，那就是说全部科学界、全部大学界、全部艺术界、文学界，以及全部工程界。除了走极端的作家以外，除了神学家和社会主义理论家以外，其余全部的知识界，它的百分之八十，就是近立宪民主党的。依照列宁的意见，算入这里的例如有柯罗连科“被资产阶级偏见所俘虏的可怜的小市民，”“让这样的‘天才’坐上几星期牢并不为过。”关于个别被捕的集团我们是从高尔基的抗议中得知的。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五日伊里奇在答复他时说：“……我们清楚，这里也有错误，”但“这算什么了不起的灾难！这算什么了不起的不公平！”，并劝告高尔基不要浪费精力去“为腐烂了的知识分子诉苦。”

从一九一九年一月起，施行了余粮征集制，为了搜集余粮，组织了余粮征集队。它们在乡村中到处遇到反抗有时是软磨硬顶的反抗，有时是急风暴雨式的反抗。对这种反抗的镇压，也在两年之间提供了（不算就地枪决的）非常充足的逮捕流量。

在这里我们有意识地撇开不谈随着战线的移动，随着省份的占领而被契卡、特别科和革命法庭消灭掉的那很大一批人。上面提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的那个指示，要求各地“把一切与白卫军活动有牵连的人无条件枪决”。但有时你会感到茫然：界限该怎样划才对？一九二O年夏天国内战争还没有全面结束，可是在顿河地区已经结束了，如果这时候从那里的罗斯托夫和新切尔卡斯克把大批的白卫军官们押送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然后用驳船运往索洛维茨群岛（据说有几艘驳船在白海里被凿沉了。不过这类事在里海也发生过。）那么这应当算进国内战争时期呢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的开端呢？如果在同一年，在新切尔卡斯克，一个怀有身孕的妻子因为窝藏了她的丈夫而遭枪杀，这又该放在哪一类里注销呢？

一九二O年五月有一个《关于后方破坏活动》的俄共中共决议。根据经验，我们知道每一个这样的决议都是引起囚犯水流新泛溢的推动力，都是水流的外部标志。

在上述各股水流的组织工作中的一项特殊困难（也是一项特殊的优越性）就是一九二二年以前没有刑法典，没有任何刑事法律的体系。抓什么人，怎样处置，抓人者和下水道管理者全以革命的法律意识为依据（而它永远是没有错误的！）。

本书将不考察刑事惯犯和“普通犯”的水流，所以这里只是提醒一句，行政、机构和法律大变革时期的普遍灾难和匮乏必然造成偷窃、抢劫、暴力行为、贿赂和倒买倒卖（投机）作案数字的剧增。这类刑事犯罪对于共和国的生存虽然不是那么危险，但也部分地遭到追究并以其囚犯的水流扩充着反革命分子的流量，但是，据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由列宁签署的人民委员部法令指出，投机也有纯属政治性质的：记已有出售、为出售而收购或贮存国家垄断食品并以此为营生的罪行的分子（农民贮存粮食就是为了出售，并且是以此为营生的，否则农民的营生该是什么？？作者注）……处以为期不少于十年的剥夺自由，同时科以最重的强制劳动并没收全部财产。”

从那年夏天起，本来已经负担过重的农村年复一年地无偿交出自己的收获。这引起了农民的暴动，当然也就引起对他们的镇压和新的逮捕。（“人民中最勤劳的部分被铲除殆尽了。”柯罗连科一九二一年八月十日给高尔基的信。）我们知道（不知道……）一九二O年有对“西伯利亚农民协会”的审判，在二O年底，初步镇压了唐波夫省的农民暴动（对它没有进行司法审判）。

但是从唐波夫农村抓人主要是发生在一九二一年六月。全唐波夫省布满了关押参加暴动的农民家属的集中营。一块块的公地围起了木柱，拉起了带刺的铁丝网。谁家的男人有参加暴动的嫌疑，就把这一家人在那里面关押三个星期。如果三星期之内那家的男人没有出面用脑袋来赎取自己的家属这一家人就会遭到流放。

还要早些，在一九二一年三月，经过彼得保罗要塞的特鲁别茨堡垒，把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水兵，除枪决了的外，都送到了群岛。

一九二一年是从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对资产阶级加强镇压”的命令（一九二一年一月八日）开始的。现在国内战争已经结束，但镇压不应削弱，而应加强！这在克里米亚是怎样一种情况，沃洛申在若干诗篇里为我们保存了下来。

一九二一年夏天，那个企图制止俄国面临的空前未有的饥荒的救济饥民委员会遭到了逮捕（古斯科娃、普罗科波维奇、吉施金等）。问题是在于，这些给饭吃的手不是那些可以允许来给饥民饭吃的手。这个委员会的被饶恕了的主席，垂死的柯罗连科，把对委员会的摧毁称作是“最坏的一种政客行为，政府的政客行为”。（一九二一年九月十四日给高尔基的信。）（柯罗连科还使我们注意到一九二一年监狱的一个重要特点“它整个浸透了伤寒病”。当时坐过牢的斯克里普尼科娃及其他人也证实这一点。）

在一九二一年，已经有了以“批评现行制度”（不是当众而是私下谈话时）为罪名逮捕大学生的作法（例如季米里亚泽夫学院E·多雅连科集团）。上述集团是由明仁斯基和雅戈达亲自审讯的，由此看来，当时这类事例还是不多的。

但是也不那么少。一九二一年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学生们突然地英勇罢课，怎能不以逮捕告终呢？从穷凶极恶的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年代以来，这个学校就有从本校教授中选举校长的传统。当选的是卡林尼科夫（我们还将在被告席上看到他），革命政权派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工程师来代替他。正逢紧张的考试期间。学生们拒交试卷，在校园里举行了群情沸腾的集会，否决了派来的校长，要求保持学校自治的制度。然后集会全体参加者步行出发去莫霍夫大街，要和莫斯科大学同学联合开会。这倒是个谜：当局怎么办呢？是个谜，但不是对于共产党的。在沙皇时代整个高尚的报界，整个知识界都会沸腾起来：打倒政府，打倒沙皇！而现在记下演说人的名单，让集会者散开，停止考试，在暑假期间把所有要抓的人分别在不同地点一个一个地抓进去。其他的人也因此而没有拿到工程师文凭。

也是在一九二一年，逮捕异党分子的范围扩大了，并进入了常轨。俄国的一切政党，其实，除了胜利的政党外，都已被搞掉了（啊，不要给别人挖坑！）。而要使政党的解体成为不可逆转，还必须使这些政党的成员，使这些政党成员的身体解体。

俄罗斯国家的任何一个公民，某个时候加入过其他政党而不是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就不能逃脱自己的厄运，他是注定了的（如果没有像迈斯基或维辛斯基那样，来得及跨过抢险跳板投奔到共产党人那里）。他可以不是头一批被逮捕，他可以活到（根据自己的危险程度）一九二二年，活到三二年，甚至活到三七年。但名单保存着，排队的长龙在移动，名次一轮到，就把他逮捕，或者客气地把他请来，向他提出唯一的一个问题：他从……到……是否参加过……？（有时也提一些关于他的敌对活动的问题，但第一个问题是决定一切的，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对此已很清楚）。往后就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命运。有的立即落入沙皇的著名中心监狱中的一个（幸好这些中心监狱都很好地保存下来了，而某些社会主义者甚至恰巧坐进他们当年坐过的监室，看守也是他们所熟悉的）。有的则被建议去过流放生活噢，期限不长，住上两三年。甚至还要轻些：只得到个“减号”（即不准在某些城市居住），由自己来给自己选择住地，但往后，就请乖乖地固定住在这个地方，并等待国家政治保卫局任意处理。

这项行动拖长了许多年，因为它的主要条件是要干得静悄悄地，不引人注目。’要紧的是把所有非我族类的社会主义者从莫斯科、彼得格勒、各港口城市、各工业中心，然后从一般县城里断然地清除出去。这是一局规模宏大的无声无响的“牌阵”。它的规则是我们现代人完全不能理解的，它的内容只是到了现在我们才能估量一个大概。这是由一个什么人的有远见的头脑设计出来的。一个什么人的办事认真的手，一眨眼工夫也不错过地，从一摞里抽出呆够了三年的牌，轻轻地摆进另一摞。蹲过了中心监狱转去流放（弄到更远的地方），“减号”期满了也去流放（但要远离属于“减号”的城市），已流放的一再去流放，然后再次关进（另一个）中心监狱。支配着摆牌阵者的思想的是耐心再加耐心。于是异党分子们不吵不闹，不哭不叫地渐渐消声匿迹，同原先了解他们以及他们的革命活动的地方和人们失去任何联系一就是这样，为消灭这些曾在学生集会上叱咤风云、骄傲地戴过沙皇的镣铐的人们，隐蔽而不懈地准备着条件。

（柯罗连科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给高尔基的信中写道：“历史有朝一日将指出，布尔什维克革命使用与沙皇政府相同的手段惩处真诚的革命家和社会党人。”啊，如果仅仅如此那就好了！那些人都会活下来了。）

大多数老政治苦役犯都在这场“大牌阵”行动中被消灭了，因为正是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在沙皇的法庭上得到了最严厉的判决，老苦役流放地的居民正是由他们组成的。

不过消灭的序列倒是公平的：在二十年代曾建议他们签署脱党以及放弃本党思想的书面声明。有的人拒绝，自然落入第一批消灭对象，签了这种声明的人便能多活几年。但他们仍是在劫难逃。到时候仍免不了人头落地。

有时候你能在报上读到一篇小文章，叫你吃惊得头晕目眩。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消息报》报道：希特勒上台一年以后，马克西米利安·豪凯因为是……共产党员（而不是寻常的什么党派）而遭到逮捕。他被消灭了吗？没有。判了两年。过后一定是又判了新的刑期？没有。他被释放了。后来他悄悄地生活、建立地下组织，因而出现了这篇介绍他的无畏精神的文章。

一九二二年春天，刚刚更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肃清反革命与投机非常委员会决定干预宗教事务。还需要进行一次“宗教革命”一撤掉旧的领导，换上仅用一只耳朵朝向上苍而另一只朝向卢宾卡的那样的领导。新生教徒愿意担当这样的角色，但是没有外力的帮助，他们不可能把教会机关拿到手。为此就把吉洪总主教抓了起来，并且举行了两次大张旗鼓的审判，每次都有人被判枪决：在莫斯科是对总主教号召书散发者的审判；在彼得格勒是对文涅明大主教的审判，因为他阻挠将教会权力转移给新生教徒。许多地方的省、县大主教和主教也遭逮捕。每条落网的大鱼后头，必有成群的小鱼如大司祭、僧侣和助祭之类。这些人是不见报的。凡是不向新生教徒革新派压力宣誓效忠的人，都被关进监狱。

每天的捕获量中，神职人员是不可缺的一部分，每一批解送索洛维茨的犯人的队列中都闪现着他们的银白的头发。

从二十年代初期开始，神智学者、神秘论者、招魂术士（帕连伯爵一伙从事扶乱活动）等人的小团体、宗教团体、别尔佳耶夫小组的哲学家也都纷纷落网。“东方天主教派”（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追随者）和A·N·阿勒里科索娃的小集团也被顺手粉碎了，全体成员都关进监狱。连普通的天主教信徒波兰天主教教士们也不知不觉地跟着进去了。

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整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最主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在这个国家里彻底消灭宗教，然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采用把东正教信徒本身大批地关押起来的办法。对男女僧众的取缔、关押和放逐进行得十分紧张，先前的俄国生活就是被这些人搞成一团漆黑的。教会的活动分子们也被抓起来判刑。范围越来越大到后来连普通信教的俗人、老年人、特别是妇人也被包括进去。妇女们的信仰尤其顽固，在流放地和劳改营里人们许多年内还把这类妇女称做尼姑。

诚然，当时认为，抓他们和审他们并不是为了他们的信仰本身，而是因为他们公然说出自己的信仰以及用这种精神来教育子女。正如丹尼哑·霍德凯维奇所写的：

“你可以自由地祈祷，

但是……只能让上帝独自听到。”（因为这首诗她得到了十年刑期）一个相信自己握有精神真理的人，必须把它隐瞒起来，不使……自己的子女知道！！对子女进行宗教教育在二十年代开始按刑法典第五十八条10项，即反革命宣传论罪！诚然，在法庭上还会给你一个宣布脱离宗教的机会。这种情形不常见，但是有过：一个家庭，父亲脱离了宗教，留下来抚养子女，而母亲却上了索洛维茨（在这几十年中间，妇女在信仰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坚忍性）。所有宗教犯的刑期一概是十年当时的最高刑期。

（与此同时，特别在一九二七年，为迎接纯洁的社会的到来而对各大城市进行净化时，妓女们也同“尼姑们”混在一起被送到索洛维茨。对孽海之花们的惩戒，刑律轻，刑期只有三年。押送途中、递解站以及索洛维茨本身的环境都不能妨碍她们继续以其风流职业在长官们身上、在押解队士兵身上挣钱。三年一过，她们拎着沉甸甸的箱子回到出发的地点。而宗教犯们却永远断绝了重返家园与子女团聚的前途。）

在二十年代早期就已经出现了纯民族的水流对各自的边疆区说来，尤其是用俄国的尺度来衡量，暂时还不算大：阿塞拜疆的平等党党员、亚美尼亚的达什纳克党人、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和反抗在中亚细亚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土库曼巴斯马赤（中亚境内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里面俄国人占的比重极大，被人说成是俄国人的政权）。犹太复国主义的“盖哈鲁茨协会”，因为赶不上风靡一时的国际主义的浪头，全体成员都在一九二六年被关进了牢狱。

关于二十年代，后来的许多人心里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概念，认为那是一个毫无拘束的自由放任的时代。在这本书里我们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对二十年代的体会是另一样的。在那时候，大学生们还是一些无党派人士，他们力争“高校自治”、集会权、反对用政治常识充斥教学大纲。得到的回答就是逮捕。每逢节日（例如一九二四年五一前夕）就大抓一次。一九二五年列宁格勒大学生（约一百来人）因为阅读《社会主义通报广，钻研普列汉诺夫著作，被判了三年的政治隔离（普列汉诺夫本人青年时代在喀山大教堂旁边做过的那次反政府演说，付出的代价要便宜得多）。一九二五年已经开始把第一批（年轻的）托洛茨基分子投入监狱（两名天真的红军战士记起了俄国的传统，着手为被捕的托洛茨基分子募款也得到了政治隔离）。

不消说，剥削阶级也没有逃脱打击。对尚存的旧军官的耗磨工作，在整个二十年代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其中有白军军官（在国内战争时期没有犯该枪毙的罪行的）；有在两边都打过仗的白军一红军军官，有仅在红军中服务过一段时间或者中途有间断而无证明材料的前沙皇军官。说“耗磨”是因为对他们不是一下子判给刑期了事，他们要经过（也是一种牌阵！）无穷无尽的审查，工作受限制，居住地受限制，抓进去，放出来，又抓进去只是经过了这些步骤他们才一去不返地被送进劳改营。

然而，把军官们送往群岛，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告终，而只是开始：因为军官们的母亲、妻子和儿女都在外面。运用绝对正确的社会分析方法，很容易预见到这些人在一家之主被捕后有什么样的情绪。这就等于是他们自己逼着当局把他们也关起来。于是，又多冒出了一股水流。

在二十年代，对参加国内战争的哥萨克宣布了大赦。许多人从利姆诺斯岛返回了库班，得到了土地。后来他们都被关进了监牢。

所有以前的国家官吏都躲了起来，也必须加以搜捕。他们巧妙地伪装自己，他们利用当时在共和国里既没有身份证制度，又没有统一的劳动手册，混进了苏维埃机关。偶尔的失言、偶然被认出、邻居的告密……不，不是告密，而是战争情报，全都帮助了对他们的揭发。（有时纯属偶然的机遇。有一个叫做莫瓦的人，出于对秩序的单纯的爱好，在家里保存了一份过去的司法官员名单。一九二五年偶然在他那里发现了这份东西统统被抓，统统被枪毙。）

这样，“因隐瞒社会出身”、因“原社会地位”的水流便一股一股地流起来了。这类罪名可以做很广泛的解释。在被抓之列的有作为社会阶层的贵族，有他们的家属。最后还不甚了然地抓过所谓个人贵族，其实就是以前的大学毕业生。一旦抓了，便是有来无回，泼水难收。革命的哨兵是不会有错的。

（不然，回来的路毕竟还是存在的！这是一些细弱的回流但它们有时能够穿透石壁。这里我们略谈一下其中第一股。贵族和军官的妻女中不乏人品出众、姿色动人的女子。她们之中的一些人得以作为一股小小的对流返回地面。这些人记得，生命只有一次，最可贵的莫过于我们的生命。他们自荐于肃反委员会一国家政治保卫局，愿意充当情报员、工作人员或随便什么人，被看中者便被接纳。这些人是情报员当中最有成效的分子！她们给国家政治保卫局帮了大忙，因为“过去的人们”很相信她们。这类人中有最后一位公爵夫人维亚塞姆斯卡哑，她是革命后最著名的“眼线”［她的公子在索洛维茨也是一名“眼线”〕；有康考尔吉娅·尼古拉耶夫娜·约塞一看来是一位具有非凡素质的女人：她的丈夫，一个军官，当着她的面被枪杀，她自己也被遣送到索洛维茨，但是她竟能获准返回原籍，并在卢宾卡附近开设了一间理发厅，这座大楼里的大头儿们都成了她的常客。只是在一九三七年她才跟她的雅果达顾客们一起再度被关进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