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妖术控制的群岛的成干个岛屿，星罗棋布于几乎从白令海峡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之间的广大地域。这些岛屿是不可见的，但确实存在着。人们还利用同样不可见的方式，从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不间断地运送着具有血肉、体积和重量的不可见的囚徒。

通过哪里运送？用什么交通工具？

有专设的大型港口——递解监狱；也有简易港口——劳改营递解点；有特制的封闭式钢壳船只——“囚犯车厢”。在碇泊场上接送他们的不是舢舨和汽艇，而是同样封闭式的钢壳的运转灵便的“乌鸦车”。“囚犯车厢”是按照铁路行车时刻表运行的。另外，在需要的时候，还发出长串的运输车队——用运牲畜的红色闷罐车皮编组的列车——从一个港口拉到另一个港口，从群岛的一端沿对角线直达另一端。

这是一套多么有条不紊的体系！这是人们花了几十年时间不慌不忙地建立起来的，是一群吃得饱饱的、制服笔挺、从容不迫的人们缔造起来的。每逢单日十七时正，基涅什马押解队在莫斯科北站接收布蒂尔卡、普列斯尼亚及塔干卡各监狱的“乌鸦车”运来的解犯。每逢双日早六时前，伊万诺沃押解队到达车站，从车厢里带出并负责看押前往涅列赫塔、别热茨克、博洛戈耶的中转解犯。

这一切就发生在你们身边，紧挨着你们，可是你们都是看不见的（当然也可以闭眼不看）。这些贱民们上下车，在大站上是在离客运月台很远的地方，只有搬道工和巡道工才看得见。在较小的站上，也是专找两座仓库之间的僻静夹道。“乌鸦车”屁股朝着“泽克车厢”倒开过去，踏板对准踏板。囚犯投工夫扭脸看站房、看你们，看其他车厢。他只来得及看踏板（有时最低一级的踏板都有他腰那么高，连爬上去的力气也没有），从“乌鸦车”到“犯车”车厢之间的狭窄通道两旁站满了押解队员。他们一个劲儿地吼叫着：“快！快！……上！上！……”，有的还挥舞着刺刀。

你们领着孩子，提着箱子、网兜，在月台上匆匆走过，自然无暇留意：这趟列车为什么多挂了一节行李车？这一节没有标记的车厢的确很像是行李车。它的窗口也是斜钉着铁栅栏。里面是黑洞洞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车里乘坐着当兵的——祖国的卫士们。而且每次停车总有两个军人吹着口哨在车厢两边巡逻，同时斜眼瞧着车底下。

列车开动了。你们可知道，沿着同一条蜿蜒曲折的轨道，跟随着同一股煤烟，穿越过同一片田野，飞掠过同一排电线杆、草垛，百来个囚徒的苦厄困顿的命运，百来颗受尽熬煎的心正与你们同行。他们甚至比你们早几秒钟通过这一段道路——但是，那在你们的玻璃窗外的空气中一闪而过的苦难，比之划过水面的手指只能留下更少的痕迹。在熟悉而单调的列车生活中（开着口的卧具包，放在托盘上送来的茶水），你们难道能够领悟到有一幅多么阴郁可怖的情景仅仅在三秒钟之前通过了你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欧几里得空间？你们的车厢包房里共坐了四位乘客，你们嫌挤，你们颇不满意。可是难道你们能够相信，难道你们能够相信下面这几行字吗？一瞬间之前驶过这个空间的同样大小的一间包房里坐着十四个人。而如果竟是二十五个人呢？如果竟是三十个呢？

“泽克车厢”——多么令人厌恶的简称！刽子手们发明的简称无不如是。他们想说明这是运送犯人的车厢。但是这个字眼，除了在监狱的文书上，在哪里也没有站得住脚。囚犯们习惯于称它为“斯托雷乎”车厢，或者简单地叫做“斯托雷平”。

随着我国铁路交通的普及，押解囚犯的方式也在逐渐变化。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发配西伯利亚的犯人还是步行或者骑马。一八九六年列宁流放西伯利亚已经是乘坐普通的三等客车（和自由人在一起）了。他还曾向列车乘务员叫嚷说车里挤得受不了呢。亚罗申科的名画《到处是生活》让我们看到的还是一节为运送囚犯而草草改装过的四等客车：一切仍是原封不动。囚犯们像普通人一样坐在里面，只是窗口内外加了栅栏。这样的车厢在俄国的铁道上跑了很多年。有人记得，一九二七年发配时，就是乘坐这样的车厢，只是男女分开了。另一方面，社会革命党人特鲁申回忆说，早在沙皇时代，他就曾经乘坐“斯托雷平”发配过，不过仍是按照克雷洛夫时代的老规矩，六人一间包房。

这种车厢的历史是这样的。它真的是在斯托雷平时期首次在铁路上跑的：它设计于一九0八年，但是为了运输前往国家东部去的移民用的，当时出现了一股强大的移民风，而车厢不够。这种类型的车厢比普通客车车厢矮些，但比货车车厢高得多，它有放家什或家禽的辅助空间（即现在的“半”包房，禁闭室）——但自然没有任何栅栏，无论是在内部还是在窗口上。栅栏是被一种善于发明创造的思想装上的，我倾向认为是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可是这种车厢却落了个斯托雷平的名字……这位大臣曾为把绞索称为“斯托雷平领带”一事要求和杜马代表决斗，但这种身后的诽谤他却无法制止了。

要知道不能指控古拉格的长官们使用了“斯托雷平”这个术语——不，从来是用“泽克车厢”这个词儿。这是我们犯人们，出于对官方名称的抵触，想按我们自己的意思给个粗野点的叫法，上当受骗地看上了前辈囚犯们（一算就知道是二十年代的囚犯）塞给我们的这个绰号。绰号的作者可能是什么人？不会是“反革命”，他们不可能把沙皇内阁总理和契卡联想在一起。这绝对只可能是自己也没想到地突然被拉进契卡绞肉机的“革命者”：或是社会革命党员，或是无政府主义者（如果绰号出现在二十年代早期的话），或是托洛茨基分子（如果是在二十年代末期的话）。过去曾以毒蛇之口杀害了这位伟大的俄国活动家，在他身后又以恶言秽语玷污他的名声。

但是因为这种车厢仅在二十年代才受到偏爱，得到普遍和专门的使用是从我国生活一切都整齐划一了的三十年代起的（那时一定新制了许多这样的车厢），那么把它称作“斯大材而不是“斯托雷乎”才是公正的。

所谓“泽克车厢”就是一节普普通通的包房式客车。只不过全车厢九间包房之中供囚犯乘坐的五间（这里如同群岛各处，一半设施是供看管人员使用的）不是用板壁而是用栅栏与走廊隔开。这是为了便于监视，栅栏的铁条是斜向交叉的，像车站小花园的篱笆。它的高度直达车顶，因而取消了走廊顶棚上向包房里面开门的行李橱。走廊一侧的车窗是正常的，但是也加上了斜栅栏。囚犯乘坐的包房一侧没有车窗，只是在二层铺的高度有一个用固定的百叶窗遮住的气孔，上面也钉了栅栏（我们觉得这节车皮像是行李车，正是因为它没有车窗）。包房的门向侧面推开，是铁栅栏门。

这一切加在一起，从走廊里看去很像动物园：在一长排栅栏后面，一些略似人类的可怜巴巴的动物在地板上和铺板上蜷缩着，用哀求的目光望着你，要喝的，要吃的。但是动物园里从来不会把动物们这样紧地挤在一起。

据外面的工程人员计算，一间“斯大林”包房，下铺可以坐六人，中铺（它整个连成一个统铺，仅仅在靠门的地方留下一个供爬上爬下的缺口）可以躺三人，上面的两个行李架可以躺二人。现在，除了这十一个之外，再捅进十一个（最后几个是看守员关门时用脚蹬进去的）。——瞧！这才是“斯大林”包房的完全正常的定员。上层，每个行李架上各有两人龇牙咧嘴地半躺半坐着，中层统铺躺着五个（这是最有福气的，这位子要动武才能抢到。如果包房里有盗窃犯，睡在那儿的准是他们），底下还剩十三名：下铺一边各坐五名，他们的腿之间的夹道里坐三名。其他地方——人缝里，人身上，人底下——放他们的东西。就这样蜷着腿紧挤在一起，一昼夜一昼夜地坐着。

不，这样干并不是故意折磨人！已决犯是社会主义的劳动战士，为什么要折磨他呢？是要把他用到建设上的。但是，你们也会同意，他这不是去丈母娘家作客，总不能招待得叫外头的人都眼红吧。当前我国交通运输有困难：他们到得了目的地，死不了人的。

从五十年代起，火车运行时刻正常了，囚犯们在路上的时间也就不太久，也就是那么一两天、两三天。战时和战后几年，情况要糟糕一些：“斯大林”车厢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哈萨克斯坦）到卡拉干达可能走七昼夜（每间包房里头可是装了二十五个人哪！）；从卡拉干达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八昼夜（每间包房二十六人）。甚至从古比雪夫到切利亚宾斯克这段距离，一九四五年八月苏济在“斯大林”车厢里面也坐了好几昼夜。他们一间包房里装了三十万个。真的是人摞人。所有的人都在不断地挣扎、搏斗。而一九四六年秋，H·B·季莫费耶夫一列索夫斯基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去莫斯科，包房里竟有三十六人之多。整整几昼夜他悬在人丛里，脚不沾地。后来开始死人——死尸是从人们的脚底下拖出去的（诚然，不是马上拖走，而是过了一天以后）——这才松动了一些。他这次去莫斯科全程用了三个星期。（可是到了莫斯科，发生了一件奇迹之国的奇迹，季莫费耶夫-列索夫斯基由军官们亲手抬出车厢，用小卧车接走了：原来把他搞来是为了要他推动我国科学的发展。）

三十六——是极限吗？我们手头没有三十七人的证据。但是依照唯一科学的方法，经受过与“极限论分子”斗争的教育，我们应当给予这样的回答：决不！决不是极限！也许在别的什么地方是极限，可在我们这儿决不是。只要包房里，哪怕是铺板底下，哪怕是肩膀、腿、脑袋之间，还剩有几立方分米的没有被挤掉的空气，这间包房便完全适合于接收更多的囚犯！如果要设定一个极限数，那就是一间包房的全部空间所能容纳的细心垛好的未卸开的尸体的数量。

B·A·科尔汉耶娃从莫斯科出发时乘坐的包房里装着三十名女犯，大多是为宗教信仰被判处流刑移住的衰弱的老太婆（这批女犯到达目的地以后，除两个人以外，全部都躺进了医院）。她们没有人死在路上，这是因为其中有几个是因为“勾搭外国人”而坐牢的年轻、丰满、漂亮的姑娘，她们一个劲儿地羞辱押解队员：“你们这样押送这些老大娘，不觉得害臊吗？她们是你们的妈！”与其说是姑娘们的道德论据，恐怕不如说是她们诱人的外貌对押解队员起了作用。几个老太婆被关进……禁闭室。而在“泽克车厢”里关禁闭不是受罚，而是享福。五间囚犯包房只有四间是集体囚室，第五间劈成两半——两个窄长的半间，各有一个下铺和一个上铺，像列车员的包房一样。这些禁闭室是做隔离犯人用的；三四人一间，又方便，又宽敞。

不，这不是故意用干渴折磨囚犯。在车厢里的这些疲惫而拥挤的日子里，从来不供给一顿热食，只发给咸鲱鱼和干绘鲻鱼（在西伯利亚和乌克兰，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年年如此，冬夏如此，这种事情连例子都不需要举）。这并不是故意用干渴折磨他们。否则请你自己说说看，在路上用什么喂这些废物才好？在车厢里供给他们热食不合规定（诚然，“泽克车厢”里有一间包房是当厨房用，但它是专为押解队预备的）。总不能发给他们生麦屑粉吧？也不能让他们吃生鳝鱼吧？给他们肉罐头——不怕他们噎着吗？咸鲜鱼！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再加上一小块面包——他们还想要什么？

你就收下吧，收下你那半条咸鲱鱼吧。只要人家发，你就应该高兴才是！如果你是聪明人，这条成鱼你不要马上吃，暂且忍一忍，藏在口袋里，到递解站有水的地方再干掉它。如果给的是湿漉漉的洒了粗盐粒的亚速夫海刀鱼，那就比较难办。这东西在衣兜里是放不住的。你快用衣襟、手绢、手掌心去接住，当时就把它吃掉。刀鱼是用什么人的衣裳垫着分的，而干鲶鱼押解队员直接倒在包房的地上，然后放在座位上或人们的膝盖上分配。

雅库博维奇（《在被遗弃者的世界里》，莫斯科，一九六四，第一卷）描写上一世纪的情景时说：在那个可怕的时代，发配西伯利亚的途中，每人一天发给伙食费十戈比。当地一个用小麦面做的大圆面包（三公斤？）价值五戈比；一瓦罐牛奶（两公斤？）值三戈比。“囚犯们的日子颇为好过。”他写道。然而伊尔库茨克的物价就偏高些，一磅肉卖十戈比。于是“囚犯们简直在挨饿”。一个人一天才给一磅肉，这岂不跟发给半条鲱鱼一样了吗？……

如果鱼已经发给了你们，那么面包也就不会宣布停发，说不定还会洒给你一撮砂糖。比较糟糕的情况是押解队员走过来宣布；今天不开伙了，你们的口粮没有发下来。也可能是真的没有发下来：某监狱会计室的帐面上把数字填错了地方。也可能是这么回事：发是发下来了，可是押解队员自己的口粮不够吃（他们的肚子平时也填得不那么瓷实），决定从犯人嘴里抠出一点面包。可是如果只发给犯人半条鲜鱼，不发面包，那就会引起疑心。

当然，这仍然不是故意叫犯人受罪：吃了威鲜鱼，不给饮水（从来没有给过），连生水也不给。你们要明白：押解队的编制有限，一部分在走廊里站岗，在车厢的通过台执勤，停车的时候还要在车外爬上爬下，检查哪里钻了洞没有。另一部分在擦枪。而且政治学习、战斗条令学习总要占点时间。还有一部分不当班的人要睡觉，法定的八小时睡眠是必须保证的，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嘛。再说，拎桶去打水要跑好远的路，心里还觉得怪憋气：一个苏维埃军人凭什么要像骡子似的驮水伺候人民的敌人？有时候因为列车编组和改挂，“泽克车厢”被拖到站外（为了避人耳目）一整天，连自家红军厨房的水都没处打呢。诚然，解决办法是有的：从火车头的煤水车里舀那又浑又黄漂着机油的水，就这水，犯人们也会挺爱喝的。反正在半明不暗的包房里什么也看不清楚（他们那一侧没有窗户，没有灯，只从走廊一侧透来一点亮）。还有，发水要费很长时间。犯人们自己没有缸子，有也没收了，只好用两只公家的缸子饮水。这时候你就得站在那里，舀了递，递了舀，一直等到他们喝足。（犯人们自己还立了一些规矩：什么先给没病的喝，再给害结核的，最后才给害梅毒的。好像到了下一间包房不是从头来过：先给没病的……）

好吧，这一切押解队就算都忍下了，那如果这群瘟猪灌饱了水不要求解手也行。可是结果总是这样：一天一夜不给他们水，他们也不要求解手。给一次水，就要解一次手；要是可传他们。给两次水。就要解两次。这个算盘好打，还是以不给水为佳。

舍不得让他们去解手并不是因为可惜厕所，而是因为此举责任重大，它甚至相当于一次战斗行动：需要用一名上等兵和两名列兵花很长的时间去完成。需要设两个岗，一个在厕所门口，一个在走廊的另一头，这是预防他们朝那边冲过去c而上等兵则负责一会儿推开一会儿关上包房的铁栅栏门。先放进一个回来的，再放走一个出去的。条令又准许一次放出一个人，以防他们一起冲出来，以防发生暴动。这么一来，一个人上厕所，本包房的三十个人和全车厢的一百二十个人都得等着，押解队值勤人员也得等着！“喂！喂！快点！快点！”他去厕所的路上，上等兵和列兵们不住口地朝他步喝。于是这个人便跌跌撞撞地往前冲，叫人看起来好像是跑着去从国家手里抢劫厕所里的那个窟窿。（一九四九年在莫斯科一古比雪夫的“斯大林”车厢里，一个独腿的德国人舒尔茨听懂了俄国人哈喝的意思，上厕所的时候用一条腿飞快地蹦去蹦回，引得押解队员哈哈大笑。他们要他跳得更快些。一次解手时，押解员在厕所前的过道里推了他一把，舒尔茨摔倒了。押解员火气上来，动手揍他。舒尔茨在拳打脚踢之下站不起身来，只得爬进肮脏的厕所。其他押解员看了又是哈哈大笑。）

为了防止囚犯在厕所里的几秒钟之内逃跑，也为了迅速周转，厕所的门是不关的。押解员一面站在通过台观察解手的过程，一面替你使劲：“喂！喂！……行了！行了！’审时一开头就命令你：“只许解小手！”这时候在通过台站岗的那个兵决不会允许你干别的。至于手，当然从来不是能洗的：水箱里水不够，也没有时间。只要囚犯碰一碰洗脸地水管的小塞头，押解员马上从通过台吼起来：“喂，别动，快走！”（即使难谁的行囊里装着肥皂和毛巾，也不好意思拿出来：这太像“福来儿”的傻样儿了。）厕所里面稀脏。“快点！快点！”囚犯脚上带着臭泥汤挤进包房，踩着别人的胳臂、肩膀爬到上铺去，然后两只脏鞋从三层铺耷拉下来，悬在二层铺上，往下滴水。

女犯解手时，警卫勤务条令和一般的情理都要求照样开着厕所门，但是并非所有的押解队员都坚持这一条，有的就纵容她们，对她们说：算了，关上门吧！（事后还要叫一个女犯来打扫厕所，押解员又得站在旁边防她逃跑。）

即使在这样的高速度之下，一百二十人解手也得用两个小时以上，——超过三名押解队员值勤时间的四分之一！而且反正也没有办法使他们满足！反正过半小时之后又会有个沙漏似的老头子哭鼻子要解手。当然是不会让他去的，结果他就拉在自己的包房里，这又要给上等兵添麻烦：强迫他用手收起来捧出去。

归根到底：一定要他们少解手！这意思就是——要少给水喝。吃的东西也要少给，这样他们就不会闹肚子，不会毒化空气。不然还像话吗？车厢里简直没法呼吸了！

少给水！可是规定的成鱼要照发！不给水是合理措施，不发咸鲱鱼可是渎职罪。

谁也没有存心折磨我们！押解队的行为是合乎清理的。可是我们的处境就好像蹲在囚笼里的古代基督徒，人们用盐粒洒在我们鲜血淋淋的舌头上。

同样，押解队在递解途中把属于五十八条的犯人和盗窃犯、普通犯混在同一间包房里也绝没有（偶尔的确有）什么特殊的目的，只不过是因为囚犯太多，车厢和包房太少，时间又太紧迫—一哪有工夫搞清这些事？四间包房中的一间要留给女犯，其余三间的人员即使要分类，也只能按照到达站分，以便于下车。

基督被钉在两个凶徒之间难道是因为彼拉多有意要侮辱他？不，正好碰上那一天要把这几个人钉上十字架，各各他只有一个，时间紧迫，于是他便被列在罪犯之中。

我甚至不敢设想，如果处于普通囚犯的地位，我可能经受到什么……押解队和递解站军官们以殷勤有礼的态度对待我和我的同伴……作为政治犯，我前去服苦役的途中是比较舒适的——在递解站，我住在和刑事犯分开的房间里，还有大车，我的一普特重的行李放在大车上……

……上面一段话，我省去了引号，这是为了使读者能更好地领会其中的含意。因为使用引号不是为了表示讽刺，就是为了表示是别人的意思。现在去掉了引号，这此话听起来有些古怪，不是吗？

以上是雅库博维奇对上一世纪九十年代的描写。这本书现在已经再版，目的是用那个黑暗时代来教育今天的读者。我们从书中知道了，即使在驳船上，政治犯也有专门的舱房，在甲板上辟有专门的放风区。（《复活》里描写的也一样。局外人涅赫留道夫公爵还可以到政治犯那里去和他们交谈。）只是因为在名单上推库博维奇的姓名后面“漏填了有魔力的‘政治犯’这个字眼”（这是他的原话），他在乌斯特卡拉被“苦役督察官……当做普通刑事犯接待——态度祖鲁、骄横、放肆”。不过，事后幸运地澄清了误会。

多么难以置信的时代！在那时候，混淆政治犯与刑事犯几乎等于犯罪！刑事犯到车站去需要列队，丢人现眼地被沿街押送。政治犯则可以乘轿式马车前往（奥里明斯基，一八九九）。政治犯不吃大锅饭，而是领伙食费，由小饭馆送饭。布尔什维克奥里明斯基连病号口粮也不愿意接受，他嫌太粗劣。因为一个看守员用“你”字称呼了奥里明斯基，看守长便对他表示歉意说；“我们这里政治犯很少见，看守员不懂得……”

布蒂尔卡里政治犯很少见！……不是做梦吗？那么他们在什么地方？何况那时候还没有卢宾卡，更没有列佛尔托沃呢！

拉季舍夫发配的时候戴着镣铐。时值天气严寒，解差从一个守夜人身上脱下一件“粗劣不堪的光板羊皮袄”给他披上。然而叶卡捷琳娜随即降下输旨，命令解除镣铐，把他途中所需的一切物品都派人送去。但是一九二七年的十一月，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从布蒂尔卡递解到索洛维茨的时候却戴着一顶草帽；穿着夏天的衣裳（她是夏天被捕的。她的房间从那时候起一直封着，谁也不愿意准许她从家里取出自己的冬衣）。

把政治犯和刑事狠分开——这意味着把他们看做是平等的敌手而对他们表示尊重，意味着承认人们可以持有自己的观点。照这样行事，连被捕的政治犯也会感到政治自由！

但是，由于像你我这样一类人全成了反革命，而各类社会主义者又未能保住他们政治犯的地位，从此你如果再提抗议，再反对把你——政治犯和刑事犯混在一堆，那只能引起犯人们的哄笑和看守员的困惑。“我们这里全是刑事犯，”看守员们会诚恳地回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