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混合，这种惊心动魄的相遇，或者发生在“乌鸦车”里，或者发生在“泽克车厢”里。在此以前，不论在侦查中受到怎样的压迫、拷打、摧残，这全是 来自蓝边帽，而你并没有把这些东西视同人类。在你的眼里，他们只是一个蛮横的机关的代表物。然而你的同监难友，哪怕他们的素养与经历和你截然不同，哪怕你 和他们争得面红耳赤，哪怕他们打了你的小报告，他们终归是同属于你在其间度过了一生的那个习惯的、罪过的、琐碎的人类。

当你被推进一间“斯大林”的包房的时候，你同样以为在这里只会遇到共患难的伙伴。你的一切敌人和压迫者都留在铁栅栏的那一边，你是木会在这一边遇到 的。忽然，你抬起头来，朝中铺的正方形缺口处——也就是你头顶上的唯一的天空望去，你看见那里有三四张……不，不是人脸！不，也不是猴脸，猴脸要端正得 多！你看见的是一些带着贪婪和讥讽表情的残忍邪恶的兽面。一个个像蜘蛛望着触网的苍蝇似的望着你。铁栅栏就是他们的网，这下你落网了！他们咧着嘴，好像要 从旁边咬你一口。他们说话的时候发出咝咝的声音。他们觉得发出这种咝咝的声音比用有无音和辅音的语言说话更舒服。他们说的话，只有动词和名词的字尾还能听 出是俄语。他们讲的是一种不可理解的隐语。

这些奇异的大猩猩类上身几乎只穿一件背心：车厢里面闷热难忍。他们的青筋绷起的赤红色的脖颈，他们的滚圆的肩肌，他们刺了花纹的黑胸脯从来没有受到狱 中恶劣生活的影响。他们是一些什么人？从哪里来的？忽然从一个这样的脖颈下面耷拉下来一样东西——小十字架！不错，一个用细绳吊着的十字架。你愕然，你稍 稍感到宽慰：他们当中有教徒，这是多么令人感动啊！看来不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但正是这个“教徒”忽然张口大骂十字架和信仰（他们骂人的时候多少说得像俄 语），他伸出两根手指头，绷得挺直，分成两股叉，对准你的眼睛戳来——不是恫吓，而是真地要抠眼珠子。“你这个喂老鸹的死尸，我要把你的眼珠子抠出来！” 他们的全部哲学和信仰统统表现在这个抠眼珠的姿势里了。既然他们能像捏死一条粘虫一样捏烂你的眼珠子，那么你身上的和随身的东西还有什么他们能饶过的？十 字架在晃动着，你用尚未被戳瞎的眼睛望着这一场野蛮已极的假面舞会，心里感到迷惑难解；你和他们之间，究竟谁已经发了疯？谁马上会发疯？

你一生养成的与人们交往的全部习惯顷刻之间被摧毁了。在你以前的全部生活中，特别是在被捕之前，甚而在被捕以后，甚而一定程度上在受侦查阶段，你用言 语对别人说话，别人也用言语回答你。这些言语能产生作用，或者说服，或者拒绝，或者同意。你还记得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请求、命令、感谢。但是，你在 这个地方碰上的一切都是和这些言语及关系毫不沾边的。瞧，现在这些兽面的东西派下来一名特使，这种脚色多半是一个瘪三模样的少年犯，这家伙的蛮横放肆的派 头格外令人厌恶。这个小无常解开你的背囊，用手伸进你的衣袋——不是搜查，是掏腰包！从这一分钟起，你的一切已经不是属于你的，而你本人不过是裹着一些随 时可以取下来的多余衣物的橡皮假人。对这条凶恶的黄鼬子，对上面那些兽面生物，根本不可能用语言解释什么，拒绝什么，禁止什么，央求什么。他们不是人类， 这点你一眨眼工夫就明白了。可以做的只有一件事——揍！或者把这个小把戏狠狠地接一顿，或者狠揍～顿上头的那几个大块头的野物。

可是从下面对付上头的三个，怎么打法？尽管那个小把戏鼠头獐目，但是似乎打小孩总不大合适？只能轻轻地推开？……但是也推不得，因为他立刻就会咬掉你的鼻子，或者上头的立刻会让你的脑袋开瓢（他们自然也有刀子，不过不会拽出来，他们不想在你身上脏了刀刃）。

你瞧着四邻，瞧着难友——咱们反抗吧，或者提出抗议吧！但是所有你的难友们，你的“五十八条”们，在你之前已经逐个被洗劫过了，他们窝着腰乖乖地坐在 那里。要是他们的目光避开你，那还算好，有时候竟然若无其事地瞅着你，似乎这并不是暴行，不是抢劫，而是自然现象：天要下雨，地要长草。

原因是——你们错过了时机，先生们，同志们，兄弟们！当斯特鲁仁斯基在维亚特卡监狱里自焚的时候，或者哪怕在你们被宣布为“反革命”以前，你本当猛然省悟，记起自己的身分。

而现在，你让人家剥掉你的大衣。一张缝在上衣里的二十卢布的票子被摸到了，连布片一起被扯下来。你的行囊被扔到上头去“检查”，你的多愁善感的妻子在宣判后为你出远门准备的一切全都留在那里了。他们把一支装在小口袋里的牙刷丢下来还给你……。

在三十和四十年代，不能说每一个人，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这样服服帖帖地任人宰割。（我听到过少量这样的事例：三个（年轻力壮的）人抱成一团，顶住 了盗窃犯的袭击。但是他们并不维护普遍的正义，不保护身边被抢劫的人，只保护自己。他们保持着武装的中立。）怎么会搞成这样的？男子汉们！军官们！前方的 勇士们！

一个人要想勇敢战斗，必须对这场战斗有所准备，要预料到它，要明白它的目的。而在这个地方，一切条件都不具备：这个人从来没有和盗窃犯打过交道，他没 有预料到这场战斗，而主要的是——他原来的概念中（错误地）认为他唯一的敌人是蓝箍帽，所以完全不懂得这场战斗的必要性。他还需要受多次教育才能明白刺花 纹的前胸就是蓝箍帽的屁股。他们体现着戴肩章的人们从来不说出声的“今天你该死，明天才是我！”的这句启示。新犯人想把自己认为是一个政治犯，也就是说认 为自己是和人民站在一边，而国家是站在他们对立面的。这时出乎他的预料地有一群手脚麻利的鬼怪从后面、从侧面向他袭来。结果一切界线都混淆了，明确的概念 变得粉碎了。（这个囚犯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集中精力思考，才能弄清楚原来这群鬼怪跟狱吏们是一鼻孔出气的。）

一个人要能够勇敢战斗，需要感觉到背后有庇护、侧翼有支持、脚底下有大地。一个“五十八条”犯人丧失了这一切条件。经过政治侦查的绞肉机以后，人的肉 体被摧毁了：他忍受过饥饿和困乏，在禁闭室挨过冻，被毒打得瘫卧在地上。但是何止是肉体？他在精神上也被摧毁了。人们一再向他解说并且证明给他看：他的观 点，他一生的作为，他与人们的关系，一概都是错的，因为它们导致了他的毁灭。在法庭的机房里碾碎以后抛出来、交付押解的那一团人肉里面剩下来的，仅仅是求 生的欲望，而没有丝毫的理解力。彻底摧毁和彻底隔绝——这就是对五十八条案件侦查的任务。必须使被判罪人懂得，他们在外面最大的罪过就是企图绕过党组织和 工会的负责人或行政领导，以某种方式擅自联系或结合。在监狱里这发展成为对任何集体行动的恐惧：两人提出同一内容的申诉或者两人在同一张纸上签名。这些从 此永远打消了搞任何联合行动的念头的假政治犯们，现在是不准备联合一致对抗盗窃犯的。他们也根本想不到在车厢和递解站里要携带武器——小刀或短锤。第一， 要它干什么？对付谁？第二，你若是使用了它，你头上的凶险的五十八条的大帽子是一个加重情节，再审时你可能得到死刑判决。第三，在使用它以前，如果在你身 上搜出刀子，你受的惩罚将不同于盗窃犯：他携带对子，那是淘气。传统、觉悟低；你带刀子，就是恐怖行动。

最后，根据五十八条坐牢的人们当中很大一部分是一些温顺的人（常常是老人、病人），一辈子动口不动手，现在仍和以往一样是不适宜动拳头的。

可是盗窃犯们却没有经受过这样的侦查。对他们的全部侦查只包括两次讯问，再就是一次马马虎虎的审判，一个短暂的刑期。就连这样的刑期他们也无需服满。 他们是能提前出去的：或者是大赦，或者自己逃跑了事。即使在侦查期间也没有人剥夺一个盗贼享用外面送进来的牢饭的权利——这是万逍遥法外的同伙们送来的丰 富的食物。他一天也没有掉膘，一天也没有衰弱。在押解途中他也能靠敲诈“福来儿”补充点油水。盗窃和抢劫的刑事条款对于他不仅仅毫无压力，相反，他以犯这 种罪为骄傲——他的这种自豪感得到所有蓝肩章、蓝滚边的首长们的支持：“没有什么。虽然你是强盗、杀人犯，但你不是叛国分子，你是我们的人，你是能改正 的。”盗窃罪的律条里没有第十一项——“组织”。盗贼的组织是不遭禁止的。干吗要禁止？让它帮助促进我们社会如此需要的集体主义感情不好吗？搜缴他们的武 器也只是做戏。不会因为携带武器而惩罚他们。他们的规则是受到尊重的（“他们非这样不行”）。杀人犯在监室里又杀了人，非但不会延长刑期，反而会给他增添 光彩。

这一切确有很深的根源。马克思对流氓无产阶级的指责，无非是说它缺乏坚持到底的精神和情绪变化无常。而斯大林对盗贼则一向偏爱——是谁替他抢劫银行 的？早在一九0一年他的党内和狱中的同志们就曾指责他利用刑事罪犯对付他的政敌。从二十年代起还产生了一个颇为奉承的术语：社会亲近分子。马卡连柯也有同 样的论点：这类人是可以改造的。（按照马卡连柯的看法，犯罪的根源只能是“反革命的地下活动”。）那一类是不能改造的，那就是工程师、神甫、社会革命党 人、孟什维克。

既然没有人管束，为什么不偷盗？三四个结伙横行的盗窃犯就能对几十名吓怕了压垮了的假政治犯称王称霸。

有首长们的赞许。以先进理论为依据。

但是，即使不用拳头进行反击，受害者为什么不上告呢？任何声音走廊里都是能听到的。押解队的士兵们正在栅栏外面慢悠悠地来回走动。

这的确是个问题。每一个响声，每一声嘶哑的哀告都能听到，而押解员照旧来回踱他的步子——为什么他不来干涉？离他一米之遥的昏暗的洞穴——包房——里正发生一件枪案，为什么国家的卫士不出来干涉？

仍是同样的原因；他也被灌输了这种理论。

更甚于此的是，对盗窃犯实行了多年的优待之后，押解队本身也在朝这个方向演变。押解队本身变成了盗贼。

从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中期，也就是盗窃犯最猖狂，对政治犯欺压最深重的十年，谁也想不起押解队制止过一次在监室、车厢、“乌鸦车”里对政治犯的抢 劫。相反，人们会告诉你押解队收受盗贼赃物并供给他们伏特加、（比口粮高级的）食物、烟草作为交换的大量事例。这类例子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

毕竟押解队的中土也是一个穷光蛋：武器、背卷、饭盒、士兵口粮就是他的全部家当。要求他押解一个穿着贵重皮大衣或铬鞣皮靴、提着一包城里的阔气东西的 人民敌人而且还要他容忍这种不平等现象——这未免太残酷了。夺取这些奢侈品不也正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吗？在这方面还能有什么别的准则？

一九四五——四六年，当时犯人们不是来自什么别的地方，而是川流不息地从欧洲涌来。他们身上穿的，行囊里装的都是欧洲的稀罕物件，连押解队的军官们也抗不住了。他们的职务使他们躲开了火线，可是也使他们失去了在战争末期捞取战利品的机会——你说这公平吗？

在这种情况下，押解队把盗窃犯和政治犯掺混在一起已经不是偶然的，不是由于仓促，不是因为空间不够，而是为了谋求自己的私利。盗窃犯们也不辜负他们苦心：衣物从“海狸”身上剥下来，转手就进了押解队的箱子。

但是，如果海狸们已经装进了车厢，列车已经开动，而盗贼却一个没有，嗯，干脆一个也没有装上车，今天沿线哪一站都没有遣送盗窃犯，那该怎么办？这种情形也听说有过几次。

一九四七年押送一批外国人由莫斯科去弗拉基米尔中心监狱服刑。第一次打开箱子就显出他们有贵重物品。这时押解队亲自动手在车厢里有条不紊地挑拣东西。 为了防止遗漏，他们把犯人们脱得精光，叫他nl坐在厕所附近的地板上，押解队仔细地翻看和挑拣他们所有的东西。押解队没有考虑到，这批犯人不是去劳改营， 而是送往一座正经八百的监狱。到达目的地，科尔涅也夫提出一份书面申诉，描写了全部经过。那支押解队被找回来了，对他们进行了搜查。查出了一部分东西归还 了原主；没有查出的，给了赔偿。据说押解人员分别判了十年至十五年。不过这类事情没法核实，况且他们犯的是盗窃罪，在监狱里是蹲不长的。

然而这是个例外的事件。那个押解队长如果及时克制一下自己的贪欲，本来会明白，这种事顶好不要亲自沾手。下面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事例，正因为简单，所 以可能是经常发生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在一节从莫斯科开往新西伯利亚城的“泽克”车厢里（A·苏济正好在这节车里被送解）正巧一个盗窃犯也没有。旅程很 长；当时的“斯托雷平”是慢慢爬的。押解队长一点不用着急，他选好了适当的时间，宣布进行搜身，让犯人单个地带东西到走廊里来。被叫到的必须按狱规脱光衣 服，但是搜身的真实用意并不在此，因为被搜过的人又回到自己原来的挤得满满的包房。随便什么刀子、什么违禁品都能在同房犯人中转手。搜身的真正意图是对全 部私人物品——身上穿的，袋里装的——进行摸底。押解队长（军官）和他的助手（中土）站在这些口袋旁边，他们对于长时间的搜身一点不感到厌烦，始终摆出一 副傲慢的一本正经的神气。罪恶的贪欲禁不住要冒到外面来，但是军官以假装的冷漠将它按捺下去。他的处境如同一个老色鬼，眼巴巴地瞧着一些小姑娘，可是顾忌 在场的旁人，对小姑娘们本身也有所顾忌，不知道该怎么样下手。他是多么需要几名盗窃犯啊！但是这批犯人里偏偏没有。

犯人里没有盗贼，可是有一些被监狱里的盗贼气氛熏染了的人。要知道，盗贼的榜样有教育作用，是会引起人们效仿的：它指出监狱中有一条轻巧的生路。两个 不久以前的军官——萨宁（海军）和梅列日科夫——同关在一间包房里。他们两人都是“五十八条”，但目前已经转向了。萨宁在梅列日科夫的支持下宣布自己是本 包房的室长，他通过押解员请求队长接见。（他看透了队长的傲慢神气，猜出他需要一名拉纤的！）这是破天荒的事，可是萨宁真地被叫出去了，而且在什么地方进 行了交谈。另一间包房里的什么人也学着萨宁的榜样求见队长。那家伙也被接见了。

第二天早上发面包，不是按当时解犯口粮标准每人发五百五十克，而是二百五十克。

口粮发完了，开始有人小声埋怨。有埋怨，可是因为害怕“集体行动”，这些政治犯没有人出来说话。只有一个人站出来大声问发口粮的：

“首长公民！这口粮是多少分量？”

“该多少就是多少。”回答他说。

“我要求重新过秤，否则我不接受！”那个不要命的人高声宣布。

整个车厢鸦雀无声。许多人拿着口粮不往嘴里放，他们等着，说不定连他们的也会给重新过秤。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位清白无假的军官走了过来。在一片静默中，他的话更加沉重地、更加不可抗拒地砸在每个人的心上：

“是谁在这里发表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言论？”

众人的心都不跳了。（有人会反驳说，这不过是很普通的手法。狱外随便一个小头头都把自己宣布为苏维埃政权，谁会去跟他当真呢！但是对于那些吓怕了的人，对于那些被定了反苏活动罪的人，这一手还是比较吓人的。）

“是谁在这为口粮发动暴乱？”军官咬定不放。

“中尉公民，我只是想……”那个闯下了大祸的造反者已经在为自己辩解了。

“啊，是你？畜牲！是你不喜欢苏维埃政权吗？”

（为什么要造反？为什么要争执？难道把这一小块口粮吃下肚子，忍过去，不吭气，不是简单得多？瞧现在“卡脖”了……．

“臭死尸！反革命！应该把你这小子在绞架上过过秤，你还要给口粮过秤？！苏维埃政权供你吃，供你喝，你这毒蛇还不满意？知道你干的事该怎么处理吗？……”

对押解队一声命令：“带出来！”铁锁哐啷一响。“出来，手背过去！”倒霉蛋被带走了。

“还有谁不满意？还有谁要过秤的？”

（还以为能把问题讲清楚吗？还以为只要告到上头，说只发了二百五十克，人家就会相信你说的而不相信中尉说的发足了五百克吗？）

对于挨过痛打的狗，只要拿根鞭子给它看看就行了。其他的人全都表示没有意见。于是这种惩戒性的定量就成为这趟漫长旅程的固定口粮标准。砂糖也从此停发——押解队留下了。

（这件事发生在辉映我国史册并将供后人长期研究的取得对德、日的两大胜利的那个夏天。）

饿了一天、两天，人变得稍微聪明了。萨宁对本包房的人说：“伙计们，听我说，咱们这样下去都得完蛋。谁有好东西，拿出来吧，我去换吃的给你填饱肚 子。”他满有把握地收下一些东西，回绝一些东西。（有人不愿意拿出来——那就随他的便！）然后，他提出要和梅列日科夫一起出包房。怪事——押解队竟放他们 出去了。他们带着东西朝押解队的包房走去，从那儿带回来切成薄片的面包和马合烟。这是从每间包房一天的口粮中克扣下来的七公斤面包的一部分，不过现在不是 均分给全体，而是只分给交出东西的那些人。

这完全是公公道道的事：他们不是全都表示过对减少的口粮没有意见吗？从另一方面说也公道，因为人家交出的东西多少也值几个钱，总得付点报酬才是。从长远看来也公道：须知这些东西对于劳改营是过分高级了，在那里反正都会被没收或者偷光。

马合烟可是押解队自己贡献的。当兵的拿出自己珍贵的马合烟和犯人们分享。但这也是公道的，因为他们也吃掉了犯人的面包，用掉了他们的砂糖（这种好东西 敌人不配吃）。最后还有一件公道事；萨宁和梅列日科夫虽然没有拿出东西，可是捞到的好处比拿出东西的主儿还多——那是因为没有他俩这项交易就办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