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他是个怎么样的神经病理学家。很可能是个好大夫。但是那必须是在一个松松散散、和和气气的时代，并且一定不是在国立医院工作，而是在家里开 业。橡木的房门上钉着铜牌，靠墙坐地的大自鸣钟发出悦耳的哨哨声。不慌不忙，除了自己的良心对什么也不用服从。然而在那以后，他着实地被吓坏了，吓得他一 辈子也没有缓过劲来。我不知道他以前坐过牢没有，内战时期拉他去陪过绑没有（这没什么奇怪的）。但是不用手枪顶着他的脑门，也足能吓破他的胆。只要让他做 做这些事就够了：叫他到门诊部去工作，那里要求一小时看完九个病人，时间只够用小槌敲一敲膝盖；再让他当当“劳动力医务鉴定委员会”委员，还有疗养区委员 会委员，还有兵役委员会委员，到处都要在各种文件上签字、签字、签字，同时知道每签一个字都可能掉脑袋，某某大夫已经抓进去了，某某也是了，可是你仍得不 停地签字：病假条子、诊断书、鉴定人证明、医生证明、病历。每签一个字都引起一次哈姆雷特式的苦恼：给假还是不给假？适合现职还是不适合？有病还是没病？ 病人朝一边求你，长官朝另一边压你。惊恐过度的博士手足无措，犹豫不定，浑身发抖，常常吃后悔药。

但这都还是在外边的时候，这还都是些甜点心！自从带上“人民敌人”帽子被抓进来，被侦查员吓出足以致命的心肌梗死（我想象他既然吓成这个样子，会有多 少人被他攀扯了进来，恐怕整个医学研究所都被他攀扯进来了）以后，你看他现在变成了怎么样的一个人！独劳点卫生科长（一个自由人身份的根本没有学过医的老 酒鬼）的一次普通的例行巡视都会使普拉夫金惶恐到这个地步，以至连病人卡片上的俄文字也念不下来了。他现在变得十倍地犹豫不定。在劳改营里他简直手足无 措，连体温达到37.7能不能开病假也不知道了。万一挨骂怎么办？必定会跑回我们屋子里来商量。每当受到劳改营长或者哪怕是普通看守的夸奖以后，他才能在 安定平稳的状态中生活上一天。受到夸奖以后的二十四小时之内他似乎感到自己是安全的，从第二天早上起难以摆脱的恐慌感又偷偷地回到他的身上。一次营里发送 出一批很紧急的解犯，因为太匆忙，以至没有时间安排他们洗澡（没有把他们光着身子赶进冰凉的澡房，算他们幸运人看守长来找普拉夫金，叫他写一张解犯已经过 卫生处理的证明。普拉夫金照例唯命是从，但是事后瞧他变成了什么样子！一回到屋里他就像砍断了腿似地一头栽到床上，手按心口，哼哼唉唉。他根本不听我们的 宽慰。我们睡着了，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上厕所。最后，到了后半夜，他穿上衣服，样子像疯子似地去找值班看守员商量，这个看守员外号叫“小矮个”，是个大 字不识的直立猿人，只不过帽子上有颗小红星罢了。他问他现在会怎么样？犯下这个罪会按五十八条给他再到一次刑？还是不会判？或许只会从莫斯科市内的劳改营 发送到远地的劳改营？（他家在莫斯科，经常送来丰富的食物，因而他一心赖在我们这个小劳改营里。）

心惊胆战的普拉夫金在一切事上，甚至在检查卫生的工作上都丧失了魄力。他对炊事员、值日员，对自己的卫生科连一点要求也不会提了。食堂里很脏，厨房里 不好好洗饭碗，卫生科不知道多少天才抖一次病房的被子。这些他全知道，可是都不能坚持卫生的要求。只有一点是他和所有劳改营长官们共同犯的神经病——每天 擦洗住房的地板（许多劳改营都搞这种穷开心的事）。这一点执行得倒是一丝不苟。永远潮湿朽烂的地板使得房内的空气和被褥从来没有干燥的时候。劳改营里最不 行的老弱病残对普拉夫金也没有什么敬意。在他的狱中生涯里，没有抢劫过和欺骗过他的，只有不想干这种事的人。他的乱丢在床边的东西所以能原封不动，他的全 营最无秩序的、一切都往外掉的床头柜所以能不被偷光，全靠我们房间夜晚是上锁的。

普拉夫金的刑期是八年，按五十八条10和11，即作为一名政治人物、鼓动者和组织者。但是我发现在他的头脑里装的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婴儿的幼稚性。他被 监禁了两年多，还没有成熟到他在侦讯阶段曾承认过的那些思想的高度。他仍相信把我们关进来是暂时的，是开开玩笑；现在正准备实行一次了不起的宽宏大量的大 赦，这是为了使我们更加珍视自由，使我们为得到了这次教训而永远感谢机关。他相信集体农庄是繁荣的，旨在奴役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是卑鄙阴险的，急于发动第三 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是在搞阴谋诡计的。

我记得一次他满面春风地回到屋里，像刚做完美好的通宵祈祷的善男信女一样，脸上泛出安详、仁爱、幸福的光辉。他的善良而坦率的大脸庞上的那对下眼眶下 垂的大眼睛流露出非人间的柔顺的神情。原来刚才开过一次营区杂役的会议。劳改点点长起先拍桌子大声申斥他们，后来忽然平静下来，说他对他们像对自己的忠实 助手一样信任。普拉夫金激动地向我们交心说：“听了这些话，工作积极性一下子就冒出来了！”（关于将军也要说句公道话，他听到这个只是轻蔑地撇了撇嘴。）

博士的姓氏并不是骗人的：他是个爱真理的人。爱倒是爱，只可惜配不上！

他在我们这个小模型里显得可笑。但是如果把眼光从这个小模型转向大模型，你就会惊呆。我们的精神的俄罗斯有多大的百分比变成了这副模样？仅仅因为一个恐惧……

普拉夫金成长在有文化的人们当中，一生从事智力劳动，他周围都是一些智力发达的人，但他能算一个知识分子即具有独立智能的人吗？

多年来我不得不对“知识阶层”这个字眼进行认真的思考。我们都很喜欢把自己归入这一类，而实际上并非全都能归得进去。这个字眼的含意在苏联完全歪曲 了。凡是不用（和害怕用）双手劳动的人都成了知识分子。这里包括所有党的、国家的、军队的和工会的官僚；所有的会计和记帐员——拨算盘珠的机械奴隶；所有 的办公室职员。我们更加轻易地把全体教师（那些顶多只是个会说话的教科书，即没有独立的知识也没有独立的教育见解的人也在内）也都归到这里。还有所有的医 生（那些只会在病历上瞎划两笔的也在内）。至于那些仅仅和编辑部、出版社、电影厂，演奏厅沾点边的，也都被毫不犹豫地划入了这一类，更不消说那些出书、拍 片、拉琴的人了。

实际上一个人不能单凭上面任何一个标志就划入知识界。如果我们不想根本失去这个概念，我们就不应降低它的价值。知识分子不是依职业属性和工作种类决定 的。良好的教育和良好的家庭也不一定能培养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人，他对精神生活的兴趣和志向是换而不舍的，是固定不变的，并不是外界环境所强 加，甚而是与外界环境相对立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人：他的思想不是模仿性的。

在我们这个屋子里的畸形人当中别利亚耶夫和季诺维也夫被认为是最大的知识分子。这两位高级人士对于工长奥拉切夫斯基和粗俗的保管员普罗霍罗夫感到很不 舒服。在我当总理的时代，将军和内务部官员撺掇我把这两个乡巴佬从我们房里驱逐出去，因为他们身上太脏，因为他们爱穿着皮靴躺在床上，总之是因为他们缺乏 知识分子味（将军们竟要赶走供他们吃喝的农人了？）。但是我很喜欢那两个人，我自己灵魂深处也是一个农夫，从而屋里形成了均势。（后来将军们大概又对别人 提出要把我赶出去。）

奥拉切夫斯基的外貌确乎有些粗俗，一点知识分子的味道也没有。音乐，他只懂乌克兰民歌，什么古老的意大利绘画，什么现代的法国绘画，他连听也没有听说 过。他爱不爱看书我不好说，因为我们营里没有书。屋里发生抽象的争论他从不参加。别利亚耶夫关于英属苏丹和季诺维也夫关于自己住宅的最精彩的独白，他都像 没听见似的。他在空闲时间爱把脚跷到床头栏杆上长久地沉思默想，大皮靴的后跟搭着栏杆，靴底朝着将军们。（并不是有意挑衅。出工集合前、午休或者在还等着 出门的黄昏，哪个明智的人能放弃稍躺一会儿的乐趣？而长筒靴脱起来很麻烦，里面用两副包脚布撑得紧绷绷的。）奥拉切夫斯基对于博士的那些自我折磨也是木头 木脑地毫无反应。他沉默了一两个钟头以后突然会和房里发生的事情牛头不对马嘴地用悲剧的口吻宣告：“是的！五十八条获得自由比骆驼穿针眼还困难！”另一方 面，凡是关于日常用品的属性，并于日常生活行为的正确性等实际问题的争论，他总是带着乌克兰人的倔劲参加进来，性急地证明毡靴所以会坏是因为在炉子上烤 的，一冬不烤反倒有好处，穿着更舒服。由此说来，当然，他哪里算得了什么知识分子！

但是我们当中只有他一人对建设工程忠心耿耿，只有他一人能在工作时间以外有兴趣地谈这件事。当他听说犯人们竟把完全装好的隔断墙板拆掉当柴烧的时候， 他用粗笨的双手抱住粗笨的头好像疼痛似地摇晃起来。他不能理解土著们的野蛮行为。这也许是因为他只蹲了一年的原故。有人跑来说，从八层楼上掉下一块水泥 板。所有人都惊呼：“砸死人没有？”可是奥拉切夫斯基却向：“你看见它是怎么摔碎的？裂缝沿着哪个方向？”（水泥板是按照他的图纸浇灌的，他想弄清楚他的 钢筋布得好不好。）在十二月的大冷天，作业班长和工长们聚在办公室烤火，聊着劳改营里的闲话。奥拉切夫斯基进来，摘下一只手套，郑重其事、小心翼翼地从里 面取出一只不能动弹了但仍活着的有桔黄和黑色花纹的漂亮的蝴蝶：“请看，这是一只零下十九度里冻不死的蝴蝶！是停在大梁上的。”

大家全围在蝴蝶旁边。我们之中有幸活着出去的人到了刑期结束的那一天未必能比这只蝴蝶更有生气。

奥拉切夫斯基自己的刑期只有五年。他是因面部犯罪（完全和奥威尔写的一样）——因微笑而被抓的。他原是工程兵学校教师。在教员休息室他向另一个教师指 着《真理报》上部的什么东西微笑了一下！那另一个教师很快被打死了，奥拉切夫斯基究竟笑什么，谁也没弄清楚。但是有人看见他笑，对党中央机关报发笑的事实 本身就是大不敬行为！后来要奥拉切夫斯基做一篇政治报告。他回答说，命令他要服从，可是他做的报告不会带劲。这下就越过了杠杠。

这两人中间是谁——是普拉夫金还是奥拉切夫斯基——更接近于知识分子？

关于普罗霍罗夫现在也不能不说几句。他是个大块头的庄稼人，沉重的脚步，沉重的目光，脸上没有什么叫人愉快的地方。他不事先考虑清楚是不露笑脸的。这 种人在群岛上称为“灰狼”。他心中毫无牺牲自我、为别人做好事的动机。但马上引起了我的好感的是：他给季诺维也夫端小锅，给别利亚耶夫拿面包的时候一点不 带巴结奉承的神气、不带假惺惺的笑脸或者哪怕一句没用的话。他带东西的态度庄严而矜持，要人看出他服务归服务，但不是他们的使唤小子。他需要许多食物才能 填饱自己劳动者的巨大身躯。他所以忍辱负重全是为了获得将军的菜汤和稀粥。他知道这里人瞧不起他，他不生硬地答话，也不“踮着脚尖”替人跑腿。他把我们每 一个人都看得透亮的，只是没到把心里想的讲出来的时候。我感觉普罗霍罗夫是建造在石头地基上的。我国民间的许多东西都是靠这样的肩膀扛着。他对谁都不急着 做笑脸，眼神是阴郁的，可是他也决不会扑上来咬你的脚后跟。

他不是按五十八条坐牢的，但对我国的生活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在纳罗一佛明斯克附近当过不少年村苏维埃主席。那儿也需要有随机应变的本领，该狠心的时候就得狠心，该在上级面前顶住就得顶住。他这样讲起自己当主席时的情况：

“要当爱国者，事事都得走在前头。不用说，什么麻烦也是你头一个碰上。比方在村苏维埃做报告，尽管在乡下说话总是归到实事儿上，可说不定哪个大胡子冷 丁给你出个题：不-断-革-命是啥意思。鬼知道是啥意思。我就知道城里娘儿们烫头发”。要是不回答，人家就会说：你这老母猪嘴怎么拱进了面包房。我对他们 说，这就是这么样的一种革命，它又卷又滑，用手抓不住——不信你进城去看看娘儿们的弯弯头发，要不，去看看绵羊的也行。咱们跟麦克唐纳（英国首相）咬架的 时候，我在报告里给政府提了个醒：我说，同志们，你们少去踩人家的狗尾巴不就行了？”

年头一多，他摸透了我国生活中全部装点门面的把戏，自己也参加去做。他把一个农庄主席叫来，对他说：“你去培养个准备在农展会上得金质奖章的女挤奶 员，日产量要六十公升的！”于是全农庄就全力以赴地去培养这么一个挤奶员了。往她的牛槽里猛例高蛋白饲料，甚至倒砂糖。全村和全农庄都知道搞这么个农展会 要花多少钱。可是上级硬要演这出戏，自己哄自己——这说明人家要的就是这个。

战火快烧到纳罗一佛明斯克的时候，普罗霍罗夫接到疏散村苏维埃的牲畜的任务。可是如果仔细琢磨琢磨，这项措施不是对付德国人的，而是对付庄稼人的：明 摆着是要他们一无牲畜二无机器地留在一片空白地上。农民们不肯交出牲畜，动手打起来（他们预料集体农庄会散伙，牲畜就是他们的了）——差点没把普罗霍罗夫 揍死。

战线移到了他们村庄的背后，整整僵持了一个冬天。普罗霍罗夫早在一九一四年就当过炮兵，现在没有了牲口，无路可走，自己跑到苏军的炮兵阵上去扛炮弹， 直到被人家轰走。一九四二年春苏维埃政权回到了他们区，普罗霍罗夫又当村苏维埃主席。现在他又有了官报私仇、变成一条比以前更凶的恶狗的全部力量。他本来 可以至今一帆风顺。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成为这样的人。他的心颤动了。

他们属于重灾区，上级交给村苏维挨主席一些面包票：由面包房对房子被烧的、最缺粮的户稍稍给些救济。普罗霍罗夫却可怜起老百姓来，发放的面包票超过了 规定。结果捞上了一个八七”法令，判了十年。至于麦克唐纳的事，看在他文化不高的份上饶恕了，而他对人们的恻隐之心则没有被饶恕。

在屋里，普罗霍罗夫也喜欢一连好几小时一言不发地躺着，也和奥拉切夫斯基一样把长筒靴搭在床头栏杆上，呆望着灰皮剥落的天花板。将军不在场时他才开口。我十分欣赏他的一些想法和说法：

“什么线难划——直线还是曲线？划直线需要工具，曲线——一个醉鬼用脚丫子也能划出来。生活的线也是这样。”

“钱——现在是双层的。”（一针见血！普罗霍罗夫是说到向集体农庄要粮食是一个价，向人们卖粮食又是另一个价时讲这个话的。但是他看得更宽，钱的“两 层性”显示在许多方面，贯穿于整个生活。国家按第一层付给我们，我们在所有地方都必须按第二层付出去，为了这个，我们非得自己从另外地方按第二层搞点钱才 行，否则很快就会坐吃山空。）

“人虽不是魔鬼，可照样不给你活路。”这是他另一个谚语。

这一类的话还很多，可惜我没有记下来。

我把这间屋子称为畸形人之家，但是我不能把普罗霍罗夫和奥拉切夫斯基两人归入畸形人之列。然而六人当中畸形人占大多数，因为我自己不是畸形人又是什 么？在我的头脑里，混乱的信仰、虚妄的希望、臆造的信念虽然已经打破，撕碎，但它们的碎片仍然在那里漂浮。我的服刑期虽已进入了第二个年头，但我仍然没有 理解命运的手指向我这个被甩进群岛的人指出了什么。红色普列斯纳监狱里那个“专用犯人”灌输的“千万不要陷进一般劳动！”的浮浅而有腐蚀性的思想仍然支配 着我。转向“一般劳动”的内心演变过程是很艰难的。

一夜，一辆小汽车开进营门，看守员来到我们的房间，摇摇别利亚耶夫的肩头，叫他“收拾东西。”被突然叫醒还迷迷糊糊的将军被带走了。他从布蒂尔卡还设 法给我们传来一个条子：“不要灰心I（显然指不要因他的离去而灰心。）只要我活着，一定给你们写信。”（他终于没有写。我们从侧面听到了他的消息。看来当 局认为把他放在莫斯科的劳改营里有危险。他被转解到波奇马。在那里已经喝不到从家里用保温瓶送来的汤菜；口粮面包想必也不能削掉六面才吃了。又过了半年， 有消息说，他在波奇马十分潦倒，为了占几口便宜，担任了送菜汤的角色。不知道这是否确实。用劳改营里的俗话说，这叫“怎么贩进来，怎么卖出去”。）

这么一来，我第二天清早就顶替了将军的职务，当上了助理定额员，到头也没有学会油漆工的手艺。但是定额工作我也懒得钻研，只是随便加减乘除就是了。担 任这项新工作期间，有时候我有到工地各处串串的机会，有时候能爬到我们正在盖的这座建筑的第八层上去坐坐，就像站在一座大楼的屋顶上一样。从这里朝四面望 去，整个莫斯科的市容一览无余地展示在一个因犯的面前。

一面是沃罗比约夫山，当时还是空旷的。未来的列宁大街刚刚规划，还不存在。卡纳特奇科夫别墅（精神病院）的外貌还是古朴的原始状态。另一面是新处女修 道院的圆顶，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庞大建筑。隔着许多车水马龙的街道，在正前方远远的地方，是笼罩在丁香色的薄雾中的克里姆林宫，在那里面已经准备好了对我们 的大赦令，只剩下签发了。

这个充满财富和荣华的世界正向我们这些在劫难逃的人们招手。它好像就在我们脚下，但我们永远够不到它。

但是，不管我怎样像一个新犯人似地渴望“回到自由”，这个城市仍引不起我的羡慕和生翅飞向它的街道的愿望。束缚着我们的恶势力全是在这里缔造的。骄横傲慢的城市，它从未像战后时期这样充分地证实了这句谚语：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现在我时而利用一个前犯人难得的机会：到自己的劳改营去遛遛弯！我每次都很激动。把自己重新浸入过去的绝境，重温一次那种身份的人的感觉——这对于衡 量生活的相对尺度是很有益的。原来是食堂、舞台和文教科的地方，现在是“斯巴达克”商店。当时的大门就在现在还保留着的这个无轨电车站旁边。三楼上那个窗 口里，就是我们的畸形人之家。这儿是出工站队的地方。纳波里娜娘的塔式起重机就是沿这条线移动的。M·在这里溜进了贝尔沙德尔的房子。现在人们在柏油地面 的院子里走路、散步、谈论琐事，他们哪里知道是走在尸骨堆上，是踩在我们的回忆上。他们不能想象，这个离市中心坐车不过走二十分钟的大院竟一度不是莫斯科 的一部分，而是野蛮的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它与诺里尔斯克及科雷马比与莫斯科还联系得紧密。但是现在连我也不能爬上我们以前曾大摇大摆地来往的屋顶了，不能 进入我漆过门窗铺过地板的住宅了。我像先前一样背起手在营区内踱来踱去。只当自己现在仍是不能出去的，只准从这里走到这里，也不知道明天被押解到哪里去。 现在已经没有界墙隔着的涅斯库奇内公园里的那些原来的树木向我作证说，它们还记得一切，记得我；一切确曾如此。

我按照因犯的直线往返的散步方式来回走着，到尽头就向后转。走着走着，今日生活中的一切复杂问题都像蜡似地开始融化了。

我憋不住了，我要了个流氓：沿着楼梯跑上去，在离营长办公室还有一截楼梯的拐角处的白色窗台上写了一行黑字：“第十二劳改工段”。

经过的人会读到，也许会沉思的。

我们虽然也是杂役，但是属于生产杂役之列。我们的房间不是主要的，在我们头顶上还有同样的一间，那里住的是营区杂役，由会计所罗莫诺夫、仓库管理员贝 尔沙德尔、派工员布尔施泰因组成的三头执政从那里掌管着我们的劳改营。此项人事更动就是由他们决定的：撤销帕夫洛夫的生产主任职务，由K接替。于是这位新 总理就于某月某日迁进了我们这个房间（在此以前普拉夫金仍是被提溜到外地的劳改营去了，不管他怎么巴结讨好）。他们对我也没有容忍多久：轰出了定额室，也 轰出了这间卧室。（在劳改营里的地位降得越低，反之在“小车厢”里的铺位升得越高。）但是在我暂时留在这里的日子，有过对K进行过观察的时间。此人相当不 错地为我们的小模型补充了革命后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的变种。

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库科斯，三十五岁的会打算盘捞好处的商人（所谓“卓越的组织者”），专业是建筑工程师（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在这个专业上很少表 现，成天只是拉拉计算尺）。根据八月七日法令被判十年，已经蹲了三年；完全适应了劳改营的环境，觉得和在外面一样地不受拘束。他好像完全没有被派去做一般 劳动的危险。他对于那些命该从事一般劳动的碌碌众生更没有任何怜悯的意思。他属于这样一类犯人，他们的行为对其他犯人说来比群岛的残忍成癖的主子们的行为 更可怕：只要卡住你的喉咙，他是不会放手的，不会让你偷闲的。为了能从犯人身上多榨出东西，他拼命要求减少犯人口粮（加强伙食的等级差别）、取消探监、把 不中意的犯人递解外地。劳改营的和生产的领导都一样对他很赏识。

但有意思的是：所有这些手段显然都是他进劳改营以前早已用惯了的。在外面他就学会了这样领导，他的领导方法拿到劳改营里来原来正合适。

相似性有助于我们认识事物。我很快注意到库科斯很像我见过的什么人。像谁呢？是了，像列昂尼德·泽-夫，我在卢宾卡的同监室的难友！主要不是外表，那 个像野猪，这个身材匀称，高个，绅士派头。但是放在一起他们就能让我们通过他俩看到整整一批人——为了更快地踢开和大批镇压旧“专家”，曾经急不可耐地期 待着出现的第一批自己的新型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终于到来了——苏维埃高等技术院校的第一批毕业生！作为工程师，他们连给旧时代培养的工程师提鞋的资格也 不够，无论按技术知识的广度还是按专业的本领以及对工作的热爱。（甚至和立即被驱逐出屋的大狗熊奥拉切夫斯基相比，库科斯马上就显出是一个只会动嘴皮子的 家伙。）当他们在一般的文化方面冒充内行的时候，总是丑态百出。（库科斯说：“我喜爱（！）的作品是——斯汤达的《时代的三色》。”尽管对于XdX的积分 尚不甚了然，他仍勇于赤膊上阵地和我进行有关任何高等数学问题的争论。他记住了五七句小学课本上的德文，不管是地方不是地方，到处运用。他根本不懂英文， 但是关于英语发音问题可以争论得脸红脖子粗，其实那句英文只是他一次在饭馆里听到的。他还有一个记着各种箴言警句的小本子，常常翻看、暗记，以便瞅机会亮 出来炫耀。）

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能期望这些从未见过资本主义旧时代、决不可能被它的痈疽感染的人们具有共和国的纯洁性和我们苏维埃的原则性。他们当中许多人一 出校门就当上了大官，拿高工资。战争期间祖国免除了他们上前线的义务，只要求他们发挥专长。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是爱国者，尽管对于入党并不积极。有一点他们 体会不到——他们体会不到对阶级指控的恐惧，所以不害怕在自己的决定里出差错，有的场合还大喊大叫地为它们辩护。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在工人群众面前不觉得 自己矮半头，相反地对他们实行着全面的残忍而坚决的管卡。

但也就如此而已了。他们尽可能使自己的工作日限于八小时。下了班才开始真正的生活：女演员、“大都会”饭店、“萨沃依”饭店。在这方面，库科斯和泽- 夫的情况惊人地一致。下面是库科斯讲的，（免不了添油加醋，但基本是实话，一听就觉得可信！）一九四三年夏天的一个普通的星期天。当他回味起当年的赏心乐 事，整个脸上发出了光彩：

“星期六傍晚我们乘车去‘布拉格’饭店。晚餐！你懂得晚餐在女人生活中占什么地位？早餐、午餐以及白天的工作，在女人心中是绝对的无所谓。对于她说来 顶要紧的是三件事；衣服、鞋子和晚餐！‘布拉格’饭店里面实行灯火管制，但是可以上楼顶。栏杆。芳香的夏天空气。人们已经入睡的遮住了灯火的阿尔巴特大 街。身边坐着一个穿绸（他每次都强调这一个字）布拉吉的女人！我们痛痛快快地吃了一个通宵，现在只是喝喝香槟！绛红色的太阳在国防人民委员部大楼尖顶后头 慢慢爬出来。光芒、玻璃。窗、屋顶。我们付了帐。打电话叫来我的专车，它已经停在门口。凉风吹进打开的车窗，使人清爽。别墅挨着一片松林！你们知道清晨的 松林是什么样子？拉下百叶窗睡上几小时。十点钟左右我们就醒了，阳光正透过百叶窗缝射进来。女人的衣裳杂乱无章地扔了一地，光景实在迷人。在凉台上吃一顿 清淡的（你懂得什么叫清淡的吗？）早餐，喝的是红酒。然后朋友们陆续来到。小河、日光浴、洗澡。晚上各人坐车回家。如果星期天不休息，那么吃完早饭以后十 一点左右就坐上车到机关去领导领导。”

我们两人会有能够互相理解的一天吗？

他坐在我的床上，两手比比划划，以求把那些扣人心弦的细节表达得更准确。回忆勾起的欲火烧得他摇头晃脑。我也在回忆，一个接一个地回忆起一九四三年夏天的这些可怕的星期日。

七月四日。拂晓。我们左方的库尔斯克弧形地带整个大地在剧烈地颤动。绛红色的太阳爬起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读到从天而降的传单：“投降吧！你们已经多次尝过了德军进攻的毁灭性威力！”

七月十一日。拂晓。成千上万颗炮弹呼啸着划破我们头上的天空——这是我军发动了对奥廖尔的攻势。……“清淡的早餐？”当然，我懂得。这是在黎明前，在交通壕里，八人合吃一罐美国肉罐头，还有——乌啦！为祖国！为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