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世界带给我们的许多可喜的放弃中——放弃剥削、放弃殖民地、放弃普遍兵役义务、放弃秘密外交、放弃秘密任命和调迁、放弃秘密警察、放弃宗教课程，还有其他许多奇妙的放弃——诚然，还没有放弃监狱（监狱的墙壁没有拆毁，而是加进了“新的阶级内容”），但无疑曾经放弃过禁闭室——那是只能在资产阶级狱吏凶恶乖戾的脑子里产生出来的残忍折磨人的东西。一九二四年的劳动改造法典虽然允许把有特别过错的犯人关在单身监室里，但专门警告过，这种单身监室丝毫也不应令人想起禁闭室——它应当是干燥的、光亮的并备有卧具。

　　到六十年代初一直有效的（无效的）一九三三年劳改法典更加人道：它甚至禁止在单身监室里实行隔离。

　　但这倒不是因为时代变得更宽容了，而是因为到这个时候已经通过试验掌握了其他一套轻重不同的劳改营内惩罚办法，此时，使人难受的已不是孤独，而是“集体”，而且受惩罚的人还应当经过

　　强管连——强化管制连，后来代之以

　　强管棚——强化管制工棚、惩戒作业班，以及

　　强管区——强化管制区、惩戒派出点。

　　后来，不知不觉间就加上了——不是禁闭室，不是！而是——

　　惩隔室——惩戒隔离室。

　　如果犯人已经吓不倒，如果对他已经没有任何惩罚可施——那怎能迫使他服从管制呢？

　　捕获的逃犯——往哪里关呢？

　　为了什么关惩隔室？什么都有：不中长官的意，招呼打得不合规矩，没有及时起床，没有及时躺下，点名时迟到，走的不是那条路，穿得不合规矩，抽烟不是地方，在工棚里放着多余的东西——就给你一昼夜、三昼夜、五昼夜。没有完成定额，发现与女人在一起——给你五昼夜、七昼夜、十昼夜。对于拒绝出工的犯人还有给十五昼夜的。虽然依照法律（依照什么法律？）无论如何不能超过十五昼夜（可是依照劳改法典连十五昼夜也是不许的！），但这架手风琴的蛇腹却能拉长到一年。一九三二年在德米特拉格（阿维尔巴赫这样写的，这是白纸黑字！），因自残行为给过一年的惩隔室！如果还想起，自残是不给治疗的，那么，就是说把受伤的人关进禁闭室去受一年的折磨！

　　惩隔室应当是怎样的呢？它应当是：①寒冷的；②潮湿的；③黑暗的；④饥饿的。所以在惩隔室里不生炉子（据利帕伊说：甚至室外零下三十度时也是这样），冬天窗上不装玻璃，让墙壁发潮（或者把禁闭地下室建在湿土上）。窗户小得可怜或者根本没有（常常是这样）。吃的是斯大林的口粮——一天三百克，“热菜”，即清水烂菜汤，只在把你关进去以后的第三、六、九天才供应。可是，在沃尔库塔-沃姆只给二百克面包，第三天给的不是热菜，而是一块生鱼。一切禁闭重应当设想为介乎上述两者之间的。

　　以为禁闭室一定应当像监室一样——有屋顶，有门有锁，那是天真的。根本不是这样！在库兰纳赫-萨拉，禁闭室在零下五十度时也是一座长满苔藓的用原木做成的箱笼。（自由人医生安德列耶夫说：“我作为一个医生声明，在这样的禁闭室里是可以蹲的！”）让我们从群岛的一头跳到另一头吧：一九三七年在沃尔库塔-沃姆，关押拒绝出工犯人的禁闭室是没有屋顶的箱笼，再就是普通的地坑。阿尔诺德·拉波波尔特就住过这种地坑（为了防雨绷上一块破布），就像狄奥根住在木桶里那样。开饭是这样做的：一名看守拿着定量面包从值班房里走出来，叫唤那些关在箱笼里的犯人：“来领口粮！”但当他们刚从箱笼里一露出身子，了望台上的哨兵就端起步枪：“站住，我要开枪了！”看守表示惊异：“怎么，面包也不想要了？好吧，我走了。”——往地坑里送饭干脆就是把面包和鱼从上面扔到被雨淋湿的泥地上。

　　在马里因劳改营里（当然，在其他许多劳改营里也一样），禁闭室的墙上积着雪——关进去的时候还不让穿劳改营的囚服，而是脱得只剩内衣。每过半小时看守打开一次送饭口，向施韦德劝说：“喂，你受不住的，会送命的！最好还是去伐木场吧！”施韦德拿定了主意，不错，在这里呆下去多半要完蛋！于是就上森林去了。施韦德在劳改营的十二年半的时间内，共坐了一百四十八昼夜的禁闭室。受罚的原因无所不有！为了拒绝到“印度”’（盗窃犯的工棚）去值日，得到了六个月的惩戒营。因为拒绝从农业派出点调到伐木场去——依五十八条一14按经济反革命第二次论罪判刑，得到了新的十年。盗窃犯不愿上惩戒劳改点，可以给押解队长一拳，把他手里的左轮手枪打掉——也不会被送去受罚。政治犯是没有出路的——他得把脑袋夹在两腿中间！一九三八年在科雷马，关盗窃犯的禁闭室是生炉子的，和关五十八条犯人的可大不一样。

　　强管棚——关押时间要久些。在那里有关一个月的，三个月的，半年的，一年的，而常常是无期货。只要认为某个国犯有危险，就可以构成把他关起来理由的。一旦落入了黑名单，以后遇到点什么事儿：每遇五一节或十月革命节，每遇劳改营内发生逃跑或非常事件，就会把你关进强管棚去以防万一。

　　强管棚——可以是用带刺铁丝网隔离开来的最普通的工棚。关在其中的犯人们是要被押去做劳改营内最重最讨厌的活儿的。这也可以是具备一切狱规的营内石砌的牢房：在看守室把一个个传来的犯人毒打一顿（为了不留痕迹，宜用装有砖头的毡靴打）；每个门上都有门闩、铁锁和监视孔，监室是混凝土地面，还有处罚强管棚内犯人用的单独禁闭室。

　　埃克巴斯土兹的强管棚正是这样的（然而那里也有第一种类型）。在那里，犯人关在没有板铺的监室里（铺着外套和棉背心睡在地上）。铁板笼口把挨着天花板的小小的窗口完全遮住。铁板上用钉子穿了小孔，但冬天这些小孔也被雪堵住，在监室里完全是黑暗的。白天不点电灯，所以白天比夜里还暗。从来没有什么通风。半年（在一九五O年）不放一次风。因此我们的强管棚可以与穷凶极恶的监狱媲美，不知这里还留下劳改营的什么痕迹。大小便都在监室里，不带出去上厕所。到外面去倒便桶是监室值日的幸福：可以呼吸一口新鲜空气。至于上洗澡房——那就是大家共同的节目了。监室里挤得那么满，所以只能躺着，连舒展手脚都没有地方。就这样关上半年。烂菜汤——清水，面包——六百克，烟叶——一点没有。如果某人家里寄来了邮包，而他正好在蹲强管棚。那么，凡是易腐烂的东西都会被明文“报废”（监管人员自己吞没，或者廉价卖给杂役们），其余的就交保管室存放上好几个月。（当后来把这类强管犯人带出去劳动的时候，为了不至于再次被关进来，他们就得干得勤快一些了。）

　　处在这种窒息和不动的状态中，囚犯们被折磨得精疲力竭。盗窃犯们是一些神经质的、执拗的人，他们在这方面更甚于其他人（落入埃克巴斯土兹的盗窃犯也被认为是五十八条犯人，他们也得不到宽容）。在强管棚囚犯中最流行的事——吞咽吃饭时给他们使用的铝质汤匙。每个吞咽了汤匙的犯人被带去作透视，确信没有撒谎，肚里确实有汤匙——就送进医院作胃切开的手术。廖什卡·卡尔诺乌希吞过三次，他的胃已经什么也不剩下了。科尔卡·萨洛帕耶夫假装发了疯：夜里上了吊，但伙伴们按事先的约定“发觉了”，弄断了绳索——他被送进医院。还有某人：把一根线在口中染污（拉过齿缝），穿上针，使它在一条腿的皮下通过。感染！医院！——管它坏疽病不坏疽病，只要能逃出去就好。

　　但是为了便于从受罚犯人身上也榨取一些劳动成果，主人们不得不把他们关进单独的惩戒区（强管区），在强管区里，首先是——恶劣的伙食（可能一连几个月只给汤喝），低口粮。洗澡房的窗子甚至冬天都没有玻璃，女理发员穿着棉裤和棉背心给赤条条的犯人理发。可能没有食堂，但分发烂菜汤也不会在工棚里，而是在厨房旁边，领到后必须经过严寒的露天拿回工棚，到那里时烂菜汤已经冰冷了。犯人大批死亡，住院部满是垂死的病人。

　　将来什么时候光是把惩戒区列举出来，就足以构成一项历史研究，何况很不容易把它弄清楚，一切都将磨灭掉。

　　给惩戒区指定的是这样一些工作。到离区三十五公里的远地方去割草，在那里住在漏雨的草棚里，在沼泽地里割草，脚老得浸在水里。（遇到好心肠的管押士兵，犯人们可以采食浆果，警惕性高的士兵就开枪打死人，但还是有采食的，因为想吃东西呀！）贮备青贮饲料也是在那些沼泽地带进行，蚊纳成群，却无任何防护方法。（脸和脖子都被咬坏了，满是疤痕，眼皮肿了，人几乎成了瞎子。）——在维切格达河滩地采掘泥炭：把冻结的淤泥层用重锤凿破、揭开、去掉，从下面取出融化了的泥炭，然后装上雪橇，自己拉到一公里外的高地去（营方舍不得马匹）。普通的土工（沃尔库塔附近的“土工”独劳点）还有一项惯常的惩戒劳动——露天开采石灰和烧石灰，还有采石。不可能—一列举出来。凡是艰苦的劳动中最艰苦的，难受的劳动中最难受的——这就是惩戒劳动。每个劳改营里都有自己的一套惩戒劳动。

　　送到惩戒区去的犯人通常是；信教的、倔强的犯人和窃盗犯（不错，是窃盗犯，由于地方上的教育者缺乏坚持不懈的精神使得伟大的教育制度在这里遭到破坏人那里关着整工棚的拒绝为魔鬼工作的“尼姑”（在伯朝拉国营农场为在押犯人设立的惩戒营里，她们被关在水深及膝的禁闭室里。一九四一年秋天给了她们五十八条一14的判决，全都枪毙了）。神甫维克托·施波瓦尔尼科夫“因进行宗教宣传”（复活节前夕为五名女卫生员作了“彻夜祈祷”）被送进惩戒区。送到那里去的有胆大妄为的工程师和其他肆无忌惮的知识分子。送去的还有捕获的逃犯。那些怎么也不愿意同无产阶级思想体系打成一片的社会亲近分子，也被咬紧牙关送了去（分门别类是一项复杂的脑力劳动，我们不会责备劳改营领导有时无意中出错：例如，从卡拉巴斯派出了两辆大车，一辆装信教的妇女去儿童村照料劳改营的儿童，一辆装女盗窃犯和患梅毒的女犯去多林卡的惩戒区——康斯巴依。但她们把东西放错了车子，于是患梅毒的女盗窃犯就去照料儿童，而“尼姑们”就上了惩戒区。后来才想了起来，也就这样留下了）。

　　常常因拒绝充当眼线而被送往惩戒区。他们大多数都死在惩戒区，当然不会讲述自己的遭遇。那些杀人凶手行动人员更不会说到他们。土壤学家格里戈里耶夫就是因这个缘故被送去的，但他活了下来。爱沙尼亚农业杂志编辑埃尔马尔·努吉斯也是因此被送往惩戒区的。

　　这里还有一些与女人有关的事件。关于这些事件不能周密而严格地作出判断，因为背后总有我们所不知的某种隐秘因素。然而下面是一件伊琳娜·纳格尔亲口讲述的经历。她在乌赫塔国营农场行政科当打字员，就是说，是一个找到舒适位置的杂役。她长得体面、茁实，粗大的辫子盘在头上，有几分是为了行动方便，穿着一条灯笼裤和如像滑雪时穿的那种上衣。了解劳改营生活的人就会明白，这是多大的一种诱惑。行动人员西多连科少尉想同她发生较亲密的关系，纳格尔回答他说：“宁可让最次的扒手吻我！你怎么不害臊，你的小娃娃在隔壁哭哩！”碰了她的钉子后，行动人员突然翻脸说：“难道你以为我喜欢你吗？我不过是想考验考验你。就这样吧，你以后将同我们合作。”她拒绝了，于是就被送往惩戒劳改点。

　　下面就是纳格尔到惩戒区后第一晚所看到的景象：在女犯工棚里混合住着女盗窃犯和“尼姑”。五个姑娘裹着床单走路：女盗窃犯们昨夜玩牌时把这几个姑娘身上的东西都当做赌注输光了，就让她们脱下来交出去。突然，一伙穿着村裤戴着细毛毡礼帽的男盗窃犯带着一把吉他闯了进来。他们唱着自己的盗贼小夜曲之类的歌子。突然又有一伙男盗窃犯气乎乎的闯了进来。他们抓住了自己的一个姑娘，把她扔在地上，用凳子打她，用脚踩她。她叫喊，后来就叫不出声来了。大家都坐着，不仅不干涉，而且好像看都没有看见似的。过些时候，医士来了：“谁打了你？”挨打的姑娘回答说：“从板铺上掉了下来。”就在这一晚，纳格尔也被她们玩牌输掉了，但狗腿子独眼龙瓦西卡救了她：他偷偷报告了营长，营长就把纳格尔带到门房去过夜。

　　到惩戒派出点（像内罗勃拉格的帕尔马，到泰加林的最深密处）去工作对于警卫队士兵和看押人员说来也常常被认为是受处分，犯了错误的也往那里送，更常见的是用自我警卫队员来代替他们。

　　如果说在劳改营里没有法律和真理，那么，在惩戒区里就更不必去找寻了。盗窃犯们在那里胡作非为，公然带着刀子走来走去（沃尔库塔“土工”独劳点，一九四六年），看守们为躲开他们而跑到区外去，而这还是发生在五十八条犯人占多数的时候。

　　在伯朝拉附近的章图依惩戒劳改营，盗窃犯们出于恶作剧烧掉了两座工棚，禁止烧煮食物，赶走了厨子，杀死了两个军官。其余的军官甚至在丢掉肩章的威胁下都拒绝进营区。

　　在这种情况下，长官们就求救于“以夷治夷”的办法：任命了一个从别处紧急调来的带着一批帮手的“狗腿子”当章图依的管理主任。他们在第一晚就捅死了三个盗贼，这才开始稍稍安定下来。

　　有一则谚语早就预见到：贼死于贼手。群岛教父们依照先进学说把这些社会亲近分子繁殖得超过了任何限度，使自己都已经吃不消了，除了对他们实行分而治之，很使他们彼此动刀子（战后年代盗窃犯与“母狗”的战争震撼了群岛）之外，就没有了别的出路。

　　当然，盗窃犯们尽管外表上多么放任，他们在惩戒营的日子也是不好过的，他们也正是想利用这种嚣张行为从这里脱身出去。像一切寄生虫一样，生活在可以供他们吸取养分的人们中间对他们更有利些。有时，为了不去例如著名的沃尔库塔石灰厂之类的惩戒营，盗窃犯甚至把自己的手指砍下来。（战后年代对某些累犯甚至在法院判决书上就写好：“在沃尔库塔石灰厂关押。”上面就把螺钉拧紧了。）

　　在那里，大家都随身带着刀子。“母狗”和盗窃犯每天都互相宰杀。厨子（“母狗”）任意盛菜汤：有的结得稠，有的给得稀，有的就干脆往脑门上给一勺。派工员拿着一根钢筋走来走去，嗖的一声就把人当场抽死。“母狗”们身边养着一些男孩，供玩男色之用。有三种工棚：“母狗”工棚、盗窃犯工棚和“福来儿”工棚。“福来儿”——做工：在劳改营附近的低处开采石灰，然后把石灰石用担架抬到山崖上来，在那里堆成圆锥形，里面留下烟到；点火焙烧；然后在浓烟、烟炱、粉尘中把灼热的石灰摊开。

　　在治达劳改营里，巴扬戈尔惩戒区是闻名的。

　　在还没有该受惩罚的犯人的时候，先给克拉斯拉格的列伍奇惩戒独势点送去了一批“核心劳力”，即一百五十来个毫无过错的身强力壮的犯人（尽管那是个惩戒点，可是上头要求劳改营长官完成生产计划，那只好把普通的苦力们硬打进惩罚点了！），然后再送去盗窃犯和按五十八条判刑的长刑期犯人——重罪犯。盗窃犯们已经有点怕这些重罪犯，因为这些重罪犯已经背着二十五年，在战后的环境里杀死一个盗贼不会再使自己的刑期加长，这已经不会像在运河工地上那样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的捣乱。

　　列伍奇的工作日表面上似乎是十一个小时，但实际加上到森林上工来回走路（五至六公里）就成了十五小时。早晨四点三十分起床，回到营区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犯人体力很快就耗尽了，于是出现了拒绝出工的犯人。在一般派工出发后，让拒绝出工的犯人在俱乐部排好队，派工员走来走去挑选谁该强制出工。这样的拒绝出工犯人脚上穿着树皮鞋（“鞋袜当令”，零下六十度），身上穿着破烂的外套，被推出区外——在那里嗾使五条狼狗向他们扑去：“上呀！”狗把拒绝出工犯人拽翻在地，又撕又抓。这时便把狗叫回，一个中国人赶着一辆掏粪的牛车过来，装上拒绝出工者运到工地，从路堤上把车上的人推进一片凹地。作业班长廖沙·斯洛博达在下面等着，用棍子打他们，直到他们爬起来给他干活为止。他们完成的工作量，他记在自己作业班的帐下，而他们所得到的是三百克的面包——关禁闭的口粮。（想出这套阶梯式办法来的人——可算得是个小斯大林！）

　　加林娜·约瑟福夫娜·谢列市里亚科娃！为什么你不写这种事情呢？为什么你的主人公们蹲在劳改营里什么事也不做，不到哪儿去劳动，而只是谈论列宁和斯大林呢？

　　五十八条的一个普通苦力要在这种惩戒劳改点上活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北铁劳改营的惩戒派出分点上（长官是克柳奇金上校），一九四六一四七年曾发生过人吃人的现象：把人大卸八块，煮了吃。

　　这恰恰是发生在我国人民取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以后。

　　喂，克柳奇金上校！你在什么地方给自己修建了养老的私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