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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家的花园几乎已经“全面占领”了那幢房子。那花园杂乱无章，帕克太太常常兴之所至，栽上一株她在哪儿看见又急切地想得到的灌木，种上却又往往把它忘了。然后说不定哪天那玩意儿突然长出来，不断排挤着它的“左邻右舍”。这花园里所有的花儿、所有的叶都纠缠在一起。灌木丛似乎都是在对方的枝头开花。有时候，帕克太太从屋里出来，不耐烦地拨开花枝向外面眺望。因为长年在太阳底下干活，她皮肤黝黑，眼睛周围早已布满了皱纹。她皮肤粗糙，树枝、灌木的细枝经常挂住她的头发，甚至揪扯下来。有时候弄得一团糟。可是你能怎么样呢？她用戴着一只暗然无光的戒指的黝黑的手忙不迭地从树枝上撕扯着，拢到脑后。她的手相当硬实，但挺好看。人们都愿意多看一眼。

也愿意多看她一眼——当她从每个夏天总是落着一层尘土的夹竹桃的枝叶中望过去，或者当她分开一丛丛茶树，寻找把叶子粘连在一起的幼虫的时候。有时，帕克太太望着路上走过的人们。不过现在她不跟他们搭话了。她不那么爱说了。她总是小心翼翼地沿着那几个台阶，走回到她那幢房子里，旧羊毛衫好像是箍在她那宽厚的身板上。她当然是腰粗了，屁股也大了。她一直走回到她那幢房子里，俨然是一位幽居独处的妇人。她回到这座光线幽暗的房子里，它跟这座花园、跟它置身于其中的景物溶为一体，无法分开。

这所房子从来没有名字。起初是不需要，人们都管这儿叫“帕克家”，后来就一直延续下来。杜瑞尔盖以至这周围的几个区没有一个人能想象出这儿不是“帕克家”。对于它的存在，谁都认为是理所当然，因此也就不再多看它一眼。许多人都认为它丑陋。不管怎么说，这是幢黑乎乎的老房子，盖的时候没有什么计划，不过是随意而行。

不过帕克先生把这儿收拾得有条不紊。他把排水沟清理得干干净净，把木制的门廊、墙壁刷得漂漂亮亮，被白蚁蛀坏的木板都及时更换。他是那种兢兢业业的人，慢慢吞吞，块头挺大。他总是从那群奶牛中走出，沿着山坡上来，或者犁开一条条垄沟种玉米。要是想起来，他就戴上眼镜，是那种金属架的小眼镜。这是为了治一直折磨他的头痛病而配的。眼镜真是个讨厌的东西，还打碎过，有一个地方他用蜡线修了修。可是渐渐地，它开始适合他那张胜了。他手里提着奶桶走上山坡，朝人们，甚至过路的陌生人点头致意。这样也就消磨了一天的时间。大伙儿都喜欢他，一望而知，他是个老实人。

有一年冬天，家里没多少活儿可干了，俾坦·帕克就去帮乔·皮博迪修篱笆。小皮博迪早就买上亨根福德这块地了，只是一直没能把它整理好。他总是出事儿。有一年跌断了腿，又有一年被一头公牛撞伤了。后来又是他的岳母生病。她心脏不好，他们不得不把钱花在专家身上。乔·皮博迪是跟他的一位表妹结婚的。因为那时候，这周围再没有别的可以嫁给他的姑娘。不过，她是个好姑娘，很健壮。他们在和岳母隔开的、用麻袋布傲的帘子另一边生儿育女。她们也很拖累乔·皮博迪，尽管这是暂时的。他是个“乐天派”，总是那么快活。事实上从来都没人想到过要可怜他。

不过，斯坦·帕克有时候过去看看他。因为小皮博迪总爱找他帮忙，向他请教。因此，老头儿很喜欢这个小伙子。这种忘年之交使他沾沾自喜，也使他觉得自己还很年轻。

就在斯坦·帕克按照约定，拿出自己的撬棍擦着——因为他不喜欢用别人的工具——准备去帮助修理篱笆的时候，妻子走过来，说道：“你打算去乔·皮博迪那儿吗？”

她两手插在羊毛衫的口袋里，站在那儿看着丈夫擦工具的时候，这话与其说是提问，还不如说是陈述。斯坦·帕克没有答话，只是嗯了一声表示认可——时至今日，她已经学会这样理解斯坦了。

一年或者两年以前，艾米·帕克很为这种关系气恼。她抱怨那年轻人不会大大方方地跟人说话”只会侧着身子在旁边站着。这是实话。小皮博迪在他朋友的妻子面前总是羞羞答答。于是艾米·帕克开始讨厌他鼻子的形状，也开始对他年轻的妻子说三道四。哼，她呀，不就会生个孩子嘛！她说。

“你不喜欢他，这为什么？”斯坦·帕克问。“他又没碍着你。”

“我不是不喜欢他，”他的妻子惊讶地说。“而是没法跟这种人接近——要是你知道我的意思的话。”

丈夫全然不知。

于是艾米·帕克想起那天乔·皮博迪系的那条蓝领带。她一直不能原谅他戴了那么一条领带。那是一种男人们不该佩戴的、过分明快、让人指责的蓝色。要嘛就是在那时候她不习惯那种蓝色。是她的不是。

“我没有什么要责怪他的，”她直截了当地说。

不管怎么说，她的丈夫仍然常到皮博迪家去。就像大多数情形最终总得接受一样，艾米·帕克过了一段时间也就对这种局面认可了。

“我不给你带午饭了，”她边看丈夫准备工具边说。

“好吧，”他回答道。“我要是带饭，他们会不高兴的。”

她望着他的脑袋。啊，她在心里说，我喜欢他。这比爱更让人愉快。

等他直起腰显然要走的时候，一股因他的一举一动而产生的巨大的柔情充溢了她的心。她用袖子拂着他，说：“你就不吻吻我了？”

他笑了，用干巴巴的嘴唇吻了吻她，动作很有点笨拙。

因为她的嘴唇比较湿润，她就认为她更多情。她甚至爱他。她当然爱他。爱他扛着沉重的工具从院子里走出去的那副样子。

然后艾米·帕克就看着丈夫发动那辆不知是换了第几辆的旧车，看着他挺直腰板，驱车而去。尽管她激情满怀，或者正因为她激情满怀，安溢与宁静确实降临到这幢房子。她很高兴这房子里只剩下她自己。她有条不紊地、很卖力气地擦着那些木器家具，直到这些已经陈旧的红木家具在冬日里熠熠闪光。她向窗外眺望，看见阳光下闪耀着的草和山腰里刚抽出枝条的金合欢树。至少眼下除了已知的东西，她别无他求。

在这个安静的早晨，大伙儿都坐在家里自在逍遥——在平静的冬天，有时候这也是可能的。斯坦·帕克在通往皮博迪家的那条石子路上颠簸着，也因这安静的早晨而高兴。他经过许多熟悉的地方。孩子们没有认出他，母牛直勾勾地望着他，一只光彩夺目的公鸡飞上屋顶，站在那儿显示着它的壮美。

汽车终于到了皮博迪那儿，这位青年农民钻出一家人住着的那间棚屋，从小孩儿、狗，以及一片哭闹和吠叫声中径直跑过来。这两个男人役怎么浪费时间，就踩着草地上的露水，腿脚麻利地向一部分篱笆已经竖了起来的那块土地走去。

他们很快就开始工作了。两个男人翻起红色的土壤挖坑，栽杆子。狗伸长鼻子在草丛中嗅着找兔子。小皮博迪因为邻居不要工钱来帮他的忙，觉得自己应当加倍努力地干活。他真想什么活儿都自己干。

“给我那把铁锨，斯坦，”他扔下撬棍说。

可是斯坦·帕克不喜欢这样。他操起铁锨，扔起土来。

他们就这样你争我夺地于着。

天开始变热了，他们也干得气喘吁吁。一只老鹰黑色的身影慢慢地滑过辽阔的天空。小皮博迪脱了衬衫，往手心吐了口唾沫，越发起劲地干起来。

斯坦·帕克仍然穿着衬衣。他看着年轻人的身体。年轻的裸体所具有的自信与忘我它都具备。于是斯坦·帕克好像又回到梦中，搬动着树木和巨石。他这样凝视着的时候，嘴角露出了讥讽。他还记得那个年代，只要围起来，那地便是他的了。这样的信念在这位肌肉发达的年轻人那双清澈明亮的眼睛里也是十分明显的。他因自信而盛怒，像一把打开合拢、合拢又打开的刀子。

他们终于碰上使乔·皮博迪的肋骨为之颤动的东西了。他站在那儿，心突突地跳着。他身上好像涂满了油。

“这玩意儿把我们难住了，”他说，一下子有点犹豫不决。“我想，或许可以把它炸掉。”

那显然是一块没边没沿的大石头，两个男人一直在它的周围挖着。

“就这块石头？”斯坦·帕克说。他很不自然地朝那个坑微笑着。“比这糟糕的事儿多着呢！我不会让它把我们打垮。一块小石头！”

他拿起撬棍。

乔·皮博边站在那儿，一双手放在上下起伏的屁股上，暗暗希望这位长者能把这块石头弄起来。

斯坦·帕克干着。不管是由于轻蔑还是由于希望，反正撬棍撞击着，大地颤抖着。这个男人干着。从他的肩膀里面涌流而出的可是仇恨？但他笑了一两次。有几次石头上溅起火花，留下灰色的伤痕。男人干巴、脆弱的躯体和这块沉闷的石头抗争着。在这条溪谷的谷底，他记得有一条河水棕色的小溪，冬天溪水冰冷，夏天则十分灼热。还有缠绕在灰刺中间的紫色的藤蔓。他突然俯身在撬棍上面，肚子贴着撬棍，用尽平生力气压了上去。

坑里的石头动了动。

他已经看出可以攻击的弱点了，便抽出撬棍，一次又一次地插进石头旁边的泥土之中。石头动摇了，它的形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哦，真棒！”小皮博边叫喊着。他喜欢赞美他的朋友。“你怎么知道要这么干？”

斯坦·帕克微笑着。

他面色苍白，扔下那根铁撬棍。撬棍当嘟一声落在地上。这个男人尽管还直挺挺地站在那儿，但让人疑心，他也同样被撂倒了。一股灰蒙蒙的雾在这个晴朗的早晨飘荡着，他觉得一阵恶心。他呼吸急促，腰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很难受。

“怎么了，斯坦？”年轻人问。他走过来摸了摸这位长者。“不要紧张。你觉得不好受吗？”

他一副关切的样子。

斯坦·帕克擦了擦眼睛，把他那张神情慌乱的脸藏在手后面。他全身都在颤动。可是等他从手后面再露出险的时候——他总得露脸——他又微笑着说：“我没事，乔。不比当年了，就这么回事儿。”

年轻人望着老头。“你干活别太猛了，”他说。

他很高兴现在由他来控制局面了。等那块大石头从坑里撬上来之后，就让斯坦·帕克坐上去。他倒也乐于听命。

在这个美妙的早晨，斯坦·帕克坐在那儿，摸着脖颈和两胁。脖颈似乎尽是软骨，胸腔两边的肋骨也十分虚弱。如果他能用手去触摸自己的灵魂，判断它的形状、年龄、结实程度、是否耐久，他一定会这样做的。因为不能，他内心深处大受震动，觉得自己似乎已经不再存在。尽管透过因精疲力竭而生出的一片朦胧，他仍在微笑。他看着这年轻人干活。现在既然没有“竞争对象”了，他就像平常那样干活了。他边干边听斯坦教他怎样打篱笆。这种忠告因为乔愿意领受，便成了必不可少的指导，而不是自以为是的说教。

不一会儿，一个小男孩踩着已经开垦出来的土地跑了过来。他显然跑得太快了。不过他是被这个晴朗的早晨推动着的。他的一双光脚板啪啪啪啦地响着，结了痴的腿飞快地闪动着，眨眼间便跑来了。他手里拿着一块咬剩的面包皮，湿乎乎的面包渣粘在红红的脸颊上。

他跑过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了几句什么。

“他说啥呢？”俾坦·帕克问。他是个老头了，离这么远已经听不大清楚了。

“他说，我的太太已经做好饭了，”这位父亲说。似乎是按照一种原则，又扔出几锨土。

孩子站在那儿看着斯坦·帕克，若有所思地拿着那块面包皮。

“爸爸，帕克先生怎么了？”男孩问。“他怎么不干活？”

“不关你的事，”乔·皮博迪说。“帕克先生休息一会儿。”

年轻的父亲穿上衣裳。他从胸口到肚脐长着一溜好看的黑毛，把上身分成两半。他对这个从那间黑乎乎的棚屋跑到这儿来的孩子没怎么留意。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便把手搭在朋友的背上，说：“走吧，斯坦。我们得往肚子里填点儿东西了。”

于是他们领斯坦·帕克回家。他也很高兴被他们这样领着。那个小男孩手里拿着那块吃剩了的面包皮在前面蹦蹦跳跳地走着，不时回转身跳过来，好把斯坦看得更清楚一点。他喊道：“那么，帕克先生病了吗？”

父亲拍了他一巴掌，男孩尖叫一声，假装哭了起来。这纯粹是闹着玩儿，父亲也很喜欢这样。

他们在那间挤得满满的棚屋里坐了下来。面前是一盆漂着几块胡萝卜的汤菜。那位年轻的妻子刚喂过她那个最小的孩子。男人们的盘子里堆着一大堆灰不溜秋的土豆。

“你们男人肯定饿了，”年轻的小皮博迪太太说。她皮肤黝黑，是个什么事儿都能惹得她乐乐呵呵、高高兴兴的女人。“你快吃吧，帕克先生。我妈跟我已经吃过了。”

“我没胃口，今天没胃口，”老妈妈说。她也是一位“皮博地太太”。“我想，帕克先生也不会有胃口。只有年轻人才总能大吃大喝。好在有这些土豆。”

“我可是从来不减饭量，”斯坦·帕克说。尽管眼下他连面前的饭看也不想看。

“有你吃不下去的日子呢！”老皮博迪太太厌烦地说。“要我说，怎么计算你也不是个年轻小伙子了。”

客人无言以对，有几个孩子已经不再尊重他了。

“哦，别罗嗦了，妈妈，”男人说，嘴里塞得满满的。“你让人安静一会儿吧。”

“你又不会有糖吃，”她的女儿边说边朝客人挤了挤眼睛。

“你们都欺侮我！”老太太抱怨道，一团团灰白的头发像鹦鹉身上的毛一样倒竖起来。“我拉扯大七个女儿，帕克先生，”她说。“结果像皮球似地由她们踢来踢去。”

“你还挺走运呢！”小皮博迪太太说。“养了这么多女儿。要不然，你也不会被人踢来踢去这么长时间。现在这‘皮球’当然是踢到这儿再也不动了。”

她怀着那么多的善意和温情朝妈妈背上拍了一巴掌。老太太为她得到的这种恩惠与怜悯而感动得哭了起来，撩起麻袋做的门帘到她住的屋子另一边去了。

斯坦·帕克只吃了一点点便推开面前的盘子。

小皮博迪太太看着汤菜里泡着的那些土豆。

“哦——”她没再说下去。

她感觉到丈夫的朋友应该是她的保护对象。因此，她弯着胳膊，几乎是搂着他去够那个盘子。当她的胳膊这样掠过的时候，他感觉到了她这种保护的温暖。

“我给你弄杯茶去，”她说。“你想喝，是吧，”她转过脸对老头说。

斯坦·帕克心里充满了谦卑。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以往是个骄傲的人。他很谦卑地望着自己那条裤子的膝头，望着皮博迪家的泥地。一个小孩站在地上凝视着他。他仿佛正从生命的尽头走向那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他真想跟他说点什么，可是那张脸离他太远了。

“喝吧，”那位母亲说，把一杯晃荡着的茶放到他面前。“这是糖。你自己加吧。你别催他，乔。让人家好好喝上一杯茶。”

斯坦·帕克不再着急了。他慢慢地跟着茶水，坐在那儿闲聊了一会儿，便又跟乔·皮博迪一起围篱笆去了。不过他没再动手千活。下午，斯坦溜达回去了。乔·皮博迪暗自欢喜，心想，这老家伙干了这么点儿活，可欠下人情账了，他确实是个好老头。

斯坦·帕克回家之后，妻子头也没抬，说：“我没想到你这么早就回来了。”

“是呀，”他说，“我垮了。”

“什么？”她问。“垮了？”

她惊讶得倒退几步，尽管他连碰都没碰她。

“我们从一个坑里往外弄石头，把我累得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虽说只是一阵头晕，可是那股晕劲儿一直不消失。我今天不舒服，艾米。”

可是到晚上他便又浑身是劲，雄心勃勃了。在明亮的电灯光下，这个房间一览无余。他们开着关于年纪的玩笑。见他的精神恢复得那么好，她便又当头给了他一棒。

“我们最好把那些该死的奶牛都卖了吧，”她说。“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呀！一天到晚只是沿着那条小路走来走去，从那群该死的母牛身上挤奶。”

她静静地观察着，看是否伤害了他。但他没有退缩。

她把那块擦茶杯用的湿乎乎的毛巾挂起来晾干的时候，向他这边走来。那座冷清的花园散发出来的气味从窗口飘入。那是金银花和早开的紫罗兰的气味。这天她让头发散披下来，这使他又看见或者记起她的美丽。他们亲吻着，相当热烈，因他们青春肉体回归的幻觉而感到慰藉。男人很幸运，在这种幻觉中进入了梦乡。女人躺在那张度过他们睡眠生活的床上，没能马上入睡。她抚摸着他的头，被一种感激或者好奇深深地打动了。她抚摸着他的头盖骨，因为在睡梦之中，那上面的血肉似乎都消失了。他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只是躺在那儿，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喘息着。不一会儿，她也在这所房子不大稳定的框架之下进入了梦乡。这口是她用尽力气搬那块石头。这块石头十分沉重地躺在她身边，躺在那张床上。

等到天光大亮，肌肤当然已经很容易就恢复了自信。在冬天天气晴朗的日子，下午闲下来的时候，艾米·帕克常常坐在前面的门廊下，从葡萄树和一株老玫瑰的枝叶后头向外眺望。这株玫瑰真该挖掉了，它占的地方太多，也太老了。她坐在那儿，向外面张望着，希望能发生点什么事情。不过，大多数时候什么也不会发生。

六月的一天，一股凉风吹得青草弯下了腰。太阳淡淡的光辉还没有照到它要照射的目标之上便被驱散了。这天，开来一辆汽车，一辆很漂亮的小汽车。这辆车一定被它的主人怀着自家仔仔细细地擦洗过。帕克太太压弯了一根花枝张望着，但是离得太远，她看不大清楚。这可真让人气恼。她看不清，只见一个女人眯着一双眼睛向外头瞅着，四处张望，好像是想认出什么似的。她穿着黑色裘皮外套。

“这是……你能告诉我吗？”那女人喊道，已经停住那辆小汽车。“帕克太太在这儿住吗？”

“你是哪一位？”帕克太太很谨慎地回答道。

她没有通报自己的姓名，走出来先看个究竟。

“从前这儿住过一位帕克太太，”这位坐在车里一动不动的女人说。在这个她停下车来的冷僻的乡村，她的声音显得又大又孤单。

艾米·帕克心里想，这是个自己开着车到处转悠的老妇人。

“啊，是呀！住过。”她边说边在心里琢磨，清了清嗓子。

那位妇人脸色焦黄，像肥皂一样。她的声音送进艾米·帕克的耳朵里，似乎在搜寻什么。

“可是，你难道不是……”妇人说，“你不就是帕克太太吗？”

帕克太太脸红了。

“是呀，”她说。“盖奇太太，是你呀！”

“我简直认不出你了，”盖奇太太说。“你胖多了。”

“你也发福了，”帕克太太望着田野的风光说道。

她似乎很为自己看见的什么东西而高兴。

然后，两个女人都笑了起来。笑声很大，就像薄木板在半空中噼里啪啦地相互敲打一样。

“啊，真想不到，”等她们笑累之后，这位前任邮政局长说。

帕克太太望着她那张睑。这张脸颜色枯黄，表情丰富得有点不可思议，看起来就像灌了液体肥皂。她看出盖奇太太现在处境很不错，希望这位邮政局长讲讲她的故事。她很快就讲了起来，边讲边用手指抚弄着她那辆小汽车镀镍的球形捏手，目光迷离，追寻着往事。

“你该记得，盖奇先生自杀之后，”她说，“我申请调离杜瑞尔盖，后来就被派到了汉滨。”

在南方那个寒冷的小镇里，水坑里冰冻得格格作响。你能听见那响声。你能看见浑黄的、长长的雨丝丽线从山谷里落下，敲打着枯黄的草。镇子里有一条街，街上有个铁匠铺，还有一家小酒店。那儿出过一起凶杀案，不过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后来再役发生。办公室刷成棕色，里面堆放着许多空的煤油桶和破椅子，风把木制的门窗吹得松动了。盖奇太太站在那间棕黄色的办公室里，屋子里面一股炉灰和于墨水的气味。那墨水，除渣子以外，经常冻成冰，所以你也就不愿意往里面装墨水了。那冻了冰的墨水，你看了就觉得难受。因此，盖奇太太——她一边搓着手上的冻疮，一边听她那棕色套袖窸窸的响声——总是塞给顾客一支铅笔写字。

“我在汉滨的时候变瘦了，”女邮政局长说。“全是因为可怜的盖奇先生，他就那么死了。我神经出了问题，甚至填写那些表格也很困难。你能相信吗？有几大张邮票到哪儿去了我也说不清。最让人苦恼的是，有时候我正核对电报，就昏倒了。不过，你该知道，我心里可是一清二楚。而这就越发糟糕。我听得见我的铅笔在板子上跳动的声音，看得见天花板，不过觉得它老高老高。唉，许多人都不喜欢我这个毛病。因为他们不知道一个人昏过去以后该怎么办。所以我就辞职了。”

盖奇太太用手帕擦了擦嘴唇。她的生活经她一讲总是活灵活现。

“到时候了，戈尔波格先生说，”她说。“要不然，许多有价值的消息就永远听不到了。”

“戈尔波格先生？”艾米·帕克问。她两条胳膊交叉着放在胸前，就像一尊大理石塑像。

“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邮政局长说。“我辞职离开汉滨之后，就到斯摩尔太太那儿去了。她是我的一位表姐，住在巴兰古拉。她亲热得简直要把我吃了。冬天烧汤喝，夏天吃冻鱼。她结巴，那可怜的人，是小时候烫伤引起的。你知道，巴兰古拉是个避暑胜地，到游客太多的季节，斯摩尔太太就留一两位房客。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戈尔波格先生。他是一位很有学问的先生，他读书，还写过些诗。至少他让我看过一些，写得蛮不错。”

夏天的傍晚，防波堤上——那是一道岩石筑成的堤坝’十分陡峭，走上去需要小心翼翼——戈尔波格先生对于盖奇太太不幸的故事给予关注和同情。他听着海拍岸发出的飒飒声，看着海葵大张着的嘴巴，有时便扔给它们一只螃蟹。有时候，戈尔波格先生听到盖奇太太的丈夫的疯癫之处，便像一匹马似地扬起头，那样子好像要嘶叫似的。

“因为，当然，”她说，“我不能不告诉他所有这些事情。但是起初我没让他看那些画。那些画我用一根绳子捆着，从杜瑞尔盖带到江滨，又从汉滨带到巴兰古拉，因为我简直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

“哦，”她说，吐了一点儿唾沫。“这些画终于能公之于世，是这么回事儿。有一天早晨，我们在去戈尔波格先生经常光顾的那家图书馆的路上，碰见一个人。看起来，戈尔波格先生跟这人很熟。他们有许多共同的熟人，名字千奇百怪、五花八门。这人站在那儿跟戈尔波格先生聊了好大一会儿，眼睛却总瞅着我。微笑着，瞅着，不过是以一种贵妇人的派头。我呢，当然只能看着一家铺子。我知道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办。后来，这位太太向我走过来。她穿得很高雅，抓住我的一双手，那股高兴劲儿就甭提了！‘盖奇太太！’她说。‘真是你呀！’她说。‘这阵子我心里一直纳闷呢！还有你丈夫画的那些画。这些年我一直没法忘记。’你永远也不会想到，她不是别人，正是那位斯瑞伯太太。盖奇先生去世那天，她正在我那儿，和你，还有另外那几个太太一起看过那些画。你肯定还记得，她那张脸有点与众不同。但你不能不承认，她很文雅。这么一来，画的事就出来了。也只能拿出来给戈尔波格先生看了。是他硬逼我拿出来的。起初，我拒绝了。最后还是同意了。”

“啊，”这位寡妇说，现在她变得容光焕发了。“你能相信吗？盖奇先生看来是位天才。尽管所有认识我丈夫这个可怜人的人都认为他很怪。唉，你是不了解我的丈夫的。”

“是不了解，”艾米·帕克说，尽管她了解。

“我很快就成了别人感兴趣的对象，”邮政局长继续说，从她的裘皮外套上拿开一样多余的什么东西。“这是由于戈尔波格先生和另外几位先生对我丈夫的油画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引起的。可怜的盖奇先生如果还活着，他也会大吃一惊的。我最遗憾的就是他已经过世了。因为我看得出来，我们本来完全可以做一点生意的。长话短说，总而言之，我把那些画卖了。应该说我卖了个好价钱。都卖了，就剩下一张。因为感情的原因使我不忍心把它卖掉。因为正如戈尔波格先生说的，那是一件无与伦比的艺术品。我把这张画放在起居室的壁炉炉台上，光是装那张画的框子就值十五镑。就是画了一个女人的那张。不过，你不会记得的。她站在那儿……哦，坦白地说，她光着屁股。可是，为什么不能呢？自从知道它的价值，我对这种问题的看法就开明了。”

“我还记得那张画，”艾米·帕克说。

“你还记得？”盖奇太太说，一下子引起她的兴趣。“你喜欢它吗？”

“不知道，”这位胖乎乎的妇人说。“我理解不了那张画。”

此刻，或者任何其他时候，动作迟钝地站在大路上，她连自己也不理解了。她不理解人们一双双眼睛，还有那个死去的男人。他看见过她吗？她简直想象不出来。那么，当时她应该爱他吗？夜晚在树木间漫步，他的双臂不再瘦得皮包骨。她觉得她不曾爱过什么人。她焦灼不安，有点害怕。

“不管怎么说，”前任助政局长说，“我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家。全套现代化的设备。我刚把买电冰箱的钱付完。你怎么样，亲爱的？”她边问边惊讶地向四周张望。“跟过去一样。欧达乌德太太怎么样？”

“我说不清欧达乌德太太的情形是好是坏，”帕克太太很拘谨地说。

“嗅……”盖奇太太说。

“哦，我们从来没有真的吵过架，”帕克太太连忙说。“不过，朋友们也有疏远的时候。”

然后，该邮政局长问孩子们的情形了。她换上一种对孩子们颇为关心的腔调。

“塞尔玛挺好，”帕克太太用很清晰的声音说。“她跟一位律师结了婚。她干得很不错。”

“还有雷。是叫雷吧？”盖奇太太问。

因为你总得问问。

“雷，”帕克太太叹了一口气，从上到下很平滑地拂了几下身上的罩衫。“雷也长大了。我想，他在做卖汽车的生意。他很快就要结婚了，跟一个挺不错的姑娘。”

“跟谁？”

“跟埃尔西·塔巴特，”帕克太太说。“她是从悉尼来的。”

“真想不到呀！”盖奇太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