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语录

　　认真搞好斗、批、改。

　　申请书

　　今有三队农工章永璘、黄香久，自去年结婚以来，一直感情不合，不能搞好家庭团结。长此下去，不利于农场的生产，也不利于个人的改造。经我们二人协商，一致同意离婚。离婚时的财产处理，由我们二人解决。今后，我们二人保证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个人的改造中发挥出更大的力量。此申请望领导批准为荷！

　　敬礼！

　　章永璘

　　黄香久

　　1976年3月

　　我把这张申请书摊在曹学义面前。

　　曹学义的眼睛避开我的目光，盯在这张申请书上，喝着嘴唇，微蹙着眉头，左看右看，一时拿不准应该怎样答复。

　　我没有等他示意，便拉过一张凳子坐在他办公桌对面，背靠着墙，点燃一支烟。我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他的脸。

　　他摘下绿军帽，搔了拯板刷似的头发，又戴上。他的一条腿抖动起来，致使他的肩膀也随之摇晃。他的另一只手一会儿摸摸墨水瓶，一会儿摆弄一下面前的纸张，一会儿拿起笔，但在我以为他要签下他的大名时，却又放下了。

　　“我听说了，我听说了……”他终于喃喃地说。

　　“听谁说的？”我有点咄咄逼人地问。“听黄香久吗？”

　　“哪、哪里……不是！”他赶紧声明。“大伙儿都这么传嘛。”

　　我不作声了，等着他。

　　我原来料想他可能要在我使用这条牛头不对马嘴的语录上找点岔子，但是他却不把注意力放在这上面。其实我早作好准备，如果他真的找岔子，我就要请教他，究竟有哪一条“毛主席语录”适合写在离婚申请书上。我要在离开之前发作一次政治性的歇斯底里，表示一点可怜而又可笑的愤怒。等他们来抓我时，我却戏剧性地跑掉了。但他没有给我这样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办公室外面阳光灿烂。窗前有一个人影走过去，他抬起头张望了一下。他现在盼着有个人进来打扰我们。而我偏偏选在这样一个时候，这时候连黄香久也在地里干活。

　　“是不是——可以调解一下？”他捏着纸，歪着脑袋，慢吞吞地问我。

　　“让谁来调解？”我问，“让场部来人吗？”

　　他听出了这句话的份量，尴尬地笑了笑：

　　“哪用场部来人嘛。咱们队上，有谁跟你们好的？黑子咋样？”

　　“我看，还是不要有外人掺合进来的好。”我冷冷地说。

　　“那也是，那也是……”他表示同意，“清官难断家务事嘛！”

　　我想操起桌上的墨水瓶砸在他四四方方的黑脸上。但这只是我一瞬间的冲动。我很惭愧；在“领导”面前能做出真正男子汉的举动，恐怕还需要一个过程，还需要把我逆向地“改造”过来。现在，我的话里面虽然有骨头，但坐的姿势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变成了弓腰曲背的了。卑微感已经渗进了我的血液，成了我的第二天性。忍耐点、忍耐点！我自我解嘲地想，我要等他签名，这份离婚报告主要是为了她的安全。他巴不得我们离婚，但又必须做出这种姿态。这是一出很短的过场戏。

　　“黄香久同意了吗？”他沉吟了一番，又问。

　　“当然同意了，”我肯定地说。

　　“这好象不是她本人的签名。”他脸凑近纸看了看，仿佛在说，你看，我对你们多负责呀！

　　“怎么？要把她叫来你问问吗？”

　　“哦，那倒不用。”他无谓地笑笑，两手使劲地搓起来。“我记得去年的结婚申请也是你代写的。”

　　“曹书记的记性挺好。”我说。

　　他找着了根据，于是拿起笔。

　　“要是你们俩都同意，领导就批罗。婚姻自由嘛，以后你们觉得还能凑合，再复婚也行。现在，离婚的多，复婚的也挺多。”

　　领导就是他，他就是领导。说完，他一笔一划地签了自己的名字。

　　我有一种丢掉了既宝贵又沉重的东西的失落感，本能地站起来，拿起那张纸。戳子、签名，决定我们命运的就是这些可笑的符号。我说：

　　“我想搬回周瑞成那间房里去，行不行？”

　　他脸上掠过一丝警觉的神情，但随即表示同情地说道：

　　“暂时不用忙嘛。那间屋子好久没人住了，一冬天没生火。天气暖一点再搬也可以。你们不是住两间房么？你们先一里一外住着咋样？”

　　“我想还是早点搬出来好。”

　　“那随你！”他摆了摆手。

　　他的眼睛最后总算被我捕攫住了。这时，我才理解她去年在羊圈告诉我的话。但他在离婚申请书上签了名，我还有什么资格与他计较？

　　“随你去吧！”我心里也这样说。

　　吃完晚饭，黑夜终于来临。这是一个阴郁的、令人失魂落魄的黑夜。白昼的光一点点地从没有涂漆的破旧白木窗框退出去，象生命一点点地离开肉体。而与此同时，料峭和春寒一点点地从破旧的窗框、从土墙的各处细小的缝隙中向里浸润，使屋里的空气渐渐凝缩起来，土房如坟墓般地阴森。田野中的那片树林，虽然还没有绽开绿叶，但树干已经灌满春天的浆汁，变得柔软了的枝条，在晚风中发出百无聊赖的飒飒声。这是一个既使人失望又给人希望的黑夜。我头枕着手掌，仰面躺在炕上，一只灰色的小蜘蛛，悄悄地在报纸糊的顶棚上爬行，仿佛象人一样，也在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语录”。原来，今天是“惊蛰”，各种小虫虫都要在今天爬出来。

　　她在外屋洗完锅碗，掀开门帘走进来，随手拉亮电灯。屋顶上顿时投下惨白的、刺目的光芒。我眯缝着眼睛，但没有敢看她的脸。她一如往常，欠着身子半坐在炕沿上，不停地搓着两手。她刚擦了装在蛤蜊壳里面出售的润肤油。她爱修饰，并且注意保养，这和从小当农民的妇女迥然不同。如果不是失身而劳改，她恐怕是另一种命运吧。但是她竟劳改了，沦落风尘，这不也是她的命运么？

　　她专心致志地擦着自己的手。我在思忖着怎样开口。

　　女人的耐性极大，尤其有沉默的本领。我终于忍不住了，清了清嗓子，说：

　　“今天咱们的申请批了。”

　　我特别把重音放在“咱们”两字上。

　　她仍不说话，边擦油，边仔细地查看自己的手指，好象必须在每一个指甲缝里都抹上油似的。这是一片布雷区，但是我要越过去才能达到彼岸。我坐起来，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展开，放在她面前的炕沿上。

　　她不动声色地向那张纸瞥了一眼，又擦了一会儿手，然后用两根手指刷地一下把纸拈起来，一折，撕成两半。

　　“咦！”

　　我惊诧地轻呼了一声，但又即刻停住。我不敢再往下说。这一片冷漠的冰层非常薄，稍一不慎我就会掉到里面，再也浮不出来。我提心吊胆地看着她的脸。

　　她没有抬起眼睛，还是看着自己的手指，镇静地说：

　　“要这玩意儿干啥？要结婚，谁也挡不住；要离，谁也捏咕不到一块儿去。既然没有感情了，就是不批，不照样分得开吗？”

　　“当然，当然！”我连忙表示赞同。“可是咱们不是还要拿着这玩意儿到场部去办手续么？”

　　“哧！”她鄙夷地斥了一声。“你这脑袋瓜子真好使！咱们结婚的时候到场部去办过手续么？”

　　啊！这时我才猛然想起来：去年，黑子把曹学义的批复给我们拿来以后，我怕夜长梦多，连队批了，场部的干部还可能从中作梗，征得她同意，就没有去场部办手续。反正山高皇帝远；谁家结婚的时候，来宾进门也不会先索取结婚证检查一番，这样，我们就“结婚”了。

　　我不禁发出一声神经质的怪笑。原来，我这个被“群众管制”的人竟和她过了一年非法的夫妻生活！承认我们是夫妻的不过是群众，是时间，是我们的感情和习惯。到后来，连我这个当事人也忘却了我们还没有履行法律手续。这样说，我这些日子所费的心机纯属多余，要走，我满可以拍拍屁股就走。

　　我忘却了，她却记得。她向我投来十分憎恨的一眼，厉声说道：“哼！你当初跟我结婚就没诚心！”她轮廓丰满的嘴唇突然变薄了，露出雪白的门齿。“你满肚子鬼心眼！我今天才把你看透了！”

　　她的话象冰雹一样打在我的脸上，我沮丧地说：“你别误会。当初我是诚心的，决不是要花样。我笑，是因为这事情很滑稽。黑子说过，没有道德的日子好过，我看，没有法律的日子也很方便。”我叹息一声，“我们真象场戏，真象场梦！”

　　“我是做梦做醒了。”她说。

　　醒来的应该是我，而现在她也说自己醒了。我迟疑不决地停在薄冰上，不敢再迈出一步：我不知道她究竟是怎样想的，会说出什么话来。是不是夫妻两人决不能清醒，清醒了就会分道扬镳呢？

　　夫妻生活就是梦。不是美梦便是恶梦。千万不要清醒！

　　她象是想起了什么，兀地站起身，掀开箱盖，一件一件地把我的衣裳拿出来——这些衣裳没有一件不带有她的气味。她很冷静、至少在表面上看是这样。对于离婚，她好象已经熟于此道了。

　　“人穷也好，穷人离婚简单；你的、我的，一分就完了！”她居然还有这么一份幽默感。最后，她把半导体收音机也放在我的衣裳上，说，“这个也给你，当特务离不了这玩意儿。”

　　我无可奈何，撇了撤嘴。现实摧毁了她的生活，摧毁了她的一切，但她又把任何要反抗命运的，要在严酷的现实中去寻找一点供氧的罅隙的行动却都当成是“反革命”。必要的时候，她也会捏着小拳头喊叫：打倒这些反革命。我干巴巴地说：

　　“这个东西是你买的，我不能要。”

　　“有啥不能要的呢？”她故作惊诧地摊开两手，用冷冰冰的语气说，“这些东西，你拿去；屋里搬不走的，你给我留下。我不是傻子，不会让自己吃亏的。”她继续在敞开的箱子中掏着。这只神秘的箱子仿佛有掏不尽的东西。她从一块小手帕包中拿出一叠钞票，很熟练地点出二十张。“还有，这二百块钱，你也带上。”

　　“咦！”这时，我是真正惊诧起来。“你还给我钱干什么？我们……我们生活这一年又没存下钱，我心里有数的。”

　　忽然，她支持不住了，象一个孩子精心搭置起来的积木在一刹那间全部倒塌，她冷漠的、冰凉的、严厉的表情陡地垮下来。她用拳头堵着嘴，呜呜地哭道：

　　“我说，你章永璘，你生就了一副狼心狗肺！你走就走，跟我耍这些花样干啥？……其实你根本不用跟我要这些花样！你说一声：‘我要走’，你就走好罗！谁也不会拦你，谁也不会拉你……”

　　她的头无力地垂着，语句断断续续的，耷下来的肩膀一耸一耸的，一副被悲痛压倒的模样。她捂着脸，站在箱子旁边，宛如从箱子里钻出的向我索命的鬼魂。那姿势分明召唤着我去安慰她，去把这一笔孽债算清楚。我犹豫着。我知道我无法跟她解释明白，我不能把既是为了她，而又是为了解决我复杂的感情的这一举动——离婚，说成是单纯为了她的安全，或是说成单纯是我对她已失去了感情的结果。她的脑子只能理解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灰色的事物、模糊的事物，对她来说是太费解了，对我来说又是太难表达了。理性不能代替感情，理性更不能分析感情，在心灵相互不能感应的关系中，任何语言都无能为力。而维系我们的，在根子上恰恰是情欲激起的需求，是肉与肉的接触；那份情爱，是由高度的快感所升华出来的。离开了肉与肉的接触，我们便失去了相互了解、互相关怀的依据。

　　但是，我还是走了过去，伸出胳膊搂住她的肩膀。“你怎么知道我要走的？”我问。

　　“我咋不知道？你肚子里有几根蛔虫我都知道！”她乖乖地偎在我的怀里，哽咽着说，“你当是我看不出来？你不走，能跟我离？你呀，劳改了二十年还是个少爷胚子，要人侍候你吃，侍候你喝。老实说，我是放你一条生路，让你去寻你的主子，不然，我不吐口跟你离，你能离得掉？你是去投靠美帝苏修也好，是去投刘少奇邓小平也好，你放心，你反革命成功了，荣华富贵了，我决不来沾你的光，你何必跟我耍这样的花样！”

　　她笨得可爱，又聪明得可笑。好象我劳改的二十年中她都一直侍候着我似的，并且，她又有她对人和世界的理解——拾到篮里的都是菜；凡是和当前“革命路线”对立的，不分青红皂白一揽子是“反革命”！

　　而她却爱着“反革命”。

　　我不禁哑然失笑，摇了摇头说：

　　“什么荣华富贵！很可能是凶多吉少，所以我才……”

　　“哼！”她鼻子一皱，用泪眼柔情地看着我的脸，却撇着嘴狠毒地说，“那是没准！你肯定不得好死！因为你亏了心了。”

　　“是呀，”我凄然地一笑。“是亏了心了。”

　　她似乎稍稍平静下来，头靠在我的肩上，叹了口气说：

　　“本来，我是想跟你大闹一场的，去检举揭发你，叫你再去蹲劳改。可后来一想，你也可怜，一肚子才学，窝在这儿受人欺负；你有你的苦楚……还是好离好散吧，都给各人留下些可想的地方。我告诉你，不管你以后多荣华富贵，有多少漂亮的女子围着你转，象我这样心疼你的女人，你一个也找不到！我呢？我也想开了，马老婆子一个人也过了一辈子，还是乐呵呵的，我还不能象她一样过么？……”

　　“哪能……你还年轻，找一个比我合适的……”我违心地安慰她。

　　“算了吧，少跟我卖片儿汤了！”她擦干脸上的眼泪，红红的小鼻头噏动着，扇子般的睫毛上还沾着泪水，象湖塘上蒙着的一片湿雾，令人心醉。她说：“我以后再不找了，真的不找了，狗跟你说谎！还找谁呢？我命里不该有好男人。找着一个好男人还拢不住，要跑。那个钱，你带上，路上好花。我前两次离婚，都拼命向人要钱，要东西，打官司，这次跟你离，我心甘情愿送给你。你拿着好了，我还有三百块哩！”

　　说完，她拧过身来，把富有弹性的乳房紧贴在我的胸口上，用一种仿佛准备决斗的火辣辣的语气说：

　　“上炕吧！今天晚上我要让你玩个够！玩得你一辈子也忘不掉我！”

　　月亮升到当空。房里的灯一灭，月光陡然象瀑布一样向小小的土屋中倾泻进来。她的细声碎语在月光中荡漾。

　　“……我告诉你，你将来是准不得好死的，因为你亏了心了……可是，不管有多少人给你送葬，送花圈，心眼里真正哭你的就我一个，你信不信？……以后，每到清明，我不管在哪儿，都给你烧纸，你就到我这儿来拿钱花好了……来吧，快脱了，还愣在那儿干啥？”

　　我感到有两条火烫的胳膊将我紧紧地搂住，把我拉下去，拉下去……沉到月光的湖底。耳边，又响起从水底深处浮上来的声音。

　　“……你别忘了，是我把你变成真正的男人的……”

　　啊！世界上最可爱的是女人！

　　但是还有比女人更重要的！

　　女人永远得不到她所创造的男人！

　　有一个小虫子在墙角沙沙地爬。啊，春天来了！再有一个月便是清明。

　　我是不是要回到她身边来领受祭奠呢？

　　好大好圆的月亮啊！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原载《收获》198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