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上面所说，我大概在一七三二年到达尚贝里，开始在土地登记处为国王工作。当时我的年龄已过二十，快到二十一岁了。拿我的岁数来说，我的智力已经相当发达，但判断力却很不够；我迫切需要有人能教我怎样为人处世。几年来的生活经验并没能使我把我的一些荒唐想法完全丢开，纵然我经历了种种艰难困苦，但是我对于世故人情还是了解不深，好象我没有从中取得什么教训。

我住在自己家里，也就是说在妈妈家里。但是，我再也住不到象在安讷西那样的房间了。这里没有花园，没有小河，没有美丽的田野风景。她住的这所房子既阴暗又凄凉，而我所住的房间又是其中最阴暗凄凉的一间。窗外是一堵高墙，窗户下面是一条死巷，屋里既憋闷，又缺少阳光，地方也很窄小，还有蟋蟀和老鼠，木板都已腐朽，这一切都不能使人住得舒服。但是，我到底是住在她这里，在她的身边。由于我经常不是在办事处就是在她的房间里，所以也就不太理会我自己房间的丑陋了，而且我也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它。人们一定觉得很奇怪，她为什么特意住在尚贝里这所破房子里，其实这正是她的聪明之处，我在这里不能不加以说明。她不愿意到都灵去，因为她觉得在新近发生的事变之后，宫廷还处在动乱状态，这时候到那里去不很相宜。但是，她的人事关系又需要她在那里露面：她害怕被人遗忘而被取消年金，特别是她知道财政总监圣劳朗伯爵平常是不大帮她忙的。这位伯爵在尚贝里有一所旧房子，建筑得很不讲究，地点又很偏僻，所以总是空着，妈妈便把它租下来，迁居到那里。这么一来，比亲身到都灵去所收的效果还大：不仅她的年金没有被取消，而且从那以后圣劳朗伯爵还成了她的朋友。

我觉得她家中的布置还是和从前差不多，忠实的克洛德·阿奈始终跟她在一起。我想我曾经谈起过他，他是蒙特勒地方的乡民，儿童时代就曾在汝拉山中采集草本植物来制作瑞士茶。由于她要配制各种药物，所以雇用了他，她认为在仆人中有个懂得药材的人比较方便。他特别喜欢研究植物，而她又极力鼓励他这种爱好，使他真正成了一个植物学家；如果他不是死得早，他一定会在植物学界出名的，正如他作为一个诚实的人已经赢得的名声一样。他是个一本正经的、甚至相当严肃的人，而我比他年轻，所以他仿佛就是我的一个监护人，常常使我避免掉不少蠢事。由于他在我面前有一定的尊严，我不敢在他面前得意忘形。他甚至于对他的女主人都有一定的影响，她了解他的卓越见解、他的正直以及他的始终不渝的忠心，而她也同样很好地报答了他。克洛德·阿东确实可以说是一个稀有的人物，象他这样的人，我没有见过第二个。他的举止沉着、稳重、谨慎，态度冷静，谈话简洁得体。他的感情非常炽烈，却从不外露，但是在悄悄地啮啃着他的心灵，使他做了他一辈子唯—一件可怕的蠢事。有一天他服了毒。这场悲剧是在我到此以后不久发生的，通过这件事我才了解到这个人和他的女主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如果不是她亲自告诉我，我永远也猜不到这上面去的。不错，如果说爱慕、热诚和忠实应该得到这样报答的话，他得到这种报答是理所当然的，他的行为足以证明他应该得到这种报答，因为他从不滥用这种报答。他们之间很少发生争吵，偶而发生，最后也总是言归于好。然而有一次结果很不好。她的女主人在生气的时候对他说了一句使他忍受不了的侮辱话，当时他正陷于绝望之中，看到手边有一小瓶鸦片剂，便吞了下去，然后就静静睡下，以为这一睡便永远醒不过来了。幸而华伦夫人由于心绪不宁和激动，在房子里踱来踱去，发现了那个小空瓶，其余一切，她也明白了。她一面跑去救他，一面大声喊叫起来，我也就随着跑过去了。她向我都坦白了，求我帮助她，我费了很大事，才使他把鸦片吐了出来。目睹这种情景，我对自己的愚蠢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她告诉我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事先我竟一点影子都没有看出来。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克洛德·阿奈的确是非常谨慎的，就是眼光比我更敏锐的人也看不出来。他们的和好如初是那样自然，使我为之十分感动。从这以后，我对他除钦佩以外又加上了尊敬。可以说我成了他的学徒。我觉得这样倒也不坏。

但是当我知道另一个人和她的关系比我和她的关系更亲密的时候，心里并非不感到痛苦。虽然我并不渴望这个位置，但是看到别人占有这个位置时我毕竟不能无动于衷，这也是十分自然的。然而，对于夺走我这位置的人认识始于感觉经验，但有限的感觉不能穷尽对世界的认识。逻，我不但不心怀怨恨，反而实实在在觉得我把爱她之心也扩展到那个人的身上了。我把她的幸福置于一切之上，既然她为此需要阿奈，我愿意他也幸福。在他那方面，他也完全尊重自己女主人的心意，用真诚的友谊来对待她选中的朋友。他从不利用地位所赋予他的权威，但是他使用理智方面高出于我的优势。我不敢做一点可能受到他谴责的事，他对坏事是毫不留情的。这样一来，我们便过着和睦的日子，我们也都感到幸福，只有死亡才能破坏它。这个可爱的女人的高尚品格的证据之一，就是她能使所有爱她的人也彼此相爱。妒嫉以及争风吃醋的念头在她所唤起的高尚感情面前都得退避三舍，我从没有发现她周围的人相互间怀有恶感。我希望读者读到这段赞美的话的时候，暂时停止读下去，请想一想，如果你们能找到另外一个值得这样称赞的女人，那么，为了使你们的生活得到安静，哪怕她是最下贱的女人，也应该去爱她。

从我来到尚贝里起，直到我于一七四一年到巴黎去为止，这一段八九年之久的时期便这样开始了。关于这段时期，没有好多可谈的事情，这段生活既单纯又愉快，这种变化特少的单纯生活正是彻底锤炼我的性格所需要的一个条件，由于经常不断的纷扰，我的性格一直未能成型。正是在这一段宝贵的期间。我那杂乱而无系统的教育，开始有了稳定的基础，我的性格才逐渐定型，使我在日后所遇到的种种风暴中，始终保持我的本色。这种发展过程是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完成的，也没有多少值得记忆的事件。不过它毕竟是值得详细加以叙述的。

开始的时候，我差不多只埋头在我的工作中；办事处的繁忙事务不容许我去想别的事，仅有的一点空闲时间就在我那好妈妈的身边消磨过去了，没有一点看书的时间，甚至连想都不去想它。但是，当日常工作逐渐变成了一种熟套，也不那么需要脑子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干什么好了，于是我又产生了读书的要求。这种癖好仿佛总是在它难以得到满足的时候才被激起的，如果不是被其他癖好给打乱和转移开的话，它一定又要使我象在学徒的时候那样成为读书迷了。

我们的计算工作虽然不需要十分高深的算术，但有时也使我遇到困难，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我买了几本算术书，我学得很好为隐语，预决吉凶”的宗教迷信；纬是以巫师、方士的迷信，而且我是一个人自修的。实用算术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如果要做到十分精确的话，有时计算起来麻烦到极点，我有几次看到连优秀的几何学家也被弄得晕头转向。思考与实用结合，就能产生明确的概念，就能找到些简便方法，这些方法的发现激励着自尊心，而方法的准确性又能使智力得到满足，原来枯燥无味的工作，有了简便方法，就令人感到兴趣了。由于我大力钻研，凭数字可以解决的问题就没有能难住我的了。现在，在我所熟悉的一切都逐渐从我记忆中消失的时候，唯独我所学到的那套算术知识，虽已荒废了三十年，仍然有一部分没有忘掉。前几天，我去达温浦作客，我的房东的孩子正在演算术题，我把一个最复杂的习题在令人难以置信的轻松愉快中正确无误地演算出来了。我把得数写出来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在尚贝里时的那些快乐的日子。这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

测量员们绘图的彩色，使我对绘画恢复了兴趣。我买了些颜料，开始画起花卉和风景来。可惜，我对这种艺术没有多少天赋，但我又非常喜爱它。我可以在画笔和铅笔中间一连呆上几个月不出门。这件事简直把我缠住了，必须强迫我把它放下才行。不管什么爱好，只要我一开始入了迷，都是这样的，爱好逐渐加深，直至变成狂热，不久，除了我所迷上的以外。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我都看不见了。我这种毛病并没有随着年龄增长而有所改变，甚至一点也没有减轻。就是现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虽然已经是个老糊涂了，却还热中于研究另一种无用的东西。这种学问我原是一窍不通的，就是那些在青年时代已经开始这种研究的人，到了我这个年纪也要被迫放弃的，而我却要在这个时候开始。

那个时候正是应该研究那种学问的适当时期，机会很好，我不想放过。我看到阿奈带着许多新的植物回来，眼里闪出喜悦的光芒的时候，我有两三次几乎要和他一起去采集植物了。我可以肯定，只要我和他去过一次，我就会被吸引住，今天我也许已经成了一位伟大的植物学家了，因为我不知道还有比研究植物更合乎我的天性的其他学问。我十年来的乡间生活，事实上就是不断地采集植物，不过说老实话，我采集植物既没有一定的目的，也没有什么成就。由于我当时对植物学完全不懂，我对它还有一种轻视，甚至可以说讨厌它。我只把它看作是药剂师应该研究的事。妈妈虽然很喜爱植物，也没有拿它作别的用途，仅仅采集那些常用植物来配制药品罢了。所以当时在我的思想上就把植物学，化学，解剖学混在一起，认为都属于医学，只能作为我常常打趣的笑料，并且有时还给自己招来拍几下脸蛋的奖赏。不过，另外一种与此不同、甚至相反的爱好正逐渐发展起来，并且不久就压倒了其他一切爱好。我说的就是音乐。我一定是为这种艺术而生的，因为我从童年时代起就爱上了这种艺术，而且我一生中唯一始终喜爱的艺术就是音乐。令人不解的是，虽然可以说我是为这种艺术而生，可是学起来却是那么困难，进步得又那么缓慢，经过毕生的练习，也始终没有做到打开曲谱就能正确地唱出来。那时使我对这种爱好最感愉快的是，我可以和妈妈在一起进行练习。我们的趣味虽然十分不同，音乐却是使我们两人朝夕相处的一种纽带，这的确是我乐于利用的机会，而她也从不表示反对。那时，我在音乐上的进步，差不多已经赶上了她；一支歌曲练习两、三次，我们就能识谱并且能唱下来。有几次她正在药炉边忙来忙去，我对她说：“妈妈，这里有一只非常有趣的二部合唱曲，我看，你准会因它而把药熬糊了的。”“真的吗！”她对我说，“要是你让我把药熬糊了的话，我就叫你吃了它。”我就这样一边斗着嘴，一边把她拉到她的羽管键琴那里。我们一到那儿，就什么都忘了，杜松子和茵陈都变成黑炭了，她便拿起来抹了我一脸炭末，所有这一切都是滋味无穷的。

读者可以看见，我的空闲时间虽然极少，我却利用这极少的时间做了很多事情。现在我又有了一种新的娱乐，这比其他一切娱乐更加有趣。

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太憋闷了，所以不得不常常到外面去呼吸新鲜空气。阿奈曾说服妈妈在郊外租了一处栽培植物的园子。这个园子有一个相当美丽的小屋，我们在那里酌情布置了必要的家具，并且放了一张床。我们常到那里去吃饭，夜晚我有时就睡在那里。我不知不觉地对这个小小的退隐所发生了浓厚的感情。我给那里预备了几本书和不少的版画，我用一部分时间把这个小屋装饰了一番，并做了一些新奇的布置，以便等妈妈到这里来散步时，使她感到一种意想不到的愉快。我特意离开她，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为的是更专心地来关怀她，以更大的乐趣来想念她。这是我的另一种怪癖，我既不想辩白，也不想多解释，我只把它说出来，因为事实就是如此。我记得有一次卢森堡公爵夫人对我打趣地说，有个人专为给情妇写信而离开自己的情妇。我对她说，我很可能也这样作，而且我应该进一步补充说，我已经这样作过几次了。然而，当我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从未感到有为了更好地爱她而离开她的必要，因为不管是我跟她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还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都是同样地感到无拘无束，这种情况是我跟任何人在一起时都没有过的，不管他是男人还是女人，也不管我对他怀有怎样的深情厚谊。但是她往往被一些我实在看不惯的人们所包围，于是一种愤怒与厌烦的心情迫使我躲到我的隐室中去，在那里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想念她，丝毫不用担心那些令人讨厌的访问者。

我就是这样把工作、娱乐和学习都分配得非常合适，我的生活非常平静，而当时的欧洲却不象我那样平静。法国向皇帝宣战。撒丁国王也参加了战争。法国军队为了进入米兰省要从皮埃蒙特经过。其中有一个纵队路经尚贝里，特利姆耶公爵指挥的香槟团就是这个纵队的一部分。有人将我引见给他，他答应了我许多事情，当然，他事后也把我忘得一干二净。当部队从郊区经过时，因为我们的小园子正处在郊区的高处，我饱享了观赏队伍从我眼前走过的眼福。我对这场战争的结果非常关心，好象战争的胜利和我有极大的关系似的；在这以前我还没有关心国事的习惯，现在我才第一次看报了，我对法国是那么偏爱，它的小小的胜利也使我的心高兴得直跳，而一看到失利，就感到忧虑，好象这会对我自身有所不利一样。如果这种愚妄的感情只是昙花一现，我也就不屑于谈它了。哪知这种感情在我心里竟然根深蒂固，甚至当我日后在巴黎成为专制君主政体的反对者和坚定的共和派时。对于这个我认为奴性十足的民族，对于我一贯非难的政府，我不由自主地总还觉得有一种内心的偏爱。可笑的是，由于我对自己心中竟有这样一种和自己的信念完全相反的倾向而感到可耻，因此我不但不敢向任何人说出来，甚至还为法国人的失败而嘲笑他们，其实当时我的心里比所有的法国人都更难过。我确信，生活在一个自己受到厚待、并为自己所崇拜的民族中间，却又装出一副看不起这个民族的神气，这种人只有我一个。最后，我心中的这种倾向是那么忘我。那么坚定而不可战胜，甚至在我离开法兰西王国以后，在政府、法官、作家联合在一起向我进行疯狂攻击的时候，在对我大加诬蔑和诽谤已成为一种风气，我这种愚妄的感情也没有改变过来。尽管他们对我不好，我仍是不由自主地爱他们。我在英国最繁荣时所预言的它的衰落刚开始露出苗头，我就又痴心妄想起来，认为法兰西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也许有一天他们会把我从苦恼的羁绊中解救出来。

我曾用很长的时间寻找这种偏爱的根源，我只是在产生这种偏爱的环境里发现了这个根源。我对于文学日渐增长的爱好，使我对法国书籍、这些书的作者甚至这些作者的祖国产生了深切的感情。就在法国军队从我眼前经过的时候，我正读布朗多姆的《名将传》。我那时满脑袋都是克利松，贝亚尔，罗特莱克，哥里尼，蒙莫朗西，特利姆耶等人物，于是我便把从我眼前走过的兵士也当做这些名将的后裔，我十分喜欢他们，因为我认为他们都是这些名将的功勋和勇敢精神的继承者。每当一个联队走过，我就好象又看到了当年曾在皮埃蒙特立过赫赫战功的那些黑旗队。总之，我完全把从书本上得到的观念硬加在我看到的事情上。我不断地读书，而这些书经常又都是法国的，这就培养了我对法国的感情，最后这种感情变成了一种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的盲目狂热。后来，我在旅行的时候发现。有这种感情的并不只是我一个人，在所有的国家中，凡是爱好读书和喜欢文学的那一部分人都或多或少受到这种感情的影响，这种感情也就抵消了由于法国人的自高自大而引起的对法国的普遍嫌恶。法国的小说，要比法国的男人更能赢得其它国家女人的心；戏剧杰作也使年青人爱上了法国的戏剧。巴黎剧院的名声吸引大批外国人士纷纷前来，在他们离开剧院时，还为之赞叹不已。总之，法国文学的优美情趣。使一切有头脑的人折服，而且在那最后吃了败仗的战争期间，我发现法国的作家和哲学家一直在支撑着被军人玷污了的法国名字的荣誉。

所以，我已经是个充满激情的法国人了，而且成了一个喜欢打听新闻的人。我随着一群头脑简单的人跑到街上等候送报人的到来，甚至比拉封丹寓言里的那头驴子还要蠢，因为我急不可待地想知道将要荣幸地套上一个什么样的主人的鞍子。当时有传说我们就要属于法国了，萨瓦要和米兰对换。不过应该承认，我的担心并不是没有理由的，要是这场战争的结果不利于同盟国，妈妈的年金就有危险了。但是，我对我的那些好友充满信心。这次虽然布洛勒伊元帅受到打击，幸赖撒丁国王给予了援助，使我的这种信心才没有落空，而撤丁王我却从来没有想到。

当战争正在意大利进行的时候，法国国内却在歌唱。拉莫的歌剧正开始名噪一时，他那些意义晦涩、一般人不了解的理论著作也引起注意。我在偶然中听到有人谈他的《和声学》，为了买到这本书，我忙了好一阵子。由于另一种意外，我病倒了。这是一种炎症，来势猛烈但时间不长，不过需要较长的恢复期，整整一个月我都没有出屋门。在这期间，我贪婪地读起《和声学》来，这本书不仅冗长，而且编写得不好，我觉得要把它研究和理解透彻，需要很多时间。于是我就不再往这方面下工夫，我练习起音乐来，好让我的眼睛休息一下。我当时在练习的白尼耶的合唱曲始终索绕在我的脑际。其中有四、五个曲子我都背过来了，《睡爱神》就是其中之一。虽然从那以后，我一直没有再看过，但是我差不多还完全记得。另外一支非常好听的克莱朗波的合唱曲《被蜜蜂螫了的爱神》，差不多也是同时学会的，现在也还记得。

此外，有一位名叫巴莱神父的年轻风琴家由瓦尔奥斯特来到这里。他是位优秀音乐家，为人和善，弹得一手好羽管键琴。我和他结识以后，马上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他是意大利的一位有名的风琴家和教士的学生。他和我谈了一些他的音乐原理；我把他的理论和拉莫的理论作了比较。我的脑袋里充满了伴奏、谐音、和声，对于这一切，首先需要训练听力。我向妈妈建议每月开一次小型音乐会，她答应了。于是我别的事情都不顾了，不分昼夜，全部精力放在这些音乐会上。实际上这类事也真够我忙的，而且是忙得不可开交，既要挑选乐谱、邀请演奏者，还要找乐器、分配音部等等。妈妈担任唱歌，我前面已经提过的加东神父也担任唱歌，这位神父我在下面还要提一下；一位名叫罗舍的舞蹈教师和他的儿子拉小提琴；和我一起在土地登记处工作、以后在巴黎结了婚的皮埃蒙特音乐家卡纳瓦拉大提琴；巴莱神父弹羽管键琴；而拿着指挥棒担任音乐指挥的荣誉归我。大家不难想见，这是多么壮丽的场面啊！这虽然还比不上特雷托伦先生那里的音乐会，但她举行的小音乐会引起了一般信仰虔诚的人的不满，但是对于不少正直的人说来却是一种舒畅的娱乐。大家猜不到在这种情况下，我让谁来作音乐会的主持人吧？一位教士，而且是一位有才能的、甚至可爱的教士，他以后的不幸使我感到十分悲痛，但是我一想起他来就想起我所过的幸福日子，所以至今我还怀念他。我所谈的就是加东神父。他是方济各会的会士，曾经和多尔当伯爵同谋在里昂扣留了可怜的“小猫”的乐谱，这在他的一生之中不是最光彩的一页。他是索尔朋神学院的学士，在巴黎住过很久，时常出入上流社会，与当时的撤丁王国的大使安特勒蒙侯爵来往十分密切。他身材高大，体格健美，面部丰腴，臌眼泡，黑黑的头发毫无修饰地鬈曲在额际；他的风度又高雅大方，又谦逊，表情坦率而优美，既没有教士那种伪善或厚颜无耻的丑态，也没有时髦人物那种放荡不羁的态度，虽然他也是个时髦人物；他有正派人的那种素养，不以穿着黑袍为耻，而深自尊重，置身于上流人士之中能泰然自若。加东神父的学问虽然还够不上博士，但是以一个交际场中的人来说，他的知识是很丰富的了。他从来不急于卖弄自己的学识，而是表现得十分适时，所以显得更有学问。因为他经历过长期的社交生活，喜好有趣的技艺超过真实的学问。他很有才气，会作诗，谈吐好，唱得更好，他的嗓音很美，会弹一手风琴和羽管键琴。其实，要使人欢迎是用不着有这么多优点的，而当时他就是如此。但是，这丝毫没有使他忽略本身的职务，所以，尽管他的竞争者十分嫉妒，仍然被选为他那省教区的代表，就是说，他们会里的一个重要职位。

这位加东神父是在安特勒蒙侯爵家和妈妈认识的。他听到我们要举行音乐会的事，表示要参加；他参加了，并且使这个音乐会大放光彩。不久，我们就由于都爱好音乐而成了朋友；我们两个人都酷爱音乐，但是有所不同：他是一位真正的音乐家，我不过是滥竽充数而已。我和卡纳瓦，还有巴莱神父，常到他的房间去演奏音乐；节日里有时还在他教会的音乐堂里演奏音乐。我们常常分食他自己的一些吃食；拿一个教士来说，他很豪爽、大方，好享乐而不粗俗，这也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在举行音乐会的日子，他便在妈妈那里吃晚饭。每逢他在妈妈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我们真是十分快活，大家随便谈天，唱几个二重唱，我也是谈笑风生的。那时的悠闲自在，我的才思也上来了，时常说些俏皮话或警句；加东神父和蔼可亲，妈妈更惹人喜欢，声音和牛叫一样的巴莱神父是大家嘲笑的对象。青年时代纵情欢笑的甜蜜时刻呀，你，离去已经多久了！

我既然对这位可怜的加东神父再没有什么可谈的了，就此用简单的几句话结束他的悲惨历史吧。其他的教士们看到他的博学多才、品行端正，丝毫没有教士们常有的那种腐化堕落的作风，就嫉妒他，更确切地说。对他怒不可遏，他们恨他，因为他不象其他教士那样可恨。有地位的教士们联合起来反对他，并且煽动那些以往不敢对他正视而又觊觎他那职位的年轻教士反对他。他们尽情辱骂诽谤了他以后，解除了他的职务，强占了他那虽然朴素然而却布置得别具风格的房间，把他驱逐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最后，这群恶徒对他的凌辱太厉害了，他那正直的、无可非议的高傲心灵实在忍受不住，于是，这个曾经给最诱人的社交界增添过不少光彩的人物，却在某个小监房或土牢里的肮脏的床上忧伤地死去了。凡是认识他的一切正直人士都为他惋惜，为他流泪，他们看不出他有任何缺点，唯一能指出的，就是他不该当了教士。

在这种生活环境中，我不久就完全沉湎到音乐里，已经没有心思再想别的事了。我十分勉强地到办事处去，按时上下班和工作中的麻烦对我简直成了难以忍受的酷刑，这终于使我起了辞职不干、一心专搞音乐的念头。可想而知，我这种荒谬的想法一定会遇到反对。放弃一个体面的职位和可靠的收入而到处瞎奔去教一些不牢靠的音乐课，简直是糊涂已极的打算，一定不会让妈妈高兴的。纵然我将来的成就能够象我想象的那样，但使自己一辈子就当个音乐家，未免把我的雄心限制得太狭窄了。妈妈过去总是喜欢设想一些辉煌的计划，而且也完全不理会奥博讷先生对我所下的评语，这次她看到我竟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在她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一种技艺上面，确实是很难过的。她常常对我说那句适用于外省、而不那么适用于巴黎的谚语；“能歌善舞，没有出路。”另一方面，她也看到我的爱好已经越陷越深，我的音乐癖已到了疯狂的程度，她也很怕我由于对工作不专心而遭到免职，与其被人家免职，还不如自己先行辞职为好。我还向她说，这个职务不能长久，我必须学会一种能维持生活的技能，现在最好是在实践中把自己所爱好的、也是妈妈为我选定的这一门技能搞到精通，这是比较有把握的，而靠保护，仰人鼻息，不是一个办法，另外作些新的尝试，结果也可能完全失败，等到过了学习的年龄，就会没有谋生之路了。总之，与其说我是用道理说服她使她欣然同意，不如说我是一再和她纠缠，说了许多好听的话使她没办法不得不同意的。我立即跑到土地登记处处长果克赛里先生那儿，好象作一件最英勇的事业那样骄傲地向他辞了职，既无原因，又无理由，更没有借口就自愿离开了我的职务，其高兴的程度和我在两年前就职时一样，或者比那时更要高兴。

这个行动虽然十分愚蠢，但却给我在这个地方赢得了某些尊敬，并给我带来了好处。有的人认定我有财产，其实我什么也没有，另一些人看到我不顾牺牲一心投身于音乐，认为我的才能一定不小，看到我对于这种艺术既然这样爱好，就以为我一定在这方面造诣很深。那个地方原来只有几个无能的教师，因而我就成为佼佼者了，正所谓：瞎子国里，独眼称王。总之，由于我唱起来确实有点韵味，再加上我的年龄和容貌的有利条件，不久我就有了不少女学生，我教音乐挣的钱比我当秘书挣的薪金还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