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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的阳光涌进我在二楼的卧室的窗户。很高兴我还活着；很高兴发现枕边那血污的死猪原是一场噩梦。我聆听鸟雀的声音，只为确认我不是地球上惟一的活物。一只海鸥在海湾某处咯咯鸣叫。几只加拿大野鹅在我的草坪上呱呱叫唤。一只狗在远处汪汪吠着。目前，还好。
我起来，冲了澡，到了胡子什么的，然后在厨房里冲了杯干冻微波咖啡。我整晚都在思考，或者，像我们在上班是所说的，在忙于推理分析。我也给哈里叔叔，父母，兄弟们和法纳利回了电话，但并没有回复纽约时报和麦克斯。我告诉每个人那个在电视上的人不是我，而且我也没看新闻报道或答记者问。我说我晚上在老城酒馆里看“星期一晚场足球赛”——这是我本应做的——我还有证人。每个人都相信了。我希望我的顶头上司，前面提到过的中尉沃尔夫侦探，也能买账。
另外，我告诉哈里叔叔，玛格丽特·威利对他有意思，但他好像不感兴趣。他告诉我：“迪琪·约翰逊和我一块儿出生，一块儿长大，一块儿拥有好多女人，一块儿变老，但他比我早死。”
多么令人沮丧！算了，我打电话给法纳利，但他出去了。我便让他的妻子玛丽带个口信。在我结婚前我一直与玛丽在一起，但玛丽和她的前任男友根本不彼此喜欢。我的离婚和中弹都没能让玛丽和我又粘到一起。这很怪异，我是说，与搭档的妻子好。最好也不过一种古怪的关系。总之，我对玛丽说：“告诉法纳利电视上的不是我，许多人都这么搞错了。”
“好的。”
“如果我死了，那就是中情局干的。告诉他。”
“好的。”
“普拉姆岛上也许有人想要杀我。告诉他。”
“好的。”
“如果我死了，告诉他去找这儿的警长西尔韦斯特·麦克斯威尔谈谈。”
“好的。”
“孩子们好吗？”
“好的。”
“我快没气了，肺不行了。”我挂掉了。
行，至少我是被录了音的。如果我的电话被联邦调查局的人偷听，那才好呢，让他们听听我怎么对别人说我认为中情局的人要杀我。
当然，我并不真的这么想。泰德·纳什，就个人来说，他会想杀我，但我怀疑一个部门不会赞成干掉一个家伙，只因为他爱挖苦人。但是关键点是，如果这事儿和普拉姆岛有某种不寻常的联系，那么我不会为又出现几具尸体面惊讶的。
昨晚，在我打电话时，我用手电和放大镜查了一下我的家伙和弹药，一切看起来都还好。如果不占用太多时间的话，不会让你走火入魔的话，妄想症也是乐趣所在，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正觉得日子单调的话，你可以假想某人想杀你，或者想操你，那么你可以玩些小把戏，像使用汽车遥控点火，或想像有人在窃听你的电话，或搞坏你的武器。一些疯狂的人常常树立一些叫他们去杀人的假想的朋友。而另一些疯子则制造些要杀他们的假想敌。后者，我想，疯狂的程度稍轻，也更有用一点儿。
总之，我这一晚剩下的时间又测览了一遍戈登夫妇的财政记求。
我仔细查看了去年五六月份的，想知道他们是如何安排一趟公差之后的英格兰一周度假的开支的。我现在注意到六月份的护照卡，比通常稍微高出一点儿，这便是他们的证券交易所，一条乎坦大道上的小起伏。而且，他们去年六月的电话单比平常多出100美元左右，表明在五月份可能有长途通话。而且，我假定他们随身带着现金或旅游卡，但账上却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取款记录。这是惟一的而且是第一次显示，戈登夫妇另外还有现金。获得非法收入的人们常常买上几千元的旅游卡，跑到外面去，挥霍寻欢，否则，戈登夫妇们也许知道如何在英国一天只花二十美元。
不管情况是怎样，根据打印件，我们说过，账目很清楚。也不管他们做了些什么，他们隐藏得很好。或者那并不涉及的存取数目并不大，至少不在这个账本上。戈登夫妇很聪明，我提醒我自己。他们是科学家，因为如此，他们小心，耐心，并且细心。现在是星期三早上八点，我已经喝到第二杯差劲的咖啡，在冰箱里四处寻找有什么可吃的。芦笋还是芥未？不，黄油和胡萝卜也行。
我拿了胡萝卜和一桶黄油站在厨房窗前，沉思默想。稀里糊涂，还一边拒绝。我等着电话响起来，等贝恩来确认下午四点的事。但厨房里除钟表声外一片寂静。
今天早上我穿得更漂亮了，棕色棉长裤，斜纹牛津杉。一件亮蓝色上衣搭在厨房椅子的背上，膝上放了枝手枪，丽防弹衣——离开了这儿能用的着的——穿在茄克里面。另外，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不忘皮夹里放个避孕套。我准备好了去迎接一场战斗或一场浪漫，或这一天中会发生的任何事情。
胡萝卜拿在手中，我朝海湾走下斜草坪。水面上浮着轻轻的雾气，我走出来，到了叔叔码头的尽头，那儿需要大修一下。我向我涉及的地方观望，回忆起那次戈登夫妇在这个码头上靠岸的情景——那大约在六月中甸。我在绿港村克劳迪亚餐馆的酒吧内与他们第一次会面后的一个星期左右。
当他们在哈里叔叔的码头靠岸时，我正在后廊上疗养，老样子坐着，喝着疗养啤酒，用望远镜观察着海湾。这时，我看见了他们。
而一星期前在克劳迪亚餐馆时，他们要我描绘一下去我家的水路，当然，他们找到了。我记得走下码头去迎他们，他们说服我与他们去兜一圈。我们转过了长岛南北福克郡之间的一连串海湾——大匹克尼克，小匹克尼克，诺亚克和南侯德湾，然后出到嘉丁纳海湾，又去了东方角。那时汤姆打开了快艇上的风门，我以为我们要飞到空中去了。我的意思是，这玩意儿开起来了，越过了海湾的障碍。反正，那一次戈登夫妇领我见识了普拉姆岛。汤姆说：“这是我们工作的地方。”
朱迪加上一句：“哪一天我们看能否为你弄到一张参观证，那儿实在很有趣。”是很有趣。
那一天我们还在普拉姆海峡遇上了风和潜流，我以为我要往海峡里吐空肚子，同时好奇地想，这海峡是不是因此而出名的。因为这个英文地名有两层意思：既指海峡又指肚子。我记得我们在水上呆了一整天，回来时精疲力竭，晒得蔫蔫的，又饿，汤姆去买比萨饼，朱迪和我在后廊上喝啤酒，看着夕阳沉下去。
我认为我并不是一个特别讨人喜欢的家伙，但戈登夫妇想尽力与我为友，我并不知道为什么。起初，我并不需要也不想要伙伴，但汤姆英俊而风趣，朱迪又很美，而且聪明。有时事情在发生时总是搞不大明白，但一段时间过后，或一件什么事发生过后，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便意义分明了，对吗？
戈登夫妇也许已知道他们处在危险中，或有可能遇到危险。他们已和麦克斯威尔警长熟悉了，而又想要一个人或一些人来知道他们与警长很熟。那么下一步，他们便花了许多时间和你小子在一起。我想这也许是向某人显示汤姆和朱迪和警察出游的一种方式。如果戈登夫妇发生了什么事，也许我和麦克斯会收到一封信，但我并未屏住呼吸。
另外，这一回想还有一点，那个特殊的六月夜晚，在汤姆带着比萨饼回来之前，空着肚子灌了三瓶酒的朱迪，瞧着叔叔的房子问我：“这样的地方值多少钱？”
“我猜大约四万美元，也许更多一点。为什么问这个？”
“只是好奇，你叔叔要卖它吗？”
“他向我出低于市场的价，但我需要二百年的抵押贷款才行。”
谈话终止了。但当人们问你一幢房子，一只船或一辆车值多少，又问你是否出卖，他们不是太烦人就是想要买。戈登夫妇不是多事的人，现在，当然，我想那时戈登夫妇正期盼着迅速致富。但如果这些钱来路不正，戈登夫妇不会将这钱四处招摇，去买一幢四十万美元的水土豪宅的。因此，这快要到手的钱要么是合法的，要么表面上看是合法的。疫苗？也许。
然后事情出了点岔子。这两个聪明的脑袋在甲板上开了花。像有人在烤肉宴烤架旁掉了一袋五磅装的碎牛肉一样。
记得在那个六月夜晚，我后来对汤姆说我认为到海峡里有点儿危险。汤姆已经从啤酒喝到葡萄酒，脑袋糊成团了。他有一种技术人员式的哲人般的神经质，对我说：“在海湾里的小船是安全的，但船不是为此而造的。”
确实不是，隐晦点说。我醒悟到和埃博拉病毒或其他致命物质打交道的人从本质上讲，是冒险者。他们在生物危害前赢了这么久，便开始以为他们是有魔法护着的。然而他们越出了本性，像深水潜水员去爬山一样，反之亦然。有许多力气，但不知该怎么做。
哎，还是回到九月的星期三早晨，现在是上午九点。曾和我一起站在哈里叔叔码头上的汤姆和朱迪·戈登，已经死了。如今案子却到了我手中，阴差阳错啊。
我转身向房子走回去，清晨的空气和胡萝卜使我活力充沛。而又被两个好人的记忆所驱动着，头脑很清醒。昨天的失望与忧虑被正确地看待，我休息够了，渴望去战斗一场。
在声波显示屏上，似乎还有一点未被连接，需要放上去：酒商弗雷德里克·托宾先生。但首先，想起有人可能在我去海边思考的时候打过电话来。我检查了我的录音电话，没人留言。“讨厌。”哦，哦，约翰。
有点儿受伤害，更多的是恼怒。我离开了屋子。我穿着拉尔夫·劳伦斯牌的亮色上衣，汤朱·希尔费格脾的中津衫，艾迪·包尔牌的长裤，波瑞·艾利斯牌的拳击短裤，用着卡尔·拉格菲尔德脾的剃须水，井带着史密斯和威森牌的左轮手枪。我用遥控器发动了汽车，爬了进去。
“你好，吉普。”
我驶上大路，向东转，开进朝阳里。大路总体是乡村式的，但却成为许多小村庄的主要街道。在闹市区之间有谷仓，农舍，保育院，许多小摊，几家简单然而不错的餐馆，一串古董店，和一些非常迷人的新英格兰护壁板式教堂。
但与我还是一个小家伙时不一样的是，沿路已冒出了两打酒厂。不管葡萄园在哪里，大多数酒厂都在大路边设立了总部，以便和旅游业联合。这儿会举办葡萄酒之旅或免费赏酒会活动。常常伴随着去礼品店的一次义务性游览，在那儿日出夜归的旅游者感到有义务要买上一些当地的葡萄美酒，还有酒乡挂历，烹调书，水瓶塞，茶杯垫等诸如此类。
大多数酒厂建筑物实际上是从农舍和谷仓改建而来，但有一些是新的大复合体，把实际产酒设备，酒类礼品店，一个餐馆，酒馆等融为一体。大路虽然不是阳光大街，而北叉也不是罗纳河斜谷，但四周环境令人愉快，如同穿越鳕鱼角与纳帕山谷时的感觉一样。
酒也不坏。我听说。有一些相当不错。我听说。一些还得了国家和国际奖，我听说。至于我，我会赢得一个妨娘。
在那个叫匹克尼克的小村庄中，我在一个大卸石停车场停下来。那儿一块木牌上写着：弗雷德里克·托宾葡萄园。木牌上了黑色清漆，而刻在木头中的字被涂成金色。一些怪异的呈十字交叉状的彩色条纹分布在清漆表面。如果不是在酒店或在汤姆和朱迪的家中见过，当看到托宾酒标签上也有这样的条纹，我会把这看作是对艺术的破坏行为。注视着托宾先生的木牌上的斜纹漆，我得出结论：这就是艺术。艺术与破坏艺术的行为之间差别越来越难以辨认了。
我从我那昂贵的运动用车中出来，注意到和它一样的车有一打。这也许是这种车的产地。也许。或者，对于那些离开马路便是小路，即意味着停车地的城市或者乡村牛仔们来说，他们是最佳选择？但是我岔开了这问题。
朝托宾复合体走去，压碎又发酵了的葡萄的气味浓烈，成千上万只蜜蜂飞来飞去，有一半喜欢我的雷格非香水。
我怎么描写托宾酒厂呢？哦，如果一幢法国别墅是用美国雪松木条建成的，就是这地方的样子。显然托宾先生花了不少钱来建这一座他梦想中的房子。
我以前来过这儿，认识这地方。即便在我进去以前，我就知道这复合体包括游客接待区，左边是一个大的酒类礼品店。
右边是真正制酒的一侧，一幢矮爬爬的两层楼建筑里充斥着铜缸，压榨机之类的物品。我有一次随导游来过这儿，听了不少胡说人道。人世上从来没有就葡萄一样小的事情编造出这么多废话的道理。我想。梅子还更大点儿呢，不对吗？人们酿造梅子酒，对吗？在这儿扯什么关于葡萄的谈呢？
不管怎样，在这些上面是一个宽阔的中心楼，类似于一个城堡主楼，大约五十英尺高，上面飘了块大旗。我说的不是老光荣旗，而是一块带了托宾商标的黑旗。有的人就喜欢到处挂自己的名所有的墙板都溅着白色，因此从远处看，有点儿像你在旅游手册上看到石灰岩别墅。弗莱迪在这玩意儿中花了大本钱，让我奇怪榨葡萄行业能赚多少钱。
继续对托宾别墅的描述。左边更远处是一个小餐馆，女人和游客们议论纷纷，觉得它很可爱，我说它刻板又沉闷，但不管怎样，如果老城酒馆被健康委员会关闭了，它会成为我的去处之一。
餐馆有一个加盖的走廊，在那儿穿着艾迪、汤米、拉尔夫、莉兹、卡洛尔和帕瑞牌的人们可以坐下，说一些关于葡萄酒的废话，顺便提一下，那酒真的只是葡萄汁掺上酒精罢了。好了，连在这漂亮的餐馆后边的是一个大一些的招待厅，据业主弗雷德里克·托宾签名的小册子上说，那是一个举办婚礼、做礼拜或办酒会的好地方。
我曾经因参加托宾先生的一次尝酒会来过这大厅，那是七月份的事。为了庆贺一批新酒开缸，我猜就是酒酿好了可以卖或狂钦了的意思。我作为戈登夫妇的客人出席，这我可能提过。那一次大约来了两百来人，一些北叉社会的上层人物——银行家，律师，医生，法官，政客，几个从曼哈顿来此度暑假的人，成功的商人和经济人等等。混杂在这些当地体面任务中的是一些艺术家，雕刻家和作家，因为各种原因，未能照海湾对岸的同行们的样子做。也许他们中许多人经济上不得意，任不起汉普顿，但是，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比他们的汉普顿同行们更具有艺术上的真诚感。还有，麦克斯被邀请了，但不能来。据汤姆和朱迪说，他们是当中惟一的普拉姆岛的人。汤姆说：“主人和主妇像避瘟疫一样躲普拉姆岛上的人。”我们都为此咯咯笑了好一阵。哎，我想汤姆，还有朱迪，她很聪明。
我记得在那次葡萄汁品尝会上，汤姆也把我介绍给我们的主人，弗雷德里克·托宾，一个单身绅士，第一眼见他是个穿了双舒服的鞋子的男人，你明白我的意思不？托宾先生穿着一套花花公子式的紫西装，一件真丝的衬衫，一个点缀了葡萄藤与葡萄串的领带。令我作呕。
托宾先生很礼貌，但对我有点儿冷淡，当我在聚会中时，这冷淡总让我恼火。我的意思是一个凶杀侦探类似于人际交叉点。一般的主人和女主人都高兴有一两个侦探在场，讲个故事。每个人都喜欢听谋杀。但弗雷德里克在我告诉他对酒的看法之前，他便有点儿不耐烦我了。
我对汤姆和朱迪提起过这位先生对我不够礼貌的事。汤姆和朱迪告诉我弗雷德里克实际上是一个热情的异性恋者。据未迪说，有些人因为弗雷德里克的魅力与举止丽把他误认为是同性恋或双性恋。我从没这么想过。
我从戈登夫妇处知道，醇美温和的托宾先生在法国研究过酒文化，并得了一些葡萄汁学位什么的。
汤姆曾指着一个年轻的女士告诉我那是托宾先生现在的情妇。她是绝对地迷人……二十岁左右，高个，金发，蓝眼睛，身材好像她才从果子冻模型里出来似的。弗雷德里克，你这幸运的混蛋，我怎么错看你了呢？
这样，这是我与这蜜蜂的主人惟一的一次遭遇。我明白汤姆和朱迪为什么把这家伙拣了出来——首先，戈登夫妇喜欢葡萄酒，而托宾产一些最好的酒，但除此之外，酒类行业有一整套的社交模式。如晚会，私人晚宴，葡萄园户外音乐会，海滩上的豪华野餐等等。戈登夫妇看来一整套都上，这令我很吃惊。虽然他们没朝弗雷德里克献媚，或巴结他，当然他们在社交上，经济上，职业上或别的什么上与他都很少共同点。重要的是，我发现汤姆和朱迪会和弗雷德里克这样的家伙搅在一起，有点不符合他们的性格。看着这个名字，是一个有略不发音的“e”的例子，虽然这里所有的人都喜欢在什么东西后面加上个“e”，说得尖刻一点，弗雷德里克这葡萄园主看上去像头傲慢的驴。我有要让他泄气的想法。此外，他有一把胡子，也许还有一辆白色赛车。
我现在正在礼品店中，伸头四处探视，想找到什么好东西送给我那失去的女友，比如一个会用把手说“我在北叉上被拧紧”的瓶塞钻。没那玩意儿，我发现了一个手工漆的陶瓷瓦，一端停了只鹗。这是只样子十分古怪的鸟儿，但我喜欢瓷瓦，因为上面没有酒的图案。
当出纳员包装时，我问她：“托宾先生在吗？”
那漂亮的年轻女士膘了我一眼，回答说：“我说不准。”
“我想我见到他的车，白色赛车，对吗？”
“他也许就在附近。加上税一共十元九十七分。”
我付了带税的十元九十七分，拿起我的找头和包裹。
“你来过葡萄园观光会吗？”她问我。
“没有，但我看过一次啤酒观光会。”我从夹克里掏出警察证举到她面前。“警察局，小姐。我想请你做的是拨打电话，尽力找到托宾先生，让他利索点过来。怎么样？”
她点点头，按吩咐的做了。她向电话里说：“玛丽琳，这儿有个警察想见托宾先生。”
“利索点，赶快！”
“别耽搁。”她把我的话改装了一下，“好的，好，我会告诉他。”
她挂上电话，对我说，“他马上下来。”
“从哪儿上去？”
她指着对面墙里一扇关着的门说：“那儿通向塔楼套间——业务办公室。”
“好，谢谢。”我走到门边，打开，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大又圆的木板地共用区，有点儿像大厅，这是塔楼的基部。一扇门通向发酵缸，另一扇是我刚才从接待区进来的门，一扇玻璃格子门通向酒厂的后部，还有一段楼梯通向上面，在它的右边，是一部电梯。
电梯门开了，托宾先生大步流星走出来，匆匆地往礼品店去，几乎没瞟我一眼。我注意到他脸上若有所思的表情。我叫道：“托宾先生？”
他转向我：“哎。”
“科特尼侦探。”我有时读错我自己的名字。
“哦，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我需要占用你一些时间，先生。”
“关于什么事？”
“我是个凶杀案侦探。”
“哦……戈登夫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