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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隔两年，我回想起那天其余的时间，那一晚以及第二天，只记得一批又一批的警察、摄影师和新闻记者在盖茨比家的前门口来来往往。外面的大门口有一根绳子拦住，旁边站着一名警察，不让看热闹的人进来，但是小男孩们不久就发现他们可以从我的院子里绕过来，因此总有几个孩子目瞪口呆地挤在游泳池旁边。那天下午，有一个神态自信的人，也许是一名侦探，低头检视威尔逊的尸体时用了“疯子”两个字，而他的语气偶然的权威就为第二天早上所有报纸的报道定了调子。
那些报道大多数都是一场噩梦——离奇古怪，捕风捉影，煞有介事，而且不真实。等到米切里斯在验尸时的证词透露了威尔逊对他妻子的猜疑以后，我以为整个故事不久就会被添油加醋在黄色小报上登出来了——不料凯瑟琳，她本可以信口开河的，却什么都不说，并且表现出惊人的魄力——她那描过的眉毛底下的两只坚定的眼睛笔直地看着验尸官，又发誓说她姐姐从来没见过盖茨比，说她姐姐和她丈夫生活在一起非常美满，说她姐姐从来没有什么不端的行为。她说得自己都信以为真了，又用手帕捂着脸痛哭了起来，仿佛连提出这样的疑问都是她受不了的，于是威尔逊就被归结为一个“悲伤过度神经失常”的人，以便这个案子可以保持最简单的情节。案子也就这样了结了。
但是事情的这个方面似乎整个都是不痛不痒、无关紧要的。我发现自己是站在盖茨比一边的，而且只有我一人。从我打电话到西卵镇报告惨案那一刻起，每一个关于他的揣测、每一个实际的问题，都提到我这里来。起初我感到又惊讶又迷惑，后来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他还是躺在他的房子里，不动，不呼吸，也不说话，我才渐渐明白我在负责，因为除我以外没有仟何人有兴趣——我的意思是说，那种每个人身后多少都有权利得到的强烈的个人兴趣。
在我们发现他的尸体半小时之后我就打了电话给黛西，本能地、毫不迟疑地给她打了电话。但是她和汤姆那天下午很早就出门了，还随身带了行李。
“没留地址吗？”
“没有。”
“说他们几时回来吗？”
“没有。
“知道他们到哪儿去了吗？我怎样能和他们取得联系？”
“我不知道，说不上来。”
我真想给他找一个人来。我真想走到他躺着的那间屋子里去安慰他说：“我一定给你找一个人来，盖茨比。别着急。相信我好了，我一定给你找一个人来……”
迈耶·沃尔夫山姆的名字不在电话簿里。男管家把他百老汇办公室的地址给我，我又打电话到电话局问讯处，但是等到我有了号码时已经早就过了五点，没有人接电话了。
“请你再摇一下好吗？”
“我已经摇过三次了。”
“有非常要紧的事。”
“对不起，那儿恐怕没有人。”
我回到客厅里去，屋子里突然挤满了官方的人员，起先我还以为是一些不速之客。虽然他们掀开被单，用惊恐的眼光看着盖茨比，可是他的抗议继续在我脑子里回响：
“我说，老兄，你一定得替我找个人来。你一定得想想办法。我一个人可受不了这个罪啊。”
有人来找我提问题，我却脱了身跑上楼去，匆匆忙忙翻了一下地书桌上没锁的那些抽屉——他从没明确地告诉我他的父母已经死了，但是什么也找不到——只有丹·科迪的那张相片，那已经被人遗忘的粗野狂暴生活的象征，从墙上向下面凝视着。
第二天早晨我派男管家到纽约去给沃尔夫山姆送一封信，信中向他打听消息，并恳请他搭下一班火车就来。我这样写的时候觉得这个请求似乎是多此一举。我认为他一看见报纸肯定马上就会赶来的，正如我认为中午以前黛西肯定会有电报来的——可是电报也没来，沃尔夫山姆先生也没到。什么人都没来，只有更多的警察、摄影师和新闻记者。等到男管家带回来沃尔夫山姆的回信时，我开始感到傲视一切，感到盖茨比和我可以团结一致横眉冷对他们所有的人。
亲爱的卡罗威先生：这个消息使我感到万分震惊，我几乎不敢
相信是真的。那个人干的这种疯狂行为应当使我们大家都好好想
想。我现在不能前来，因为我正在办理一些非常重要的业务，目前
不能跟这件事发生牵连。过一些时候如有我可以出力的事，请派
埃德加送封信通知我。我听到这种事后简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
处，感到天昏地暗了。
您的忠实的，
迈耶·沃尔夫山姆下面又匆匆
附了一笔：
关于丧礼安排请告知。又及：根本不认识他家里人。
那天下午电话铃响，长途台说芝加哥有电话来，我以为这总该是黛
西了，但等到接通了一听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很轻很远。
“我是斯莱格……”
“是吗？”这名字很生疏。
“那封信真够呛，是不？收到我的电报了吗？”
“什么电报也没有。”
“小派克倒霉了，”他话说得很快，“他在柜台上递证券的时候给逮住了。刚刚五分钟之前他们收到纽约的通知，列上了号码。你想得到吗？在这种乡下地方你没法料到……”
“喂！喂！”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打断了他的话，“你听我说——我不是盖茨比先生。盖茨比先生死了。”
电话线那头沉默了好久，接着是一声惊叫……然后卡嗒一声电话就挂断了。
我想大概是第三天，从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城镇来了一封署名亨利·C·盖兹的电报。上面只说发电人马上动身，要求等他到达后再举行葬礼。
来的是盖茨比的父亲，一个很庄重的老头子，非常可怜，非常沮丧，这样暖和的九月天就裹上了一件蹩脚的长外套。他激动得眼泪不住地往下流，我从他手里把旅行包和雨伞接过来时，他不停地伸手去拉他那摄稀稀的花白胡须。我好不容易才帮他脱下了大衣。他人快要垮了，不是我一而把他领到音乐厅里去，让他坐下，一面打发人去搞一点吃的来，但是他不肯吃东西，那杯牛奶也从他哆哆嗦嗦的手里泼了出来
“我从芝加哥报纸上看到的，”他说，“芝加哥报纸上全都登了出来，我马上就动身了。”
“我没法子通知您。”
他的眼睛现而不见，可是不停地向屋子里四面看。
“是一个疯子干的，”他说，“他一定是疯了。”
“您喝杯咖啡不好吗？”我劝他。
“我什么都不要。我现在好了，您是……”
“卡罗威。”
“呃，我现在好了。他们把杰米放在哪儿？”
我把他领进客厅里他儿子停放的地方，把他留在那甲。有几个小男孩爬上了台阶，正在往门厅里张望。等到我告诉他们是谁来了，他们才勉勉强强地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盖兹先生打开门走了出来，他嘴巴张着，脸微微有点红，眼睛“断断续续洒下地滴泪水。他已经到了并不把死亡看作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的年纪，于是此刻地第一次向四周一望，看见门厅如此富丽堂皇，一间间大屋子从这中又通向别的屋子，他的悲伤就开始和一股又惊讶又骄傲的感情交织在一起了。我把他搀到楼上的一间卧室里。他一面脱上衣和背心，我一面告诉他一切安排都推迟了，等他来决定。
“我当时不知道您要怎么办，盖茨比先生……”
“我姓盖兹。”
“盖兹先生，我以为您也许要把遗体运到西部去。”
他摇了摇头。
“杰米一向喜欢待在东部。他是在东部上升到他这个地位的。你是我孩子的朋友吗，先生？”
“我们是很知己的朋友。”
“他是大有前程的，你知道。他只是个年轻人，但是他在这个地方很有能耐。”
他郑重其事地用手碰碰脑袋，我也点了点头。
“假使他活下去的话，他会成为一个大人物的，像詹姆斯·J·希尔①那样的人，他会帮助建设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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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詹姆斯·J·希尔（james.J.Hill，1838－l916），美国铁路大王。
“确实是那样，”我局促不安地说。
他笨手笨脚地把绣花被单扯来扯去，想把它从床上拉下来，接着就硬邦邦地躺下去——立刻就睡着了。
那天晚上一个显然害怕的人打电话来，一定要先知道我是谁才肯报他自己的姓名。
“我是卡罗威一”我说。
“哦！”他似乎感到宽慰，“我是克利普斯普林格。”
我也感到宽慰，因为这一来盖茨比的墓前可能会多一个朋友了。我不愿意登报，引来一大堆看热闹的人，所以我就自己打电话通知了几个人。他们可真难找到。
“明天出殡，”我说，“下午三点，就在此地家里。我希望你转告凡是有意参加的人。”
“哦，一定，”他忙说，“当然啦，我不大可能见到什么人，但是如果我碰到的活。”
他的语气使我起了疑心。
“你自己当然是要来的。”
“呃，找一定想法子来。我打电话来是要问……”
“等等，”我打断了他的活，“先说你一定来怎么样？”
“呃，事实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我目前待在格林威治这里朋友家里，人家指望我明大和他们一起玩。事实上，明天要去野餐什么的。当然我走得开一定来。”
我忍不住叫了一声“嘿”，他也一定听到了，因为他很紧张地往下说：
“我打电话来是为了我留在那里的一双鞋。不知道能不能麻烦你让男管家给我寄来，你知道，那是双网球鞋，我离了它简直没办法。我的地址是B·F……”
我没听他说完那个名字就把话筒挂上了。
在那以后我为盖茨比感到羞愧——还有一个我打电话去找的人竟然表示他是死有应得的。不过，这是我的过错，因为他是那些当初喝足了盖茨比的酒就大骂盖茨比的客人中的一个，我本来就不应该打电话给他的。
出殡那天的早晨，我到纽约去找迈耶·沃尔夫山姆。似乎用任何别的办法都找不到他。在开电梯的指点之下，我推开了一扇门，门上写着“囗字控股公司”，可是起先里面好像没有人，但是，我高声喊了几声“喂”也没人答应之后，一扇隔板后面突然传出争辩的声音，接着一个漂亮的犹太女人在里面的一个门口出现，用含有敌意的黑眼睛打量我。
“没人在家，”她说，“沃尔夫山姆先生到芝加哥去了。”
前一句话显然是撒谎，因为里面有人已经开始不成腔地用口哨吹奏《玫瑰经》。
“请告诉他卡罗威要见他。”
“我又不能把他从芝加哥叫回来，对不对？”
正在这时有一个声音，毫无疑问是沃尔夫山姆的声音，从门的那边喊了一声“斯特拉”。
“你把名字留在桌上，”她很快地说，“等他回来我告诉他。”
“可是我知道他就在里面。”
她向我面前跨了一步，开始把两只手气冲冲地沿着臀部一上一下地移动。
“你们这些年轻人自以为你们随时可以闯进这里来，”她骂道，“我们都烦死了。我说他在芝加哥，他就是在芝加哥。”
我提了一下盖茨比的名字。
“哦……啊！”她又打量了我一下，“请您稍……您姓什么来看？”
她不见了。过了一会，迈耶·沃尔夫山姆就庄重地站在门口，两只手都伸了出来。他把我拉进他的办公室，一面用虔诚的口吻说在这种时候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一面敬我一支雪茄烟。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他说，“刚刚离开军队的一名年轻的少校，胸口挂满了在战场上赢得的勋章。他穷得只好继续穿军服，因为他买不起便服。我第一次见到他是那天他走进四十三号街怀恩勃兰纳开的弹子房找工作。他已经两天没吃饭了。‘跟我一块吃午饭去吧。’我说。不到半个钟头他就吃了四块多美元的饭菜。”
“是你帮他做起生意来的吗？”我问。
“帮他！我一手造就了他。”
“哦”
“是我把他从零开始培养起来，从阴沟里捡起来的。我一眼就看出他是个仪表堂堂、文质彬彬的年轻人，等他告诉我他上过牛劲，我就知道我可以派他大用场。我让他加入了美国退伍军火协会，后来他在那平面地位挺高的。他一出马就跑到奥尔巴尼①去给我的一个主顾办了一件事。我们俩在一切方面都像这样亲密，”他举起了两个肥胖的指头，“永远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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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奥尔巴尼（Albany），纽约州首府。
我心里很纳罕，不知这种搭档是否也包括一九一九年世界棒球联赛那笔交易在内。
“现在他死了，”我隔了一会才说，“你是他最知己的朋友，因此我知道今天下午你一定会来参加他的葬礼的。”
“我很想来。”
“那么，来就是啦。”
他鼻孔里的毛微微颤动，他摇摇头，泪水盈眶。
“我不能来……我不能牵连进去。”他说。
“没有什么事可以牵连进去的。事情现在都过去了。”
“凡是有人被杀害，我总不愿意有任何牵连。我不介入。我年轻时就大不一样——如果一个朋友死了，不管怎么死的，我总是出力出到底。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感情用事，可是我是说到做到的——一直拼到底。”
我看出了地决意不去，自有他的原因。于是我就站了起来。
“你是不是大学毕业的？”他突然问我。
有一会儿工夫我还以为他要提出搞点什么“关系”，可是他只点了点头，握了握我的手。
“咱们大家都应当学会在朋友活着的时候讲交情，而不要等到他死了之后，”他表示说，“在人死以后，我个人的原则是不管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