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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运动的暴风雨
筹安会之正式挂牌出现是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八月二十三日。随即发布启事，在全国征求会员，并宣布”宗旨“说只是研究君主国体与民主国体，何者更适 于中国之国情。专谈学理之是非，”此外各事概不涉及“。最早露面的筹安会成员只有六人，被帝制派媒体，甚至一般与帝制派无关的时论家，都誉之为”筹安会六 君子“。六人公推杨度、孙毓筠为正副理事长。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为理事，杨度的”君宪救国论“也于八月二十六日正式见报。上节已提过，杨在此文中 把古德诺的理论加以绝对化，古氏但言君主民治各有所适，杨则绝对化之为”君主优于民主“，并强调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君主立宪实为将来中华国体唯一之选择 云云。不过筹安会也把古氏原文译汉发表，未加删节。
六君子还是六小人？
”六君子“，在传统中国历史上，原和”七贤“、”八骏“一样，是对一般朝士，尤其是关心国事民瘼、守正不阿，而学养超越的文职官吏，作正面评价的褒 扬颂善之辞（其反面便是什么”三害、五虎“和什么”四大不要脸“了）。吾人如试一翻查辞书就知道，宋朝的政治冤狱里，就出过两造可敬的”六君子“。明朝为 反对宦官魏忠贤，而横遭迫害的也是以左光斗等”六君子“，最为知名的。不用说在晚清戊戌政变时，为国人一致崇拜的谭嗣同等”六君子“，就更是无人不知了。 但是目前组织筹安会的杨度等六位仁兄，够不够资格，也顶个”六君子“之名呢？吾人如丢开这个筹安会的负面组织不谈，就人论人而月旦之，则杨度这个六人帮， 自我贴金或他人捧场为帝制派六君子，也不算太过分。因为那时对共和政体失望。认为民国不如大清者，社会上正随处皆有。李宗仁将军当年便一再向我说，他在清 末上陆军小学时，但见朝野一片朝气：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则朝气全失。全国上下但觉一片腐烂败坏。李公每每向我叹息说：”你说奇怪不奇怪呢？奇怪不奇怪呢？ “【见”李宗仁回忆录“第五章一节，末段】
回忆不多年前，笔者访台时，在中央图书馆拜晤蒋复璁先生，是时正值媒体报导一桩乱伦案。蒋公阅报气愤不已。告我说，他幼年在故乡时，社会上发生一桩 儿子打妈妈事件。其结果是本县知事丢官，知府降级。再严重一点，县城府城的”城墙垛“都要削平，科举停考，以示这是全县全府之耻。蒋公也一再叹息说：”那 像台湾现在风气这样败坏？那像现在风气这样败坏？“
民国为何不如大清？
其实像笔者这辈转型期老人，所听到类似的”今不如古“和”一代不如一代“的叹息，正是千千万万。上举李、蒋二公之言，冰山之一角耳。余有一颇忠于共 产主义的沙坪坝老同学，自北京来向我叹息说：”当年进中央大学是我自己考的啊。“据她说毛主席治下的名大学，高干子弟是可以随便进出的。这在当年大陆上便 是个有趣的问题，叫做：”为什么国民党做到，我们（共产党）做不到？“其实早年大清帝国做得到的（如地方政府中的”迥避制“），而国民党做不到的也正可举 之不尽呢。何足怪哉？
这一古怪现象，朋友，就是笔者所一再强调的所谓转型期特征了。我们中国，不论怎样，总是个有数千年传统的文明大国，更是东方文明的主流，纵是一贯被 现代革命党人所诅咒的文化糟粕，所谓封建帝制，也未必全是垃圾。一个曾经数千年不断改革修正的政治社会体制（ socio─political entity ），不可能一无是处，他老人家在抵挡不了西方文明的挑战（ challenge ）而逐渐崩溃之时，断壁颓垣之下往往也有些珠宝黄金，和名人字画，不可玉石皆焚。不幸的是，我们老一代的革命家，都是”一次革命论者“，一旦把这些断壁颓 垣摧毁之后，都信心十足，甚至骄横万状（事实上国共两党都是一样的），以为一座合乎他们理想的西式摩天大楼，立刻就可耸入云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新居未 建，而故居已拆，群众露宿街头，饿殍载道，疠疫横行，如此则受害群众就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国不如大凊了。岂然哉？岂不然哉？
全民受苦受难百余年了，吾人今日回看，固知一个新的政治社会体制之建立，除旧布新，完成一个适合自己的定型，不断改进实践，非两三百年不为功，哪可 一蹴而几。这就是笔者所要说的历史三峡了。三峡过尽，实验告终；国有定型，民有共识，始可重享太平也。明乎此，我们就可以了解民国初年那些要帮袁世凯做皇 帝的”封建残余“，居然能以”六君子“头衔，来招摇过市，实在是也有他们的群众基础，和实际需要的。只是”人间无水不东流“，中国近现代史之走向”共和政 体“的”民治时代“，已经是个改变不了的”客观实在“，是不能掉头的。民国搞得再糟，历史方向是无法改变的，这场阵痛是避免不了的，”民治时代“这个婴 儿，迟早是要出生的，只是”六君子“者流，为时过早，见不及此，误以为民国永远不如大清，而要恢复帝制，那就大错特错了。
”六君子“解剖
杨度（一八七五──一九三一）此人，若论”现代学识“，由于时代设限，原是个二百五，但其人品潇洒，智商甚高，在辛亥前留日时，即颇有才名，也是个 极孚众望的学生领袖。与黄兴等两湖革命青年交往弥深；中山亦甚为器重。他虽薄革命而不为，革命人士也尊重其选择，对他既不相强，亦不敌视，二次革命后，他 投入袁氏阵营，主张帝制，虽不无宰相野心，也不是全属投机而毫无个人之政治信念也。杨氏晚年（死前二年，一九二九）居然经周恩来之介绍，加入第三国际为共 产党，亦不能以投机目之。因中共此时在四处喊打声中，已躲入地下，实在无机可投也。杨氏为一转型期的有心之士也，可能在帝制途中发现自己错误之后，一朝顿 悟，又觉得共产主义才是救国之道也。在历史三峡激流之中，看不出历史的方向而随波逐流者，又岂止于杨度这个活动分子哉？时代使然也。
至于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则原是同盟会骨干，辛亥前后为共和革命而拥戴孙公，冲锋陷阵，亦尝出生入死。如今摇身一变，拥袁称帝，可能也是对共和政体 失望，穷而思变的结果。革命阵营中之中庸党人，亦未尝疾言厉色，目之为”反骨仔“也。若论严复与刘师培，那时更是当时学界的泰山北斗，望重士林。严复为民 国时代第一任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胡适之之前辈也。他在学术界的地位，笔者所论已多，在今后文化篇中，仍当续论之。其影响实未可卒测也。有人曾说，严 本无心佐袁称帝，渠之列名筹安会为杨度肆意为之，初未获严之首肯。然严对帝制说初无反感，则可定论。否则帝制失败后，严亦不会躲入租界以策安全也。
刘师培更是国学泰斗，与太炎齐名，黄侃之业师也。早年留学日本时，曾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曾为端方的幕僚，然未废所学也。刘师培（一名光汉）为辛亥革 命动乱期中，临时大总统孙文曾通令全军，一致护卫的国家级之国学大师也。若说这些人都是为着个人利禄来拥袁称帝，终难令人心服口服也。相反的，袁本对做皇 帝没信心，且曾一再表白无称帝野心，然袁某最后还是购买龙袍违誓下海者，可能也是受了严复、刘师培等一级的文化大师们，参加劝进的影响。据袁的心腹传言， 袁闻严复亦参加筹安会表示极为欢悦云云。【见上引李新书，页五七一，转引自”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抄“，载”学衡“十期】朋友，人总是人嘛。”做皇帝“何 人不想？老兄，坦白点。你不想？我不想？你我都想，那只好去煮黄粱作梦。但是已在做皇帝边缘的人物，他们的想与不想，就在一念之间了。
又想、又怕，又默认、又否认
袁之称帝虽早有此心，已如上节所述。但是袁世凯也是个最成熟的政客。”做皇帝“的诱惑力虽大，为个人利害着想，事到临头，权衡轻重，他也既想着，又 怕着。当他的第一号心腹爱将、时任江苏将军的冯国璋于年六月二十二日觐见袁氏，问及帝制计划时，袁说：”我绝对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 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承继大业？你尽管放心。“
【笔者附注：袁世凯对冯国璋所说的这段名言，传世版本甚多，也略有异辞。拙篇所引出自比较更接近原文的张国淦版本。张是直接得自徐世昌口述，徐是袁 世凯的总角之交，做皇帝时的不臣之臣，故较为可信也。见张国淦遗稿”洪宪遗闻“，复印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 辑“，第一辑，一九八六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页，一三六。以下简称”文史资料“；关于袁家祖先活不到六十岁的故事，请参阅”晚清七十年“，卷五，有关袁 家各章。】
袁氏这番话说得近情入理，老冯也信以为真，因此替上司也到处辟谣，说袁总统绝不会做皇帝。袁也曾对徐世昌说过，若有人要陷他于不义，要逼他做皇帝， 他就要避往伦敦去做寓公，不问国事。并说他有个儿子在伦敦留学。他已嘱其略购薄产，以便退休老人遁世隐居，云云。余曾翻阅当时的美国外交密档，竟也发现美 国驻华使领馆，也据之以向华府密报，袁如易共和为君主，中国国内力无足与其抗衡者。然据冯国璋将军所述，以及各方情报的分析，袁总统似无称帝之心也。谁知 袁某血口未干，他底帝制行为却一天天地成为事实，这不仅使华府洋人自叹情报不确；冯国璋也大为生气。他自认是老袁的头号心腹，他的老婆都是袁氏所介绍的袁 家的家庭教师。他两家亲如骨肉，而袁氏却对他作如此欺骗。是可忍，孰不可忍呢？其实吾人如以行为科学的法则来加以分析，这现象只是袁世凯的矛盾思想，所反 映出来的矛盾行为。不是单纯的欺骗行为也。”做皇帝“是何等大事！袁氏面临这个”做不做皇帝“的重大抉择，他原是又想着，又怕着嘛。因此他对纵是最心腹干 部的表态，也是一边默认，一边否认的。有人固以袁公为伪君子也，默认是真，否认是假。其实两面都是真实的现象……。朋友，他老人家，原来就是又想着，又怕 着嘛。所以才表现出又默认、又否认的矛盾行为。不知如何是好嘛。朋友，做皇帝是搞着玩的？真是愁煞人，天不管。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试问袁公何所喜？他喜的是，帝制运动于一九一五年八月，在筹安会策动之下，未几即全国风行，如野火燎原，一发难收。筹安会的原始计划是，直接发电各 省将军及巡按使，并通函各部院司长以上官员，附寄古德诺论文，及入会志愿书，和对国体问题的投票纸，请覆文者书明赞成改制与否，并请中央各官府，及各省区 选派代表，齐集北京开会，共决大计。果然各省区、各官府寄覆函电，直如雪片飞来。首先是中央政府上下，文武官员，及畿辅军警数千人集会、表态、劝进。中央 大员中除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张謇等少数略表消极之外，其它如杨士琦、梁士诒、陆征祥、章宗祥、周自齐、朱启钤等等，都争先恐后，排班劝进。反对者简 直寥若晨星。
至于省区和地方藩镇，除冯国璋、张勋等二三人略表达迟疑之外，时未经旬（九月二日之前），已有方面大员段芝贵、龙济光、张作霖、赵倜、靳云鹏、倪嗣冲、陈宧、唐继尧、汤芗铭、阎锡山、张怀芝等等，所谓”十九将军联名劝进“的通电。声势夺人。
民间团体的劝进电报，那就更是更仆难数了。且有未收函电之各地商会工会等亦王动申请入会，并派员来京，共襄盛举。杨度等初意本是等各省代表莅京之 后，即开会表决改变国体，呈请政府施行。甚至实时黄袍加身，拥戴袁氏立登大宝。然筹安会原自诩为民间组织，如此行动于法何据？不得已乃改采”国民会议“形 式，由各省区各团体指派代表来京，组织国民会议，决定改变国体，呈请参政院代立法院采纳执行。然国民会议组织需时，而参政院于九月一日例会在即，势难配 合。筹安会诸公乃再度变通办法，以”公民请愿团“之方式行之，而各省各界之公民代表，即由各省旅京人士就近选任。盖各省旅京人士多为各该省区头面人物，与 母省区各界接触既广，代表性亦大也。这一来，果然问题解决，盗铃掩耳，皆大欢喜。自此公民请愿团之组织，直如雨后春笋，连人力车夫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妇 女请愿团，乃至妓女请愿团，均纷然杂陈。一致向参政院代立法院”请愿“国体改制，由共和改君主，并拥戴袁大总统为”中华帝国皇帝“。参政院所收请愿书既然 盈箱累箧，乃票决组织”国民会议“，以顺从民意，而帝制派又深恐旷日持久，诸多不便，乃由”财神“梁士诒拨款补贴，建议组织全国各界”请愿联合会“以代 之。梁之建议，的是神来之笔，自此筹安会历史任务已了，乃于十月中旬易名为”宪政协进会“，渐次隐没，退出历史。请愿改制的天降大任遂由经费充足、人才鼎 盛的”全国请愿联合会“一肩挑之矣。【参见高劳着”帝制运动始末记“，及黄毅着”袁氏盗国记“，选载于”北洋军阀“卷二，页九二二、九七五】
国民代表大会的推戴闹剧
历史家于世纪末，秉笔书之，自难免感叹上述的传奇，实在是一场丑剧、闹剧，和悲剧。但八十年后回看这段三峡之中，浪打船翻，其丑、其闹、其悲，不更 有甚于此者乎？谨与贤明读者共叹一囗气，这原是我们社会文化转型期中，避免不了的历史伤痕嘛。在转型期中的中国，国无定型，民无共识，政无法统。在无法无 天的状态之下，一个泱泱然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往往就被屈指可数的一小撮政客和军头弄得河翻鱼乱、民不聊生。而这些兴风作浪的军人和政客，往往也 都是一些能力非凡的领袖之才。在一个有制度、上轨道的国度里，他们往往都是些了不起的建国治世、各方面的领袖，但是在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里，他们就是害群 之马了。
就以上述这个帝制运动来说吧，那就是一个自作聪明、投机而不安分的心政客杨度，组织了一个六人帮的小政客集团，以迎合一个特大政客袁世凯的意志，庸 人自扰、自以为是的干起来的。他们原是一批了不起的人才，时未经月，便把个帝制运动在四海之内弄得风起云涌。号称会员万人，分会遍及全国，但筹安会却自始 至终未开过一次大小会议。一切会务皆由杨度等三数政客，秉承袁氏意旨而操纵之。迨运动已变成一时气候，参政院中其它政客亦急欲染指，乃一变而为”全国请愿 联合会“，原先之六君子，乃扩大为”十三太保“。然”请愿“团体究不能改变”国体“，乃承旨组织”国民会议“，再跃而为”国民代表大会“，由各省区、各行 业分别选出”国大代表“，举行国民代表大会以投票决定，改变共和国体为君主立宪。旋又以国民代表大会召集需时，再简化为各地区国大代表就地投票，以决定国 体。如此这般，各省区，各行业（包括”硕学通儒“）竟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上旬，投票完毕，全体国代凡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共投同等票数，”一致赞成（改变共 和）为君主立宪国体“。据此，十二月十一日，参政院由副院长汪大燮领衔，三呼万岁，向袁大总统恭上”推戴书“，推戴袁某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乞顺天应民，早 登大位，以定国基。帝制派经过三个多月的疯狂努力，至此算是大功告成了。
【有关袁世凯帝制运动的直接和间接的史料是说不尽的。最近出版而比较全面的选辑可参阅上引”北洋军阀“卷二，丁，”袁世凯统治的垮台“，页九一九──一三四九；戊，袁世凯公牍选编（一九一二──一九一四），页一三五○──一四○○。】
梁启超、蔡锷与袁世凯
上述故事全属推戴者的花样，但是被推戴者的暗室作业，又是怎么回事呢？上节已提过，袁世凯对做皇帝的兴趣自始就非常浓厚；但是兹事体大，他又是个政 坛老狐狸，经验丰富，知道后果严重，不敢轻试。因此对做皇帝这套玩艺儿，心理上既想之，又怕之。掉句古书，那就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上节已略有交 代，他喜的是承旨者多，儿孙满堂，如今帝制运动风起云涌，黄袍加身在指顾之间。一个三十年前的落第秀才，竟有今日，安得不喜？此人之常情也。但袁氏毕竟是 个经验丰富的老官僚，他内心怕怕，实与喜悦同深。
袁公又怕些什么呢？须知袁总统原是毛主席的前辈，也是个枪杆出政权主义者。他第一怕的是他自己的枪杆靠不住，袁的江山是枪杆打下的。当年帮他打天下 的功臣段祺瑞、冯国璋、张勋等人如今都自成方面。仰望黄袍，各有私心。慢说他想做皇帝，就是维持个总统大位，也要时时看他们脸色。笔者在清末诸篇就已交代 过，袁的北洋军系统，一向是不用留日学生的。如今北洋系本身已渐感尾大不掉，他想另组”模范团“作第二”小站“，来改造北洋军。不幸北洋系暮气已深，无人 可用，他就又想到留日学生了。他之所以千方百计要把蔡锷从云南调到北京，原是一石二鸟。一方面是为着削藩；另一面也预备重用这位梁启超的得意门生、青年的 蔡将军（一八八二──一九一六，时年三十二岁），以夺回军权，彻底改造北洋系。为此，梁、蔡师徒也心知肚明，而由衷感激，并诚心诚意服从袁大总统领导。因 此进步党也就变成国民党的死敌之拥袁政党了。
袁世凯这项安排原是个大政治家的安排。不幸竖子成名，虎头蛇尾，他那个锦绣江山，后来就是在段、冯、张杯葛之下，被梁、蔡师徒，一文一武打垮了的。下章再详叙之。
列强干扰和军费无着
袁氏第二大怕，是怕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他怕他把民国改成帝国之后，列强拒不承认，甚或乘机混水摸鱼，出兵干扰，助长地方叛乱，那他就 无法应付了。近代中国史家，尤其倾向于国共两党的党史家，每喜各为其主，护党骂袁。说袁世凯勾结帝国主义，叛国卖国。因为袁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独夫，不像 两党在枪杆之外，还各有其笔杆也。其实如果不存偏见的治史者，百年回顾作持平之论，在当年各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尤其是无耻的日本军阀赤裸裸的侵略之下，袁 氏之呕心沥血、寸土不让的应付纪录（ record ），哪里又比后来的政权更坏呢。若以春秋之笔，作诛心之论，则比诸蒋公的”按内让外“（据说这话是张学良改的），被逼抗战，和却赔保皇；以及毛公的抗日救 党，”感谢日本侵略“，两党联合牺牲外蒙古和钓鱼台，则袁氏尚有足多者矣。史家执笔，能不三思？袁氏因有此外交上之顾虑，所以他搞起帝制来，也就畏首畏尾 了。
袁氏之第三大怕，厥为经济。二次革命时，袁氏对国民党之所以敢悍然用兵者，与五国银行团借款之适时签字，实有绝大关系。然可一不可再，设因共和改制，而再度引起南方诸省之独立，袁氏要用兵平乱，则军费一项便可置袁政府于死地，此亦袁氏所深知也。
上车、煞车，与翻车
袁氏因有上述三项之顾虑，所以他搞起帝制来，因为目标诱惑太大，他虽然永远热中，但也始终犹豫。而杨度等喽啰不知老人心事，但知疯狂拥戴，推得衰迈 老人上车，勇往直前，从不后顾，而心事重重之后座老乘客，则频频煞车减速（余见美制配有避弹玻璃的保险轿车，后座都装有煞车，以防司机之暗算），以策安 全。余曾于袁大总统的起居注中，按日细计之，老乘客在后座煞车减速，盖不下十余次之多也。
袁氏最大的一次煞车，盖发生于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其时参政院已一致票决拥戴。十三太保亦正持袍以伺，预备就把假惺惺的皇帝候选人，拖入宝殿，来个 黄袍加身了。忽然内府传谕，说大总统有话要说，并嘱杨士琦代为宣读，似对十三太保浇盆冷水。盖传闻大总统已正式决定，拒绝推戴。连反对帝制的参政院长、副 总统黎元洪，亦自退隐之处，赶来听讲，咸以帝制运动盖可告一段落矣。谁知只是后座煞车一次，候选皇帝并未下车也。杨士琦传谕说，作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袁公 有维持共和国体的责任。接着便强调说：”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事宜。 “可是最后还是拖个尾巴。说国民请愿要更改国体，也为的是”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办法“。【见一九一五年九月七日”政 府公报“】换言之，如经过一个”国民会议“，或”国民代表大会“一类机构之公决，那自当别论，如是则”本大总统“也未始不可考虑也。
这条狐狸大尾巴拖得十分巧妙，也十分明显。果然三个月之后，经过”全国代表大会“，各省一千九百九十三人之票决，改变国体，推戴袁公为中华帝国皇 帝，这个”多数国民之公意“，由参政院作为全国总代表，于十二月十一日，三呼万岁之后，袁大总统就于十三日正式接受拥戴，做起中华帝国的洪宪大皇帝了。
袁世凯晚年之做皇帝，和汪精卫晚年之做汉奸，异曲同工，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契机只在一念之间。悲夫！（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八日于北美新泽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