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耳：《老子》

春秋时候（前五七○左右），一位“名耳，字聃，姓李氏”的哲人，被称为老子。

英国哲学家罗素到中国来的时候，有人向他介绍“老子”，并翻译了几段给他听，他听了大为惊叹，几乎不相信中国古代思想家竟有这样的奇妙言论！

《老子》言论的奇妙，有思想史常识的人，都一致同意。但是《老子》一书，行文大古奥，造句大离奇。其中许多高深的哲理，都蕴藏在这种古奥与离奇之内，想要对哲理登堂人室，必得先通过这一关不可，这下子就难倒许多人，使许多人望而却步，不得其门而入。

历来想打破这一关的人很多，有的从文字学入手、有的从训诂学入手、有的从校勘学入手、有的从文法学入手、有的从笺注入手、有的从义理入手。……各类解老、喻老、说老之书，历朝各代都有。但真能适合现代人读，且用新方法加以阐述者，倒不多见。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到一九七四年初，中国大陆出土了帛书《老子》两种，提供了极好的帮助。它们证明了过去的许多校勘学、训诂学，都错了，这倒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孔丘：《论语》

孔丘（前五五一～前四七九），字仲尼，山东曲阜人。他被尊为孔子。

《论语》主要是记录孔丘言行的一部书，也附带记录他的弟子的言行。它的成书，不在一时，也不成于一人。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论语》是“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而来的；赵翼《陔余丛考》说：“语者，圣人之遗言；论者，诸儒之讨论也。”先秦古书中引孔丘的话，引就引了，但不提《论语》。《论语》两字的出现，是以后的事。崔述《洙泗考信录》列举《论语》累积成书的证据，是可信的。

《论语》传到西汉时候，已经有三种本子，就是“古论语”、“齐论语”、”鲁论语”。后来前两种失传了，“鲁论语”也残缺了。最早的《论语》本子，已经如此，后代本子的失出失入，当然更不消说了。

《论语》既然不过是孔丘的语录、孔门师徒的谈话录，所以它的形诸文字，就不可只就字面上拘泥，而该想到谈话当时的情况。当然那种情况我们不能深知，记录也容易有错误，所以我们读《论语》、研究《论语》，应该带着闲适的心情去看它的真与伪、它的一致与矛盾，而不该抱着严重的读经态度，去想“道贯”它。

列御寇：《列子》

列御寇，被称为列子，是春秋后期人，比孔子晚七八十年。比庄子早一百年。他住在郑国，郑国宰相子阳曾送他吃的，他不要，后来子阳为人所杀。他好像是跟当道不合作的。

《汉书》艺文志中有《列子》八篇，但是现在传下来的《列子》八卷，却不是《汉书》艺文志着录的，而是魏晋的人伪造的。当然伪造的时候，也会根据一些流传下来的古代材料，所以它的内容，就是一部“大锅炒”。在它里面，有先秦各家的思想、有秦汉时代的名物，甚至还有一点佛书故事，很是驳杂，但它的主调还是老庄思路。它在《杨朱篇》中所表现出来的杨朱思想，甚至比《孟子》中的“为我”、比《吕氏春秋》中的“贵己”、比《淮南子》中的“全生保真”还激烈，已经超出《庄子》盗跖篇之上，所以《列子》在了解中国思想，尤其是魏晋思想上，有它重要的地位。

《列子》被归入道家，道教把它统战成自己的经典。唐朝时候，尊称为《冲虚真经》；宋朝时候，又加尊称为《冲虚至德真经》，其实《列子》只是《列子》，它不该是道教的宣传品。

庄周：《庄子》

庄周（约前三六九～？）被称为庄子。

《庄子）一书，《汉书）艺文志说有五十二篇，如今所存，只有三十三篇。中分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

《庄子》哲学的特色是它的“出世主义”。这种出世，虽与世俗处，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一派超然物外的状态。

在人生哲学方面，《庄子》中的意见是“达观主义”。对人生一切寿夭、生死、祸福、是非、善恶、得失、贫富，一概达观、一概归到命定。而这种达观的获得，则倚靠超出“形骸乏外”的“出世主义”。这种主义，使人虽在人世，却如同不在人世一样，这样放大眼光，可达到“万物与我为一”的效果。所谓·，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未，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这种物我一致的极致，就是《庄子》思想的极致。就文体而言，《庄子》的文字极为优美波谲，是古文中的珍品。

荀况：《荀子》

荀况（约前三一五～约前二三六）被称为荀卿、荀子。

荀况是战国晚期的大思想家，他生在赵国，住在齐国与楚国，做的是祭酒和兰陵县（山东库县）的县太爷，后来终老在那地方，活了八九十岁。

荀况有两个有名的学生——韩非和李斯；一部有名的书——《荀子》。这书共有三十二篇，它最早是汉朝刘向整理出来的，取名《孙卿书）；再由唐朝杨倞重新整理，定名《荀子》。书虽然体大思精，可是一直很倒楣，在孟轲做为孔丘接班人的标准下，和荀况自己的两位不讨人喜欢的接班人的影晌下，它一直被冷落。结果只看到思想粗糙的《孟子》一路风光，思想精湛的《荀子》却没取得应有的重视。这对荀况是非常不公平的。

两千年后，我们重新检定荀况的地位，发现他真不愧是给先秦百家齐放思想集大成的人。他写《非十二子篇》，从社会贤达陈仲、史鳅，到墨家的墨翟、宋鈃，到法家的慎到、田骈，到名家的惠施、邓析，到儒家的子思、孟轲，他都一个个点名批判。此公的气魄，于此可见。至于他在《天论》中的进步见解，那种戡天、参天的气魄，更是空前绝后的。

吕不韦：《吕氏春秋》

吕不韦（？～前二三五）是战国后期的大商人，是“阳翟大贾”（阳翟在河南禹县）。他经商到赵国的邯郸，正巧碰到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国公子，立刻用生意眼判定这个公子“奇货可居”，便烧他的冷灶。后来这公子继位，就是秦庄襄王，吕不韦投机成功，当了丞相。庄襄王死后，秦始皇继位，继续请他做丞相，前后掌权十多年，食客三千人，家僮万人。

《吕氏春秋》是吕不韦的食客为他编的书，有二十六卷，一百六士篇，二十万字，内容是把先秦各家的思想综合，变成一套拼盘式的学说系统。先秦各家的思想，本来是各搞各的，经吕不韦这样一统战，就全部变成他的“思想食客”了，他自然得意非凡。他把书挂在城门上，悬赏能够改一字的，赠千金，由此可见他的气派。在哲学派别上吕不韦属于杂家，一部书什么都一网兜收，当然要杂啊！

吕不韦自认这书“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而它“备”的方法，却很有技巧。它经常是用许多寓言、故事、历史来把理论带进场，以反覆设喻来引人入胜。《吕氏春秋》实在是一部妙书。

刘安：《淮南子》

刘安（前一七九～前一二二），江苏沛县人，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刘邦在打韩王信的时候，经过赵，赵王张敖献上美人，过夜留下“龙种”。一年后，赵王被诬谋反，美人被连累，关在牢里。大概这时候生下私生子刘长，美人转托审食其转告刘邦，刘邦不理，美人自杀。刘邦就把他最小的儿子刘长封做淮南王，当时只有两岁。后来刘邦死了，汉文帝即位，二十二年后，又搞诬人谋反的把戏，抓了刘长，把刘长关在囚车里，刘长自杀。刘长死后十年，他的长子当了淮南王，就是刘安。刘安做淮南王做到五十九岁，汉武帝又搞诬人谋反的把戏，于是刘安又自杀。这三世蒙冤、三代自杀的史实，是中国帝王政治、宫廷黑暗中的一大悲剧。不幸跟帝王之家有生殖器关系的人，遭遇真太不公平了！

这种三代自杀的不公平，最后流传到民间，民间就传说刘安不是自杀的，而是得道升天了。不但他升天，他家的鸡狗都升天了。“一人得道，鸡犬同升”的传说，就来源于此。

刘安是学问很好的人，“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他和他的门客著了一部包罗万象的大书，就是《淮南鸿烈》，就是后来的（淮南子）。

扬雄：《太玄》

扬雄（前五三～一八），字子云，四川成都人。他“少而好学”，“博览无所不见”，文笔虽好，口才不行。因为他口吃。

扬雄四十岁后，到了京师做官。王莽当政，扬雄“求免于祸”，写过《剧秦美新》的马屁文章。但他虽然决心避祸，祸还是到了家门。在刘歆儿子刘棻的案子里，终于被牵连到。治安人员来抓他的时候，他在天禄阁楼上校书，乃跳楼自杀，差点摔死。后来查出他只不过教刘棻写过字，并未涉案，乃不了了之，而他自己，白白摔得鼻青眼肿一场。

扬雄晚年又老又穷，喜欢喝酒。“有好事者，载酒从游学”，传下他的名著《太玄》和《法言》。他七十一岁时死去。

扬雄努力的方向，在使儒家与道家合流，使阴阳家靠边站。西汉思想在初期是道家与阴阳家合流，中期是儒家与阴阳家合流，闹出一片谶纬灾异之学，搞得乌烟瘴气。扬雄有鉴于此，乃著书立说，想把主流带入新方向，他的用心，是很难能的；他的努力，是很可怜的。

扬雄也是辞赋家，但他晚年鉴于辞赋无用，反对起来了。

桓谭：《新论》

桓谭（前二三？～五六），字君山，江苏徐州人。他父亲是汉成帝时候的太乐令，他在音律方面，因此就很内行。他“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憙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除了音乐以外，他又“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

在王莽篡汉的时候，“天下之士，莫不竟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但是桓谭“独自守，默然无言”。玉莽给了他不说话的自由，让他做掌乐大夫。

汉光武当政后，桓谭上疏请求改革政治，请求禁止“富商大贾”“中家子弟”放高利贷，请求注意“同罪异论”“刑开二门”

的司法黑暗。后来又上疏请求不要迷信谶纬。汉光武是迷信讼纬的，发怒要杀他，他“叩头流血”，才得免死。此后忽忽不乐，不久就死了。

桓谭在那种马屁与愚昧的时代里，敢于不讲话，也敢于讲话，的确是位了不得的前进思想家。可惜他的遗著《新论》二十九篇失传了。这篇“形神”是非常难得的一篇劫余，其中讨论“人死如灯灭”的哲理，直接影响到后来的范缜。在中国的思想家里，桓谭的确是最优秀的一位。

王充：《论衡》

王充（二七～一○○），字仲任，浙江上虞人。他是后汉的大学生，家里很穷，买不起书，很多书，都是站在书店里看来的。

王充的时代，思想都是儒家的一统局面，他能在这一统的局面里，脱颖而出，写出《论衡》来表示异议，实在是很优秀的。

王充是中国汉朝思想界的明星，正如宋恕在《六斋卑仪》中所称道的“旷世超奇出上虞，论衡精处古今无”。王充的伟大，在于他风格独具，思想不遵传统的绳墨，勇于疑古论今。

王充的思想，在《论衡》里完全流传下来。例如在《奇怪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怀疑稷母履大人迹而生，而说：“贵人之气，更禀贱物之精，安能精微？”又在《论死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论死生，则以死者现神，必著殓时之衣；人即有鬼，岂衣服之仍形？他如《书虚篇》中疑孔颜同登泰山、以望阊门之事；《感虚篇》中疑杞梁之妻哭城城崩之伪；《语增篡》中疑武王伐纣、兵不血刃之有问题；《谴告篇》中疑灾异之无关人事；《商虫篇》中明言虫灾之生，乃因人谋不臧；并更明言当时学风的妖妄。……这些惊世骇俗的许多卓见，都是《论衡》中的不凡的思想，值得我们特别重视。

王符：《潜夫论》

王符（约八三～一七○），字节信，甘肃镇源人。他是姨大太生的，他的家乡“俗鄙庶孽”（有看不起姨太太生的风俗），从小就被人轻视。他“少好学，有志操”，长大后又“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他在不得意中，“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彰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潜夫论》这部书，完整的流传到今天。

王符是迷信时代里的一个反对“妖妄”的人。他努力提倡“以人为重”的哲学，他说：“凡人吉凶，以人为主。……在于天者，不可知也。”又说：“书称‘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虚受。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诛罚，况乃犯天，得无咎乎？”比起那时代的迷信大雾来，这些都是进步的天人思想。

王符生当东汉党铜的乱世，对政治的黑暗情形，他有激烈的抨击。他说：“今汉上之广博，而曾无一良臣。”在一个良臣都没有的局面下，“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

统治者“任其私智，窃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诬神明”。这些大胆的言论，千载之下，还令我们崇敬。

仲长统：《昌言》

仲长统（一七九～二二○），字公理，山东邹县人。“少好学，博涉书记，赡于文辞。”二十岁后在各地游学，跟他交朋友的，“多异之。”那时袁绍的外甥高干礼贤下士，很拉拢他，他却说：“君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能择人，所以为君深戒也！”

不久，高干垮台，大家都说仲长统有眼光。

仲长统“性俶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他自述人生的大愿是：

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

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

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

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

可见他的抱负和境界。仲长统的著作有《昌言》三十四篇，十多万字，可是大部分失传了。他的思想主要在“人事为本，天道为未”。在迷信的大雾中，显然是前卫的。

柳宗元：《柳河东全集》

柳宗元（七七三～八一九），字子厚，山西解县人，被称做河东先生。

柳宗元二十一岁就中了唐朝进士，被派管理中央图书；五年后又考取博学宏词科，又整理中央珍藏（做集贤殿校书郎），所以他博览群书，功力很不错。

后来他做了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正要得君行道时，唐顺宗病倒，传位给唐宪宗，他就被贬到湖南的永州，在山瘴里一过十年，再转到广西的柳州，过了四年，以四十六岁的年纪，死在柳州。柳州人怀念他，为他立了庙。

柳宗元是很有正义感的人，他在政治上垮台，和他赞助太学生的活动，以及“内抑宦官，外制方镇”的立场有关。他在居庙堂之高的时候，曾经禁止宫市和苛捐杂税；他在处江湖之远的时候，曾在柳州解放奴婢，为奴婢订出可以赎身的办法。从他写的《捕蛇者说》等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苦难人民的同情和对黑暗政治的愤恨。

此外，柳宗元的思想也极为开明，他反对迷信。他的游记，又写得简淡隽永，是中国文章中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