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爵夫人接到娜塔莎生病的消息时，仍未完全康复，身体虚弱，可还是带着彼佳和全家来到莫斯科，这样，罗斯托夫全家从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家搬进了自己的房子，并且永久在莫斯科居住下来。

娜塔莎的病很严重，以致于她的病因、她的行为、她与未婚夫决裂的思想，都已退居于次要地位，这对她本人和她亲属倒是一桩幸事。她病得都使人不去想她在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情中有多少过错，她不吃不睡，眼见消瘦下去，常常咳嗽，从医生的言谈中可以感觉到她还在危险中。应该只想着帮助她。医生们来给娜塔莎看病。有时会诊，他们用法语、德语、拉丁语讲了许多，他们互相指责，开出了医治各类疾病的各种各样的药方；可是，他们中没有一个想到那个简单的道理，即他们不可能知道娜塔莎生的什么病，正如不可能知道一个活生生的人患了什么病一样：因为每个活生生的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常有特殊的、自己从未有过的、复杂的、不为医典上所载的疾病，不是医典所记的肺病、肝病、皮肤病、心脏病、神经病等等，而是这多种器官上无数病症同时并发综合症的一种。这个简单的道理医生们是不可能想到的（这就好比巫师不会去想他的巫术不灵），因为他们毕生的事业就是治病，因为他们治病可以挣钱吃饭，还因为在这事业上他们耗费了一生中最好的年华。但是主要的——医生们所以想不到这个道理是因为他们看见他们无疑是有用的，对罗斯托夫全家也的确有益处。他们之有益并非是逼着病人吞下了大部分有害的东西（这种害处几乎感觉不出，因为他们给的有害物质的含量很少），他们之有益、必需、必不可少（原因——现在总有，将来也会有江湖郎中、巫婆、顺势疗法和以毒攻毒）是因为他们满足了病人和关心病人的人们的精神需要。他们满足了一种永恒的人类需要，在痛苦时减轻痛苦的需要、同情和行动的需要。他们满足了那种人类的永恒的需要——在儿童身上表现为最原始的形式——抚摸一下那个撞痛的地方。小孩被磕着碰着，马上就会投进妈妈或保姆的怀里，希望能亲吻和揉一揉疼痛的地方，揉了和亲吻了那疼痛的地方后，他会觉得轻松些了。小孩不相信家中最有力、最聪明的人会没有办法帮助他消除疼痛，于是减轻痛苦的希望，母亲抚摸他的红肿处时的同情都安慰着他。医生对娜塔莎是有益的，因为他们亲吻和抚摸她的疼痛处，让人相信，如果现在车夫去一趟阿尔巴特的药店，花费一卢布七十戈比买一盒包装好看的药粉和药丸，并要每隔两小时用开水服下那些药（不多也不少）就会药到病除。

他们怎么可以什么也不做地看着，如果不按时给丸药、给温和的饮料、鸡肉饼、不遵守医生对一切生活细节的嘱咐（遵照医嘱做这些事是全家的慰藉），那么，索尼娅、伯爵和伯爵夫人又能做些什么呢？假如他不知道娜塔莎的病值得花去他数千卢布，并为挽救她不惜再花数千卢布；如果他不知道、假如她不见康复，他仍不惜花费数千卢布，送她去国外，为她会诊；假如他没有详细讲述梅蒂继埃和费勒如何不懂医道，而弗里茨却弄懂了，穆德罗夫诊断得更好，伯爵对爱女的病又如何忍受得了？如果伯爵夫人有时不为女儿不光遵守医嘱而同她吵吵嘴，那么伯爵夫人又能做什么呢？

“像这样你永远也不会康复，”她说，气头上她忘了自己的痛苦，“如果你不听医生的话，不按时服药！要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会弄成肺炎的，”伯爵夫人说出这个不只是她一个人不明白的医学术语后，已经感到莫大的安慰了。假如索尼娅没有那种愉快的感觉：在头三个晚上她不曾脱衣裳，准备严格按照医生嘱咐行事，且现在她也经常熬夜，为的是不错过时机给病人服下那装在金包小盒里的有点毒性的药丸，那她会怎么样呢？甚至对娜塔莎自己，她虽然也说，没有什么药可以治好她的病，这一切都是胡闹，可看见大家为她做了如此多的牺牲，她必须按时服药也觉得高兴。她甚至为她不遵医嘱，以表示她不相信治疗，不珍惜自己的生命的行为而高兴。

医生每天都来，号脉、看舌苔、不顾她悲伤的表情，和她开玩笑。可是当他走到另一间屋子，伯爵夫人也赶紧跟他出去的时候，他就换上另一副严肃的面孔，若有所思地摇着头说，虽然有危险，他希望这最后一剂药能有效，必须等待和观察；多半是精神方面的病，但是……

伯爵夫人尽力不让自己和医生觉察，把一枚金币塞到医生手里，每次都怀着宽慰的心情回到病人那儿。

娜塔莎的病症特征是吃得少，睡得少，咳嗽，总是精神萎靡不振。医生们说病人离不开医疗帮助，所以还是让她呆在空气窒息的城里。一八一二年夏季罗斯托夫一家没有到乡下去。

虽然服了大量的药丸、药水、药粉，爱搜集小玩意的ma－dame　Schoss收集了一大批装药的瓶“盒”，尽管缺少已习惯了的乡村生活，但是青春占了上风；娜塔莎的悲伤开始蒙上日常生活的印象，这种印象已不那么痛苦折磨她的心了，痛苦开始变成往事，娜塔莎身体开始渐渐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