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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那些经历过这个时代而幸存下来的人提出一个要求。请你们不要忘记，既不要忘记好人，也不要忘记坏人。请你们耐心地收集一下那些为着自己也为着你们而牺牲了的人们的材料吧。今天终将成为过去，人们将谈论伟大的时代和那些创造了历史的无名英雄们。我希望大家知道，没有名字的英雄是没有的。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面貌、渴求和希望，他们当中最微不足道的人所受的痛苦并不少于那些名垂千古的伟人。希望所有这些人都能使你们感到像自己的熟人，像自己的亲人，像自己那样亲切。

整整一代的英雄惨遭屠杀。爱他们吧，哪怕热爱其中的一个，就像热爱亲生儿女一样地爱他吧，因为他是一个为着未来而生活过的伟大的人而骄傲吧。每一个忠实于未来、为了美好的未来而牺牲的人都是一座石质的雕像。而每一个妄想阻挡革命洪流的腐朽过时的人，即使他现在带着金色的肩章，他也只能是一个朽木雕成的木偶。但也需要看看这些活木偶是多么卑鄙可怜，看看他们是多么残暴和可笑，因为这些都是将来有用的材料。

我下面所要讲的，仅仅是些原始材料，是见证人的供词。

这只是一些残缺不全的材料，因为我能看到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能有宽广的眼界的。然而这些片断却具有真实情况的本质特点：伟大与渺小，雕像与木偶。

叶林涅克夫妇

约瑟夫和玛丽亚。丈夫是电车工人，妻子是女仆。有必要看一看他们的住宅。朴素大方、光滑而时新的家具，小书架，小塑像，墙上挂着一些像片，房间非常洁净，洁净得难以置信。你也许会说，女主人把整个心灵放在这间屋子里了，对外界一无所知。那才不是呢。她很早就是共产党员了，她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实现那梦寐以求的正义的理想。夫妇俩都忠实地、默默无闻地工作着。在占领时期，面对艰巨的任务，他们从来没有退却过。

三年以后，盖世太保闯进了他们的住宅。他们俩并肩站着，举起了手。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九日

今天夜里他们要把我的古斯蒂娜送到波兰去“做工”。送去服苦役，送到那伤寒病的死亡区去。也许她还能活几个星期，或两三个月。我的案子据说已经移交法院了。这就是说，我在庞克拉茨监狱还有一个月的拘留期，以后再有不长的时间就完结了。我这个报告看来是写不完了。这些日子里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想继续写下去。不过今天是不行了。今天我的整个脑子和心都被古斯蒂娜占去了。她品格高尚、诚挚热情，她是我艰难而不安定的生活中的珍贵而忠贞的伴侣。

每天晚上我给她唱她心爱的歌：歌唱那草原上的绿草，歌唱那光荣的游击战争，歌唱那为自由而同男子并肩作战的哥萨克姑娘，歌唱她那刚毅的英雄气概，歌唱她怎样在一次战斗中“倒了下去，再也没有站起来”。

这就是我的战友。在这个面貌端庄、有一双脉脉含情的孩子般的大眼睛的小个子女人身上，蕴藏着多少力量埃斗争和经常的离别使我们变成了一对永恒的情侣，我们不只一次而是数百次地在生活中感受到那初次会面和初次抚摸时的激情。无论在欢乐或忧愁、激动或哀伤的时刻，我们的心总是跳动在一起，我们的呼吸总是融合在一起。

多年来我们一块工作，完全像朋友似的互相帮助。多年来她都是我的第一个读者和第一个批评者。如果没有她那爱抚的目光督促着，我便很难写下去。多年来我们并肩参加过无数次斗争，多年来我们携手游逛过使我们着迷的城郊。我们经常陷入贫困，但我们也感到过极大的快乐，因为我们拥有穷人的财富：那就是内心的一切。

你要问古斯蒂娜吗？古斯蒂娜是这样的人：那是去年六月中旬戒严时的事了。她在我们被捕六个星期以后第一次见到我，在那痛苦的六个星期里，她被单独关在一间牢房里苦苦地思索着人们传给她的关于我死去的消息。她是被叫来“软化”我的。

“您劝劝他吧，”当她同我对质时，反共科的科长对她说。

“劝劝他，让他放聪明点。不为自己着想，至少也应该替您想想呀。给你们一小时的时间考虑。如果他还是这样的顽固，今天晚上就把你们俩都给枪毙了。”

她用爱抚的目光瞟了我一眼，然后简捷地回答：“科长先生，这对于我不是恐吓，倒正是我的最后请求。

你们如果要处决他，把我也一起枪毙好啦。”

这就是古斯蒂娜。这就是爱情和坚贞。

他们能夺走我们的生命，不是吗，古斯蒂娜？但是他们夺不走我们的荣誉和爱情。

啊，人们呀，你们能够想象出我们将会怎样生活吗，假如我们度过了这番苦难而又相逢在一起的话？假如我们在闪耀着自由和创造的美好生活里又重逢的话？假如我们在如此渴望并为之努力的，而今要为它赴汤蹈火的美好生活一旦实现之后又相聚在一起的话？啊，即使我们死了，我们也仍将分享你们巨大幸福中的一小部分，因为我们为这个幸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的欢乐所在，虽然人世间的分别是悲哀的。

他们不允许我们俩告别，也不让我们拥抱和握手。只有把查理广场同庞克拉茨监狱联系在一起的监狱集体，给我们俩传递彼此命运的信息。

古斯蒂娜啊，你知道，而我也明白，我们大概再也不会见面了。可是我依然听到你从远处传来的喊声：再见吧，我亲爱的。

别了，我的古斯蒂娜。

我的遗嘱

我除了书橱以外，别的一无所有。但盖世太保把它捣毁了。

我写过许多文学评论和政论文章、报告文学作品、文艺短论、戏剧评论和发言稿。其中有许多是关于某个时期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消逝。这些可以不去管它。但也有些是有生命力的东西，我希望古斯蒂娜把它们整理出来。不过现在这个希望也难于实现了。因此我请求我忠实的朋友拉迪斯拉夫-什托尔把它们收集、整理成五个集子：一、政论和论战集；二、国内报告文学选集；三、苏联报告文学选集；四和五、文艺和戏剧的评论和专论集。

这些作品大部分可在《创造》杂志和《红色权利报》上找到，有些发表在《树干》、《泉源》、《无产阶级文化》、《时代》、《社会主义者》、《先锋队》及其他杂志上。

在出版家吉尔加尔（我爱他那毋庸置疑的勇气，敢于在占领时期出版我写的《战斗的鲍日娜-聂姆曹娃》）那里，有我写的论尤利乌斯-泽耶尔的论文。另外一部分关于沙宾纳的专论和关于扬-聂鲁达的札记，藏在叶林涅克夫妇、维苏希尔和苏哈涅克夫妇住过的房子里。现在这些人大部分已经不在世了。

我还着手写了一部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篇小说。有两章在我的父母那里，其余的大概已经散失了。我在盖世太保的卷宗里看见了我的几个短篇小说的草稿。

我嘱咐未来的文学史家要爱护扬-聂鲁达。他是我们最伟大的诗人，他的眼光已远远地超越过了我们这个时代而看到了未来。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一部著作是理解他和肯定他的功绩的。需要向读者指出聂鲁达是一个无产者。人们总把他同小城区那种庸俗的田园诗联系在一起，而看不到，对于这个有着“田园诗情调”的古旧的小城区说来，聂鲁达是个“逆子”；他们看不到，聂鲁达出生在小城区和斯米霍夫区的边界上，在工人住宅区里长大；他们看不到，他为了写《墓地之花》而到小城区的墓地去，必须经过林霍夫尔工厂。看不到这些你就无从了解从写《墓地之花》到《一八九○年五一节》的聂鲁达。有些批评家，甚至像沙尔达这样有眼光的批评家，竟然认为聂鲁达的新闻工作妨碍他的诗歌创作。

这真是无稽之谈。相反，正因为他是新闻记者，他才能写出像《谣曲与故事诗》、《星期五之歌》以及大部分《平凡的主题》这样的壮丽诗篇。新闻记者的工作也许使人疲惫，耗费精力，但却使聂鲁达同读者接近，对他写诗有帮助，特别是对聂鲁达这样一个正直的记者来说。聂鲁达如果离开了仅有一天的生命力的报纸，或许能写出许多诗集来，但却不能写出一本像他现在创作的超越本世纪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

也许有人能够完成我对沙宾纳的论述。这是值得做的。

我想用自己的全部劳动所得，来保障我的父母度过美好的晚年，以报答他们的爱和他们平凡而高贵的品质。当然我的全部劳动并不是仅仅为了这个目的。希望他们不要因我不在他们身边而感到忧郁。“劳动者死了，但劳动果实却长存。”

在围绕着他们的温暖和光明中，我将永远在他们身旁。

我请求妹妹莉芭和维尔卡，用自己的歌声来帮助父母忘却我们家中的损失。她俩从家里来佩切克宫探望我们时已经流了不少眼泪，但欢乐却活在她们心中，为了这个我爱她们，为了这个我们彼此相爱。她们是欢乐的传播者——愿她们永远是欢乐的传播者吧。

以及继我们之后参加斗争的同志们，我紧紧地握你们的手。我替我自己也替古斯蒂娜握你们的手。我们已经尽到了自己应尽的义务。

再重复一遍：我们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战斗，我们也将为欢乐而死。因此，永远也不要让悲哀同我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尤-伏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九日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案子已经结束并签了字，我在法院侦查员那儿的事昨天就结束了。一切进行得比我预料的更快。他们似乎在抓紧办理。同我一起被起诉的还有丽达-普拉哈和米列克。米列克的叛卖行为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便宜”。

在侦查员那里是那样严厉而冷酷，单是那副样子就叫人寒心。在盖世太保那里还可以感觉到有点生活，虽然是可怕的，但毕竟还算是生活。那里甚至有热情，一边是战士的热情，另一边是猎人的、掠夺者的，或者简直就是强盗的热情。

另一边的这种热情中甚至还有人有一种类似信仰的东西。可是在这里，在侦查员那里，却只是一个例行公事的衙门。外衣翻领处的那个大-字章表明了他内心并没有信仰。它不过是一种盾牌，在它后面躲着一个可怜的小官吏，他总想苟且偷安地度过这个时代。他对被告既不好也不坏，既不笑也不愁。他只是例行公事。他没有血，只有一种稀薄的液体。

他们写了报告，签了字，分条列目都弄好了。理出了我的六大罪状：阴谋颠覆德意志帝国、准备武装暴动……不知道还有些什么。其实只要有其中随便哪一条就足够了。

十三个月来，我就在这里为同志们和我自己的生命斗争。

我斗争得既大胆又狡黠。他们把“北方人的狡黠”列入他们的惩办条款中。我想在这一点上我是可以承认的。我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除了狡黠之外，手里还有斧头。

这次较量算结束了。现在只需要等待。大约再有两三个星期起诉书就可编造出来，然后启程到帝国去等候审问和判决，最后还有一百天等着处死。前景就是这样。这么一来，我还有四个月或者五个月的生命。在这个时期内，可能有很多变化。一切都可能改变。可能的。在监狱里我很难判断这个。

而监狱外面一些事情的迅速发展也可能加快我们的死亡。因此，情况还是一样。

这就是希望和战争在赛跑。死和死在竞赛。是谁的死来得快：是法西斯的死还是我的死？这难道只是我一个人提出来的问题吗？不是的，几十万囚犯，几百万士兵，整个欧洲以及全世界亿万人民都提出了这个问题。有的人希望大一些，有的人希望小一点。但这都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的现象。正在崩溃的资本主义用恐怖统治着整个世界，致命的灾难威胁着每一个人。那些幸存下来的人能够说：“我活过了法西斯时代。”而在说这话之前，几十万人——而且是些怎样的人埃——却正在倒下去。

决定性的时刻只剩下几个月了，不久就只剩下几天了。正是这些日子显得特别残酷。我常常在想，做最后的一名士兵，在战争的最后一秒钟里，被最后的一粒子弹射入他的胸膛，这该是多么懊丧的事埃但总得有人当这最后的一个呀。假如我能知道，那最后的一个就是我的话，我情愿马上就去赴死。

我在庞克拉茨监狱里逗留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了，已经不允许我把这个报告写成我希望的那样。我必须写得更简短些。这个报告与其说是整个时代的见证，毋宁说是对一些人的见证。我想这点是更为重要的。

我从叶林涅克这对夫妇开始写我的人物——这是两个普通人，平时谁也看不出他们是英雄。在被捕的那会儿，他们俩并肩站着，他面色苍白，她的双颊带有肺结核患者的红晕。

当她看到盖世太保在五分钟内就把那陈设整齐的房间弄得个乱七八糟的时候，她的眼睛显得有些惊恐。随后她慢慢地转过头来问自己的丈夫：“佩巴，现在怎么办？”

向来寡言少语、词不达意、一说话就激动不安的约瑟夫，这时却平静而毫不紧张地答道：“我们去死，玛丽亚。”

她没有喊叫，也没有摇晃，只用一种美丽的姿态把手放了下来，就在枪口对准他们的情况下，把手递给了他。为此，她同她丈夫的脸上都挨了第一拳。她擦了擦脸，惊奇地看着这几个不速之客，带着几分幽默的口气说：“这么漂亮的小伙子，”她的声音逐渐强硬起来。“这么漂亮的小伙子……原来是这样的野蛮人。”

她说得很对。几个钟头之后，她被打得不省人事，被带出了“审讯官”办公室。但他们并没有能够从她嘴里掏出一点东西，不仅这一次，后来也永远没有。

我不知道，在我躺在牢房里不能受审的那些日子里他们俩的情况怎么样。但我知道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们俩什么也没说。他们等待着我。后来佩巴还有很多次被他们捆绑起来，打了又打，但他没有吭一声，直到我能悄悄地告诉他，或者至少跟他递个眼色，暗示他哪些可以说，或者应该怎么说，以便搅乱他们的审问时为止。

我在被捕之前，知道玛丽亚素来是一个富于感情、爱哭的女人。但在盖世太保监狱里的整个期间，我却从来没见到过她眼里含有泪水。她很爱自己的家，但当狱外同志为了安慰她，让人转告她说，他们知道谁偷走了她家的家具，并且正在密切监视盗窃者的时候，她却回答说：“家具随它去吧。请他们不要在这上面费心了。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们办。现在他们必须代替我们工作。首先应当把最主要的事料理好。如果我能活下来，我自己会把家料理好的。”

一天，他们把这对夫妇分头押走了。我打听过他们俩的下落，但只是徒劳。在盖世太保那里，人们无影无踪地死去，却在千百座墓地里播下了种子。唉，这可怕的播种，将会有怎样的收获呢。

玛丽亚最后的嘱托是：

“上级，请转告外面的同志，不要为我难过，也不要被这件事吓祝我做了工人阶级要求我做的一切，我也将按照它的要求去死。”

她“只不过是一个女仆”。她没受过古典文学的教育，也不知道从前有人曾经说过：“过路人，请告诉拉刻代蒙的人们，我们依照他们的嘱托，倒在这里牺牲了。”-维苏希尔夫妇他们和叶林涅克夫妇住在一幢楼里，两家紧挨着。他们也叫约瑟夫和玛丽亚，是一个下层小职员的家庭，他们俩都比邻居的年岁稍大些。约瑟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应征入伍时，还是努斯列区里的一个十七岁的高个子青年。几个星期后，人们把他抬回来时已经打碎了一个膝盖，后来一直没治好。他同玛丽亚是在布尔诺一个野战医院里认识的，那时她是个护士。她比他大八岁，玛丽亚同她的前一个丈夫生活得很不幸，于是便离开了他。战争结束后，她就同约瑟夫结了婚。她对待他的态度始终像护士，又像母亲。他们俩都不是无产阶级家庭出身，也没形成一个无产阶级家庭。他们通向党的道路是比较艰难复杂的，——但他们终于找到了党。

像许多类似的情形一样，这条路是通过苏联达到的。早在德寇占领以前，他们就明白了应该朝哪个方向努力。他们曾在家里掩护过一些德国同志。

在最困难的年代里——苏联被入侵和一九四一年的第一次戒严期间，中央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就在他们家开过会。经常在他们家借宿的有洪扎-齐卡和洪扎-切尔尼，而以我的次数为最多。《红色权利报》的许多文章就是在这里写的，许多决议是在这里通过的，就在这里我第一次认识了“卡雷尔”——切尔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