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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乌托邦人的宗教

不但乌托邦全岛总的说来有各种宗教，在每个城市也是如此。有人崇拜日神，有人崇拜月神，又有人崇拜其他某一种星辰。若干乌托邦人尊敬以道德或荣誉著称的先贤，把他当做神，甚至最高的神。可是绝大多数人，也是较有见识的人，从不信这些，而只信某个单一的神，这个神是不为人知的，永恒的，巨大无边的，奥妙无穷的，远远超出人类的悟解的，就其威力说而不是就其形体说是充塞宇宙间的。他们称他为父，把万物的起源、生长、发育、演化、老死都归之于他。只有对他，乌托邦人才加以神的尊称。

并且，其他所有的乌托邦人尽管信仰不一，却在这点上意见一致，即只有一个至高的神，是全世界的创造者和真主宰，在本国语言中一致称为“密特拉”①。但不同的人对这个神持不同的观点。

①密特拉（Mythras）——古波斯太阳神。——中译者

然而乌托邦人都认为，不管这个至高的神指谁，他是自然本身，由于其无比的力量和威严，任何民族都承认，万物的总和才形成。可是乌托邦人正摆脱各种混乱的盲目信仰，趋向于一致地承认在所有信仰中最合情理的一种信仰。毫无疑问，其他的信仰本来早就应该消失，可是他们的一名成员在考虑改变信仰时，偶然遇到不幸的事，于是出于恐惧心理不将其解释成出于偶然，说成是来自天谴，仿佛不继续受到某人礼拜的神对于这种不虔诚施以报复。

但是乌托邦人听见我们提到基督的名字、他的教义、他的品德、他的奇迹。他们还听见我们谈到许多殉道者同样值得惊异的坚贞不屈精神，这些殉道者甘愿流血，终于使远近无数国家趋向于他们的信仰。当乌托邦人听到这一切后，你很难相信，他们多么欣然愿意接受这个宗教，这也许由于上帝的颇为不可思议的灵感，或是由于他们认为这个宗教最接近他们中间普遍流行的信仰。可是我认为这一个因素也很重要，即他们听说基督很赞同他的门徒的公共生活方式，又听说这种方式在最真正的基督教团体中还保持着。然而不管对他们起影响的是什么，他们不少人接受了我们的信仰，并经过洗礼。

可是在我们四人中（这是剩下的全部人数，我们一共六人，已死去两人），很抱歉没有一个神父，因此这些乌托邦人入教的其他仪式虽已履行，但迄今缺乏在我们中间只有神父方能施给的圣礼部分。但他们明白圣礼是怎么一回事，很热切地期望其实施。而且他们认真争辩，在未派来基督教主教的情况下，能否从他们中间选出一人就教士的圣职。看来他们会推出一个候选人，但当我们离开时，还未推出。

即使不赞成基督教义的乌托邦人，既不阻止别人信从，也不侵犯已经信从的人。当我在那儿时，只有一个教徒受到处分。他一受过洗礼，便高度狂热而不够审慎地公开谈说基督教义，尽管我们劝诫过他。他说教时态度激昂，既把基督教说得比其余的什么教都好，义谴责其余一切的教。他宣称这些教都是渎神的，信仰者是不敬神的，侮辱神明的，应永受天罚。他长期这样说教后，终于被捕受审，所定的罪名不是蔑视乌托邦人的宗教，而是在群众中煽动事端。他被判有罪后受到放逐的处罚。原来乌托邦人有一条最古的制度，任何人不能由于自己的信仰而受到责罚。

乌托普国王最初听说过，在他到来之前，当地人由于信仰不一而不断争吵。他还注意到，在各个教派各自为保卫本国而作战时，这种普遍的意见纷歧为他提供了把他们全部征服的机会。因此，自从他取得胜利后，他一开始就规定每人信从自己所选择的宗教是法律上认可的，一个人也可以向别人宣传自己的教，劝其接受，但只能用温和文静的方式，讲出道理为自己的教作辩护，如果他劝说无功，不应将其他一切的教都恶毒地摧毁，不得使用暴力，不得诉诸谩骂。如有人表达自己观点时，龂龂争辩，态度过分激烈，他将受到流放或奴役的处分。

乌托普国王制定这种法律，一方面是为了安定（他明白，经常的争吵和不解的仇恨以往完全破坏了安定），另一方面他觉得这样的解决办法对宗教本身有利。对宗教问题，乌托普不轻率地作出武断的结论。他不能肯定，上帝是否不愿意看到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信仰，因而不向不同的人灌输不同的观点。但是他肯定这一点，即强迫和威胁人人都接受你心目中的真理，那是既横蛮又愚笨的。并且，即使情况确是那样——只有一个宗教是真理，其余的都是旁门左道，乌托普也预见到，如能用温和而合理的方式处理问题，真理凭其本身的自然威力迟早会自己呈露出来，受到注意。如果这个争论的解决是通过武力和暴乱，而最坏的人又总是最顽固不化的，那么，最好的和最神圣的宗教也会淹没在一堆互相倾轧的旁门左道中，犹如嘉禾会被丛生的荆棘窒息致死一样。

因此乌托普把宗教的全部问题作为一个尚有待于解决的问题，容许每人选择自己的信仰。可是有例外，如他严禁任何人降低人的尊严，竟至相信灵魂随肉体消灭，或相信世界受盲目的摆布而不是由神意支配。因此乌托邦人的信仰是，人死后有过的必受罚，有德的必受赏。如有人有不同看法，乌托邦人甚至认为他不配做人，因为他把自己灵魂的崇高本质降到和兽类的粗鄙躯体一般无二。他们更不承认这种人是乌托邦公民，因为如果不是他还有所忌惮的话，一切法律和惯例都将对他无用处。当一个人除法律外什么都不怕，除肉体外对什么都不寄予希望，那么，毫无疑问，为了满足他的私人欲望，他会想方设法回避国家法律，或是力图用强暴手段破坏国家法律。

所以，怀有这种心理的人，乌托邦人取消他的一切荣誉，不给他官做，不使他掌管任何职责。他普遍被看成是懒惰下流汉。然而乌托邦人丝毫不处罚他，深知一人愿意信仰什么不能由自己控制。他们也不强迫或威胁他掩盖自己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容许装假说谎。他们最恨装假说谎，认为这和欺骗几乎毫无区别。他们禁止他在一般国民前为自己的意见作辩护，但允许并鼓励他在教士前或重要人物前这样做，深信这种荒谬最后将让位于理性。

乌托邦还有另一些人，为数不少，所抱的见解并非全无理由，而且本身不是坏人，因此乌托邦对他们不加以干预。这种人有另一类的错误，即相信兽类也有不朽的灵魂，但不及人类灵魂尊严，亦不能注定得到同样的幸福。几乎全部乌托邦人十分肯定并深信，人可以达到无穷的天堂之乐。他们对病者表示悲痛，但对死者无所惋惜，除非是极端贪生而不愿离开这个尘世的死者。一个人临死而有如此的表现，他们认为不祥，预示他的灵魂无望，抱有内疚，对即将到临的处罚怀有默默的预感，因而害怕死去。他们又觉得一个人在受到上帝召唤时不是欣然迅速从命而是勉强不得不去，上帝是不会乐意他的到来的。他们如看到一个人这样死去，不禁为之毛骨悚然，因而在忧郁的沉默中将死者送到墓地上，祈求上帝怜悯死者而且宽恕其罪愆，然后把尸体埋掉。

反之，他们对于高高兴兴满怀乐观而死去的人，不表示哀悼，在歌唱声中为其举行葬礼，充满深情地将死者的灵魂交付与上帝。然后，他们怀着崇敬的心理而并非悲痛的情绪，为死者举火焚尸。他们在现场树碑，记载死者的优良品质。他们回去后，讲述死者的性格和事迹，议论最多并且夸不绝口的是其临死怡然自得的精神。

乌托邦人认为，这样纪念正直的品德，不但是鼓励生者向往善行的最有效的方法，而且给予死者以其所最乐于接受的敬意。乌托邦人认为当他们谈到死者时，死者是在场的，虽然不为世人的迟钝肉眼所见。如果可享受天堂之乐的灵魂不能自由随意到处来去，那和它的遭遇是相互矛盾的。这样的灵魂既全然弃绝回访朋友的愿望，又会是忘恩负义的，因为在生前对这些朋友有过相互友爱的情谊啊。他们估计，自由如其他美好的事物一样，在一切好人身上不但死后不减少，还会增加。因此，他们觉得死者会在活人中间来来往往，目睹他们的言行。所以乌托邦人更有信心地处理自己的工作，托庇死者的保祐.而且，由于相信先人的亡灵在身旁，他们就不敢私下做愧心事。

乌托邦人极端轻视和非笑在其他国家受到重大注意的涉及迷信的一切占卜方术。可是他们崇拜那些不是凭自然而出现的奇迹，将其看作运转中神力的灵验和启示。他们说，在乌托邦也经常出现奇迹。有时在重大危急事件中，他们公开祈求奇迹降临，抱着诚则灵的信心，终于求而必应。

他们认为，探索自然，于探索中赞美自然，是能为神所接受的一种礼拜形式。然而有些人，还是为数不少的人，他们出于宗教的动机，不从事专门知识和科学的探讨，但又不偷闲。他们以为要在死后得到幸福，就必须勤干活，多行善。因此他们有的照料病人，有的修路清沟，改建桥梁，挖除杂草沙石，以及砍劈树木，用车辆运送柴粮等到城市中去。不管对公对私，他们都如同仆役般操作，比奴隶还卖气力。

任何地方有粗重费力和肮脏的活路，大多数人觉得劳累、讨厌、没办法，因此望而却步，他们却心情愉快地把这种活路全部承担下来。他们自己辛苦不停，让别人安闲，但又不以此居功。他们既不贬低别人的生活方式，也不表扬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越是奴隶般地操作，越受到所有人的尊敬。

这类人分两派。一派是独身汉，不近女色，戒绝肉食，其中有些人甚至不尝任何荤腥。他们屏绝人世的享乐，认为那是有害的。他们熬夜流汗，只是为了来世的希望。因为他们期待这样的来世很快地到临，他们就既愉快，又积极。

另一派同样爱好劳动，但赞成婚姻，不轻视室家之乐，觉得对自然有义务结成配偶，对国家有义务生育儿女。凡是不妨碍他们劳动的任何享乐，他们都不回避。他们喜欢肉食，理由是肉食会使他们更健壮，宜于任何劳动。乌托邦人认为这一派人更明智，而前面说的那一派人则更圣洁。假使第一派人宁可独身而不结婚，宁可艰苦而不舒适，其所根据的论点是理性，这就要惹起乌托邦人的非笑。然而这种人既声称他们是受了宗教的促使，这就使乌托邦人对他们怀有敬意。因为，乌托邦人最小心翼翼、不轻易作出武断结论的，莫过于在有关宗教的问题上了。这样，他们在本国语中特称第一种人为“部色累斯卡”①，可译为“笃信宗教的人”。

①部色累斯卡（Buthrescas）——从希腊语臆造，意谓“非常信仰宗教的人”。——中译者

乌托邦人的教士是极端献身宗教的，因此数目不大，每个城市不超过十三人（教堂也是十三座），战时例外。遇到战争，其中七人随军出发，另由七人补他们的空额。从战争回来的正式教士全都回到原先的职位上。这时，补空额的人就权充主教侍从，遇有教士身故方递补上去。主教只有一名，是所有教士的首领。凡是教士都由国民选举出来，如同官员也是由国民选出一样，其方式是秘密投票，以杜绝徇私。选中的教士由教会同僚为其举行授予圣职的礼节。

教士主持礼拜，掌管宗教仪式，监察社会风纪。任何人如因生活放荡而受到教士传唤或申斥，都被认做奇耻大辱。现在教士职责限于劝说和告诫，至于制止和惩罚违犯者则由总督及其他文职官员执行。然而教士可将其认为非常坏的分子逐出，不许他们参加礼拜。这几乎是一种最可怕的处罚，使人感到极不光彩，由于暗藏的宗教恐惧心理而觉得痛苦，甚至肉体上也会不久感到不安全，如果他们不向教士表明自己已迅速悔改，议事会就以不虔敬罪将他们逮捕法办。

教士负有教育儿童及青年的任务，把关心培养他们的品德和关心他们读书求知，看得同等重要。教士从一开始就向儿童的幼嫩而善于适应的心灵，大力灌输有利于维护他们的国家的健全意识。这种意识一旦为儿童所牢固接受，成年后永不会忘记，大有助于对国家情况的关心。除非由于不正当的见解所引起的罪恶，否则这个国家永远不会衰败。

妇女担任教士不受排除，但当选的仅限于老年寡妇，为数极少。若教士为男性，则其妻子必须是全国最优秀的女性。

没有其他的公职比起教士职位在乌托邦更受尊敬了，以至于纵然教士犯罪，不是送交法庭，而是付与上帝和自己的良心去裁判。乌托邦人认为由人们强行拘捕教士是错误的，因为不管一个教士犯下什么样的罪，他已经独个地把自己作为圣洁的祭品奉献给上帝了。乌托邦人不难遵守这个惯例，因为他们教士少，而且是非常慎重地选出来的。

再则，一个人从品德上经过择优拔萃而提升到这样高贵的职位，选拔的唯一考虑是贤良，而这种人竟至于走上腐化邪恶的道路，那是不会轻易发生的事。纵然这样的事会发生，因为人的本性是可以变的嘛，但是教士数目寥寥，而且除其荣誉地位具有影响外，并无实权，因此不必担心其对国家会造成巨大的危害。事实上，教士所以人数少而又特殊，就是为了防止他们现在给以崇高敬意的尊严教士职位由于分享的人太滥而变成无价值。这点特别符合真实情况，因为乌托邦人发现要罗致许多有德足以胜任这种尊贵职位的人，不是容易事，只有普通道德修养的人是不够担任这个职位的。

乌托邦教士在外国得到的尊敬不亚于在本国得到的尊敬。这点从下面的事实可以看出，我认为这样的事实正是乌托邦教士得到尊敬的原因。当两军交战时，教士在一旁，但离战士不太远，他们跪在地上，身披法衣，伸出双手朝天，首先祈祷和平，其次祈祷在双方流血不多的情况下祖国取得胜利。当乌托邦军队占了上风，教士便驰进酣战中心，阻止本国军队对败军滥肆杀戮。败军只要有看到教士并向其呼吁的，就能保全性命。败军中有触摸教士身上飘扬的法衣的，就可以使自己留下的财物免于从战争来的任何破坏。

乌托邦教士的这种品质使其在外国到处受到尊敬，具有真正的威严，既往往保护本国公民不遭敌人屠杀，又往往从本国公民手下保全了敌人的性命。下面的事例是大家熟知的。有时乌托邦一方阵地动摇，在溃退中，情况很是危急，而敌人却正一路冲上，要杀要抢。然而教士介入的结果，杀戮就防止了。双方军队被分开不发生接触后，和平在公正的条件下得以缔结。任何国家，不管多么野蛮、残酷和凶恶，都承认乌托邦教士人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朔日和月杪，元旦和除夕，在乌托邦被奉为节日。每年分若干月。月是按太阴在轨道上的运行计算，正如年是按太阳的历程确定。在乌托邦语中，朔日名“西奈梅尼”①，月杪名“特拉佩梅尼”②，其意分别为“第一个节日”和“末了的节日”。

①西奈梅尼（Cynemernes）——从希腊语臆造，一说指“开始的日子”，原词颇晦涩难解。——中译者

②特位佩梅尼（Trapemernes）——从希腊语臆造，注家谓指“一个月末了的日子”。——中译者

乌托邦人的教堂很美观，工艺精细，并能容很多人，这也是势必如此，因为居民中只有少数人是教士。教堂的光线都不太强。这个特点并非由于不懂得建筑学，而是出于教士有意的打算。教士认为过多的光会令思想分散，微弱的光能使精神集中，虔诚得到促进。

上面已叙述过，在乌托邦，大家的信仰不相同。然而信仰的表现形式虽分歧不一，可以说条条路通到一个目标，即崇拜神格。因此，教堂内所见所闻都显得与普遍的一切信仰不矛盾。任何教派如有其自己仪式，可在每人家中举行。所以教堂中没有神像，个人可自由去体会神的形象，不管他喜欢那一种最虔敬的方式。乌托邦人称呼神为“密特拉”，另无其他特殊名称。他们一致认为，可以用这个名称体现神威的性质，不管这个性质是什么。所用的祈祷文则是每个人都可以念，不至于和自己的信仰有抵触。

每当月杪或除夕这些节日的晚上，他们在教堂集合，实行禁食，感谢神使他们幸运地度过了一个月或一个年，现在到了末了的节日。次晨，即朔日或元旦，他们一清早又群赴教堂，为到来的这一月或这一年能使他们幸福繁荣而祈祷，所以朔日或元旦成为预示吉祥开始的节日。

可是每逢末了的节日，在赴教堂前，妻子伏在丈夫的脚前，儿女伏在父母的脚前，对于自己的过错或失职认罪忏悔，乞求宽恕。这样，任何家庭所引起的不睦阴影都会由于此而全部消散，这样，人们可以带着洁净的心去参加献祭，因为如到时内心愧疚不安是亵渎神灵的。所以他们如对某人感到憎恨或愤怒，他们在出席献祭仪式前，必须和那人言归于好，使他们自己的心净化，以免遭到迅速的重大的谴罚。

在到达教堂时，人群分开，男趋向右方，女趋向左方。然后他们安排就坐，每户男子坐在他们的父亲前，女子坐在她们的母亲前，这样，在家管束子女的家长，出外仍监督子女的每一举止。他们又注意到，年轻的务必和年长的坐在一起，深恐小孩子们如自己互相照管，就会嬉戏调皮，而这时正是应该对神怀有虔诚敬畏的心情，给实践善行以最大的、几乎是唯一的激励。

他们不宰杀牲畜作献祭用。既然上帝慈悲为怀，对万物有好生之德，他们认为上帝不会看到流血和杀戮而感到高兴。他们烧香以及其他有芬芳气味的东西，燃大量的烛。他们明白，神所以是神，丝毫不借助于香烛，如同丝毫不借助于人的祈祷一样。可是他们喜欢这样无害的拜神的方式。人们感到，烧香燃烛，以及其他的仪式，不知怎地能使他们心境高尚，以更大的虔诚对神礼拜。

在教堂里，人们穿白色的外套。教士穿各种颜色的法衣，设计及式样都很精彩，可是材料不象人们预期的那样贵，既不绣金，也不镶嵌宝石，而是用各种鸟羽巧妙地织成，其手工的价值不是任何贵重材料所能抵得上的。此外，他们说，教士的法衣既然用羽毛交织成章，掩映分明，就含有神秘的意味。人们体会了教士们关于这方面小心相传的解释后，会想起上帝对自己的恩泽，又从而想起自己对上帝应有的虔诚，以及人们相互的义务。

当这样装扮的教士从法衣室刚一走出，所有的人都恭敬地伏在地上。这时，一切寂静无声，一个人看到教堂全体会众，感到惶悚，好象某种神的力量在眼面前。大家伏在地上一会儿后，教士作出手势，他们才起来。

这时，他们唱赞神歌，杂以乐器奏出的音调。乐器和我们这儿所见到的在形式上大不相同。许多乐器比我们用的更加和谐，可是有些乐器却甚至不能和我们的相提并论。不过在某一点上他们确比我们远为先进。他们的全部音乐，无论是器乐还是声乐，都能表达出自然情感，声音和内容融合无间，无论是祷词也好，是表示快乐、慰解、忧虑、悲伤或愤怒的歌词也好，意义都能通过音调的形式表示出来，使听众深受感动，内心激奋。

最后，教士及会众一齐念诵有固定形式的庄严祷文。这个祷文词句的编写做到凡是大家所共同朗诵的，每个人可以应用到自己身上。从祷文里，每人认出神是万物的创造者，是统治者，是一切其他幸福的给与者。每人感谢神赐与自己全部的恩泽，尤其感谢神使自己有幸生在这个最快活的国家并且接受这个自己希望是最真正的信仰。如果他在这些问题上是弄错了，或是如果比起他的国家和信仰还有更美好的并且是更为神所赞许的，他就祈求神慈悲为怀，让他有所了解，因为他情愿遵循神所指引的任何道路。可是如果他这个国家的形式是最好的，他的信仰是最真正的，那么，他就祈求神使他坚定不移，并引导其他所有的人同样过这种生活，同样抱这种关于神的观念，除非各种不同的信仰有给神的不可思议的意志以喜悦之处。

末了，每个人祈求能轻易地从尘世解脱，向神归依，可是祈求人不敢决定这个解脱的来早来迟。然而，假如不至于冒犯神威的话，他宁愿虽死于痛苦而可以归依神，不愿贪恋尘世荣华而无从更早地接近神。

念完这样的祷词后，会众又伏在地上片刻，然后起身走开用餐。这天剩余的时间，他们用于游戏、运动、和战术练习。

好，我已经力求准确地对你叙述了这个国家是怎样组成的，认为这不但是最好的国家，而且是唯一名副其实的国家。在别的国家，人们固然谈说公共福利，但所奔走打算的却只是私人的利益。在乌托邦，私有财产不存在，人们就认真关心公事。诚然，以上两种情况，都各有道理。因为，在别的国家，许多人知道，不管国家怎样繁荣，如果他们不为自己另作打算，他们就要挨饿。因此，他们势必把个人利益放在国民利益之上，亦即放在别人利益之上。

相反，在乌托邦，一切归全民所有，因此只要公仓装满粮食，就决无人怀疑任何私人会感到什么缺乏。原因是，这儿对物资分配十分慷慨。这儿看不到穷人和乞丐。每人一无所有，而又每人富裕。

当人们毫无忧虑，快乐而安静地生活，不为吃饭问题操心，不因妻子有所需索的吵闹而烦恼，不怕男孩贫困，不愁女孩没有妆奁，而是对于自己以及家中的妻、儿、孙、曾孙、玄孙，以及绵绵不绝的无穷尽后代的生活和幸福都感到放心，那么，还有什么对他们来说是更大的财富呢？我们还要考虑到，那些曾经从事劳动而现在已经丧失劳动力的人，和仍然从事劳动的人受到同样的照顾。

于此，我倒愿意听一听谁敢于把这种公道无私和流行于其他各国的所谓正义作个比较。我敢保证，在那些国家中，我找不到关于正义以及公道无私的些微影踪。任何样的贵族以及金铺老板和高利贷者，还有其实一事不做或做非国家所急需的事的人，他们全都在游荡和无益的奔逐中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这算是什么货色的正义呢？而一般劳动者、车夫、木匠以及农民，却不断辛苦操作，牛马不如，可是他们的劳动是非常必要的，所以任何国家倘缺少这种劳动，甚至维持不了一年。然而这些人所得不足以糊口，生活凄惨，还抵不上牛马的遭遇。牛马不须这样不停地做工，吃的刍秣不一定更粗劣，实际上味道还更好些，牛马也不必为将来担忧。至于这些作工的，不但现在不得不一无所获地劳累受苦，而且不免为将来贫苦的老年感到非常痛苦。他们每天的收入如此微薄，甚至不敷当天开支，更谈不上有节余可以逐日储存起来养老。

这岂不是一个缺乏公正和不知恩义的国家吗？所谓上流绅士、金铺老板等这般家伙，不事劳动，徒然寄生，追求无益的享乐，却从国家取得极大的报偿。相反，国家对于农民、矿工、一般劳动者、车夫以及木匠，却丝毫不慷慨，而没有他们就会是国将不国。这些人为国家浪掷了青春劳力之后，挨受老病的折磨，生活穷苦不堪，可是国家忘记他们没有睡眠的长夜，忘记从他们的双手劳动所取得的全部巨大利益，十分无情义地让他们潦倒不堪而死，作为对他们的酬报。

更糟的是富人不仅私下行骗，而且利用公共法令以侵吞穷人每日收入的一部分。即使富人不曾这样侵吞，那些对国家最有贡献的人却获得最低的酬报，这已经看来不公平了。可是现在富人进一步破坏并贬低正义，以至于制定法令，使其冒充正义。因此，我将现今各地一切繁荣的国家反复考虑之后，我断言我见到的无非是富人狼狈为奸，盗用国家名义为自己谋利。他们千方百计，首先把自己用不法手段聚敛的全部财富安全地保存起来，其次用极低廉的工价剥削所有穷人的劳动。等到富人假借公众名义，即是说也包括假借穷人的名义，把他们的花招规定为必须遵守的东西，这样的花招便成为法律了！

然而，这些坏蛋虽把可以满足全体人民的一切财富都私相瓜分了，他们还是远远享受不到乌托邦国家的幸福啊！在乌托邦，金钱既不使用，人们也就不贪金钱。这就砍掉多少烦恼啊！这就铲除了多少罪恶啊！谁不知道，金钱既然取消，欺骗、盗窃、抢劫、吵架、骚乱、喧闹、叛乱、暗杀、变节、放毒等虽然每天受到惩罚却只能施以打击而不能制止的罪行，就不发生了？谁又不知道，恐惧、焦虑、烦恼、辛苦的操作、不眠的通宵，也会随金钱的消失而消失？而且，贫穷似乎是仅仅缺乏金钱所造成，一旦金钱到处废除，贫穷也就马上减少以至消失了。

为了使得这个断言显得更清楚，设想我们遭到一个收成不好的荒年，好几千人饿死。我要强调的是，到了荒年尽头，如果我们清查富人的粮仓，我们就会发现大量的粮食，要是饿死病死的人当初都分到这些粮食，谁也不会感到气候和土壤曾造成了歉收。生活必需品本来不难取得，可是该死的金钱这个大发明，据说是用以便利我们取得生活必需品的，实际上却阻碍了我们取得必需的东西。

毫无疑问，甚至富有者也觉得：与其吃着不尽，何如够用够使；与其为如山的财宝所包围，何如使大量的烦恼消除。同样毫无疑问，人们对自己利益的关心和人们对我们的救世主基督的关心（基督由于有大智慧，不会不了解什么是最好的东西；由于慈善为怀，不会不把他所了解是最好的东西当作忠告），早就应该使得全世界都采用乌托邦国家的法制，若不是那唯一的怪魔加以反对，这怪魔便是骄狂，它是一切祸害之王，一切祸害之母。

骄狂所据以衡量繁荣的不是其自身的利，而是其他各方的不利。骄狂哪怕能成为女神，也不愿做这个女神，如果她再也看不到她可以欺凌嘲笑的可怜虫，如果她不能在这些可怜虫的不幸前显示自己的幸运，如果她夸耀的财富不能使这些可怜虫因贫穷而受到折磨并且更加贫穷。这条从地狱钻出的蛇盘绕在人们的心上，如同鮣鱼①一般，阻碍人们走上更好的生活道路。

①鮣鱼——英语有suckfish，suckerfish，remora等名，汉语亦作“印头鱼”，有椭圆形吸盘，常吸附于大鱼身上或船底而移徙远方。——中译者

骄狂在人身已经植根很深，不容易拔掉。所以，我很高兴看到至少乌托邦人享有我巴不得所有的人都能享有的那种形式的国家。乌托邦人采用了那样的生活制度以奠定他们的国家基础，这个基础不但是最幸福的，而且据人们所能预见，将永远持续下去。乌托邦人在本国铲除了野心和派系以及其他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们没有因内争而引起纠纷的危险，而内争曾是毁灭了许多城市的稳固繁荣的唯一原因。只要一国内部融洽一致，并有健全的制度，那末，邻国的统治者就无从使这样的国家发生动摇，尽管这些统治者心怀觊觎，常来扰乱，然而总是被击退。

当拉斐尔说完他的故事，我觉得他所讲述的人民的风俗和法律中有许多东西似乎规定得十分荒谬，不仅是他们的作战方法、礼拜仪式和宗教信仰、以及其他制度，尤其是作为他们社会全部结构根本的那种特征。我指的是他们的公共生活和给养——完全无须金钱流通。单这一点就使得一般人认为一个国家引以为自豪自荣的全部高贵宏伟和壮丽尊严都荡然无存了。

可是我知道拉斐尔已经谈得很累，又不能十分确定他能否容忍他的意见的任何对立面，我尤其记起他曾指摘过那些唯恐自己被看成不够聪明因而对别人有所发现就去吹毛求疵的人。因此我赞扬了乌托邦人的生活方式，赞扬了拉斐尔的谈话，挽着他的手带他人内用晚餐。可是我先说了这样的话：将来还会有机会更深入地考虑这些问题，并和他更全面地进行讨论。但愿有朝一日这成为可能啊！

同时，虽然他在其他各方面是有最真正的学问并对人情事理有最渊博知识的人，我不能同意他所说的一切。可是我情愿承认，乌托邦国家有非常多的特征，我虽愿意我们的这些国家也具有，但毕竟难以希望看到这种特征能够实现。

第二部终

拉斐尔关于直到目前还很少有人知道的乌托邦岛的法律和风俗的午后谈话完结，报道人为最著名和最博学的伦敦公民及行政司法长官

托马斯·莫尔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