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尽管围绕着所有这些问题的种种疑难之点，使我们在人与禽兽之间的区别上还有争论的余地，然而另外有一种区分二者的非常显明的特质则是无可争辩 的，这种特质就是自我完善化的能力。这种能力，借助于环境的影响，继续不断地促进所有其他能力的发展，而且这种能力既存在于个人身上，也存在于整个种类之 中。至于一只兽则几个月后就长成它终身不变的那个样子，而且它的种类，即使再过一千年也仍然和这一千年开始的时候完全一样。为什么只有人类易于衰颓下去 呢？是不是人类因此又返还到它的原始状态呢？是不是禽兽之所以永远保持着它的本能，是因为它既毫无所得，也就毫无所失，而人类却由于古老或由于其他偶然事 故丧失了曾因它的完善化的能力①所获得的一切，从而堕入比禽兽还不如的状态呢？如果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特殊而几乎无限的能力，正是人类一切不幸的源泉； 正是这种能力，借助于时间的作用使人类脱离了它曾在其中度过安宁而淳朴的岁月的原始状态；正是这种能力，在各个时代中，使人显示出他的智慧和谬误、邪恶和 美德，终于使他成为人类自己的和自然界的暴君，这对我们说来，就未免太可悲了〔九〕。奥里诺科河沿岸的居民，用木片贴在他们小孩的太阳穴上，认为这样至少 可以保持小孩一部分的纯朴无知和本来幸福。如果我们不得不把这种办法的创始者歌颂为造福人群的人物，这就未免太可怕了。

①完善化的能力是全论文中具有关键性的一个名词。可参看引言中恩格斯的解释。卢梭正是从这一观念出发，才作出整个人类的历史，而孔狄亚克则只写出了单独个人的发展史。

格 里姆（1755年2月“文艺通讯”）也曾根据完善化的能力这一特质给人下过定义，他并且说：“这种逐渐完善化的能力是否人的特殊优点和实际幸福；禽兽是否 因为它一生下来就达到它所能达到的完善程度，反而更为完美？因为它虽然不能变得更好，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它却有一个优点，就是也不会变得更坏，它只顺从着 自然，完成它的天职。这乃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重大问题。”（转引自亚当：“卢梭与狄德罗”）

在自然的支配下，野蛮人仅只服从于他的本能，或者 更确切地说，自然为了补偿野蛮人在本能方面可能有的缺陷，赋予他一些能力，这些能力首先可以弥补他的缺陷，嗣后还可以把他提高到远远超过本能状态之上。因 此，野蛮人最初所具有的只是一些纯动物性的能力〔十〕。视觉和感觉或许是野蛮人最初的本能状态，这种状态是他和一切动物所共有的。愿意和不愿意，希望和畏 惧，直到新的情况使他的精神有新的发展为止，可能是他最初的，几乎仅有的精神活动。

无论伦理学家们怎样主张人的悟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情感 ①；但大家公认，情感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悟性。由于情感的活动，我们的理性才能够趋于完善。我们所以求知，无非是因为希望享受；既没有欲望也没有恐惧的 人而肯费力去推理，那是不可思议的。情感本身来源于我们的需要②，而情感的发展则来源于我们的认识。因为人只在对于某些事物能够具有一定观念的时候，或者 是由于单纯的自然冲动，才会希望或畏惧那些事物。野蛮人由于缺乏各种智慧，只能具有因自然冲动而产生的情感。他的欲望决不会超出他的生理上的需要〔十 一〕。在宇宙中他所认识的唯一需要就是食物、异性和休息；他所畏惧的唯一灾难就是疼痛和饥饿。我说疼痛，而不说死亡，因为一般动物从来不知道死亡是怎么一 回事；对死亡的认识和恐怖，乃是人类脱离动物状态后最早的“收获”之一。

①关于情感的作用，参看“狄德罗选集”，人民古典丛书本，社会出版社版，第1卷，“哲学思想录”（一至五），并参看孔狄亚克的“感觉论”，他在该书第4卷，第9章，第3节中写道：“是苦和乐的比较，也就是说我们的需要在锻炼着我们的机能。”

孔 狄亚克也指明悟性如何反转过来影响需要：“我们最初的观念只是苦和乐。不久，其他的观念陆续出现，使人可以作一些比较，由此产生我们最初的需要和最初的欲 望。为了满足这些需要和欲望而进行的各种活动，又使我们获得其他一些观念，这些观念又产生出新的欲望……这样就形成一个以观念和欲望为环节二者交互连接起 来的链条。”（“感觉论”，第1卷，第7章，第3节。）

卢梭这里所说的伦理学家，是指信奉基督教的伦理学家而言。

②悟性毕竟 是在需要的影响下才能获得发展，同时却又反转过来影响需要。所以促使悟性发展的是实践活动。这是唯物主义的观点，同时也是辩证方法的范例。但是我们不要忘 记卢梭的推论是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抽象——孤独生活的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则指明促进悟性发展的是社会的实践。

如果有必要的 话，不难用事实来支持我这种看法①，也不难证明在世界各民族中，智慧的进步，恰恰是和各族人民的天然需要，或者因环境的要求而必然产生的需要成正比的，因 此也是和促使他们去满足那些需要的种种欲望成正比的。我可以指出，在埃及，艺术随着尼罗河的泛滥而产生并发达起来。我可以追寻艺术在希腊的进展情况：人们 在那里曾看到，各种艺术在阿提喀的沙滩和岩石间繁荣滋长，乃至高与天齐，但在奥罗塔斯河肥沃的两岸上则不能生根。我还可以指出，北方的民族一般说来比南方 的民族较为智巧②，因为他们非如此不能生活下去。好象自然愿意这样调整事物以使它们趋于平等，在它拒绝把富绕给与土地的地方，便把富饶赐给了精神。

①由此可以证明，在卢梭看来，事实的论据较之抽象分析是占次要地位的。

②这是自从孟德斯鸠以来很流行的一种看法。

但 是，即使不借助于历史上不可尽信的凭证，谁能看不出一切都似乎使野蛮人难以有不再作野蛮人的企图和方法呢？他的想象不能给他描绘什么；他的心灵不会向他要 求什么。由于他那有限的一点需要十分容易随手得到满足，而他又远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知识水平，因而也没有取得更高知识的欲望，所以他既不可能有什么预见， 也不可能有什么好奇心。自然景象，一经他熟悉以后，便再也引不起他的注意。万物的秩序、时节的运转总是始终如一的。他没有足够的智慧来欣赏那些最伟大的奇 迹，我们不能设想他已有了人所必须具备的智慧，使他会来观察一下他每日所见到的事物。在他那什么都搅扰不了的心灵里，只有对自己目前生存的感觉，丝毫没有 将来的观念，无论是多么近的将来。他的计划，也象他的眼光那样局促，几乎连一天以内的事情都预见不到。现在加拉伊波人的预见程度，还是这样。他们早上卖掉 棉褥，晚上为了再去买回而痛哭，全不能预见当天晚上还要用它。

我们越对这一问题深思熟虑，便越会看出纯粹的感觉和最简单的知识之间的距离。 一个人如何能够不假交往的关系和需要的刺激，而单凭自己的力量，越过这样大的距离，乃是不可思议的事。多少世纪过去以后，人们才能够看到雷电以外的火！为 了使他们学会这种元素最平常的用法，需要多少不同的偶然事件啊！他们曾经任凭它熄灭过多少次才获得取火的技术呢？而且，也许这种秘诀不知曾经随着发明者的 死亡而消失过多少次！对于农业，我们将持什么说法呢？它要求那么多的劳动和预见，它依赖于许多别的技术；很明显，只有建立了社会以后，至少是在已经开始建 立了社会的地方才能够从事这种技术。而且从事农业多半不是为了从土地中获得一些无须农业也会获得的食料，而是要使土地生产一些最适合我们口味的东西。但 是，假定由于人类大量的繁殖，以至自然产品已经不足以养活他们（我顺便指出，这种假定足以证明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对于人类毕竟是很有益的）；假定虽然没有 炼铁厂和制造厂，耕种的工具已由天上掉到野蛮人手里；假定这些人已经克服了他们所普遍具有的、对于继续不断的劳动无比的厌恶；假定他们已经学会很早就预见 到他们的需要；假定他们已经猜想出应该怎样耕种土地、播散种籽、栽植树木；假定他们已经发明了磨麦和酿酒的技术（所有这些事情，想必是神明教会了他们的， 因为很难想象人类最初自己怎么能学会这些技术），即便是这样的话，如果他们耕耘的收获会被第一个无意中走来、看中这些收获的人或野兽抢走，试问，谁还会那 么愚蠢，肯于自寻苦恼从事耕耘呢？尤其是当他们准知道他们劳动的成果越为他们所需要反而越不会得到的时候，试问，谁还肯终生从事于艰苦的劳动呢？总之，在 这种情况下，即在土地还没有被分配①，也就是说，自然状态还没有消灭以前，如何能使人乐于耕种土地呢？

①卢梭所表示的观点是：在土地私有制没有出现以前，农业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他限于当时资产阶级的思想范畴，认为在自然状态中，只有一些孤独的个人，因此他不能设想远在私有制在历史上出现以前，已经有公社所有制的形式。

倘 若我们假定野蛮人在思维艺术上已达到现代哲学家们所说的那种巧妙程度，倘若我们也仿效哲学家们的榜样，把野蛮人也看成是一个哲学家，能够独自发现最崇高的 真理，并且能够通过一系列很抽象的推理，从对宇宙秩序的热爱中，或从造物主所显示出的意旨中，创造出正义和理性的格言；总之，倘若我们假定野蛮人在精神方 面已具有那样的聪明和智慧，而实际上，我们却发现他是迟钝而愚蠢的，那么，人类从这种不能彼此传授并随发明者的死亡而消失的全部形而上学中能得到什么益处 呢？散处在森林里并杂居于群兽之中的人类能有什么进步呢？没有一定住所，谁也不需要谁，一生之中彼此也许遇不上两次，互不相识，互不交谈的人们，他们能够 自我完善化和相互启发到什么程度呢？

试想一想，有多少观念的产生应归功于语言的使用，而语法对于锻炼和促进精神活动又起着多么大的作用；试 想一想最初发明语言所应经历的难以想象的困难以及所应花费的无限时间。请把这些考虑和上面的种种考虑加在一起，便可以判断，要在人的头脑中陆续发展他所能 从事的这些精神活动，曾经需要经历几千百个世纪呢？

请允许我用少许时间来考虑语言起源上的一些难题，我想，在这里引证或重述一下孔狄亚克神 父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研究就够了。这些研究不但完全证实了我的意见，也许还启发了我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初观念。但是从这位哲学家解决他在设定符号的起源问题上 给自己提出的难题时所采用的方法看来，说明他是把我认为成问题的东西当作了前提，即：在创立语言的人们之间，已经建立了某种社会，因此，我认为在引用他的 意见时，应当附加上我的意见①，以便把同样的难题从适合于我的主题的角度来加以说明。首先呈现出的难题，是想象语言怎么会成为必要的。因为，人与人之间既 然没有任何来往，也没有任何来往的需要，则语言的发明并不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我们就无法设想这种发明的必要，也无法设想这种发明的可能。我很可以象其他 许多人一样，认为语言是在父母子女之间家庭生活的日常接触中产生的。但是这种说法，不但丝毫不能解决我们的疑难，而且还会和那些把在社会中所获得的观念硬 搬到自然状态上去的人们犯了同样错误。他们总以为一个家庭聚集在一个共同住所里，家庭成员们彼此间保持着一种同我们现在一样的亲密而永久的结合，是由许多 共同利益把他们结合起来的。其实在原始状态中，既没有住宅，也没有茅屋，又没有任何种类的财产，每个人随便住在一个地方，而且往往只住一夜。男女两性的结 合也是偶然的，或因巧遇，或因机缘，或因意愿关系，并不需要语言作为他们彼此间表达意思的工具。他们的分离也是同样很容易的〔十二〕。母亲哺乳幼儿，起初 只是为了她自己生理上的需要，后来由于习惯使她觉得小孩可爱，她才为了小孩的需要而喂养他们。但是，孩子一旦有了自己寻找食物的能力，就毫不迟疑地离开母 亲；而且，他们除了永不失散，谁也看得见谁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保持互相认识的方法，因此他们往往会很快就互不相识了。此外，我们还应当指明，小孩要向 人表达他的许多需要，因此他想向母亲说的事情比母亲想向他说的还要多。对于发明语言尽最大努力的应当是小孩，并且他所使用的语言，大部分应当是出自他自己 的创造①。这样，语言的种类势必随着以语言来表达意思的人数而增多，加以飘泊不定的生活，使得任何用语都没有机会固定下来，更助长了这种情况的发展。如果 说是母亲教导小孩学语，使他用来向她要这件或那件东西，这种说法固然足以说明人们怎样教那已经形成了的语言，却丝毫不能说明语言是怎样形成的。

①这是在十八世纪经常争论的问题之一。参看孔狄亚克“论人类认识的起源”（第2部分，第1篇）；毛拜尔都伊“关于语言起源和字义问题哲学上的探讨”（1748年出版）；也可以参看狄德罗“关于聋哑人的书简”（阿塞札·杜尔诺编：“狄德罗全集”，第1卷）。

卢梭自己也写过一部“略论语言的起源”。那是本论文以前的著作，但在卢梭死后才出版，其主要论点已被吸收在这篇论文里了。

关于语言是社会现象这一点，参看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① 参看孔狄亚克“论人类认识的起源”，第2部分，第1篇，第1章。“这一对夫妻有了一个小孩。因为小孩在向人表示他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往往会感到十分困 难，迫不得已便把整个身体摇动起来，他的极柔较的舌头弯卷了起来，吐出一个全新的字音……他的父母在非常惊奇之下，终于猜出了他所想要的东西，一面试行重 复着那个字音，一面把那东西递给他。他们说那个字所感到的困难，使人看出他们自己决不能发明那个字。”

假定这第一个疑难已经解决了，让我们 暂且跨过介于纯粹的自然状态与语言的需要之间的漫长时间；并让我们在假定语言是必要的这一前提下〔十三〕来研究语言如何能够开始建立起来。这是比前一难题 更不易解决的难题。因为，如果说人们为了学习思维而需要语言，那末，他们为了发明语言的艺术则更需要先知道如何思维①。而且纵然我们可以理解声音的音响是 怎样被用作传达我们观念的约定工具，我们仍须进一步探讨，当初对于那些不以感性实物为对象、既不能用手势又不能用声音表示出来的观念，又将约定什么样的工 具来传达呢？关于这种传达思想和建立精神联系的艺术的诞生，我们几乎不能作出一些可以说得过去的猜测。语言这一崇高的艺术②距离它的起源已经那么远，可是 哲学家们还在一个离其完善化如此不可思议的距离来研究它，因而，没有一个这样大胆的人敢于断言这一艺术怎么会终于达到了它完善化的境地，纵使由于时间而必 然引起的变革对于这一艺术可能不发生任何影响；纵使学者们能够捐弃他们的一切偏见，或者不再主张他们的那些偏见；纵使学术界能够毫不间断地从事这个棘手问 题的研究达数世纪之久，恐怕也没有人敢作这种断言。

①关于思维和语言的关系，参看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孔狄亚克曾经提出同 样的难题（同上，第1部分，第1篇，第5章，第49节）：“要形成语言，需要多少思考呢？而这些语言对于思考又有多么大的帮助呢？……事情似乎是这样：如 果人没有进行充分的思考来选择设定符号，并使之具有一定观念的话，是不会使用这些符号的。而进行思考，又非使用这些符号不可，这又将如何解释呢？”

孔狄亚克跟着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把语言分为两种：本能的语言和由思考产生的语言。

②这里足见卢梭决不笼统地把整个文明予以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