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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笔者已完全热衷于扮演调查者的角色(而且总是有被人看作密探的危险，他其实只是想如实介绍像莱尼格鲁伊腾-普法伊弗这样一个少言寡语、守口如瓶、自尊自重、从不知悔的人———这个木雕泥塑般的静止不动的人!)向所有有关的人士下了一番功夫比较具体地了解他们在战争结束时的情况。所有在这里或多或少被详细介绍和引证的人，显然只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都不愿离开城市，甚至连波加科夫和波利斯这两个苏联人也不愿东去。美国人(莱尼对玛格蕾特说:“终于终于来了，他们花了多长时间啊!”)如今正在逼近，他们因此是唯一能保证结束战争的人，这是大家梦寐以求的，他们虽然不相信战争会结束。有一个问题从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起，已经解决:波利斯和莱尼的———为简便起见我们姑且这样称之———“留宿日”。莱尼怀孕已有七个月，仍十分“健壮”(马范多尔恩语)，但为自己的状况所累，“留宿”、摔交、同房———不管你用哪一种说法———“已无从谈起”(据玛格蕾特转引莱尼的话)。

可是，躲到哪里去呢？怎么一个躲法？如果不考虑谁躲谁，这话说起来倒容易。比如玛格蕾特———她和军人一样听从命令和规定———应向东随野战医院过莱茵河转移。她没有这样做，但也不能逃回自己家中，不然就会被抓走。洛蒂霍伊泽的处境也差不多，她是一个同样东迁的行政机关的职员。叫她到何处去呢？一九四五年一月如果还想到再把人往西里西亚那一带撤，把他们直接送到红军跟前，一个简短的地理说明这里有必要接受:曾被提到过几次的德意志国在一九四五年三月中旬，东西大约还有八百至九百公里长，这比南北也不长多少。对形形色色的人往何处去的问题都是个极其现实的问题。纳粹分子往何处去？战俘往何处去？军人往何处去？奴隶往何处去？自然是有行之有效的办法的:枪毙等等。不过这并不总是那么简单，因为执行枪毙的人并不都意见一致，他们中间有些人很想反其道而行之，将救命恩人的角色扮演。有些本应执行枪决的人变成了拒不开枪的人。那些可能被枪毙的人，我们且称之为等着被处死的人，比如说该怎么办呢？这些都不是那么简单的。有人以为，似乎会突然发生战争结束这种事情，什么地方写着一个日期就万事大吉了。可有谁能知道自己是否会落到一个改恶从善或执迷不悟的行刑队员之手，甚至落到那种可以称为现在才大开杀戒的人之手呢？在此之前这些人倒不如说是属于拒不开枪的人。党卫队有些部门甚至也不愿背上枪毙人的名声!党卫队和光荣的德国国防军之间有书信往来，像烂土豆似的把死人踢来踢去!他们把“消灭”和“处理”工作推给值得尊敬的人和部门，而这些人和部门———如同他们的对方一样———已有心洗手不干了，去迎接那种说不上是和平但可称之为战争结束的局面。

例如，笔者看到了一份材料:集中营司令官们抱怨，在决定处死的苏俄人中约有百分之五至十进营时即已死去或奄奄一息。这就将一种印象造成了，似乎老营在以这种方式摆脱这种俘虏。在步行途中，特别要提到的是，例如从车站到营房，有不少战俘疲惫至死或半死，不得不由随行汽车收容。无法不让德国居民知晓这种情况。

尽管押送战俘去集中营通常由国防军执行，但居民仍会把这种事情在党卫队的帐上记下。

为尽量防止这种情况今后发生，兹发布如下命令并立即生效:最后确定有嫌疑而被淘汰的苏俄人如已明显濒死(例如饥饿伤寒)，因而经不起即使是短程徒步行军的辛劳了，今后一律不送集中营处决。

代表米勒(签字)

对于提到濒死者时使用的“不少”这个字眼，是读者应当自己进行思考的。这在一九四一年德意志国仍然幅员辽阔时就已是一个问题。德意志国的版图四年后已大大缩小，而且需要消灭和处理的不仅有苏俄人、犹太人等，还有十分多的德国人、逃兵、破坏分子、通敌分子，此外集中营和城市均需撤清，疏散妇女、儿童和老人，为的是只留给敌人一片废墟。当然，道德卫生方面的问题也产生了，例如下述问题:

(不少贪赃枉法的)村长常常在夜里把他们指定的技工从床上叫走，在送走以前先在地下室里关着。由于常常不给工人们时间收拾行李等，许多技工到达技工集合地点时所带用品严重不足(没有换洗衣服、鞋子、饮食器皿、被子等)。因此，情况特别严重时不得不让刚刚抵达的人马上回去取东西。行动如果稍有迟缓，村警们就对技工们进行威胁和殴打，这已成为了家常便饭，大部分地区都报告了这种情况。许多妇女被打得走不动路。有一起特别严重的事件，我已报请当地宪兵司令(扎梅克上校)进行严惩(杰尔加奇区佐措林科夫村)。特别严重的是村长和村警的暴行性质，因为上述人员大多数都以“一切均以德国国防军名义行事”为自己辩护。事实上德国国防军对待技工和乌克兰居民几乎完全通情达理。但有些行政部门则并非如此。现举一例说明上述情况:一名妇女有一次抵达时身上只穿一件衬衣。

根据所报告的情况，亦应指出:关工人在车厢里许多钟头，甚至无法解手，这种做法是不负责任的，在运输途中理应向他们提供饮水、洗濯和解手之便。我看到一些车厢被这些工人凿穿好多洞，为的是能解手。当然，列车驶近大站时解手必须尽量远离车站。

除虱站的弊病据知仅限于下列情况，淋浴室里有时有男服务人员或其他男人在妇女和姑娘中间服务或鬼混———甚至为人擦肥皂!———反之，在男人的淋浴室里有女服务员，有时男人较长时间待在女淋浴室拍照。由于最近几个月送来的主要是乌克兰居民，而乌克兰妇女的道德观念十分强烈，素来循规蹈矩，因此必然这种待遇被他们看作是对民族的侮辱。上述弊病据悉已由于押送队长们的干预而得到纠正。关于拍照之事是哈雷地区报告的，男女混杂的事例是基韦尔塞地区报告的。

那个时候难道就已开始了性浪潮？今天令我们眼花缭乱的许多照片，也许是在东欧奴隶除虱站拍下的吧？

如今重要的是认识到，征服几大洲或世界决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些人也有自己的难题，他们企图以德国式的彻底精神来解决这些难题，并以德国式的一丝不苟记录在案。都不能临时凑合，无论干什么!大小便就是大小便，即使是要处决的人也不能在送到指定地点前死亡!这简直太不像话了，必须予以惩处。除虱时男人给女人和女人给男人擦肥皂也是不行的，拍照就更不可以了!这样做绝对不行。这会把手和银幕弄脏。是不是如此看来，有淫棍和坏蛋插手一件“本来”完全正确的事情？

由于争夺尸体=争夺部分尸体，现代常规战争的典型特征如今已成为了，淫棍和坏蛋———身穿军服———像早已承认的那样猥亵妇女，还把这些甚至拍成照片，再用类似事例来使读者感到厌烦就用不着了。

只是，过分敏感的波利斯，身怀有孕的莱尼，坚强果断的洛蒂，过于菩萨心肠的玛格蕾特，格龙奇这个凡夫俗子，从来不是不近人情的佩尔策，怎样他们才能活下去呢？避风到哪里去呢？我们的马尔娅、波加科夫、维克托根利肖维奇、老格鲁伊滕和其他许多人的情况一九四五年三月又怎样呢？

波利斯起初在一九四四年底一九四五年初前后引起了一场纯属多余的麻烦。洛蒂和马尔娅对此一无所知，莱尼什么也没有说。是玛格蕾特一五一十告诉笔者的。玛格蕾特如今被严加看管，不让笔者再偷偷塞东西给她了。(医生对笔者说:“您知道吗，现在她需要饿上四五个星期，以便我们能多少恢复她的内分泌和外分泌平衡。她现在已紊乱到了这种地步:眼泪可能从乳头往外流，从鼻孔里流出小便来。因此，谈话可以，送东西不行。”)玛格蕾特已经习惯于清心寡欲的生活了，甚至希望能痊愈:“不过，您可以给我抽一支烟(笔者照办了!)。嗯，当时我对波利斯一肚子火，我真生气，等到后来我们大家待在一起，我对他有所了解之后才改变态度———他是那样聪明和体贴别人———到了一九四四年年底，可能是圣诞节前后，或者是一九四五年年初，也许是三王来朝节，但肯定是不会更晚的，有一天莱尼回家时脑子里又多了一个人的名字，不过至少这一次知道他是个作家，而且已去世，我们因此不用四处打电话去问人了。那又是一本书，作者名叫弗兰茨卡夫卡，那本书是《在流放地》。后来我问波利斯，在一九四四年年底(!)他向莱尼推荐一名犹太作家时难道真没想到会惹什么麻烦？他说:‘我脑子里的事情太多了，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这一点我没有想到。’于是，莱尼又跑到图书馆去借书，那里还有一个人在工作，总算莱尼运气好，碰上的是一个相当明白事理的上了年纪的女人，她撕碎莱尼的索书单，叫莱尼到一旁，对她说:‘孩子，你怎么这样糊涂啊，是谁叫你来借的这本书？’跟她从前一个劲儿追问拉黑尔的下落时修道院院长对她讲的话一模一样。可是我告诉您，莱尼固执己见又一次。大概图书馆的那位老太太已看出她并非故意挑衅，就把她拉到旁边，详详细细地讲给她听:这个卡夫卡是个犹太人，他的全部作品都被禁止和烧掉了等等。接着，莱尼又使人震惊地反问了一句:‘那又怎么样？’于是那个老太太———时间尽管很迟了———又一五一十地讲给她听，犹太人和纳粹是怎么一回事，还拿出《前锋》———当然这本书杂志图书馆是有的———给她看并把一切都讲清楚。到我这儿来时莱尼十分吃惊。现在她总算开始明白了。她并不死心，卡夫卡的作品就是要看，就是要看看，而她也居然搞到了!真的，她动身前往波恩找几位她父亲曾帮助过的教授，她知道他们藏书很丰富，而她确实也找到了一位，这位教授当时已有七十五岁高龄，退休后钻在他的书本堆里。您知道这一位对她说什么吗？‘孩子，你怎么这样，偏偏要卡夫卡———海涅为什么不要？’后来他对她一定十分友善，追忆她和她父亲的往事，但这本书他自己没有，只好去找一个又一个同事，最后找到一个信任他、也得到他信任而且又有这本书的人。这件事真不简单，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我告诉您吧，她那天是半夜里回来的，手提包里放着那本书。这一切真不简单，因为他们不仅要找到一个人，此人信得过那位教授，他教授也信得过，他也得信得过莱尼，而且他不仅要有这本书，还得肯往外借!后来，他们大概找到了两个有这本书的人，可第一个不肯借。她和她的波利斯所操心的真是毫无道理，那可是性命交关啊!偏偏不幸的是，在这个时候，也出现了我嫁的那位施勒默先生。我们就在他的小别墅里住着。他身上那种交际界名流的派头和优美风度已荡然无存，筋疲力尽，摇身一变穿上国防军军服，却又没有证件。他在法国好不容易才从打算枪毙他的游击队那里逃出来。我不知道他，我不知道怎么会喜欢上，他对我一直很好，很大方，他也以他的方式喜欢甚或爱过我。他这时萎靡不振，非常可怜。他对我说:‘玛格蕾特，不管到什么地方，不管在哪一方，我干的事都会要我的命:法国人也好，德国人———支持纳粹的和少数反纳粹的———也好，荷兰人、英国人、比利时人、美国人也好，我都会没命的。要是俄国人抓到我，将我是什么人查出，我就完了。要是现在仍掌权的德国人抓到我，我也会完蛋。玛格蕾特，救救我吧。’他从前是个什么样的人您得知道，出门只坐出租汽车或公车，每年休三次假，带回很多礼物，总是打扮得喜气洋洋，漂漂亮亮，如今却像一只可怜的小耗子，害怕美国人，害怕警犬，害怕所有人。我这时第一次想出一个早就可以想出的主意，有许多人在野战医院里死去，当然他们的士兵证被收集起来，注销登记后再寄回部队或其他地方，我知道那些证件放在什么地方反正，我也知道有些军人根本没有交出证件，或者在他们身负重伤入院，沾满血污的破衣服被扔掉的时候，人们没有找到他们的证件。我怎么办呢？当天夜里我就偷了三张士兵证———那儿有的是，那些从照片上看年纪和外貌同施勒默和波利斯相像的，我可以任意挑选，于是我拿了两张金发的，戴眼镜，大约二十四五岁，一张浅黑色头发的，不戴眼镜，大约四十岁不到，像施勒默，我把这一张给了他。我把我所有的钱以及黄油、香烟、面包给他包好，打发他走，他改名恩斯特威廉凯佩尔，我甚至把这个名字和地址都记了下来，因为我想知道他会怎么样。我们毕竟结婚快六年了，尽管只是偶尔在一起生活。我对他说，万无一失的办法是到国防军那里去，到前线指挥部或诸如此类的部门去，因为他遭到所有人的追捕。他这样做了。他临走时哭了，如果您不认识一九四四年以前的施勒默，这说明什么，您就不会知道:一位乞哀告怜、痛哭流涕、感恩不尽的施勒默，吻着我的手，他哭得像一只小狗———然后就走了。他，再也没有见到了。后来，我出于好奇去找过一次这个凯佩尔的妻子，在煤矿区，靠近布厄，因为我想知道———您明白吗？她已经再婚了。我说，我在野战医院护理过她的丈夫，他死前曾求我来看望她。哎，告诉您，这个女人是个厚颜无耻的家伙。她竟然问我:‘您说的是我的哪一个男人呀？如果是恩斯特威廉，他都已经死过两次了，一次死在野战医院，另一次死在你们那里一个叫维尔塞伦的偏僻村子里。’这样说来，施勒默已经死了，不瞒您说，我当时松了口气。对他来说，这也许比被纳粹或游击队绞死或枪毙要好一些。嗯，他是个货真价实的战犯———从一九三九年起就开始在法国、比利时和荷兰招募强制劳工，商业其实才是他所学的。由于他，我曾多次受传讯，到了后来房子也被没收，包括全部财物，只准我把自己的衣服拿走。施勒默显然大发横财，老实说，贪污受贿———是的，害得我一九四九年流落街头，多多少少从此也靠出卖皮肉为生。是的，出卖皮肉，莱尼和大家虽然都设法帮助我重新站稳脚跟。我也曾在莱尼家住过半年，但由于我跟男人来往，无法长住下去了，因为她的儿子长大了，他有一天问我:‘玛格蕾特，哈利干吗，’———哈利是一个英军中士，当时正和我相好———‘干吗他老想钻到你身子里去呀？’”(玛格蕾特又脸红了———笔者)

席尔滕施泰因战争结束时在什么地方，在上文已有交代:

他在列宁格勒和维捷布斯克之间某地，用钢琴为苏联军官弹奏《莉莉玛莲》。是一个连莫尼克哈斯也肃然起敬的人。“我当时有一个残酷的愿望，可怕的愿望，”(席对笔者语)“我想活命，想吃。即使用口琴吹奏《莉莉玛莲》，我也会干的。”朔尔斯多夫博士的表现，战争结束时他几乎成为英雄:他退居“莱茵河右岸的一个小村庄，由于我有真的证件，又没有什么政治污点，纳粹分子没有找我的麻烦，我也不用怕美国人，等待着战争结束。为使我伪装得十全十美，我担任了人民冲锋队小队长领导十来名队员，其中有三人七十多岁，两人不到十七岁，两人截了大腿，一人截了手臂，一人截了小腿，还有一人是弱智者，也就是全村有名的傻子。几根拐杖、一裁四的白床单是我们的主要武器。此外，我们还有用来炸一座桥的几颗手榴弹。于是，我率领队伍出发了，我们把一裁四的床单扎在杆子上，没有把桥破坏———并且完整地把村庄移交给美国人。直到两年前，一直或在村子里(贝尔格地方的奥斯勒一米勒村———笔者)很受欢迎，不断被邀请参加教堂落成纪念日集市和类似的庆祝活动。不过这两年来，我发觉人们的情绪有了变化，有时听到有人说什么失败主义者———这是在二十五年之后，要知道村里的教堂钟楼多亏是我才得以保全的，因为我用自己的生命向美军少尉厄尔维特尼保证钟楼里没有驻军，没有被用于军事目的。如今呢，发生了向右转，这是毫无疑问的。不管怎样，我上那儿去时心情已不再那么绝对平静了。”汉斯和格蕾特赫尔岑只需要一个简短的不在场的证明:

一九四五年六月汉斯才出生的，至于他在娘胎里是否流露过狼人的感情，作者就不得而知了。格蕾特是一九四六年才出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