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丹·奥利夫惊奇的是这个偷乘者看来竟是那样年轻。他长着一付圆圆的,并不太惹人喜欢的脸庞,很匀称的身材,一双深陷的黑眼睛,他上身穿着一件汗衫,一件法兰绒衬衣,敞着怀,下身是一条蓝色斜纹粗布裤子。裹在这身衣服里的躯体还算得上是坚实的。
“晚上好,”丹用法语说道,“请原谅我们今晚打扰你的休息,不过,我们是从报社来的,知道你有一件很要紧的事情要告诉我们。”
亨利·杜瓦尔缓缓地摇着头。
“说法语不行,”斯塔比·盖茨插话说。“他不懂法语。看样子是他还很小的时候他的语言就混乱了。最好用英语和他谈,但要说得慢一些。”
“好吧,”丹转回身来一字一板地对杜瓦尔说道,“我是《温哥华邮报》的。这是一家报纸。我们想了解了解你。你懂吗?”
杜瓦尔没有回答。丹又试着说:“我想与你谈谈。然后写一篇有关你的报道。”
“你为什么写?”在杜瓦尔说的第一句话中包含了他惊诧和疑惑的复杂感情。
丹耐心地说道:“一也许我能帮助你。你想下船吗?”
“你帮我下船?找工作?住加拿大?”这三个问题是那样笨拙地出了口,但却是那样无可置疑地迫切。
丹摇了摇头。“不,我做不到这些。但许多人看到我写的报道。或许哪个看到这份报道的人能够帮助你。”
斯塔比·盖茨插话说:“亨利,你害什么怕?这对你没有什么害处;也可能对你会有点好处。”
亨利·杜瓦尔似乎在思考着。
丹仔细地打量着他。在丹看来无论这个年轻的偷乘者是什么出身,他显然具有一种独特的,但不引人注目的尊严。
这时,他点了点头,只简单地说了一句,“好吧”。
“听我说,亨利,”斯塔比·盖茨说,“你去洗洗,我和这两位先生到上面的厨房里等你。”
杜瓦尔点了点头慢慢地从铺上下来。
当他们离开小舱时,迪·维尔轻声叹息道:“可怜的小家伙。”
“他总是这样被锁在舱里吗?”丹问道。
“只是在晚间,当我们停泊在码头上时才锁上他。”斯塔比·盖茨说,“这是船长的命令。”
“为什么?”
“为了提防他擅自下船。船长要对他负责,明白了吗?”盖茨在升降口的顶端停了下来,“在这里要比美国强。我们的船停靠在旧金山时,他们曾把他铐在他的铺上。”
他们来到厨房门口,走了进去。
“喝怀茶怎么样?”斯塔比·盖茨说道。
“好的,”丹说道,“谢谢。”
盖茨取出了3只茶杯,走到放在煤气灶上的一只搪瓷茶壶前,从壶里倒出一种已经加了奶的深黑色的饮料。然后把3只盛满饮料的杯子依次摆放在餐桌上,打手势示意让他们就座。
丹说道:“在这种船上,有的是机会,能见到各种各样的人。”
“正是,先生,”盖茨咧嘴笑道,“各种体形,各种肤色,各种身高的人。还有一些神经不很正常的人,怪人。”他故意朝他们瞟了一眼。
“你对亨利·杜瓦尔怎么看?”丹问道。
斯塔比·盖茨从他自己的杯子里喝了一大口茶,然后答道。
“他是一个很正派的小家伙。我们大家都喜欢他。无论我们让他干什么活,他都干,尽管作为一个偷乘者他并非一定得干这些工作。这是海上的规矩。”他很在行地说道。
“他偷乘上这条船时,你就在这条船上吗?”丹问道。
“没错!在我们离开贝鲁特两天后,我们才发现他。当时他象一把讨厌的扫帚柄。我估计这个可怜的家伙上船之前一定饿了好久了。”
迪·维尔尝了一口杯中的茶,然后放下杯子。
“难喝极了,是不是?”主人欢快地说道。“喝起来是一股浓缩锌的味。我们在智利装了满满一船这玩艺。结果到处都是它——头发里,眼睛里,连茶里也是它。”
“谢谢,”摄影记者说道,“这么说我到医院去就有话说了。
10分钟后,亨利·杜瓦尔来到了厨房。他已漱洗完毕,梳理好了头发,刮过了胡子,并在衬衣外又罩上了一件海员穿的蓝色卫生衣。尽管这些衣服都很旧,但却很整洁。丹注意到,他的裤子上的一道划破的口子已被整整齐齐地织补上了。
“过来,坐下谈,亨利,”斯塔比·盖茨说道。他斟上了第4杯茶,把它放在杜瓦尔的面前,杜瓦尔报以微笑表示感谢,在这两个记者面前,他是第一次露出笑容,这使他的面庞生辉,使他看上去更象一个孩子了。
丹从简单的问题开始。“你多大了?”
停了片刻,杜瓦尔说:“我23。”
“出生在哪里?”
“我生在船上。”
“船的名字叫什么?”
“我不知道。”
“那你是怎么知道你出生在船上的?”
又停顿了片刻,杜瓦尔说道:“我不明白。”
丹耐心地重复了一遍刚才的问题。这次杜瓦尔明白地点了点头答道:“我母亲说给我的。”
“你母亲是哪国人?”
“她法国人。”
“你母亲现在在什么地方?”
“她死了。”
“什么时候去世的?”
“很多年前——在亚的斯亚贝巴。”
“你的父亲是谁?”丹问道。
“我不知他。”
“你母亲向你谈起过他吗?”
“他英国人,海员。我从没见过。”
“你也从未听说过他叫什么名字?”
他摇头否认了。
“你有兄弟姐妹吗?”
“没有兄弟姐妹。”
“你母亲什么时候去世的?”
“原谅——我不知道。”
丹换了个角度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你母亲去世时你几岁?”
“我6岁。”
“在此之后,谁照顾你?”
“我照顾自己。”
“你上过学吗?”
“没学校。”
“你识字吗?”
“我写名字——亨利·杜瓦尔。”
“再什么也不会了?”
“我写名字,”杜瓦尔坚持说,“我给你看。”
丹从桌子上把一张纸和一支铅笔推到他的面前,杜瓦尔用颤抖,幼稚的手一笔一画地写下了他的名字。他写出的名字只是勉强能够辨认出。
丹挥了挥手问道:“你为什么要偷乘这条船?”
杜瓦尔耸了耸肩说:“我试找个国家。”他吃力地选择着词句,接着又补充说:“黎巴嫩不好。”
“为什么不好?”丹不自觉地也说起了这个年轻偷乘者的简略了的英语。
“我不是公民。如果警察发现——我就进监狱。”
“你是怎样到了黎巴嫩的?”
“我乘船。”
“那是条什么船?”
“意大利船。原谅——我不记得船名了。”
“你是那条意大利船上的旅客吗?”
“我偷乘。我在船上一年。想下船。没人要我。”
斯塔比·盖茨插嘴说:“据我估计,他当时是乘一条意大利不定期货船,明白了吗?那条船往返于中东。因此他在贝鲁特跳上了那条船。明白吗?”
“明白了,”丹说道。然后他转向杜瓦尔。“你在上意大利船之前干什么?”
“我跟人和骆驼在一起。他们给我吃的,我干活。我们到过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埃及。”他的手前后挥动着,吃力地说出了这几个国家的名字。“在我小孩,过国境线可以,没人管。等我大了,他们不让过——谁也不要。”
“就是在那时你偷乘上那条意大利船的?”丹问道。“对吧?”
杜瓦尔同意地点了点头。
丹问:“你有什么护照,证件,任何可以说明你母亲是哪国人的证明吗?”
“没有证件。”
“你属于哪个国家吗?”
“没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