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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 返回《一九四二》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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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为了把这次大逃荒记述下去,我们只好再次借助于《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文章写到这里,我已清楚地意识到,白修德,必将成为这篇文章的主角。这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一九四二年的河南大灾荒,已经没有人关心。当时的领袖不关心,政府不关心,各级官员在倒卖粮食发灾难财,灾民自己在大批死去,没死的留下的五十年后的老灾民,也对当年处以漠然的态度。这时,惟有一个外国人,《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倒在关心着这片饥荒的土地和三百万饿死的人。自己的事情,自己这样的态度,自己的事情让别人关心、同情,说起来让五十年后的我都感到脸红。当然,白修德最初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关心我们的民众,他是出于一个新闻记者的敏感,要在大灾荒里找些可写的东西。无非是在找新闻的时候,悲惨的现实打动了他,震撼了他,于是产生了一个正常人的同情心,正义感,要为之一呼。这就有了以后他与蒋介石的正面冲突。说也是呀,一个美国人可以见委员长,有几个中国人,可以见到自己的委员长呢?怕是连政府的部长,也得事先预约吧。我们这些无依无靠的灾民,像自己父母一样的各级官员我们依靠不得,只好依靠一个其他力量并不强大的外国记者了。特别是后来,这种依靠竟也起了作用,这让五十年后的我深受震动、目瞪口呆。

    白修德在一本《探索历史》的书中,描述了他一九四三年二月的河南之行。同行者是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在这篇文字开头我曾说到,在他们到达郑州时,曾在我的家乡吃过一顿“他能吃过的最好的筵席之一”。他们当时的行走路线是,从重庆飞抵宝鸡,乘陇海线火车从宝鸡到西安,到黄河,到潼关,然后进入河南。为防日本人炮击,从潼关换乘手摇的巡道车,整整一天,到达洛阳。所走的正是难民逃难的反方向。到达河南后,骑马到郑州,然后由郑州搭乘邮车返回重庆。从这行走路线看,是走马观花,只是沿途看到一些情形。记下的,都是沿途随时的所见所闻。这些所见是零碎的,所谈的见解带有很大的个人见识性。何况中美国情不同,这种个人见解离实际事务所包含的真正意蕴,也许会有一段距离。但我们可以抛开这些见识,进入他的所见,进入细节;他肉眼看到的路边事实,总是真实的。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真实的事实,去自己见识一九四三年的河南灾民大逃荒。我试图将他这些零碎的见闻能归纳得条理一些:

    一、灾民的穿戴和携带。灾民逃出来时,穿的都是他们最好的衣服,中年妇女穿着红颜绿色的旧嫁衣,虽然衣服上已是污迹斑斑;带的是他们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烧饭铁锅、铺盖,有的还有一座老式座钟。这证明灾民对自己的故乡已彻底失去信心,没有留恋,决心离开家乡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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