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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一切都讲给图拉听——

她、我和另外的人都狂热地迷恋着这个戒指。我们相信银子可以变戏法，当谈话涉及到燕妮时，我们都不把燕妮称作燕妮，而是称作安古斯特里。那些从一开始 就醉心于燕妮那双银色芭蕾舞鞋的同学，现在肯定也非常迷恋安古斯特里。只有我在燕妮和安古斯特里面前能够保持平静，充其量也只是感到好奇而已。大概是我们 在一起的共同经历太多的缘故吧。更何况我从一开始就受到图拉的影响。作为女中学生，图拉穿着相当干净的衣服，但身上仍然有一股骨胶味。我沾上这种气味，几 乎无法抗拒。

图拉说：“下次把她的戒指偷走。”这时，我打手势表示拒绝。当我埋伏在乌法根路上等待燕妮时，我只是打算在半路上把她的银戒指从手指上取下来。因为我 拦住她的去路，所以她每星期有两次要满脸通红。每一次她都不戴安古斯特里，而是在脖子上戴着那串用啤酒瓶橡皮垫做的傻里傻气的项链。

可是为哥哥亚历山大服孝的图拉——

仍然惦记着燕妮很快就得服孝这件事。在四一年晚秋——关于东线战果的特别报道没有了——实科中学已经能够举出二十二个阵亡的实科中学生来。镌刻着姓 名、日期和职位的大理石石板挂在叔本华与哥白尼雕像之间的大门上。在阵亡者当中有一个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有两个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还活着。他们每次 休假都要来看望自己的母校。有时候，他们在礼堂里做简短的或冗长的报告。

我们一动不动地坐着，老师们点头称是。报告之间可以提问题。学生们想知道他们得击中多少脾气暴烈的人，得击沉多少吨位的船舶。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 以后有一天能获得骑士铁十字勋章。老师们要么提出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给养供应是否一直都井井有条——要么就卖弄一些激烈的言词，谈到坚持到底和最后胜 利。奥斯瓦尔德·布鲁尼斯参议教师问一个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我想，他是一名空军——当他第一次看到一个死人时，不管这个人是朋友还是敌人，他脑海里 想的是什么。这个歼击机飞行员的回答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

布鲁尼斯向瓦尔特·马特恩上士提出同样的问题。马特恩因为不是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所以只能走下讲台，在我们班作一个关于“东线高炮部队战斗情况” 的报告。就连这个获得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勋章的上士的回答我也忘得干干净净。我只看见他身穿军灰色衣服，既骨瘦如柴，又粗壮结实，用两只手紧紧抓住桌面，对 我们看也不看一眼，用他的目光盯着教室后壁上的一幅印刷的油画。这是一幅菠菜绿的托马①风景画。凡是他呼吸之处，空气都稀薄。我们想知道一些有关高加索山 的情况，但他却滔滔不绝地谈论毫无价值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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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托马（1839～1924），德国浪漫主义画家。他画的黑林山和其他山脉的风景画被复制出版，广泛流传。

作完报告之后没几天，瓦尔特·马特恩又去俄国了。他在那里受了伤，这伤使得他无法参加高炮部队的战斗。他走路时，腿稍微有点跛，于是就被调回老家的高炮部队，先是到柯尼斯堡，然后到了但泽。他在布勒森一格勒特考海滨炮兵连和皇帝港炮兵连培训空军助手。

大家对于他是既喜欢又害怕，他成了我学习的榜样。每逢上士看望我们，站在讲台上作报告时，惟有布鲁尼斯参议教师露出一副讥讽的面孔，请马特恩别作关于奥廖尔战斗的报告，而是念文兴多夫的一首诗，譬如：“阴暗的山墙，高高的窗户……”对他提出怀疑。

我不记得有参议教师认认真真给我们上课的事情。我猛然想起了几个作文题：不是《祖卢人的婚礼准备工作》，就是《一个罐头盒的命运》，或者是《当我还是 一块麦芽止咳糖块，在一个小女孩嘴里越变越小时》。在参议教师看来，重要的事情大概莫过于驰骋我们的想像力罢了。既然在四十个学生当中，通常情况下只有两 个学生有想像力，那就要允许三十八个四、五年级的中学生在一边打瞌睡。而这时，两个学生——另外一个人和我——却在探讨罐头盒的命运，瞎说一通祖卢人有其 独特的婚礼习俗，探听一块在一个女孩嘴里越变越小的麦芽止咳糖的情况。

这个题目使我、我的同学和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忙活了十四天之久，或者是更长的时间。他缩成一团，百无聊赖地坐在已经破损的讲台后面，为了赋予我们以灵 感，还摹仿吃糖、吮吸和吸糖汁的动作。他让想像中的一块麦芽止咳糖从一边腮帮跑进另一边腮帮，差一点把它吞下去。他闭着双眼消耗它。他让糖块说话，让它讲 述。简而言之，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在一个糖果短缺并由国家控制的年代，加倍地嗜好糖块，热衷于糖块。当他口袋里没有糖块时，他便给自己虚构出这种东西来。我 们所描述的也是同样的题目。

大致从四一年秋天开始，向所有的学生分发维生素药片。这些药片叫做采比翁药片，保存在用棕色玻璃制成的大药瓶里。在过去书脊挨着书脊摆放《迈尔会话辞 典》的会议室里，如今摆着写上了标签的玻璃瓶——从中学一年级到高年级——排成一行，每天都由有关的班主任把它们搬进教室，发给开战后第三个年头缺乏维生 素的中学生。

每当布鲁尼斯参议教师抱着药瓶走进教室时，他都已经在吮吸，在享用老人嘴巴四周的甜食了。这种情况当然引人注目。一节课起码有一半的时间用来分发采比 翁药片，因为布鲁尼斯不让大家把这个瓶子一个课桌、一个课桌地传下去。他严格按照点名册上的字母顺序，让学生们走上前来。他很费劲地把手伸进玻璃容器里， 做出一副似乎是在为每个人抓某种特殊物品的样子。紧接着，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浮现出胜利的微笑。他从也许是五百片采比翁药片中取出一片药来，把它像经历一 幕难度很大的魔术表演后得到的结果一样展示一番，然后才把它发给学生。

我们大家都知道，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又有了满满两个衣袋的采比翁药片。这些东西甜中带酸，有点柠檬味，有点葡萄糖味，有点药味儿。既然我们喜欢吮采比翁 药片，所以，对所有的甜食都爱得发狂的布鲁尼斯就有理由把他的两个衣袋都塞得满满的。每天在从会议室到我们教室的路上，他都要抱着棕色药瓶走进教师洗手 间，过一分钟后又出现在走廊上，嘴里吮着药片往前走。采比翁药片的粉尘弄得他上衣的衣袋盖上全是白粉。

我想说：就连布鲁尼斯都明白我们知道这些事。上课时他老是走到黑板后面去，在那里把甜食塞进嘴里，然后再走到全班同学面前，给我们展示他那忙活的嘴巴：“我假定你们什么都没有看见；假如说你们看到了什么，那就是你们看错了。”

奥斯瓦尔德·布鲁厄斯像别的参议教师那样，总是得大声打喷嚏。他像他的同事那样，在遇到这种情况时要掏出那块大手绢来。与他的同事们相反，他总是让全 部破碎的采比翁药片同手绢一道从衣袋里掉出来。于是，我们就抢救那些在上了油的地板上滚动着的东西。一群弯着腰在热心收集的学生把半片药、四分之一片药交 给参议教师。我们说——这句格言变成了惯用语：“参议教师先生，您刚才丢了好些云母石。”

布鲁尼斯很有分寸地回答：“如果是一些普通的云母片麻岩，那你们自己可以留下；如果找到的是一种或者好些双层云母片麻岩，那就请你们把它还给我。”

这种事已经讲好了。我们只找到双层云母片麻岩。布鲁尼斯在检验时让这些片麻岩消失在残存的棕色齿根之间，从一边腮帮跑进另一边腮帮，直到他确信：“实际上，我们找到的是好些极为罕见的双层云母片麻岩。我们又找到了这些片麻岩，多让人高兴啊！”

后来，布鲁尼斯参议教师放弃了所有通往采比翁的弯路。他再也不走到黑板后面去，再也不谈业已丢失的双层云母片麻岩了。当他从会议室走到我们教室时，他 在路上不再抱着药瓶走进教师洗手间，而是在课堂上瘾头十足地公开克扣我们的采比翁药片。那双手尴尬的颤抖引人注目。在一句话当中，在艾兴多夫的两节诗之 间，他感到：他用手指掏出的不是一片采比翁，他用三根有结节的手指抓到的是五片采比翁。他把五片药全都扔进贪得无厌的嘴里，吧唧吧唧地吃起来，使我们都不 得不掉转目光。

不，图拉：

我们并没人告发他。但确实又有好些人告状。不过，我们班上没人告过状。虽然后来有几个学生，其中也有我，作为证人在会议室作证，但我们都很克制。我们 在万不得已时才说，尽管确有其事，参议教师先生在课堂上是吃过甜食，但吃的不是采比翁药片，而是普通的麦芽止咳糖块。布鲁尼斯参议教师一直就有这个习惯， 还在我们读中学一二年级时就有，当时还根本谈不上采比翁药片。

我们的证词并不管用。在逮捕布鲁尼斯时，从他的衣袋衬里中找到了采比翁粉。

最初听说是我们校长——高级参议教师克洛泽告的状，有几个人猜测是林根贝格——一个数学教师干的，后来这件事传开了。古德龙学校的女生们，布鲁尼斯上历史课那个班的女孩子，说了他的坏话。在我能想到这肯定是图拉所为之前，已经有人提到图拉·波克里弗克了。那就是你呀！

为什么这样做？因为要这样做，所以这样做！十四天后，布鲁尼斯参议教师不得不把我们班交给霍夫曼参议教师，他再也不上课了；不过他并未坐牢，而是呆在 埃尔森大街钻研他的云母石。十四天后，我们再一次见到了这位老爷子。我们班两个学生和我被叫进会议室。已经有两个七年级的中学生和古德龙学校的五个女孩在 那儿等着，女孩当中就有图拉。我们都使劲儿冷笑，太阳光掠过架子上的所有棕色药瓶。我们都站在柔软的地毯上，不能坐下。墙上的古典作家们都文人相轻。在长 会议桌的绿天鹅绒上方，灯光在尘土中翻腾。门上加了润滑油。布鲁尼斯参议教师被一个身着便服的先生——不过此人并非教师，而是一个便衣警察——带了进来。 高级参议教师克洛泽跟在这两个人后面。布鲁尼斯亲切友好、心不在焉地向我们点点头，擦着那双棕色的、有结节的手，露出一丝嘲讽的神情，仿佛他要转向那个题 目，讲述祖卢人的婚礼准备工作，讲述一个罐头盒的命运，讲述一个女孩嘴里的麦芽止咳糖块。可是，讲话的是那个身着便眼的先生。他称这次在会议室里的碰头是 一次必不可少的对质。他慢条斯理地向布鲁尼斯参议教师提出那些耳熟能详的问题，内容涉及到采比翁和从药瓶里取出采比翁药片。布鲁尼斯遗憾地摇头否认这些问 题。先是七年级学生接受询问，然后是我们。既有提供罪责的材料，也有去除罪责的材料。我们的回答结结巴巴，矛盾百出：“不，我没有看到这件事，只是听人 说。我们总认为是这样。只是因为他喜欢吃糖，所以我们这样假定。他当着我的面没有拿。可是肯定他……”

我不相信自己是最后说这番话的人。这些话说的是：“布鲁尼斯参议教师肯定尝过三次至多四次采比翁药片。可是，这种小小的欢乐是我们给他的。我们知道他喜欢吃甜食，一直就喜欢。”

在一问一答的过程中，我发觉布鲁尼斯参议教师是多么愚蠢，多么无奈，忽而左、忽而右地翻遍他的上衣口袋啊！这时，他激动不已地润了润嘴唇。身着便服的 那位先生既不翻口袋也不舔嘴唇。他先是在高高的窗户边同高级参议教师克洛泽讲话，然后又招手让图拉走到窗前。她穿一条黑色百褶裙。要是布鲁尼斯带着他的烟 斗就好了，可他却把烟斗放在大衣里了。那位身穿便服的官员流里流气地对着图拉低声耳语。我心急如焚，好像鞋底在柔软的地毯上燃烧起来了似的。参议教师片刻 不停的双手和他的舌头孜孜不倦地动着。现在，身穿黑色百褶裙的图拉正挪动脚步。在她停下步来之前，衣料在悉索作响。她用双手抱着一个棕色药瓶，里面放着半 瓶采比翁药片。她把瓶子从架子上抱起来，没有人阻拦她。她穿着百褶裙，眯缝着双眼，把眼睛眯得更小，绕着又长又空的绿色会议桌一步一步地走着。所有的人都 盯着她的背影，布鲁尼斯看着她走来。她在离参议教师一臂远的地方停下步来，把玻璃瓶搁在胸前，只用左手抱着，用右手把瓶盖揭开。布鲁尼斯在衣服上把双手揩 干。她把瓶盖放到一边，放在会议桌的绿色毡毯上。一道太阳光射到瓶盖上面。参议教师的舌头不再转动，但是却一直伸在外面。她用一只手再一次抱起玻璃瓶，而 且把它举得更高，穿着她的百褶裙，踮起脚尖走路。图拉说：“情吧，参议教师。”

布鲁尼斯并未反抗。他没有把双手藏在上衣口袋里。他并未把头扭过去，没有把那满口棕色齿根的嘴巴转过去。没有人听见说：“别胡闹！”布鲁尼斯参议教师 匆匆忙忙地抓了一把药片。当三根手指从玻璃瓶里缩回来时，手指间夹起了六七片采比翁药片。有两片掉进瓶里，有一片掉到浅褐色的天鹅绒地毯上，滚到会议桌 下；他把手指之间还能夹住的药片塞进嘴里。不过，这时他为掉到桌子下消失不见的采比翁药片感到惋惜。他跪下身去。他在我们、校长、身着便服的官员和图拉面 前跪下双腿，用摸索着的双手在桌旁和桌下寻找。如果他们——校长和身着便衣的官员没有来的话，很可能他已经找到了那片药，把它送到了他那嗜好甜食的嘴里。 他们从左右两边挽住他的胳膊，扶他站起身来。一位七年级中学生把上了润滑油的门打开。“现在，我不得不认真地请求您，同事先生！”克洛泽高级参议教师说。 图拉弯下身子，去找会议桌下那片药。

几天以后，我们再一次受到盘问。我们一个接一个，依次进入会议室。采比翁药片事件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七年级学生记下了参议教师的格言，这些格言涣散人 心，有不良影响。大家异口同声说道：他是共济会会员。那时没有人知道共济会会员是什么玩意儿。我克制住自己。我那个木工师傅父亲劝我这样做。也许我不该讲 参议教师那个老是空着的旗座，可他是我的邻居啊！谁都看见，在所有的人都挂旗时他不挂旗。我说：“譬如在元首生日那天，大家都挂旗，尽管布鲁尼斯参议教师 有一面旗，但他从来就不挂。”这时，身穿便服的官员已得到了情报，正在不耐烦地频频点头。

燕妮的养父被拘留待审。听说，他们没过几天又把他放回了家，以便在这以后最终把他带走。钢琴演奏家费尔斯讷-伊姆布斯每天每日都到出租房住宅来，看望留在家里的燕妮。他对我父亲说：“现在他们把这位老爷子带到施图特霍夫去了。但愿他能挺得过去！”

波克里弗克一家子和利贝瑙一家子——

你们一家和我们一家，因为你哥哥亚历山大去世已经一周年，所以大家都取下了黑纱。这时，燕妮让人把她的衣服染成了黑色。一位青少年福利救济会的女工作 人员每个星期来一次，探视斜对面那个房子。燕妮身穿黑色丧服接待她。开始时，听说燕妮到了一家福利救济院；参议教师的住所要腾出来。可是身穿黑色丧服的燕 妮找到了说情的人。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写了好多信；古德龙学校的女校长写了一道呈文；市立剧院的经理拜访了纳粹省党部负责人；拉娜·博克一费多洛娃夫人有 关系。因此便出现了这种情况：燕妮继续上学，继续参加芭蕾舞训练，继续参加排练，不过总是穿着黑色丧服。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她头上戴着黑色软帽，身上穿着肥 大的黑色大衣，脚上穿着黑色棉袜，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在大街上露出一张哭红的脸。这张脸有点苍白——很可能是由于穿了黑色丧服的缘故——上半身纹丝不动， 脚上的鞋按照芭蕾舞动作的要求呈外八字。她背着书包——这个书包为棕色，用人造革制成——去上学。她背着原来是葱绿色、排红色和天蓝色而现在已经染成黑色 的练功用品包，去奥利瓦或者剧院。她到得准时，在埃尔森大街上留下的是顺从的而不是倔强的外人字。

尽管如此，仍然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给燕妮·布鲁尼斯讲，身上每天每日穿着黑色就是不顺从的颜色。在那些年代，只有那些有书面证明并加盖公章的人才允许 穿丧服。这些人可以哀悼阵亡的儿子和去世的祖母；可是但泽-诺伊加尔滕警局刑事警察科的简短通知却说：由于参议教师布鲁尼斯反对国民福利的不光彩行为和罪 行，不得不将他监禁起来。这个通知不能视为经济部的文件，因为只有在那里，在服装卡发放处，才有服丧时的丧服配给证。

“她到底在干什么呀？他还活着啊。可是，人们觉得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她这样做对他肯定没有丝毫帮助，而是恰恰相反。要是有人给她讲，这样做其实无济于事，只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就好啦。”

邻居们和青少年福利救济会的那位女工作人员同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商量。钢琴家想动员燕妮脱下丧服。他说，外表并不重要，只要她心中悼念，就足够了。他感到同样悲痛，因为人们夺走了他的一个朋友，唯一的朋友。

可是，燕妮·布鲁尼斯坚持外面穿黑色丧服，继续作为一种控告走遍朗富尔，走过埃尔森大街。有一次在开往奥利瓦的二路车站，我同她打招呼。她当然是满脸 通红，在绯红的面颊周围有一圈黑边。倘若我凭着记忆给她画一幅肖像的话，那么，画上的她有一双浅灰色的眼睛，两道投下阴影的睫毛，一头褐色的、从中间分开 的头发，头发从额头上顺着两条软弱无力的曲线平整而呆板地贴在面颊和耳朵上，在脑后编成一条挺直的辫子。我会把又长又瘦的面庞画得像象牙一样苍白，因为面 红耳赤始终是例外的情况。这是一种适用于悲痛的面貌，是《墓地》一场中的吉赛尔①。她那毫不引人注目的嘴巴只是在有人提出问题时才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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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吉赛尔是亚丹（1803～1856）同名歌剧中的女主人公，在婚前死亡的少女。

我在有轨电车站说：“燕妮，你老穿丧服真的有必要吗？更何况布鲁尼斯爸爸说不定今天或者明天就会回来。”

“尽管他们并没有写明他死了，但对于我来说，他已经死了。”

因为有轨电车还没有来，于是我便寻找一个话题：“那你到底是不是经常独自一人呆在家里呢？”

“伊姆布斯先生经常来。然后，我们就把那些石块分门别类，写上标签。你知道，他留下了好多材料没有分类。”

我想走了，可是她那趟电车还没来：“你可能再也不会去看电影了，是不是？”

“爸爸还活着时，我们有时候在星期天上午去乌法宫。他最爱看科教片。”

我坚持要看正片：“难道你就不想同我一道去看电影吗？”

燕妮那趟淡黄色的有轨电车来了。“如果你想去的话，我愿意去。”

身穿冬大衣的人们走下电车。“只要我们能去看一部严肃的电影，那就用不着非得是一部有趣的电影不可，是不是？”

燕妮登上电车：“他们在电影院放映《摆脱锁链的双手》①。这部影片只有十六岁的人才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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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德国作家埃里希·埃贝迈尔（1900～1970）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