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鸿 君

　　君特·格拉斯是联邦德国著名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因里希·伯尔并列为战后联邦德国文坛的盟主。他的诗歌、戏剧，尤其是小说，以荒诞讽刺的笔触描绘了德国的历史和现实，为当代德语文学立足于世界文学之林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六日，格拉斯出生在但泽（现今波兰的格但斯克）一个小贩之家，父亲是德意志人，母亲是属于西斯拉夫的卡舒布人。爱好戏剧和读书的母亲使格拉斯从小就受到较多的文学艺术熏陶。格拉斯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正值纳粹统治时期。他参加过希特勒少年团和青年团，未及中学毕业又被卷进战争，充当了法西斯的炮灰。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七岁的格拉斯在前线受伤，不久就在战地医院成了盟军的俘虏。一九四六年五月，他离开战俘营，先后当过农民、矿工和石匠学徒，一九四八年初进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学习版画和雕刻，后又转入柏林造型艺术学院继续深造，一九五四年与瑞士舞蹈演员安娜·施瓦茨结婚。

　　格拉斯最初是以诗歌登上文坛的。一九五五年，他的《睡梦中的百合》在南德广播电台举办的诗歌竞赛中获得了三等奖。格拉斯一九五六年的诗集《风信鸡的长处》和一九六○年的《三角轨道》既有现实主义的成分，又受到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影响，联想丰富，激情洋溢，具有较强的节奏感。一九六七年的第三部诗集《盘问》政治色彩较浓，格拉斯也一度被称为“政治诗人”。

　　格拉斯几乎在写诗的同时也开始创作剧本。早期的剧作如一九五四年的《还有十分钟到达布法罗》、一九五七年的《洪水》、一九五八年的《叔叔，叔叔》和一九六一年的《恶厨师》，明显受到法国荒诞派戏剧的影响。后来还有两个剧本，是一九六六年的《平民试验起义》和一九六九年的《在此之前》，试图将戏剧情节变为辩证的讨论，力求揭示人物的内心矛盾。格拉斯自称这两出戏是布莱希特“从史诗戏剧发展到辩证戏剧”方法的延续。然而，《平民试验起义》却歪曲了布莱希特在东柏林工人暴乱期间的形象，因而遭到普遍非议。

　　在尝试了诗歌和戏剧之后，格拉斯又开始写作长篇小说。一九五八年，“四七社”成员在阿尔盖恩的大霍尔茨劳伊特聚会。格拉斯朗读了尚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铁皮鼓》的第一章，受到了与会者一致赞扬，格拉斯为此也获得了该年度的“四七社”文学奖。小说以作者的家乡但泽以及战后的联邦德国为背景，采用第一人称倒叙手法，再现了德国从二十年代中期到五十年代中期的历史，揭露了希特勒法西斯的残暴和腐败的社会风尚。翌年，《铁皮鼓》正式出版，评论界对它倍加赞誉，称之为联邦德国五十年代小说艺术的一个高峰。小说很快就被译成十几种文字，畅销国外。联邦德国著名电影导演福尔克尔·施隆多尔夫根据小说改编和摄制了同名影片，公映之后，大受欢迎，并且相继获得了联邦德国最高电影奖——金碗奖、法国戛纳电影节最高奖——金棕榈奖以及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最佳外语故事片奖——奥斯卡金像奖。

　　在《铁皮鼓》之后，格拉斯又在一九六一年写出了小说《猫与鼠》，在一九六三年写出了小说《狗年月》。前者通过回忆一个少年在纳粹统治时期的经历，讽刺了第三帝国对英雄的崇拜风气；后者将纳粹统治时期比作“狗年月”，描绘出一幅从希特勒上台前夕至战后初期德国历史的画卷。

　　《铁皮鼓》、《猫与鼠》和《狗年月》各自独立成篇，在内容、人物、情节、时间顺序等方面并无直接的联系。因此，评论界最初未将三者视为一个整体加以对待。作者对此曾经多次公开抱怨，并且在一九七四年这三本书再版时补加了“但泽三部曲”作为总书名。此后，越来越多的评论家注重对这三本书的整体研究，大多数人认为三者之间有着互相关联的内在联系：三部小说不仅有着共同的时空范围（二十年代中期至五十年代中期德国历史和现实以及但泽地区的地理环境），而且还有一些贯串始终而时隐时现的人物。更重要的是它们有着共同的主题：探索德意志民族为何会产生纳粹法西斯这个怪物；在艺术风格上，它们也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代表了作家创作中的一个统一的发展阶段”。

　　六十年代中期，格拉斯热衷于社会政治活动，是社会民主党的坚定拥护者。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九年，他曾两度为社会民主党竞选联邦总理游历全国，到处发表演说。一九七二年的小说《蜗牛日记》追述了作者一九六九年参加竞选活动的经历和对纳粹统治的思索。格拉斯与社会民主党前主席、前联邦总理威利·勃兰特交情甚笃，曾经多次陪同勃兰特出国访问。一九八二年十一月，格拉斯在社会民主党争取连任的竞选失利之后加入了社会民主党。

　　自一九七二年起，格拉斯潜心于长篇小说《比目鱼》的写作，一九七七年出版。这部长篇巨著通过一条学识渊博而又会说话的比目鱼和渔夫艾德克的奇特故事，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写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诗歌。童话、神话和民间传说穿插其间，现实与历史相互交织，展现了一个光怪陆离、神奇虚幻的世界。评论家认为，作品的主题是表达对现实的厌倦，而作者则声称是要再现长期以来妇女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被掩盖了的作用，探讨妇女解放的可能性。《比目鱼》出版之后在联邦德国引起轰动，第一版就发行了四十五万册，作者的版税收入高达三百万马克。一九七八年五月，格拉斯拿出《比目鱼》的部分稿酬在柏林艺术科学院设立了“德布林奖”，以奖掖在文学上作出成就的青年作家。这项以他奉为恩师的德国著名作家德布林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是联邦德国作家设立的第一个文学奖。

　　一九七九年的《在特尔格特的聚会》是格拉斯献给“四七社”之父汉斯·维尔纳·里希特的一部借古喻今的中篇小说。它通过描写一六四七年夏天一群德国作家在明斯特与奥斯拉布吕克之间的特尔格特的聚会，反映了三百年以后的“四七社”作家的活动。读者从西·达赫、格里美豪森、马·奥皮茨、安·格吕菲乌斯等经历了“三十年战争”的巴罗克时期的德国作家身上，不难看到里希特、格拉斯、伯尔、赖希一拉尼茨基、恩岑斯贝格尔这一代战后作家的影子。

　　一九七九年秋，格拉斯偕新婚的第二位夫人、管风琴演奏家乌特·格鲁奈特访问中国。回国以后，在一九八○年写出了《头脑中诞生的人或德国人死绝了》。这部散文体作品主要记录了一对在中学任职的德国夫妇游历亚洲期间的见闻和思索。此后，作家宣布暂停写作，埋头从事版画和雕刻。

　　格拉斯不仅是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而且还是一名颇有名气、技法娴熟的画家和雕刻家。他自幼喜欢绘画，声称绘画和雕刻是他的第一职业。在他的创作生涯中，绘画与文学密不可分，正如他自已所说，两者之间是“一个有机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他的许多诗集里都有他自已绘制的插图。这些插图的内容和形式大多与诗歌的内容紧密配合，为诗歌提供了形象的注解。将文学作品的主题变为作画的对象，是格拉斯美术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例如，在写《蜗牛日记》期间，他创作了大量表现蜗牛的铜版蚀刻画。就连那时他的自画像也有两只蜗牛。他有意将其中一只嵌在自己的左眼里，以此象征他作为一个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对事业所持的坚忍不拔、始终向前的决心。七十年代中期，他潜心于长篇巨著《比目鱼》的写作。在此期间，比目鱼又成为他作画的中心主题。在小说出版的同时，一本题为《当比目鱼只剩下鱼刺的时候》的配诗画册也与读者见面了。格拉斯还擅长设计书籍封面，他迄今出版的绝大多数文学作品均是由他本人设计绘制的封面。这些封面的共同特点就是画与书的内容及标题密切相关。例如，《铁皮鼓》画的是一个胸前挂着铁皮鼓的少年；《猫与鼠》画的是一只脖子上戴着铁十字勋章、虎视眈眈的巨猫；《比目鱼》和新作《母老鼠》则分别画了一条冲着人的耳朵娓娓述说的比目鱼和一只硕大无朋的老鼠；小说《在特尔格特的聚会》以三百多年前经历了“三十年战争”后一群德国作家的聚会为背景，曲折地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四七社”的有关活动，格拉斯巧妙地在封面上设计了一只从砾石堆里伸出来的、握着一管羽毛笔的手。迄今为止，他已经在美、英、法、日、中、南斯拉夫等十几个国家举办过近百次个人画展。

　　经过长达五年的创作间歇，格拉斯在一九八六年三月出版了长篇小说《母老鼠》。这部小说仍然保持了作家惯以动物隐喻人类的特点，构思奇诡，故事怪诞，通过第一人称叙述者与一只母老鼠在梦中的对话，展现了从上帝创造世界直到世界末日的人类历史，反映了作家对于处在核时代的人类社会的思考与忧虑。评论界对格拉斯的新作褒贬不一。为了与评论界保持一段“距离”，格拉斯在一九八六年春天偕夫人前往印度的加尔各答。

　　一九八七年初，格拉斯夫妇经葡萄牙等国返回柏林。十月，在格拉斯六十岁生日之际，鲁赫特尔汉德出版社隆重推出第一套《格拉斯选集》。这套选集分为十卷，分豪华本和简装本两种，收入了作家已发表的所有重要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戏剧、杂文、演讲词以及谈话录等。

　　格拉斯在国内外文坛享有很高的声誉，曾获得多种文学奖，其中重要的有：一九六五年获毕希纳奖，一九六八年获冯塔纳奖，一九六九年获特奥多尔·豪斯奖，以及蒙代罗奖等，一九九九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猫与鼠》原是作者完成《铁皮鼓》之后潜心创作的一部长篇叙事小说的一部分，该书最初定名为《土豆皮》。一九六一年，他将这一部分抽出单独出版，剩下的部分则成为“但泽三部曲”的第三部《狗年月》。

　　《猫与鼠》叙述了在纳粹统治时期，但泽（现今波兰的格但斯克）的一个循规蹈矩的中学生约阿希姆·马尔克，受英雄崇拜宣传的毒害走上毁灭道路的故事。全书分为十三章，由马尔克的同学皮伦茨以第一人称叙述。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处于青春期的马尔克因脖子上格外凸出的喉结而引起了皮伦茨的注意。在皮伦茨的眼里，一动一动的喉结好似一只不停蹿跃的老鼠。他便恶作剧地将一只猫按在马尔克的脖子上，让它去捉那只“老鼠”。逐渐增大的喉结为马尔克带来了苦恼，为了引开人们对他的喉结的注意，他想方设法做出许多不平凡的事迹：潜水，在脖子上戴各种饰物……为了得到一样遮掩喉结的东西，他甚至偷走了一名海军军官的铁十字勋章，结果被学校除名。在军队里，马尔克因作战英勇、战绩卓著而获得了一枚铁十字勋章。衣锦还乡的马尔克一心想在母校作一次报告，恢复过去受到损害的名誉。然而，由于学校校长从中作梗，马尔克未能如愿。一气之下，他打了那个校长，然后逃上他在中学时代经常去玩的一条沉船，潜入密舱，从此再也没有出现。

　　《猫与鼠》出版后不久，就在联邦德国文坛引起了一场关于“艺术与色。情”的争论。作家库尔特·齐泽尔率先指责格拉斯在书中描写军中男女淫乱等，是淫秽文字，把他说成是“最恶劣的色情文学作家”；继而黑森州劳动、福利和卫生部致函“联邦有害青少年读物审查署”，列举出书中多处关于“淫乱”、“色情”的描写，认为该书将“在道德方面毒害儿童和青少年”，因此要求将《猫与鼠》列入禁书名单。出版格拉斯作品的出版社获悉此事之后，立即给“审查署”去信，要求驳回黑森州劳动、福利和卫生部的申请。出版社认为：格拉斯的小说“属于艺术作品，将有助于丰富人们的艺术享受”，按照《禁止有害青少年读物传播法令》的规定，不应该被列入查禁之列；另外，书中有关的描写并非渲染色情，而是与塑造人物形象密切相关的，它们的作用主要是为人物铺垫心理基础，表现主人公马尔克争强好胜的虚荣心。出版社为此专门邀请了大学教授严斯和马尔蒂尼、作家恩岑斯贝格尔、心理学家奥廷格尔、德国语言文学科学院院长埃德施密特等五位专家，就《猫与鼠》以及格拉斯的全部文学作品进行鉴定，并将鉴定报告寄给“审查署”。两个月之后，黑森州劳动、福利和卫生部长赫尔马特以“申请并未报经本人许可”为由，主动从“审查署”撤回了要求查禁《猫与鼠》的申请报告，并且亲自写信给出版社表示歉意。然而，这场争执并未就此结束。齐泽尔继续在各种场合指责格拉斯，认为格拉斯“当然可以去写那些触及人物羞耻感的东西，但是应该在用词方面稍微体面一些；再说，法律也已对什么是色情下过定义”。格拉斯也竭力为自己辩护：“齐泽尔早已脱离文学界，他的所作所为是在煽动人们的情绪，企图在一个曾经出现过焚书事件的国家里赢得某些惯于告密的政治家。”对于齐泽尔把他称作“色情作家”，格拉斯更是竭尽全力进行反驳，认为他“不仅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而且也是维护使我受益匪浅的伟大的文学传统”，因为“假如允许这样诬蔑作家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抹掉《金瓶梅》、薄伽丘的《十日谈》和拉伯雷的《巨人传》”。格拉斯为自己书中的性描写辩护说：“作家要写阴暗面；性的方面也是现实的一部分，它与作家汲取素材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齐泽尔与格拉斯的争执终于闹上了法庭。一九六八年十月，巴伐利亚州特劳恩施泰因地方法院作出判决，齐泽尔“不得在报刊上发表有损于格拉斯名誉的言论”；翌年一月，州法院最终裁决，禁止齐泽尔“在文学批评以外的场合将原告（格拉斯）称为‘色情作家’”。格拉斯对法院的判决并不满意，他要求“全面禁止齐泽尔发表类似的诬蔑之词”。一直未介入这场争执的联邦德国笔会中心，在一九六九年八月专门发表了一篇为格拉斯恢复名誉的声明，表示“丝毫也不怀疑笔会成员君特·格拉斯在道德和美学上的纯洁”，确信他的作品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并且对法院并未对澄清是非曲直和确定色情文学的标准作出努力表示遗憾。

　　一九六六年，格拉斯与联邦德国电影导演汉斯·于尔根·波兰德合作，将《猫与鼠》改编拍摄成故事片。当时任联邦德国外交部长、后任联邦总理的勃兰特让两个儿子参加了拍摄工作，次子拉尔斯扮演主人公马尔克。另外，这部影片还得到了三十万马克的政府贷款。影片在第二年公映时，不仅编导及演员遭到许多攻击，联邦议会内也就政府为何贷款摄制这部影片向勃兰特质询；一些退伍军人组织也纷纷表示抗议，呼吁“士兵们起来保护自己的荣誉”，联合抵制这种“亵滨铁十字勋章的行为”，要求删剪影片中有损军人荣誉的镜头。六十年代末的大学生运动冲击了传统的道德和性观念，人们对格拉斯的作品才逐渐改变了看法。《猫与鼠》也被列入联邦德国中学生的选修课本。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六二年，当联邦德国国内正为“艺术与色情”争论不休时，法文本、瑞典文本、挪威文本和芬兰文本的《猫与鼠》相继问世。在此后的两年中，美国、英国、荷兰、丹麦、波兰、意大利、墨西哥和西班牙也先后出版了各自的译本。迄今为止，《猫与鼠》已被译成近二十种文字，是格拉斯作品中被译成外文最多的作品之一。后来，当格拉斯本人得知《猫与鼠》的中译本即将问世时，也亲自写信给笔者，为这部“过于德国式的题材”的作品能够在国外引起广泛的兴趣，为中国读者也有机会熟悉这个“带来死神的猫与鼠的游戏”感到非常高兴。

　　格拉斯的作品素以艰深难懂著称。他文字功底深厚，词汇丰富，被称为是托马斯·曼之后的又一位杰出的德国语言大师。在《猫与鼠》中，作者使用了许多但泽地区的方言和俚语，这更增大了理解和翻译的难度。由于水平和经验所限，译者虽竭尽全力，却仍然难以充分表现出作者的传神之笔，译文中难免存在错误和疏漏，祈望读者不吝指正。本书第一章至第七章由蔡鸿君译，第八章至第十三章由石沿之译，全书由蔡鸿君统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