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涂画的东西一直在我的眼前晃动。我又在家里呆了三四天。我母亲和托特集团①的一个营建主任旧情不断——也许她还要继续为那个患有胃病的施蒂威中尉提供那种使他如此忠诚的无盐食物——任何一位先生来到我家都无拘无束，脚上趿拉着我父亲那双穿坏了的拖鞋，丝毫也不理会它所象征的意义。母亲怀着愿亡者永享极乐的恬适心情，穿着丧服手脚麻利地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她不仅穿着这套合身的黑色丧服上街，而且还以这身打扮穿梭于厨房和起居室之间。为了纪念我那阵亡的哥哥，她在食品柜上像布置祭坛似的放了一些祭品。头一样是哥哥当下士时的免冠证件照片，经过放大，他的形象已经模糊难辨；其次是两张镶在黑边镜框里的讣告，它们分别剪自《前哨报》②和《每日新闻》③；第三样是一扎用黑色丝带系在一起的前线来信，这扎信件连同压在上面的第四样祭品——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和一枚克里米亚战役纪念章——一起摆在镜框的左侧；第五样是哥哥的小提琴和琴弓以及压在下面、写得密密麻麻的乐谱——他曾经多次潜心练习小提琴奏鸣曲——它们放在镜框的右侧，与那扎信件构成了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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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托特（1891～1942），德国纳粹政治家和建筑师。他创立和领导的“托特集团”承包了德国本土以及占领区的许多重要的军用和民用建设项目。

　　②《前哨报》，但泽出版的纳粹地方党报。

　　③《每日新闻》，全称《但泽每日新闻》，但泽地方日报。

　　我几乎不认识我的哥哥克劳斯，如果说我现在偶尔还会想起他的话，那么我当初对食品柜上的祭坛则更多是心怀妒忌。我总想像着自己的放大照片也镶进了黑边镜框。每当我独自呆在客厅时，哥哥的祭坛总让人百看不厌。我常常怀着委屈的心情啃自己的指甲。

　　一天上午，那个中尉躺在沙发上，双手捂着胃部，我母亲在厨房忙着无盐的燕麦糊，这时，我的右手不知不觉地攥成了拳头，差一点毫不含糊地将照片、讣告甚至那把提琴砸个稀烂。那天正巧是我出发去青年义务劳动军的日子，这样就避免了一场直到今天和今后若干年中都随时可能发生的壮举：它的导演是库班河畔的阵亡者、站在食品柜旁的母亲和我——一个十足的优柔寡断的人。我拎起我的人造革皮箱上了路，途经贝伦特，来到了科尼茨。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我有机会充分认识一下位于奥舍和雷兹之间的图赫尔荒原。户外飞沙走石。这里是昆虫爱好者的春天。欧洲刺柏随风摇曳。我们的主要活动是钻灌木丛和确定射击目标：左边第四棵小松树后面插着两个“纸板兄弟”①，它们是射击的对象。白桦树的上空飘着美丽的白云，蝴蝶翩翩起舞，不知飞往何方。沼泽地里有一些乌黑贼亮的圆形水洼，用手榴弹可以炸到鲫鱼和鲤鱼。大自然里充满着火药味。图赫尔也有电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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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纸板兄弟”，士兵对枪靶的谑称。

　　暂且撇开白桦树、白云和鲫鱼，先来说说青年义务劳动军的这支分队吧。我们的临时木板房宿舍掩映在一片树林之中，前边矗立着一根旗杆，周围是几排防弹壕，木板搭的教室旁边有一间茅房。我之所以像讲解沙盘一样介绍地形，是因为在我来此之前一年——那时温特尔、于尔根·库普卡和班泽默尔还没来这儿——伟大的马尔克便在这片临时木板房宿舍区穿上了斜纹布劳动服和大头皮靴，并且在茅房里留下了他的大名。这是一个用木板隔开、没有顶盖的茅房。几棵奇形怪状的松树在上方沙沙作响，四周长满了金雀花。在磨得发亮的支撑梁对面的松木板上刻着——准确地说是用指甲抠出来的——那个由两个音节组成的姓①，下面是一行漂亮的拉丁文，字母全都没有曲线，很像古日耳曼文字②。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首赞美诗的开头：“母亲两眼噙泪站在……”方济各会修士雅各波内·达·托迪③倘若再生，恐怕会为之深深感动的。在青年义务劳动军里我仍然无法摆脱马尔克。每当我需要减轻负担时——在我的身后和身下堆满了我的同龄人排泄的孳生无数蛆虫的东西——你便在我的眼前活动起来：任凭我吹口哨，想别的事情，那一个个吃力地抠出来的字母还是一遍又一遍大声地提醒我想起马尔克和圣母玛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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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即马尔克。

　　②古日耳曼文字是日耳曼民族最古老的文字，形成于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一世纪之间。因受刻写技术限制，字母没有曲线笔画，全呈直线或拐角，与楔形文字颇为相似。

　　③雅各波内·达·托迪（1230～1306），意大利诗人，一般认为赞美诗《母亲两眼噙泪》出自他的手笔。

　　我十分清楚，马尔克并不想开玩笑，他也不会开玩笑，尽管他曾经试过几次。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使人感到庄严肃穆，意味深长，好似要为后人留下一座纪念碑。例如，他在奥舍和雷兹之间的青年义务劳动军北图赫尔分队的茅房里的松木板上抠出了一行楔形文字。茅房的木头隔板上从上到下刻写和涂抹了许多滑稽有趣、污七八糟的淫词秽语，使这里的气氛大为活跃。然而，无论是酒足饭饱之后的格言警句，还是香诗艳词和粗俗变形的解剖图，统统敌不过马尔克的文字。

　　由于马尔克恰到好处地在最隐蔽的地方摘录了那段文字，我当时差点潜移默化地变得虔诚起来。假如真能那样，我现在就不必快快不乐地去科尔平之家参加一项报酬不高的救济工作，不会希冀着在拿撒勒①发现早期共产主义，在乌克兰的集体农庄发现晚期基督教；我将彻底摆脱与阿尔班神甫的彻夜长谈，再也不去研究祈祷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弥补亵读神灵的行为；我会信教，笃信任何一种学说，例如，人的肉体的复活。但是，当我被派到分队伙房劈柴时，我却用斧头把马尔克喜欢的那首赞美诗从松木板上砍了下来。你的名字也随之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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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拿撒勒，以色列北部历史名城，为耶稣童年时期的活动地，也是他第一次行神迹（在迦拿变水为酒）的出发地点。

　　古老的童话传说带有一些无法消除的痕迹，具有一种骇人的、道德的、超自然的力量。因此，毛毛糙糙的、露出新鲜木质纤维的地方要比先前抠出来的文字更富于表现力。你的标志一定也随着砍下来的木屑增加了无数倍，在这支分队，在伙房、盥洗室和更衣室流传着各式各样的故事。到了星期日，当大家无聊到开始数苍蝇时，故事讲得尤为起劲。这些故事讲的都是一个名叫马尔克的义务劳动军战士，他想必是偷了什么要紧的东西，于是在一年前来到北图赫尔分队服役。主要情节总是那么一套，但细枝末节却不断翻新。炊事长、服装管理员和两名卡车司机是这里的元老，多次调动都没轮到他们头上。关于马尔克，他们讲得大同小异：“他刚到那会儿是那么一副模样，头发一直长到这儿。理发员只好先给他剪。可是仍然无济于事：一对招风耳就像两个大漏勺，还有他那个喉结，嗬，真够可以的！另外，他还有一个——那可是他身上最够味儿的玩艺儿。当时，我这个当服装管理员的奉命把这伙姗姗来迟的新兵送到图赫尔灭虱站①。当他们全部站到莲蓬头下面时，我无意中望了一眼，先没看真切，再定睛一看，不禁对自己暗暗说道，你可千万不要妒忌啊。悄悄告诉你们吧，他的小尾巴就像一根鞭子，要是来了劲儿可不是好对付的。至少他把分队长的老婆，也就是那个四十岁出头、骚劲十足的女人从前到后地折腾了一通。这件事全都是因为分队长这头蠢驴——他后来被派到法国去了，是个爱吹牛皮的家伙——让马尔克到他家去盖兔笼引起的，就是青年义务劳动军‘元首住宅区’②从左边数第二栋房子。听说，马尔克起初说什么也不肯，但他没有粗鲁无礼，而是既平静又客观地援引了工作守则的有关规定。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分队长亲自……他吓得屁滚尿流，然后不得不去茅房干了两天：分离蜂蜜③。大伙儿都不让他进盥洗间，我就用浇花的长橡皮管站得远远地对着他喷水。最后他终于做了让步，带着工具和几块木板上那儿去了。他可决不是冲着小白兔去的！那老娘儿们这一下当然上了瘾，连着一个星期让马尔克在她的花园里干活。马尔克一到早晨就哆哆嗦嗦地前去领命，直到晚上点名才回来。那个免笼搭了又拆，拆了又搭，分队长大概有些犯疑。我也不知道那老娘儿们又一次仰面朝天时——或在地板上，或在餐桌上，就像爸爸和妈妈在家里的弹簧床上那样——是否让丈夫给逮住过。反正当他看到马尔克那杆大枪时，顿时惊讶得目瞪口呆了。他在分队里从未动过肝火，这是他的本事。后来，他经常把马尔克支使到奥利瓦区和奥克斯霍夫特④去领配件，好让这头公牛远离这支分队。因为那个老娘儿们可惦记着马尔克呢，绝不能让他们俩再玩那套把戏。直到今天，从分队文书室还传出他们俩互相通信的谣言。后来的名堂就更多了，这可不是谁都能料到的。有一次，还是这个马尔克——我当时也在场——在大比斯拉夫⑤独自一人发现了游击队的一个地下储藏室。这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说起来，那个水塘同这儿常见的一样，毫无特别之处。当时，我们正在那个地区执行一次半演习半实战性的任务。我们在那个水塘旁边埋伏了近半个小时，马尔克目不转睛地盯着水塘，说了一声，稍等一下，这儿有点不太对头。我们那位少尉，他叫什么来着？反正他当时冷笑了几声，我们也觉得很好笑，谁也没去管他。马尔克立即扒掉那身破衣服，跳进了水塘。你们猜怎么着？他第四次下去时，在那黄褐色的泥汤中间不到五十厘米深的地方，找到了一个十分现代化的地下仓库的入口，而且备有可以自由升降的液压装卸设备。我们装了满满四卡车。这一下分队长不得不集合分队全体人员，当众嘉奖了马尔克。分队长甚至给他颁发了一枚勋章，尽管他和那个老娘儿们私通。后来，他被派去服兵役，到了那儿以后，他提出要上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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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战争初期，德军的一些兵站和战俘营均设有灭虱站。

　　②“元首”一词在第三帝国期间专指希特勒。此处借以嘲弄青年义务劳动军的干部。

　　③士兵们将打扫厕所戏称为“分离蜂蜜”。

　　④格丁根北部小镇，是当时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塞。

　　⑤图赫尔荒原南部的小镇。

　　起初，我从不多嘴多音。每次谈起马尔克，温特尔、于尔根·库普卡和班泽默尔也不大吭声。在打饭或者外出演习时，我们总要经过“元首住宅区”，当发现左边第二栋房子前面仍然没有兔笼时，我们四个人总是匆匆互望一眼。或许在碧绿的、随风摇曳的草丛里正潜伏着一只猫。我们通过意味深长的目光相互理解，结成为一个秘密小组，尽管我同温特尔和库普卡的关系并不怎么样，同班泽默尔更是没什么交情。

　　在离开青年义务劳动军之前的四个星期里，我们连续多次开出去打游击队，但是从未抓到任何人，当然也没有伤亡。在这段叫我们疲于奔命的时间里，又出现了新的传闻。最先从分队文书室放出风声的，是那个给马尔克发制服并领他去灭虱站的服装管理员：“第一，马尔克又给前分队长的老婆写了一封信，信被转寄到法国去了；第二，上级下达了一项调查任务，目前正在办理之中；第三，告诉你们吧，马尔克从一开始起就颇有能耐，不过，时间如此之短真令人吃惊！要是他还没当上军官，他恐怕又会闹起喉咙痛的毛病了。眼下，所有没有军衔的士兵可能都有喉咙痛的毛病。他恐怕是最早开始闹的一个。如果我来对他作一番介绍，首先得提到那对大耳朵……”

　　我终于管不住自己的嘴了，温特尔在我之后也开了胜；于尔根·库普卡和班泽默尔同样不甘寂寞，卖弄起了他们知道的事情。

　　“喂，你知道吗，我们早就认识马尔克。”

　　“上中学那会儿我们就在一块儿。”

　　“他不满十四岁就闹了喉咙痛。”

　　“对了，海军上尉的那个玩艺儿是怎么回事？他是趁着上体操课把它连同带子一道从挂衣钧上偷走的吧？这可是一个……”

　　“没有的事，咱们还是先说说那台留声机吧。”

　　“还有那些罐头呢？难道这不重要吗？他最初总是在脖子上吊着一把改锥……”

　　“等一下！要是你想从头开始，那还得先从海因里希·埃勒斯运动场上的棒球比赛谈起。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无所事事地躺在草地上，马尔克打起了盹儿。这时，一只灰猫穿过草地，径直朝马尔克的脖子走来。这只猫盯着他的脖子，心想，那个一蹿一蹿的东西是一只老鼠……”

　　“小子，别胡扯了，是皮伦茨抓起那只猫，把它……或者？”

　　两天之后，我们得到了正式消息。那天早晨列队，分队接到一份通报：曾在北图赫尔分队服役的一名青年义务劳动军战士，先是作为坦克射手，继而升为下士和坦克炮长，在多次攻打战略要地的战斗中击毁了××辆苏军坦克。此外，他还有这样和那样的战绩。

　　我们已经开始上交旧制服，据说，前来替换的人不久就到。这时，母亲给我寄来了一条从《前哨报》上剪下的新闻，上面用印刷字体印着：本市某公民的儿子先是作为坦克射手、继而作为坦克炮长在无数次战斗中取得了如何如何的战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