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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颂解】

或问：“诸侯无正风，而鲁有《颂》，何也？”曰：“非《颂》也，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体，不免变《风》之例尔，何《颂》乎！《颂》惟一章，而《鲁 颂》章句不等；《颂》无颂字之号，而今四篇皆有。其序曰‘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之’，亦未离乎强也。《颂》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访于众人，众人 可之，犹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访于天下，天下之人亦曰可，然后作之无疑矣。僖公之政，国人犹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贬尚不能逃，未知其《颂》何从而兴乎！ 《颂》之美者不过文、武，文、武之《颂》，非当其存而作者也，皆追述也。僖公之德孰与文、武，而曰有《颂》乎！先儒谓名生于不足，宜矣。然圣人所以列为 《颂》者，其说有二：贬鲁之强，一也；劝诸侯之不及，二也。请于天子，其非强乎？特取于鲁，其非劝乎？”或曰：“何谓劝？”曰：“僖公之善不过复土宇、修 宫室、大牧养之法尔，圣人犹不敢遗之，使当时诸侯有过于僖公之善者，圣人忍绝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劝尔。而郑氏谓之备三《颂》，何哉？大抵不列于《风》而与 其为《颂》者，所谓悯周之失、贬鲁之强是矣，岂郑氏之云乎？”

【商颂解】

古《诗》三百始终于周，而仲尼兼以《商颂》，岂多记而广录者哉？圣人之意，存一《颂》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一也；予纣之不憾，其益二也；明武 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曷谓大商祖之德？曰：《颂》具矣。曷谓予纣之不憾？曰：悯废矣。曷谓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按《周本纪》称武王伐纣，下 车而封武庚于宋，以为商后。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继之。是圣人之意，虽恶纣之暴，而不忘汤之德，故始终不绝其为后焉。或曰：《商颂》之存，岂异是乎？ 曰：其然也，而人莫之知矣。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汤之德微，毒纣之恶有不得其著矣。向所谓存一《颂》而有三益焉者，岂妄云哉！

【十月之交解】

《小雅》无厉王之诗，著其恶之甚也。而郑氏自《十月之交》已下，分其篇，以为当刺厉王，又妄指毛公为诂训时移其篇第，因引前后之诗以为据。其说有三： 一曰《节》刺师尹不平，此不当讥皇父擅恣。予谓非大乱之世者必不容二人之专，不然李斯、赵高不同生于秦也。其二曰《正月》恶褒姒减周，此不当疾。艳妻之说 出于郑氏，非史传所闻。况褒姒之恶，天下万世皆同疾而共丑者，二篇讥之，殆岂过哉？其三曰幽王时司徒乃郑桓公友，此不当云番惟司徒。予谓《史记》所载，郑 桓公在幽王八年方为司徒尔，岂止桓公哉？是三说皆不合于经，不可按法。为郑氏者独不能自信，而欲指他人之非，斯亦惑矣。今考《雨无正》已下三篇之诗，又其 乱说归向，皆无刺厉王之文，不知郑氏之说何从而为据也？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非如是，其能通《诗》乎？

【本末论】

《关雎》、《鹊巢》，文王之诗也，不系之文王而下系之周公、召公。召公自有诗，则得列于本国。周公亦自有诗，则不得列于本国，而上系于豳。豳，太王之 国也，考其诗，则周公之诗也。周、召，周公、召公之国也，考其诗，则文王之诗也。《何彼矣》，武王之诗也，不列于《雅》，而寓于《召南》之风。《棠 棣》，周公之诗也，不列于《周南》，而寓于文王之《雅》。卫之诗，一公之诗也，或系之邶，或系之，或系之卫。诗述在位之君，而风系已亡之国。晋之为晋久 矣，不得为晋，而谓之唐。郑去咸林而徙河南，为郑甚新，而遂得为郑。自汉以来，其说多矣。盖《诗》之类例，不一如此，宜其说者之纷然也。

问者曰：“然则其将奈何？”应之曰：“吾之于《诗》，有幸有不幸也。不幸者远出圣人之后，不得质吾疑也。幸者《诗》之本义在尔。《诗》之作也，触事感 物，文之以言，美者美之，恶者刺之，以发其揄扬怨愤于口，道其哀乐喜怒于心，此诗人之意也。古者国有采诗之官，得而录之，以属太师，播之于乐。于是考其义 类而别之以为风、雅，而比次之以藏于有司，而用之宗庙、朝廷，下至乡人聚会，此太师之职也。世久而失其传，乱其雅、颂，亡其次序，又采者积多而无所择。孔 子生于周末，方修礼乐之坏，于是正其雅、颂，删其繁重，列于六经，著其善恶以为劝戒，此圣人之志也。周道既衰，学校废而异端起。及汉承秦焚书之后，诸儒讲 说者整齐残缺以为之义训，耻于不知，而人人各自为说，至或迁就其事以曲成其己学，其于圣人有得有失，此经师之业也，惟是诗人之意也，太师之职也，圣人之志 也，经师之业也。

今之学《诗》也，不出于此四者而罕有得焉者，何哉？劳其心而不知其要，逐其末而忘其本也。何谓本末？作此诗，述此事，善则美，恶则刺，所谓诗人之意 者，本也。正其名，别其类，或系于此，或系于彼，所谓太师之职者，末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恶，以为劝戒，所谓圣人之志者，本也。求诗人之意，达圣人之志 者，经师之本也。讲太师之职，因其失传而妄自为之说者，经师之末也。今夫学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尽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阙其所疑，可也。虽其本有所 不能达者，犹将阙之，况其末乎！所谓周、召、邶、、唐、豳之《风》，是可疑也，考之诸儒之说既不能通，欲从圣人而质焉又不可得，然皆其末也。若《诗》之 所载，事之善恶，言之美刺，所谓诗人之意，幸其具在也。然颇为众说汩之，使其义不明，今去其汩乱之说，则本义粲然而出矣。今夫学者知前事之善恶，知诗人之 美刺，知圣人之劝戒，是谓知学之本而得其要，其学足矣，又何求焉？其末之可疑者，阙其不知可也。盖诗人之作诗也，固不谋于太师矣。今夫学《诗》者，求诗人 之意而已，太师之职有所不知，何害乎学《诗》也？若圣人之劝戒者，诗人之美刺是也，知诗人之意，则得圣人之志也。

【时世论】

按郑氏《谱》，《周南》、《召南》，言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邦，周、召之邑为周公旦、召公之采地，使施先公太王、王季之教于己所职六州之 国，其民被二公之德教尤纯。至武王灭纣，巡守天下，陈其诗以属太师，分而国之，其得圣人之化者系之周公，谓之《周南》，其得贤人之化者系之召公，谓之《召 南》。今考之于诗义，皆不合，而其为说者又自相牾。

所谓被二公之德教者，是周公旦、召公所施太王、王季之德教尔。今《周》、《召》之诗二十五篇：《关雎》、《葛覃》、《卷耳》、《つ木》、《螽斯》、 《桃夭》、《兔》、《苡》，皆后妃之事。《鹊巢》、《采蘩》、《小星》，皆夫人之事，夫人乃太姒也。《麟趾》、《驺虞》，皆后妃、夫人之德化之应。 《草虫》、《采苹》、《殷其雷》，皆大夫妻之事。《汉广》、《汝坟》、《羔羊》、《В有梅》、《江有汜》、《野有死》，皆言文王之化。盖此二十二篇之 诗，皆述文王、太姒之事，其余三篇，《甘棠》、《行露》言召伯听讼，《何彼矣》乃武王时之诗，乌有所谓二公所施先公之德教哉？此以《谱》考诗义，皆不能 合者也。

《谱》言得圣人之化者，谓周公也，得贤人之化者，谓召公也，谓旦、共行先公之德教，而其所施自有优劣，故以圣贤别之尔。今诗所述既非先公之德教，而 二《南》皆是文王、太姒之事，无所优劣，不可分其圣贤。所谓文王、太姒之事，其德教自家刑国，皆其夫妇身自行之，以化其下，久而变纣之恶俗，成周之王道， 而著于歌颂尔。盖《谱》谓先公之德教者，周、召二公未尝有所施，而二《南》所载文王、太姒之化，二公亦又不得而与，然则郑《谱》之说，左右皆不能合也。

后之为郑学者，又谓《谱》言圣人之化者为文王，贤人之化者为太王、王季。然《谱》本谓二公行先公之教，初不及文王，则为郑学者又自相牾矣。

今《诗》之《序》曰：“《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故系之召公。”至于《关雎》、《鹊巢》所 述，一太姒尔，何以为后妃？何以为夫人？二《南》之事，一文王尔，何以为王者？何以为诸侯？则《序》皆不通也。又不言作诗之时世，盖自孔子殁，群弟子散 亡，而六经多失其旨，《诗》以讽诵相传，五方异俗、物名字训，往往不同，故于六经之失，《诗》尤甚。《诗》三百余篇，所作非一人，所作非一国，先后非一 时，而世久失其传，故于《诗》之失，时世尤甚。周之德盛于文、武，其诗为《风》、为《雅》、为《颂》，《风》有《周南》、《召南》，《雅》有《大雅》、 《小雅》，其义类非一，或当时所作，或后世所述，故于时世之失，周诗尤甚。自秦、汉以来，学者之说不同多矣，不独郑氏之说也。

昔孔子尝言《关雎》矣，曰“哀而不伤”，太史公又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而齐、鲁、韩三家皆以为康王政衰之诗，皆与郑氏之说其意不 类。盖尝以哀伤为言，由是言之，谓《关雎》为周衰之作者近是矣。周之为周也，远自上世积德累仁，至于文王之盛，征伐诸侯之不服者，天下归者三分有二，其仁 德所及，下至昆虫草木，如《灵台》、《行苇》之所述。盖其功业盛大，积累之勤，其来远矣，其盛德被天下者非一事也。太姒，贤妃，又有内助之功尔，而言 《诗》者过为称述，遂以《关雎》为王化之本，以谓文王之兴，自太姒始，故于众篇所述德化之盛，皆云后妃之化所致。至于天下太平，《麟趾》与《驺虞》之瑞， 亦以为后妃功化之盛效，故曰“《麟趾》，《关雎》之应”，“《驺虞》，《鹊巢》之应也”。何其过论欤？夫王者之兴，岂专由女德，惟其后世因妇人以致衰乱， 则宜思其初有妇德之助以兴尔。因其所以衰，思其所以兴，此《关雎》之所以作也。其思彼之辞甚美，则哀伤之意亦深，其言缓，其意远，孔子曰“哀而不伤”，谓 此也。司马迁之于学也，杂博而无所择，然其去周、秦未远，其为说必有老师宿儒之所传，其曰“周道缺而《关雎》作”，不知自何而得此言也，吾有取焉。

昔吴季札闻鲁乐之歌《小雅》也，曰：“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而太史公亦曰：“仁义陵迟，《鹿鸣》刺焉。”然则《小 雅》者，亦周衰之作也。《周颂·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谓二后者，文、武也。则成王者，成王也，犹文王之为文王，武王之为武王也。 然则《昊天有成命》当是康王已后之诗，而毛、郑之说以《颂》皆是成王时作，遂以“成王”为成此王功，不敢康宁。《执竞》曰：“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 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谓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犹文王、武王谓之文、武尔。然则《执竞》者，当是昭王已后之诗，而毛以为“成大功而安 之”，郑以为“成安祖考之道”，皆以为武王也。据诗之文，但云“成康”尔，而毛、郑自出其意，各以增就其己说，而意又不同，使后世何所适从哉？《噫嘻》曰 “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郑亦皆以为武王，由信其己说以《颂》皆成王时作也。诗所谓成王者，成王也，成康者，成王、康王也，岂不简且直哉？而毛、 郑之说岂不迂而曲也？以为成王、康王，则于诗文理易通，而毛、郑之说则文义不完而难通。然学者舍简而从迂，舍直而从曲，舍易通而从难通，或信焉而不知其 非，或疑焉而不敢辩者，以去诗时世远，茫昧而难明也。

余于《周南》、《召南》，辩其不合，而《关雎》之作，取其近似者焉，盖其说合于孔子之言也。若《雅》也、《颂》也，则辩之而不敢必，而有待焉。夫毛、 郑之失，患于自信其学而曲遂其说也。若予又将自信，则是笑奔车之覆而疾驱以追之也。然见其失不可不辩，辩而不敢必，使余之说得与毛、郑之说并立于世，以待 夫明者而择焉可也。

【豳问】

或问：“《七月》，《豳风》也，而郑氏分为《雅》、《颂》。其诗八章，以其一章、二章为《风》，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之半为《雅》，又以六章之半、 七章、八章为《颂》。一篇之诗别为三体，而一章之言半为《雅》而半为《颂》，诗人之意果若是乎？”应之曰：“《七月》，周公之作也。其言豳土寒暑气节、农 桑之候、勤生事、男女耕织衣食之本，以见太王居豳兴起王业艰难之事，此诗之本义，毛、郑得之矣。其为《风》、为《雅》、为《颂》，吾所不知也。所谓《七 月》之本义幸在者，吾既得之矣，其有所难知者，阙之可也，虽然，吾知郑氏之说，自相牾者矣。今《诗》之经，毛、郑所学之经也。经以为《风》，而郑氏以为 《雅》、《颂》，岂不戾哉？夫一国之事谓之《风》，天下之政谓之《雅》，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谓之《颂》，此毛、郑之说也。然则《风》，诸侯之事；雅，天子之 事。今所谓《七月》者，谓之《风》可矣。谓之《雅》、《颂》，则非天子之事，又非告功于神明者，此又其戾者也。《风》、《雅》、《颂》之为名未必，然则于 其所自为说，有不能通也。”

问者又曰：“郑氏所以分为《雅》、《颂》者，岂非以《周礼》章之职，有吹豳《诗》、《雅》、《颂》之说乎？”应之曰：“今之所谓《周礼》者，不完之 书也。其礼乐制度，盖有周之大法焉，至其考之于事，则繁杂而难行者多。故自汉兴，六经复出，而《周礼》独不为诸儒所取，至以为黩乱不验之书，独郑氏尤推尊 之，宜其分豳之《风》为《雅》、《颂》，以合其事也。”

问者又曰：“今《豳诗》七篇，自《鸱》以下六篇皆非豳事，独《七月》一篇，岂足以自为一国之《风》？然则《七月》而下七篇，寓于《豳风》耳，豳其自 有诗乎？《周礼》所谓《豳雅》、《豳颂》者，岂不为《七月》，而自有《豳诗》而今亡者乎？至于《七月》，亦尝亡矣，故齐、鲁、韩三家之《诗》皆无之。由是 言之，豳诗其犹有亡者乎？”应之曰：“经有其文，犹有不可知者；经无其事，吾可逆意而为然乎？”

【鲁问】

或问：《鲁诗》之颂僖公盛矣，信乎？其克淮夷，伐戎狄，服荆舒，荒徐宅，至于海邦、蛮貊，莫不从命，何其盛也！《泮水》曰：“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 矫武臣，在泮献馘。”又曰：“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又曰：“景彼淮夷，来献其琛。”《宫》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又曰：“淮夷来同，鲁侯之 功。”又曰：“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其武功之盛，威德所加，如诗所陈，五霸不及也。然鲁在春秋时，常为弱国，其与诸侯会 盟、征伐见于《春秋》、《史记》者，可数也，皆无诗文所颂之事。而淮夷、戎狄、荆舒、徐人之事有见于《春秋》者，又皆与《颂》不合者何也？

按《春秋》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其伐邾者四，败莒、灭项者各一，此鲁自用兵也。其四年伐楚、侵陈，六年伐郑，是时齐桓公方称霸，主兵率诸侯之师，而鲁亦 与焉耳。二十八年，围许，是文公方称伯，主兵率诸侯，而鲁亦与焉耳。十五年，楚伐徐，鲁救徐，而徐败。十八年，宋伐齐，鲁救齐，而齐败。二十六年，齐人侵 伐鲁鄙，鲁乞师于楚，楚为伐齐，取谷。《春秋》所记僖公之兵，止于是矣。其自主兵所伐邾、莒、项，皆小国，虽能减项，反见执于齐。其所伐大国，皆齐、晋主 兵。其有所救者，又力不能胜而辄败。由是言之，鲁非强国可知也，焉有诗人所颂威武之功乎？

其所侵伐小国，《春秋》必书，焉有所谓克服淮夷之事乎？惟其十六年，一会齐侯于淮尔。是会也，淮夷侵曾阝，齐侯来会，谋救曾阝尔。由是言之，淮夷未尝服于鲁也。

其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郑氏以谓僖公与齐桓举义兵，北当戎与狄，南艾荆及群舒。按僖公即位之元年，齐桓二十七年也。齐桓十七年伐山戎，远在僖 公未即位之前，至僖公十年，齐侯许男伐戎，鲁又不与。郑氏之说既谬，而诗所谓“戎狄是膺”者，孟子又曰“周公方且膺之”，如孟子之说，岂僖公事也？荆，楚 也。僖公之元年，楚成王之十三年也。是时，楚方强盛，非鲁所能制。僖之四年，从齐桓伐楚，而齐以楚强不敢速进，乃次于陉，而楚遂与齐盟于召陵，此岂鲁僖得 以为功哉？六年，楚伐许，又从齐桓救许，而力不能胜，许男卒面缚衔璧降于楚。十五年，楚伐徐，又从齐桓救徐，而力又不能胜，楚卒败徐，取其娄林之邑。舒在 僖公之世，未尝与鲁通，惟三年，徐人取舒，一见尔，盖舒为徐取之矣。然则郑氏谓僖公与齐桓南艾荆及群舒者，亦谬矣。由是言之，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 者，皆与《春秋》不合矣。

楚之伐徐，取娄林，齐人、徐人伐英氏以报之。盖徐人之有楚伐也，不求助于鲁而求助于齐以报之，以此见徐非鲁之与国也，则所谓“遂荒徐宅”者，亦不见于《春秋》矣。

《诗》，孔子所删正也；《春秋》，孔子所修也。修《诗》之言不妄，则《春秋》疏谬矣；《春秋》可信，则《诗》妄作也。其将奈何？应之曰：吾固言之矣，虽其本有所不能达者，犹将阙之是也。惟阙其不知以俟焉可也。

【序问】

或问：“《诗》之《序》，卜商作乎？卫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则作者其谁乎？”应之曰：“《书》、《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诗》之序不著其名氏，安得而知之乎？虽然，非子夏之作，则可以知也。

曰：“何以知之？”应之曰：“子夏亲受学于孔子，宜其得《诗》之大旨，其言《风》、《雅》有变、正，而论《关雎》、《鹊巢》系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 序《诗》，不为此言也。自圣人殁，六经多失其传，一经之学分为数家，不胜其异说也。当汉之初，《诗》之说分为齐、鲁、韩三家，晚而毛氏之《诗》始出，久之 三家之学既废，而《毛诗》独行以至于今不绝。今齐、鲁之学没不复见，而《韩诗》遗说往往见于他书，至其经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类是也，然不见其终始， 亦莫知其是非。自汉以来，学者多矣，其卒舍三家而从毛公者，盖以其源流所自，得圣人之旨多，与今考《毛诗》诸序与孟子说《诗》多合。故吾于《诗》，常以 《序》为证也，至其时有小失，隋而正之。惟《周南》、《召南》失者类多，吾固已论之矣，学者可以察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