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已经来了两天了，可我还是不相信，咱们真的搬到罗兹来了。”安卡从露台上叫道。
“可是这的的确确就是罗兹呀！”阿达姆先生回答说。他坐在露台外面花园中的一辆手推车里，用手掌挡着阳光，四下眺望着工厂的红墙和如密林般矗立的烟囱，然后，他把视线久久停留在花园尽头高高耸立的卡罗尔工厂的脚手架上，轻声地叹息着。
“是啊，这是罗兹！”安卡喃喃地说了一声，便回房里去了。她在打开的木箱、杂乱无章的家具、裹着麦草的器皿中走过时，看见到处都是乱七八糟，以马泰乌什为首的几个工人正在迅速开箱，安装布置。
安卡在帮他们安排，亲自挂上窗帘，有时还兴致勃勃地跟马泰乌什聊几句；但大部分时间她还是坐在随便一个箱子上，或者窗台上，以忧郁的眼光张望着整个住宅。
她感到悲伤；这座陌生的住宅，一系列新粉刷的房间，新铺设的、散发着油漆味的地板，都奇怪地使她感到悲伤，所以她常常跪到大露台上；露台有半个住宅长，布满了绿色的野葡萄藤；可是她仍然感到难受，因为她以前看惯了无边无际的绿色原野，地边郁郁苍苍的森林，没有遮拦的美丽广阔的天空；现在她看到的都是房屋、工厂、在太阳光下耀眼的屋顶。她看到的就是她曾向往的罗兹，象一堵环形的石墙从四面把她团团围住的罗兹。罗兹本应该实现她的全部愿望，可是现在却平白无故地给她带来了深深的悲哀和种种令人惶恐的不祥之兆。
她回到房里时，似乎为自己的软弱感到羞耻，竭力控制着那涌上了眶子的忧伤的眼泪。
“爸爸，您要什么吗？”她向窗外探着身子，不时问卡罗尔的父亲。
“什么也不要，安卡，什么也不要；咱们不是搬到罗兹来了吗。再过一个钟头，卡罗尔就回来吃午饭了。”他大声地说，几乎嚷了起来，因为他不愿意让这姑娘看出他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为了掩饰心头的烦闷，他哼起小调来：
一个小妇人哟，养着头羝羊，
哼夯，哼夯，哼夯，哼夯。
“推车，瓦卢希！”
可是，瓦卢希不在，他留在库鲁夫了。暂时由马泰乌什代替。
阿达姆先生叹了口气，不再言语，他望了几眼米勒几座工厂里冒出的团团污浊的黑烟。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猛烈地咳嗽起来，因为空气里弥漫着煮石灰和熬开的沥青气味——是用来浇糊卡罗尔的工厂车间的。
他拿手帕捂住嘴，看了看花园里通往工厂的长长的甬道；甬道两旁栽满繁茂的玫瑰花树丛，上面开满了白色的和粉色的花朵。
这个时刻很宜人，宁静，温暖，整个花园的花木都在轻轻地摇曳着，樱桃树叶上虽然撒满了煤灰和烟垢而发黑，却依然熠熠生光。
几十棵果树高高耸立，绿中带黄的树帽馋涎欲滴地仰望着太阳，眺望着不远地方展现的洁净的田野。
他终于清醒过来，便
“咱们已经来了两天了，可我还是不相信，咱们真的搬到罗兹来了。”安卡从露台上叫道。
“可是这的的确确就是罗兹呀！”阿达姆先生回答说。他坐在露台外面花园中的一辆手推车里，用手掌挡着阳光，四下眺望着工厂的红墙和如密林般矗立的烟囱，然后，他把视线久久停留在花园尽头高高耸立的卡罗尔工厂的脚手架上，轻声地叹息着。
“是啊，这是罗兹！”安卡喃喃地说了一声，便回房里去了。她在打开的木箱、杂乱无章的家具、裹着麦草的器皿中走过时，看见到处都是乱七八糟，以马泰乌什为首的几个工人正在迅速开箱，安装布置。
安卡在帮他们安排，亲自挂上窗帘，有时还兴致勃勃地跟马泰乌什聊几句；但大部分时间她还是坐在随便一个箱子上，或者窗台上，以忧郁的眼光张望着整个住宅。
她感到悲伤；这座陌生的住宅，一系列新粉刷的房间，新铺设的、散发着油漆味的地板，都奇怪地使她感到悲伤，所以她常常跪到大露台上；露台有半个住宅长，布满了绿色的野葡萄藤；可是她仍然感到难受，因为她以前看惯了无边无际的绿色原野，地边郁郁苍苍的森林，没有遮拦的美丽广阔的天空；现在她看到的都是房屋、工厂、在太阳光下耀眼的屋顶。她看到的就是她曾向往的罗兹，象一堵环形的石墙从四面把她团团围住的罗兹。罗兹本应该实现她的全部愿望，可是现在却平白无故地给她带来了深深的悲哀和种种令人惶恐的不祥之兆。
她回到房里时，似乎为自己的软弱感到羞耻，竭力控制着那涌上了眶子的忧伤的眼泪。
“爸爸，您要什么吗？”她向窗外探着身子，不时问卡罗尔的父亲。
“什么也不要，安卡，什么也不要；咱们不是搬到罗兹来了吗。再过一个钟头，卡罗尔就回来吃午饭了。”他大声地说，几乎嚷了起来，因为他不愿意让这姑娘看出他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为了掩饰心头的烦闷，他哼起小调来：
一个小妇人哟，养着头羝羊，
哼夯，哼夯，哼夯，哼夯。
“推车，瓦卢希！”
可是，瓦卢希不在，他留在库鲁夫了。暂时由马泰乌什代替。
阿达姆先生叹了口气，不再言语，他望了几眼米勒几座工厂里冒出的团团污浊的黑烟。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猛烈地咳嗽起来，因为空气里弥漫着煮石灰和熬开的沥青气味——是用来浇糊卡罗尔的工厂车间的。
他拿手帕捂住嘴，看了看花园里通往工厂的长长的甬道；甬道两旁栽满繁茂的玫瑰花树丛，上面开满了白色的和粉色的花朵。
这个时刻很宜人，宁静，温暖，整个花园的花木都在轻轻地摇曳着，樱桃树叶上虽然撒满了煤灰和烟垢而发黑，却依然熠熠生光。
几十棵果树高高耸立，绿中带黄的树帽馋涎欲滴地仰望着太阳，眺望着不远地方展现的洁净的田野。
他终于清醒过来，便朝着悬挂在露台上的山鸟打着口哨；可是鸟儿对这熟悉的口令却不予回答，趴在笼子底，无精打采地耷拉着翅膀，昏昏欲睡。过一会儿，它抬起头来，昏昏然瞥了主人一眼，便又打起盹来。
“还不见卡罗尔来？”安卡从屋里问。
“没呐，过半个钟头就打午餐点了。安卡，过来，好姑娘。”
她走了过去，坐在手推车扶手上，望着父亲。
“你这是怎么啦，安卡，啊？勇敢点嘛，好姑娘，不要泄气，不能灰心啊！看见了你，我就知道你是个勇敢的姑娘！……嗬！嗬！你还忘不了，这世界上有个库鲁夫呐。那算什么呀，抬起头来，前进！”他说得很快，接着便亲吻她，抚摸她的头，吹着响亮的口哨，同时用一只脚打着拍子。
然后，他吩咐马泰乌什把他推到了屋里。在那儿他大声喊着，一边儿哼着小曲，一边儿指挥工人也唱了起来，还注意安卡是否听见了他的歌声。
不久，卡玛和维索茨卡来访，为了帮忙收拾住宅。阿达姆先生便跟卡玛愉快地笑闹起来，可是她净捣乱，比所有的人加起来还厉害：她用皮带把从库鲁夫带来的，整天在花园、住宅里夹着尾巴乱窜的看家老狗和打猎的老狗拴在一起，在露台上追着玩。
“卡玛，你怎么净瞎闹呀？瞧我非告诉你姑妈不可。对，也得让霍恩先生知道知道，你还玩小狗呐！”维索茨卡训斥着她；在听到狗叫着咬人时，她直堵耳朵。
“这有什么呀！哼，我谁也不怕。有安卡小姐保护我。”她只管跑着、跳着、笑着、嚷着，扑在安卡身上，使劲地亲她；
狗又马上把她引到花园去了。
“抓住它！用爪子！抓呀！猫！……！猫！……猫！……”她拼命喊着，放开了狗又去抓猫，自己也象发疯一样地追着狗，在花园里乱跑起来。
她摔倒了两次也不在乎，爬起来又叫着直追；狗的短吠声和她的喊叫声相互呼应，可是追也是白追，因为猫已经跳上了树，对她发出了示威的嚎叫。
卡玛也跟着那白猫爬上了树，眼看快要一把抓住那猫的脊背了，可是白猫弓了弓腰，一纵身便跳到旁边一棵树上，从那儿又蹦到栅栏上去了。它趴在那儿，两只绿眼睛放心大胆地盯着往墙上乱蹬爪子、气得龇牙咧嘴的狗，望着累得呼哧呼哧的卡玛。
“瞧这姑娘多野，卡玛真淘气啊。喂，过来，你这淘气包儿，让我亲亲。”阿达姆先生呼唤她，高兴得哈哈大笑。
“累坏我啦，白搭。哎哟，我差点把它抓住。这些狗真不顶用……在花园旮旯里，醋栗树下，眼看就要咬住那只猫，可是猫只掉了几根毛，就给跑了，窜到了树上。我们就一个劲儿追，猫又从我的手下溜了，飞了；等狗再去捕它时，它冲着狗瞎叫，又噌地一下跳上了大樱桃树。我也爬上了树……它差不多是从我脑袋上间逃走的。唉……累死我啦……”她满面通红地大声说，互相擦着两个膝盖，因为她在爬树时擦破了点皮，现在有点疼痒。
阿达姆先生吻了吻她的头，把她那散在脸上的汗涔涔的头发撩到头上。
“我想让您做我的大伯！”她搂着他的脖子叫道，“哟！卡罗尔先生跟莫雷茨来了。您知道吗，我要叫您‘大伯’，好吗？”
“好啊，好啊，我跟你姑妈还是远亲呢。”
“安卡小姐！卡罗尔先生跟黑脸儿莫雷茨吃午饭来啦！”她从露台上叫了一声，就去迎接那两个人，因为她很喜欢卡罗尔。几条狗也尾随着她，还照库鲁夫的老习惯，冲客人汪汪地叫着。
“别叫了，库尔塔，别叫了，你这野狗，这是你们的老爷，也不能咬那个犹太人：他不是长工！”她摸着狗的头，安抚着它，“卡罗尔先生两个星期没来看我们了，莫雷茨总有一千年了吧，我不理你们。”
“可是我从柏林给卡玛小姐带礼物来啦，不过现在没拿来，等我给你送到家去吧。”
“这样的许愿，我们在斯帕策罗瓦街就听见了，现在就连斯泰凡尼亚太太也不信卡罗尔先生的话啦：说去看她，可是两个星期都没露面。”卡玛把他们引到开午饭的露台上去时说。
莫雷茨今天脸色苍白，很奇怪地感到焦躁不安。
他努力装成爱说爱笑的样子，一直在跟卡玛开玩笑，可是却把卡玛弄急了。她脾气一犯，便把一杯水泼在莫雷茨眼睛上，惹得维索茨卡把她大骂了一通；卡玛不得不眼泪汪汪地求他原谅。
“莫雷茨！请你别生气；你要是生气，冲姑妈告状，那我就要在家里说你不好，让姑妈，斯泰法小姐，万达，谢尔平斯基先生，让大伙儿，大伙儿都生你的气。”
“霍恩要跟你挑战，他们用新枪射击过哩！”卡罗尔学她的腔调补充说。
“射击吗？怎么？射就射嘛！您还以为霍恩不会射击吗？上星期天在射击场，他用手枪打了二十发，中了十五发。我亲眼见的。”
“卡玛你也常去射击场吗？在那里会知道很多的。”
“我没说过……我……”
她的脸刷地红了，便冲狗吹了一声口哨，跑到花园去了。
“这姑娘多好！这么憋在罗兹，可惜啊。”阿达姆先生低声说。
“当然，她要是跟放羊的上牧场，就更好；可是没法子呀，她妈净顾自己高兴，哪还管女儿呀。”卡罗尔讽刺道。
“这可是天下最好的孩子。”维索茨卡看着她跑到了花园里，说道。
“再聪明点就好了。”
“能变聪明的，还小呢。”
“小什么呀，都快十五岁了，还是一股野劲。”
午饭匆匆吃完后，他们很快地喝了咖啡，就回厂里去了，因为下午上班的汽笛声又从四面八方放开嗓门叫了起来。
他们走后，阿达姆先生吩咐把他推到花园绿荫上去午休。
维索茨卡这时候走到安卡身边，十分高兴地说：
“我得告诉你，米焦的事，现在我放心了。他离开家两天，去了趟华沙，昨天回来了。他吃饭时告诉我，让我放心，因为他不想跟那个什么……格林斯潘家的丫头结婚，她也不愿意嫁给他……你听见了吧，安卡，格林斯潘的女儿不愿意嫁给我儿子维索茨基！谁能想到，犹太人这么瞎眼！跟乡下人租地一样……哼，还不愿意嫁给我儿子！……这太好了，我高兴得直祷告，可我不能原谅她……她斗胆包天，竟拒绝我的儿子……当她是谁，哼，不就一个普通犹太女人吗！……儿子给我看了她的信。她这个臭不要脸的在信里说，她爱是爱我儿子，可就是不能嫁给他，她家里永远也不同意她改信天主教。她跟我儿子告别时，还挺动感情的。真个的，我要是不知道那信是个什么犹太女人写的，而且我儿子是当事人，我真的要可怜她哭一场呢。你要愿意就看看这封信，可是，安卡，别告诉别人。”
安卡看了很长时间。信写了整整四页，密密麻麻的小字，字里行间充满了泪水、真情、痛苦、自我牺牲精神。安卡还没有看完，早已为她的不幸失声痛哭了。
“她会难过得要死的……米耶奇斯瓦夫先生要是爱她，就不应当顾忌太多……”
“难过，这是上帝奖给她的。放心吧，因为恋爱，她死不了，嫁给一个什么大老板后，过不了几天就会心满意足的。你不了解犹太女人。”
“谁心里难过也总是难过呀。”安卡不高兴地回答。
“说是这么说，可实际情况完全不一样。”
“不一定……不一定……”
安卡猛地站了起来，因为这时从工厂传来了一声嘎巴响，紧接着是一阵轰隆声，几十个人的惊叫声也透过花园传来了。
片刻之后，卡玛出现在通向工厂的小道上，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了。
“脚手架！……天啊……都砸死啦……啊，天啊……啊，天啊！……”她含糊不清地嚷着，又惊又怕，浑身直打哆嗦。
安卡惊恐万状地急忙跑去了。可是在隔开花园和工厂厂院的栏栅旁边，有一个人守着，不肯放她过去。那人解释说，没出什么大事，不过是上面的脚手架塌了，压住了几个人；博罗维耶茨基先生已经到了现场，吩咐他在这儿把守，不能放人过去。
安卡回到了屋里，等维索茨卡和卡玛走后，她再也呆不住了；她仿佛听见了受伤的人在呻吟……
她虽然派了马泰乌什去打听详情，但因为等不及他回来，便挎着在库鲁夫试用过多次的手提药箱又去了。
她十分诧异地看到，工厂依然照常工作。
瓦匠站在主楼旁边脚手架上打着口哨；盖屋顶的工人在屋顶上正铺设大块锌板；厂院里摆满了马车、砖瓦和石灰；在未来的纺纱车间里，工人也在平心静气地安装机器。
她在哪儿也找不到卡罗尔，可这时有人指着马克斯·巴乌姆干活的那个车间，告诉她卡罗尔出城去了。
马克斯快步走到她面前。他这时穿着一身蓝工作服，满脸油污，因为出汗，头发都沾在脸上，嘴里叼着烟袋，双手插在兜里。
“怎么回事？”她问道。
“卡罗尔没受伤，出事前几分钟跟莫雷茨走了。”他干巴巴地说。
“我知道，工人受伤了吧，我刚才听见有人在哼哼呐……”
“大概有人压在底下了，我也听见了嗷嗷的叫喊声。”
“他们在哪儿呢？”她又问道，口气有点硬了，因为他那冷淡的回答和脸上似乎要责备的表情使她感到烦躁。
“走廊第三车间后面，你干吗非要去看呀？”
“大夫在吗？”
“派人去找了，不在家。亚斯库尔斯基暂时看着他们呢，他会治病，从前在庄子上给牲口放过血。不行，小姐，我不能放你过去，你看了会不舒服，那不是你看的，你帮不了他们什么忙。”他决断地说，挡住了她的去路。
她压不住心头的怒火，便傲慢地瞥了他一眼；他因此也不得不退到了一旁，把门拉开，给她指了指路。
然后他仍回头干活去了，可不时还偷看着那躺着伤员的楼道。
楼道很宽敞，面向厂院的一堵玻璃墙照得里面很亮：这儿成了临时的安置所。
墙脚下有五个人成排地躺在新刨花和麦秸上。
亚斯库尔斯基在一个工人帮助下，正在看他们的伤势。
楼道里一片呻吟声。砸伤的人象木头一样躺着；他们身上流出的血淌了一地板，因为从毗连的几个车间、透过面向炽热太阳的玻璃墙壁，传来一股股令人窒息的闷热，这些鲜血都凝固了。
安卡一见这血淋淋的躯体，不觉惊叫一声；她不假思索地立即开始帮亚斯库尔斯基进行包扎。
她一瞅见那砸断了的红肿的腿，浑身上下便打哆嗦。沾满泥垢和血迹的青色的脸使她触目惊心，声声呻吟使她感到难受，她的双眼泪水涟涟，有好几次感觉不适，不得不出去换换空气。但她马上又回到这里，忍住一阵阵的恶心，满怀同情，怜恤之心，尽其所能地地为他们洗伤，用棉纱止血。
她什么都干，而亚斯库尔斯基却不怎么干，只是唉声叹气。她后来又叫马泰乌什立即把找得到的好医生和副手都请来。
在厂里、工人中间，立即传开了一条消息：小姐亲自照料伤员。过一会，还有一个人从窗外向里面探望，眼见为实，表示感佩后又消失不见了。
过了差不多半小时，维索茨基才来。他是工地上的主治医生，看到她火辣辣的沾满泪水的脸、她那血污的外衣和双手，和那些伸出了无力的手抓住她衣襟亲吻着的半死的人后，感到十分惊讶。
维索茨基工作很利落，片刻之后，便断定两人是腿骨骨折，一个人臂骨和锁骨骨折，第四个头被砸破，第五个是个十岁的孩子，一直昏迷不醒，是内伤。
三个重伤的用担架抬着送进了医院，第四个人的老婆找来了，大哭大叫地把他领回家去。只剩下这个男孩，医生终于使他苏醒过来，并吩咐把他放在担架上，可是他却放声大哭起来，拉住了安卡的外衣。
“小姐，别送我上医院，别送……上帝保佑，别送啊！”他叫喊着。
安卡给他作了解释，并安慰他，可是无济于事。
孩子吓得直打哆嗦，以迷离的眼光注视着站在担架旁边那些人的行动。
“嗯，好吧。可是你告诉我，你母亲在哪儿，让他们送你去，我会记着你的。”
“我没有母亲。”
“那你在哪儿、在谁家住呀？”
“哪儿也不在！”
“总得有个地方睡觉吧！”
“我在……卡奇马列克砖厂里睡觉，早晨跟瓦匠一起上这儿来。”
“怎么办？”
“送医院去。”医生决断地说；男孩一听害怕极了，又抓住安卡，昏了过去。
“亚斯库尔斯基先生，叫人把他抬到我那儿去，顶楼上那间空房可以住。”安卡当机立断地说，“你别怕了，到家里去养伤，我家！”男孩醒过来时，安卡对他说。
孩子没有答话。在人们把他放在担架上抬走时，他表示崇敬而又诧异地望着她。
孩子被抬上顶楼后，维索茨基查看了他，发现他断了三根肋骨。
这一天过得跟往常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