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她递了一支，并且划着火柴。她立刻吸了，但不老练，断断续续地猛抽一口，象女人吸烟那样，从嘴里把烟吐出来，沉默地望着远远的山谷那边。西沉的太阳还晒着我们的肩膀和又长又重的西瓜。瓜就在我们近旁，一侧埋在干土中，晒蔫了的藤蔓象蛇一样缠绕着它们……摹然间，她把烟一扔，头趴在我的膝盖上尽情号陶大哭起来。我安慰她，吻她那散发出阳光气味的头发；我紧紧地搂住她的肩膀，看着她的赤脚，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我要到这两个托尔斯泰信徒家里来。

那么尼古拉耶夫呢？为什么要去尼古拉耶夫呢？在路途上，我曾写下这么一段笔记：

“我们刚刚离开克列缅楚格，已是掌灯时分。克列缅楚格车站上，月台和小卖部都挤满了人，到处是南方的闷热，南方的拥挤。车厢中也是这样。多半是小俄罗斯的妇女，全都年纪轻轻的，皮肤晒得黝黑，性情活泼，旅行和天热使她们兴奋——她们要‘到下面’去干活。她们的身体和乡下人的穿戴，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气味，十分动人；她们又是那样唧唧喳喳，边吃边喝，卖弄自己的伶牙俐齿和胡桃色眼睛，实在令人难受……

“德聂伯河上有一座长长的桥，耀眼的红日从右边照进窗来，桥下和远处是浑浊的黄水。沙滩上有许多女人，赤身露体地在那儿洗澡，还显得非常悠闲自在。有一个脱下衬衫就跑过去，挺起胸脯笨拙地扑进水中，用两只脚拚命打水……

“驶过德聂伯河已经很远了。山上刈除了野草和庄稼，光秃秃的，罩上了黄昏的暗影。我不知怎的想到了可恶的维雅托波尔克①，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晚上，他带领一支人数不多的队伍，骑马沿着这山谷前行——他上哪儿去？又想些什么呢？这是几千年以前的事了，而大地依然这般美丽。不，这不是斯维雅托波尔克，而是一个粗鲁的农夫骑着汗水淋淋的马在山间阴影中行走。他身后坐着一个女人，两手反绑在背上，头发散乱，赤露着两只细嫩的膝盖，她咬紧牙关，瞅着那农夫的后脑勺；农夫正机警地注视前方……

“湿润的月夜。窗外是坦荡如砥的平原，肮脏泥泞的道路。车厢里旅客们都沉睡了，灯光昏暗，一盏布满灰尘的灯里还剩下一节很粗的蜡烛头。田野的潮气从放下的车窗间隙中吹进来，同车厢里恶臭浓烈的空气掺杂在一起。有几个小俄罗斯女人伸开四肢，脸朝天躺着睡觉，嘴巴张得大大的，胸脯在衬衫下耸动着，裙子裹着肥大的臀部……有一个刚刚醒来，定睛径直望着我，望了好半天。大家都睡着了，——我简直觉得她似乎就要用神秘的低语呼唤我……”

离火车站不远，有个村子坐落在宽阔平坦的山谷中，每个星期日我都要去那儿。有一次，我漫无目的地来到这个车站，下了火车就朝村子走和暮色苍茫之中，前方园子里现出小白屋，近处牧场上现出一架黑乎乎的破风车。风车下面围着一群人，人群背后有一支小提琴拉着节奏急促、激越的曲调，跳舞的人随之跺着脚……后来一连几个星期日的晚上我都站在这一群人中，听他们时而拉琴，跺脚，时而曼声合唱，直到深夜。我走到一个黄头发姑娘身旁停住了脚步，她胸脯高耸，嘴唇厚厚，黄眼睛射出极其明亮的光芒。趁大家你推我搡的时候，我们立刻偷偷地彼此拉起手来。我们站在一起，若无其事，竭力谁也不看谁。我们心里明白，如果小伙子们发现一个城里的少爷经常出现在风车下的目的就是为此，那我可就要倒霉了。第一次我们是偶然站在一起的，后来，只要我一走近，她便立即在一眨眼工夫转过身来；只要感觉到我在她身旁，她便抓住我的手指头，一整夜都不放。天愈黑，她握得愈紧。而且肩膀愈往我身上靠。夜深了，当人们开始散去时，她就不知不觉地溜到风车后，迅速躲起来；而我则慢腾腾地沿着大路向车站走去，等到风车下不剩一个人时，我就猫着腰往回跑。我们心照不宣地这样做，站在风车下面时沉默不语，彼此愉快地折磨时也沉默不语。一次她陪送我走。离火车站还有半小时，车站上一团漆黑，阒无人声，只有蟋蟀在四周低鸣，令人快慰；远处，村里黑魆魆的园子上方初升的月亮呈现出血红色。支线上停着一辆车厢门开着的货车。我不由自主地把她往车厢里拉，这样做连我自己也觉得可怕。我爬进去，她跟在我后面也跳了进去，就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可是当我们划着火柴，想看看里面有什么时，我马上被吓得倒退了一步：火柴照亮了车厢正中停放的一口薄棺材。她则象山羊似地蹦了出去，我跟在她后面……在车厢底下她一下接一下地躺倒在地上，笑得喘不过气来，发狂地吻我，我呢，别指望能离得开。此后我再也没去这个村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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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约 980—1019年古罗斯大公，他在争夺政权的内江中杀害了自己的兄弟，因而得到了“可恶的”绰号。

二十八

秋天我们过了那一段过节般的时期：每年年终城里要召开全省地方自治会议员代表大会。冬天对于我们来说也是过节般地过去了：有以赞科维茨卡娅和萨克萨罔斯基为首的小俄罗斯剧院来巡回演出，有首都的名角契尔诺夫、亚科夫列夫和穆拉维娜举办的音乐会，还有不少不化装和化装的跳舞晚会，以及家庭晚会。地方自治会代表会议后，我去莫斯科拜访了托尔斯泰。回来之后，我特别忘情于世俗间的罪恶诱惑。这些诱惑，从外表上看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似乎没有一个晚上在家呆过。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不知不觉地恶化了。

“你又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有一天她说。“完全是个男子汉了，不知为什么也蓄起法国式的胡子来。”

“你不喜欢？”

“不，干吗不喜欢呢？我不过想说，一切事物都要变的！”

“对，你看你也变得象个少妇了，清瘦了，也更漂亮了。”

“你又开始嫉妒我了。我真怕跟你说老实话。”

“什么？”

“我想穿一套服装参加下次的化装舞会。随便一套价钱不贵的、朴素的。戴一副黑面具，再来件什么又黑、又轻、又长的……”

“到底要化装成什么呢？”

“夜。”

“这么说，奥勒尔时期的东西又要开始了？夜！这真够庸俗的。”

“我看不出这里有什么奥勒尔时期的东西，有什么庸俗的地方。”她冷淡地、自有主见地回答道。从这种冷淡和独立自主的精神中，我真的害怕地感觉到了往日的某种东西了。“你不过是又开始嫉妒我罢了。”

“为什么我又开始嫉妒了呢？”

“我不知道。”

“不，你知道，因为你又开始疏远我，又想讨男人们的喜欢，博得他们的欢心。”

她不怀好意地笑了一笑，说：

“你没有资格说这个。正是你一个冬天都没有离开过切尔卡索娃。”

我脸涨得通红。

“是没有离开过！可是我和你在哪儿她就跟到哪儿，难道是我的过错？最使我伤心的是你和我在一起总有点不自在，仿佛你有什么心事瞒着我。你直截了当说吧，什么心事？你心里藏着什么 ？”

“我藏着什么？”她回答道，“悲伤，我悲伤的是，我们往日的爱情已经没有了。不过说这个干吗……”

她沉默了一会又补充说：

“既然你不快活，那么化装舞会我就准备谢绝参加了。只是你对我太苛刻了，我每一个心愿你都说成是庸俗的，你剥夺我的一切自由，而你自己却什么都干……”

春夭和夏天我又多次出外漫游。初秋时节又遇见了切尔卡索娃（在此之前我和她之间确实没有什么），并且得知她要迁居基辅。

“亲爱的朋友，我要和您永别了，”她用一双鹰眼看着我说：“我丈夫在那里等得不耐烦了。您愿意送我到克列缅楚格吗？当然，要完全保密。我在那儿要过一夜，等船……”

二十九

这事发生在十一月间。我迄今还看到和感觉到那偏远小俄罗斯城市的死板而阴郁的生活，它的冷落的街道，狭窄的木板人行道，围着篱笆的黑色的花园，林荫道上光秃秃的高大白杨，空荡荡的市立公园，里面有一间窗户被打死的夏季餐厅，这时节湿润的空气，公墓里腐烂树叶的气味，我沿着这些街道、花园毫无表情、毫无目的地徘徊，我那些同一的思绪和回忆……回忆是一种使人沉痛。使人恐惧的东西，它甚至需要有专门的祈祷文才能解脱。

在一个非常不幸的时刻，她那些偶尔才吐露一点的隐痛使她发狂了。那天格奥尔基哥哥下班回来晚了些，我回来得更晚（她知道我们机关在筹备地方自治会年会，要晚些回来）。她一个人留在家里，好几天没有出门（每月她总有几天是这样），而且，跟往常一样，在这种时候她总是神态异常的。她准是照自己的习惯蜷缩着身子，半躺在我们卧室的沙发上好半天，抽了许多烟（她从某个时候起开始抽烟，我多次请求甚至要求她丢掉这种对地极不适合的嗜好，可她总不听），或许，她还茫然地瞧着面前的什么东西，然后蓦然站起身来，在一片小纸上一字也不改地给我写下几行字（这是哥哥回来以后在这间空空如也的卧室里的梳妆台上发现的），然后就急急忙忙地收拾自己的一部分东酉，其余的都干脆扔掉了。这些到处乱扔的东西我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勇气去拾起来，收藏在什么地方。夜晚她已经走远了，走在回父亲家的途中……当时我为什么没有去追赶她？也许是因为出于愧疚，也许是因为我现在已经清楚地知道她有时脾气倔强。我打了许多电报，写了许多信，最后也只收到两句回话；“我女儿走了，而且不许把她的去向告诉任何人。”

如果当时哥哥不在我身边（虽然他本人也束手无策，茫然若失），天晓得我会发生什么事。那简短的写明了她出走的原因的宇条，哥哥没有立刻交给我，想让我事先有个思想准备——他这样做很笨拙。最后他下定了决心，噙着泪珠把字条交给了我。在那片小纸上她用坚定的笔触写道。“我不能再看着你离我愈来愈远，不能继续忍受你无休止地，日趋频繁地污辱我的爱情，我既不能让它在我心中死灭，也不能不明白：我受到的屈辱已到了极限，我的一切愚蠢的希望与梦想都已破灭。愿上帝给你力量经受住我们的诀别，忘掉我，在你那新的、完全自由的生活中去获得幸福吧……”我一口气读完了宇条，觉得脚下的土地在下陷，脸皮和头皮在发冷，在缩紧，但我却嘣出一句相当厚颜无耻的话来：

“这有什么？早就该料到的，这种‘破灭’寻常得很！”

　　此后，我竟然还有勇气走进卧室，摆出一副冷漠无情的神态躺在沙发床上。黄昏时分，哥哥蹑手蹑脚地走进来着我，我假装睡着了。他碰见任何不幸的事都惊慌失措，经受不起，这一点特象我们的父亲。他匆忙中很快就相信我真的睡着了，趁当晚还得出席参议会会议的机会，便悄悄穿上衣服走了……现在想起来，我当天夜里没有开枪自杀的唯一原因，是我已经下定决心，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总得自杀。当时窗外花园里的乳白色的月光照亮了我的房间，我走进餐室，点着灯，在橱柜旁喝了一杯伏特加，接着又是一杯……我从屋里出来，走到街上去。街上寂静无声，温暖潮湿，周围的一切——空荡荡的公园里和林荫道上的白杨间到处弥漫着浓密的白雾，这雾和月光融合在一起，情景十分可怕……然而回家就更可怕：要点燃卧室里的蜡烛，在暗淡的烛光下看到这些还扔得到处都是的袜子、鞋子、夏令时装和那件花睡衣——我入睡前常常搂着这件睡衣裹着的她，吻她向我仰起伸过来的睑，感受她那温馨的呼吸。只有和她在一起，在她面前痛哭才能使我摆脱这种恐惧，可是她已经不在了。

第二天晚上，死一般静寂的卧室依然亮着微弱的烛光。漆黑的窗户外是茫茫的黑夜，正渐渐沥沥地下着深秋的细雨。我躺在床上凝视前面的墙角，那儿挂着一幅陈旧的圣像，她睡前总要向它祈祷。圣像陈旧，仿佛是一块浇铸板，正面涂了一层朱砂，在漆得光亮的红底上是穿金衣的圣母像。圣母既严肃又悲伤，又大又黑的眼睛超出黑眼眶，叫人毛骨悚然！圣母和她，这幅圣像和她疯狂出走时仓惶扔下的一切女用什物在我脑海中搅在一起，既使人觉得可怕，又使人感到亵渎。

接着过了一个星期、两星期、一个月。我早已辞掉了我的职务，不到人群中去露面。我压下了一个回忆又一个回忆，熬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我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这就象某些斯拉夫农民，曾经在某个地方，在坑坑洼洼的林荫道上，“纤着”装满沉重货物的大船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