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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要上前线没有被批准——想死也不成。那就只得活下去。只好回医学院去读书。在医学院里她甚至还是个班长。收割庄稼、大扫除、星期日义务劳动——她总是带头。她还有什么可做的呢？
她以优异的成绩从医学院毕业，指导她实习的奥列先科夫医生对她十分满意（是他把盗加推荐给东佐娃的）。她的事情只剩下治疗，和病人打交道。她只能从中得到解脱。
当然，如果站在弗里德兰德的水平上考虑问题，那末，念念不忘一个死人而不找另一个活人，简直就是荒唐、反常、发疯。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人体组织的规律、激素的规律、年龄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
不可能？但薇加她可知道，这些规律在她身上统统被推翻了！
倒不是她认为自己被“永远是你的”这一誓言终生束缚住了。不过也存在这个情况：一个对我们来说是极为亲近的人，不可能完全死去，这就是说，他多少能够看到一些，多少能够听见一些，他还在场，他还存在。他会在无能为力的状况里默默地看到你怎样欺骗他。
如果没有另一个这样的人，哪里还谈得上细胞生长、反应和分泌的规律！没有另一个这样的人！还谈什么细胞？谈什么反应？
只不过是我们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迟钝罢了。变得疲惫而已。我们在悲痛和忠诚方面都缺乏真正的才能。我们把悲痛和忠诚都交给了时间。唉，我们只是在每天都填饱肚皮、舔舔指头这方面才堪称寸步不让。如果两天不给我们吃饭，我们便会变得失常，我们便会气得发狂。
我们人类就前进了这么远！
薇加表面上没有变，但心却碎了。她母亲也死了，而她本来只跟母亲相依为命。母亲也是因为伤心而死的：她的儿子，薇加的哥哥，是位工程师，在1940年 被投进了监狱。头几年他还有信写来。头几年她们还给他往布里亚特一蒙古自治共和国那儿寄过邮包。可是有一次邮局发来一份使人纳闷的通知书，结果母亲领回来 的是自己寄出的邮包，上面盖了好几个邮戳，地址也一再被划去。她把邮包带回家来，像带回来一口小棺材。儿子刚生下来的时候，这匣子差不多能盛得下。
这使母亲垮了下来。再加上儿媳不久又嫁了人。母亲对这一点怎么也不能理解。她对薇加倒是理解。
就这样，只剩下薇加了然一身了。
当然，这不单单是她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人中间的一例。
全国有那么多单身女人，使人简直想根据自己所认识的女人作一个大致的估计：单身的是不是比有丈夫的更多？这些单身的女人都是她的同龄人。年龄相差一岁、两岁……最多10岁。她们也是在战场上牺牲了的那些人的同龄人。
对男人，战争是慈悲的，把他们带走了。而把女人留下来受痛苦折磨。
要是有谁从战争的废墟下幸存归来而尚未结婚，那他就不会选择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人做妻子，而是挑年轻些的。至于年轻几岁的人，那他可说是整整年轻了一代，还是个孩子，不曾经受过战争的辗压。
这就样，千千万万的妇女来到世上盲目地生活着，她们从未被编成什么大军。这是历史的差错。
但她们之中有的人也并非命运不济，只要能aufdieleichteSchulter去对待生活就行。
日常的和平生活的漫长岁月渐渐流逝，而薇加却始终有如戴着防毒面具，脑袋老是被那可恶的橡皮套住。她简直要发疯了，她被闷得虚弱不堪，于是把防毒面具扯下来了。
看起来使人觉得她的生活比较合乎人情了：她允许自己得到别人的好感，开始注意穿戴，也不回避同人们见面。
忠贞包含着崇高的满足。也许是最崇高的满足。即使别人不知道你的忠贞也没有关系。甚至你的忠贞不被别人赏识也不要紧。
但只要它是一种动力就行！
然而，如果它什么也推动不了呢？如果谁也不需要它呢？
防毒面具的圆眼孔不管有多大，从里边往外看毕竟不怎么清楚。摘去了防毒面具，没有玻璃片隔着，薇加就会看得清楚了。
然而，她并没看清楚。由于没有经验她撞得很疼。由于不够谨慎，她失足了。这短暂的、不值得的亲近关系，不仅未给她的生活带来轻松和光明，反而使她受到玷污和屈辱，反而破坏了她的生活的完整和匀称。
可是现在要忘记那段历史却不可能。也无法抹掉它。
不，她可不会以轻率的态度去对待生活。一个人愈是脆弱，就愈需要有几十次、甚至几百次偶然的机会才能接近一个跟自己类似的人。每一次新的巧合，只会多 少提高一点点接近的程度。然而，只要有一点儿合不到一起，就会马上前功尽弃。这种合不到一起的现象又总是那么很早地出现，那么明显地暴露出来。简直没有人 可以商量：该怎么办？日子该怎么过？
世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生活道路。
很多热心人劝她领一个孩子。这件事她同各种各样的女人认真地商量过很久，她已经被说服了，自己心里已经热乎起来，到儿童收容所也去过几回。
不过最后她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她不可能出于无计可施一经决定马上去爱一个孩子。危险还在于，以后她可能不再爱那个孩子。更为危险的是：他长大后也许会跟她格格不入。
要是能有一个真正的、自己亲生的女儿就好了！（一定得是女儿，因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培养，对男孩就无法那样去培养。）
然而，她也不能同一个陌生人去重走这泥泞的路。
她连灯也没有打开，在圈椅里一直坐到深夜，从傍晚开始急于要做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做成。收音机刻度盘的这点光对她来说已足够亮了，凝视着这柔和的绿光和黑色的刻度，她陶醉于沉思默想之中。
她听了好多张唱片，其中最令人心情压抑的几张听了也不觉得难过。她还听了几首进行曲。听进行曲的时候，她仿佛觉得在她前面的晦暗中举行凯旋式似的。而她高高坐在古老庄严的高靠背椅里，把两条修长的细腿蜷在身下的一边，有如一个胜利者。
她穿过了14片荒漠，总算走到了。她度过了14个疯狂的年头，结果证明自己是对的！
正是在今天，她多年的忠贞获得了新的、完美的涵义。
她几乎是保持了忠贞。可以认为那是忠贞不渝。在主要的方面保持了忠贞。
然而，正是在今天，她觉得那个死者是个孩子，而不是现在的同龄人，不是一个男人——没有那种能使女人感受到安全的男子汉的魁伟体魄。他既没有看到战争的全貌，也没有看到它的结局，更没有看到战后多年的艰苦岁月，他始终是一个有一对晴空般眼睛的青年。
她躺到了床上，但并没立刻入睡，也不担心今夜会睡眠不足。睡着了以后还常常醒来，做了不少梦，一夜做这么多梦似乎是太多了。有些梦毫无意思，可也有一些梦她竭力想留在脑海里，直到天明。
早晨她醒来，脸上泛起了笑容。
在公共汽车里她被推来挤去，甚至脚上被踩，但她毫无怨恨地忍受着这一切。
穿上了白长衫走去开5分钟的碰头会时，她从老远就高兴地看到列夫·列昂尼多维奇从楼下的走廊里迎面走来。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虎背熊腰，像大猩猩那么可 爱而又可笑，他从莫斯科回来以后薇加还是头一次见到他。他的两条胳膊实在是又长又重，垂着的时候几乎把两个肩头也拖着往下沉，这看起来仿佛是身材的缺陷， 事实上倒是优点。他的脑袋很大，成梯次配置，向后鼓出个圆顶泊色的船形小帽像平时一样很随便地、可有可无地扣在头上，从后面翘起几只角，中空的帽顶也已被 压瘪。他的胸部罩着前面不开襟的白大褂，有如涂着白雪样伪装漆的坦克的前部。像平时一样，他一路走，一路眯缝着眼睛，表情严肃可畏，但薇加知道，他脸上的 线条只须稍加调整，就会变成一列笑容。
当薇加和列夫·列昂尼多维奇面对面在楼梯口相遇时，他脸上的线条果然移动了。
“你回来了我可真高兴啊！这里简直就缺你了！”薇加首先向他说。
他笑得更明朗了，并用垂着的一只手从下面挽住她的臂肘，使她转向楼梯。
“什么事情使你这样愉快？告诉我，让我也高兴高兴。”
“没什么，什么事情也没有。你呢，这一趟跑得好吗？”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叹了口气：
“好倒是好，可也有扫兴的地方。莫斯科让人不安。”
“那你以后可要详细谈谈。”
“我给你带来了唱片。3张。”
“是吗？都是什么？”
“你是知道的，那些个圣一桑什么的我搞不清楚……反正莫斯科百货大楼里现在有慢转唱片柜台，我把你开的单子交给了他们，一位女营业员就包了3张给我。明天我给你带来。听我说，熊鲁霞，今天咱们得去参加一次审判会。”
“参加什么审判会？”
“你什么都不知道吗？要审判第三医院的一个外科大夫。”
“提法院正式审判吗？”
“暂时还是同志式的批判。不过，调查已经进行了8个月了。”
“为了什么事情？”
护士卓妞刚值完夜班沿着楼梯下来，她那黄色的睫毛很明显地闪了一下，同他俩—一打了招呼。
“一个婴儿手术后死了……趁我刚从莫斯科回来还有那么点冲劲，我一定要去，开上几炮。而在家里待上一个星期，尾巴就又夹紧了。咱们一起去，是吗？”
但盛加既来不及回答，也来不及拿主意，因为此时该到那软椅套着套子、会议桌上铺着天蓝色台市的房间里去开5分钟的碰头会了。
薇加非常珍视自己同列夫的关系。同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一样，他是薇加在医院里最接近的人。他们的关系的可贵之处在于，一个没有妻子的男人与一个 没有丈夫的女人之间几乎不可能有的那种关系：列夫从来没用特别的目光看她，没有暗示过什么，没有超出界限，没有产生野心，而她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的关系牢 靠而友好，一点也不紧张：在他们之间，恋爱、结婚之类的话题，向来是避而不谈的，仿佛世上根本不存在这类事情。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必定能猜到，薇加所需要 的正是这样的关系。他本人曾经有过妻子，后来没有了，再后来跟某人“相好”，医疗中心的半边天（这就等于整个医疗中心）喜欢议论他，而目前，似乎怀疑他跟 手术室的一名护士有关系。一位年轻的外科女医生——安热莉娜确信地说有这么回事，但是人们怀疑她自己在追求列夫，千方百计想得到他。
在整个5分钟碰头会的时间里，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一直在纸上画什么棱角鲜明的图形，甚至笔尖把纸也画破了。而我加恰恰相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安静地坐在那里。她内心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稳。
碰头会结束了，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从大房间女病房开始巡诊。那里她有许多病人，每次巡诊都要花很长时间。走到每一个病人跟前，她都会在床上坐一坐， 检查一下，或轻声地谈几句话，她不要求在整个这段时间内病房里鸦雀无声，因为这样反而会显得拘束，何况要阻止女人们说话也不可能。（在女病房里比在男病房 里更需要讲究策略，更需要谨慎小心。在这里，她作为一个医生的重要性和成绩并不是那么肯定无疑的。只要她表现出情绪稍微好些，或者过分强调精神因素的作 用，跟病人说一切都会圆满结束，那就马上会感到病人对她投来的毫不掩饰的目光或怀着妒意侧目而视的神态，意思是：“你自然无所谓了！你什么病也没有。你是 不会有体会的。”按照同样的精神疗法，她劝那些怅然若失的女病号在医院里也不要不注意自己的仪容，不妨讲究点发式，稍擦点脂粉。然而，如果她自己热衷于打 扮，就会不受欢迎。）
今天也是这样，她尽可能持重地、精神集中地从一张病床走到另一张病床，按老习惯不理会嘈杂的人声，只听自己的病人陈述病情。忽然，从另一面墙那儿响起一个拖声拖气的声音：
“哟，都是些什么病人呀！这里有的病人可真像公狗似的喜欢围着母狗转！就拿那个头发蓬乱、皮带束在病号衫外面的家伙来说，只要那个叫卓妞的护士值夜班，他就缠着跟她拥抱！”
“什么？……是怎么回事？……”汉加尔特问她的病人。“请您再说一遍。”
病人也就又说一遍。
没错，昨天夜里是卓姐值班！昨天夜里，正是刻度盘上亮着绿光的时候……
“对不起，请您再从头详详细细地说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