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温暖而又漆黑的秋天的夜晚。已经下了三天多的小雨。换了两次马，在一个半小时内，在泥泞的道路上奔驰了三十俄里，在夜间一点多钟，博尔霍维季诺夫来到列塔舍夫卡。他在一处篱笆上挂着“总司令部”牌子的农舍前下了马，他丢下马走进昏暗的农舍的过厅。

“我要立刻见值勤的将军！非常重要！”他在黑暗中对一个正在起身的用鼻子吸气的人说道。

“他大人从昨晚起就很不舒服，一连三个晚上都没睡觉了，”勤务兵低声央求道。“您还是先叫醒上尉吧。”

“很重要，我是多赫图罗夫将军派来的，”博尔霍维季诺夫一边说着，一边摸索着走进已打开的门。勤务兵走到他前面去叫醒一个人。

“大人，大人，来了一个信使。”

“什么？什么？谁派来的？”传来一个睡眼惺松的人的说话声。

“从多赫图罗夫和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那里来的。拿破仑在福明斯克，”博尔霍维季诺夫说，在黑暗中看不见问他的人，但是，根据这声音来判断，不是科诺夫尼岑。

被叫醒的人打了个哈欠，伸了伸懒腰。

“我不想叫醒他，”他一边摸什么东西，一边说道，“他病的厉害！或许，那，是谣言吧。”

“这是书面报告，”博尔霍维季诺夫说，“交待我立刻交给值勤将军。”

“请等一下，我把灯点上。该死的，你都把它塞到什么地方？”伸懒腰的人对勤务兵说。这个人是科诺夫尼岑的副官谢尔比宁。“找到了，找到了，”他接着补充说。

勤务兵打着了火①，谢尔比宁在摸烛台。

①用火石和火镰打火。

“咳，讨厌的家伙。”他厌恶地说。

借助火星的亮光，博尔霍维季诺夫看到了手持蜡烛的谢尔比宁的年轻的面孔，在前面屋角处睡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科诺夫尼岑。

硫磺火柴一接近火绒，就先发出蓝色的，后发出红色的火焰，燃烧起来，谢尔比宁点燃了蜡烛，方才在烛台上啃蜡烛的蟑螂纷纷逃走，他看了看那个信使。博尔霍维季诺夫周身是泥，他用衣袖擦脸的时候，又擦了一脸的泥巴。

“是谁报告的？”谢尔比宁拿起一封公文问道。

“情报是可靠的，”博尔霍维季诺夫说，“俘虏、哥萨克、侦察兵，他们所有的报告都完全一致。”

“没办法了，应当叫醒他。”谢尔比宁说着就站起来，走向那个头戴睡帽、盖一件军大衣的人。“彼得，彼得罗维奇！”他说道。科诺夫尼岑一动也不动。“到总司令部去！”他面带微笑，因为他知道这一句话多半可以叫醒他。果然，戴睡帽的头立刻抬了起来。在科诺夫尼岑双颊烧得通红的、俊秀而又坚决的脸上，在一瞬间还停留在远离现实的梦境之中，然而，随后突然哆嗦了一下；他的脸上立刻显露出平时那种镇静而坚定的表情。

“哦，什么事？谁派来的？”他不慌不忙地立即问道，亮光刺得他直眨眼睛。科诺夫尼岑一边听军官的报告，一边拆开公文读了一遍。他刚一读完，就把穿着毛袜的两只脚伸到地上，开始穿靴子，拢了拢鬓角，戴上军帽。

“你到得快吗？咱们去见总座。”

科诺夫尼岑立刻明白，这一情报十分重要，不能有丝毫拖延。这一情报是好还是坏，他不去想，也不问自己。他看待战争中的一切事情不是用智力或推理，而是用另外的一种什么东西。在他内心深处有一个深藏未露的信念：一切都会好的，但是不应当信赖于此，尤其不应当去谈论这个，只应当做好自己的工作。而他正是全心全意地去做自己的本职工作的。

彼得·彼得罗维奇也和多赫图罗夫一样，只是出于礼貌，才把他载入巴克莱、拉耶夫斯基、叶尔莫洛夫、普拉托夫、米洛拉多维奇之流的所谓的一八一二年的英雄的名单。他和多赫图罗夫一样，以知识浅薄、能力有限著称，而且还和多赫图罗夫一样，从未制定过作战计划。但他总是哪个地方最困难，他就在哪个地方；自从他被任命为值勤将军以来，他总是开着门睡觉，咐咐，来了每一个人都要叫醒他。打仗时他总是冒着炮火在最前沿，库图佐夫曾为此而责备过他，简直不敢派他去。他就像多赫图罗夫一样，是一个不声不响、常被人们忽略的小齿轮，但是这个齿轮却是机器的最主要的部件。

科诺夫尼岑出了小屋，走进潮湿的黑夜，他皱起了眉头——一部分是由于头痛得更厉害了，一部分是由于他脑海中浮现出一种不愉快的情景：在获悉这一情报时，参谋部，这个有权势的人的整个窝巢一定会被搅动得乱作一团，特别是在塔鲁丁诺战役之后和库图佐夫针尖对麦芒的贝尼格森：要提建议，争吵，下命令，取消命令。这种预感使他感到极不愉快，虽然他知道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

果真，当他顺路到托尔处，把这一新的情报告知他时，托尔立刻向和他同住在一起的一位将军讲述自己的意见，科诺夫尼岑默默地、懒洋洋地听着、他提醒他，应该去见总座阁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