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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多数人感到难以承认的是，我们不拥有能使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道德标准——这种解决方式，如果不是完美无缺的，至少也比竞争制度提供的解决方式更能令人满 意。对于“公道的价格”，或者“合理的工资”是什么，我们不是都有一些概念吗？我们不能依靠人民强烈的公平感吗？即使我门此刻对某一种特定的情况下什么是 公平，或什么是合理的看法未必完全一致，但如果人民能够得到机会实现他们理想的话，大众的意见不会很快就集中起来，成为更加明确的标准吗？

不 幸的是，这种希望没有多少根据。我们所有的标准是从我们所了解的竞争制度中得来的，并且在竞争消失之后，这些标准也必然迅速消失。我们所指的公平的价格或 合理的工资，就是依照惯例的价格和工资，就是已往的经验使人们期望得到的报酬，或者，就是在没有垄断剥削的条件下将会存在的价格和工资。在这方面，唯一重 要的例外，就是工人们习惯于要求“他们劳动的全部生产物”，这是社会主义学说最乐于追究的一点。但今天却很少有社会主义者还相信，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 每项产业的产品都让由该项产业的工人来全部分享；因为这就意味着运用大量资本的产业中的工人比运用少量资本的产业中的工人所得的收入要大得多，大多数社会 主义者将认为这是很不公平的。现在比较一致的意见都认为这种要求是因为对事实作了错误的解释而产生的。然而，一旦个别工人对“他的”全部产品的要求遭到拒 绝，并且从资本得来的全部利润必须分给全体工人时，怎样分配它的问题就会引起同样根本的问题。

究 竟何为某种商品的“公道”价格和某种服务的“合理”报酬，如果需要的数量真的可以孤立地确定的话，那么可以想象它们可能用客观的标准来加以确定。如果真的 可以不必顾及成本而确定它们，计划者倒是可以设法弄清为了产生这么多的供给量所必需的价格或工资是多少。但计划者还必须决定每种货物应生产多少，并且在做 出这种决定的同时，也把什么价格是公平的，或什么是应支付的合理工资确定下来。如果计划者决定需要为数较少的建筑师或表匠，而这种需要可又由那些所得报酬 虽然较低，但仍愿意留在这个行业里的人们来满足的话，那么，所谓“合理的”工资就比较低些。在决定各种不同目标相对重要性的同时，计划者也就决定了不同集 团或个人的相对重要性。由于他不应该把人民作为一种工具来看待，因此他必须考虑到这些影响，并且有意识地让不同目标的重要性同其决定的种种影响保持平衡。 但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对各种人们的情况加以直接控制。

这 种解释适用于各种行业的相对地位，也同样适用于个人的相对地位。一般说来，我们很容易把某一种行业或职业内部的收入想象为多少是一致的。然而，在最有成就 的和最无成就的医生或建筑师，作家或电影演员，拳术家或赛马骑手之间的收入差别，以及在较大成功或较少成功的钳工或市场蔬菜种植者，杂货商人或成衣匠之间 的收入差别，是同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收入差别一样大的。虽然无疑有人企图用分门别类的方法把收入加以标准化，但差别对待不同个人之必要性仍然存在， 无论这是用规定他们个人的收入，还是把他们编列在某一类别内的办法来实施的。

关于自由社会里的人们服从这种控制的可能——或者关于他们是否仍能保持自由，如果他们服从了的话——我们已经用不着多说。就这整个问题而论，穆勒在将近100年前所写的一段文字，在今天来看，也同样适用。他写道：

可以默认一种像平等规律那样的固定规律，并且，也可以默认偶然性或客观必然性；但由一小撮的人来衡量每一个人，给与这个人的多些，那个人的少些，都全凭他们自已的爱憎与判断，这种事是不能容忍的，除非它是来自被认为是超人一等，并以超自然的恐怖为后盾的人们。①

①J·S·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第1卷，第2章，第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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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要社会主义仅仅是一个人数有限的志同道合的团体的一种抱负，这些困难就不一定会引起公开的冲突。只有在社会主义政策得到组成人民多数的许多不同集团的支 持，并被试图实际推行的时候，这些困难才会表面化。那时候，在各种成套的理想中，究竟应将哪套强加给所有人，以便把国家的全部资源都用来为它服务，就马上 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由于成功的计划要求对主要价值产生共同的看法，因而对我们物质上自由的限制就直接地影响到我们精神上的自由。

社 会主义者，即其所产生的野蛮子孙的文明祖先，一贯希望通过教育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在这方面教育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确实已了解到：知识不能够创造新的伦理价 值标准，无论多大的学问，也不会使人们对有意识地调整一切社会关系所引起的道德问题，持相同意见。证明某种计划是正当的这一工作所需要的不是合理的说服， 而是接受信条。其实，各地的社会主义者都最先承认：他们所承担的任务要求普遍承认一个共同的世界观，一套明确的价值标准。社会主义者正是在发动一个受到这 样一个单一世界观支持的群众运动的努力中，首先创造出了这些灌输工具中的最大部分，这些灌输工具也是纳粹和法西斯主义者有效地加以利用过的。

实 际上，在德国和意大利，纳粹和法西斯主义者无须首创好多东西。渗透于生活各个方面新政治运动的各种做法，已由社会主义者采用过了。将个人从生到死为一切活 动囊括在内的一个政党的观念，要求指导个人对每一事物的意见，并且喜欢把一切问题都变成党的世界观问题，这些都首先由社会主义者付诸实践了。一位奥地利社 会主义作家，在谈到他本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时，自豪地报告说：“它的鲜明特点是为工人和雇员每一方面的活动都建立了特别的组织。”①虽然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 在这方面比其它的社会主义者更前进了一些，但其它地方的情况并没有很大的差别。那些最早把儿童纳入政治组织中去，以保证他们长大成为优秀的无产者的，不是 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首先想到在党的俱乐部里把运动和竞技、足球和徒步旅行组织起来，以便其成员不受其它观点传染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 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首先主张应以敬礼的方法和称呼的形式来使党员区别于其他人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通过人们的“小组”的组织和手段 来经常地监督私人生活，创造了极权主义政党原型的人们，也就是他们。“法西斯少年组织”和“希特勒青年团”“意大利职工业余活动组织”和“德国群众业余活动组织”、政治的制服和党的军事化编制，都不过是社会主义者原已有过的制度和模仿而已。②

①G·维泽尔：《一个国家的衰亡：奥地利（1934－1938）》（巴黎，1938年），第41页。

②在这个国家，那个具有政治性的“读书俱乐部“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类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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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要社会主义运动在一个国家里同一个特定的集团——通常是技术较高的工人——的利益密切地结合起来的，对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应有地位形成一种共同观点的问题， 就比较简单。这种运动直接关涉到某个特定集团的地位，并且，它的目的就是要提高那个集团与其它集团之间的相对地位。但在向社会主义继续前进的过程中，这个 问题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每个人越来越明显地看到，他的收入和一般地位要由国家的强制性机器来决定，为了保持或改善其地位，唯有成为一个有组织集团的成 员，那个集团能够根据其利益影响或者支配国家机器。在这个阶段发生的各个压力集团之间的拉锯战中，并不一定是最穷苦的和为数众多的集团利益就占优势。对那 些宣称代表一个特定集团利益的老牌的社会主义政党来说，他们首先出现在这个领域之内，并且规划了他们的吸引工业中体力工人的整套意识形态，这也并不一定是 一种有利条件。他们的成功和他们对接受全部信条的坚持，一定会引起一种强有力的反运动——这种反运动不是来自资本家，而是来自为数众多的、同时也一样无财 产的阶级，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相对地位由于工业工人中的精英的进步而受到威胁。

社 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策略，即使在其并不曾受到马克思主义教条支配的地方，也已普遍地以这样一种思想为基础：即把社会划分成两个阶级，它们有共同的利益， 但这些利益又是互相冲突的，那就是资本家和产业工人。社会主义预期老的中等阶级要迅速消灭，但完全忽视了一个新的中等阶级的产生，其中包括无数的职员和打 字员，行政工作者和学校教师，小本经营者和小公务员，以及各种专门行业的低级人员。有一个时期，这些阶级中时常出现劳工运动的领导人物。但是，越来越清楚 的是，这些阶级的地位相对于产业工人的地位来说变得日益恶化，因此指引着产业工人的那些理想，大大地失掉了对其他人的感召力。他们憎恨资本主义制度，并且 要按照他们的公正观来有意识地均分财富，在这一意义上讲，他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但这些概念显示出与旧有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实践中所体现的观念是有很大出入 的。

旧 有的社会主义政党成功地用来获得一个职业团体支持的那种手段——即相对地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现在无法用来获取所有人的支持。一定会出现一些同他们竞争 的社会主义运动，这些运动唤起那些地位相对恶化了的人们的支持。时常有人说，法西斯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个常听到的说法中包含 着许多真理——只不过在意大利和德国，这些新运动的支持者在经济上已不再属于中产阶级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新的无特权阶级对产业工人运动所形成的工 人贵族的反抗。毫无疑问，最有力地助长这些运动的经济因素是失意的自由职业者，即受过大学教育的工程师或律师，以及一般“白领无产者”对收入比他们高几倍 的属于最强大工会的火车司机，或排字工人及其他成员的嫉妒。就货币收入而言，一个纳粹运动的普通成员，在运动开始的初期，比普通的工会会员或原有的社会主 义政党的党员更穷苦些，这也几乎是毫无疑问的。由于前者曾经有过更好日子，并且仍然生活在他们过去的条件造成的环境里，因此，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不堪忍受。 当法西斯主义兴起时，在意大利流行的“阶级斗争逆转”这一措词确实指出了这个运动的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存在于法西斯主义者或民族社会主义 者与原有的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主要地应当被看作是在相互竞争的社会主义派系间一定要发生的一种矛盾。每个人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应由国家的意志 来指定这一问题，在他们当中是没有异议的。但什么是各个不同阶级和集团应有的地位，对此他们从前有、将来也永远会有最深刻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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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前一向把自己的党看作是未来走向社会主义普遍运动天然先锋的那些老的社会主义领袖们，现在感到难以理解的是，随着社会主义方法运用范围的日益扩展，广大贫 苦阶级的怨恨竟会转而对准他们。但当原有的社会主义政党，或者说，某些产业中有组织的劳工，通常并不感到同该产业的各雇主们达成共同行动的协议特别困难 时，大多数阶级却被丢在一边，不曾受到他们的关怀。在这些阶级看来，劳工运动中的比较得势的那些部分，与其说是属于被剥削的阶级，毋宁说是属于剥削阶级， 这也是不无理由的。①

①12 年前，作为欧洲主要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之一的、从那时以后又继续发展并与纳粹言归于好的亨德里克·德·曼曾经说过：“自从社会主义兴起以来，对资本主义的愤 恨转变为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愤恨，这还是第一次。”[ 《社会主义与民族法西斯主义》，（波茨坦，1931年），第6页。]

给 这个中产阶级的下层，即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从中获得很大一部分支持者的那个阶级的不满火上浇油是下面这一事实：他们所受的教育和训练，在很多场合下 使他们对领导地位怀有渴望，他们认为自己有资格成为领导阶级的成员。虽然年轻的一代，由于社会主义教育培养了他们对牟利伎俩感到轻蔑的原故，摈弃了带有风 险性的独立地位，越来越多地蜂拥到稳定的薪金岗位上去，但他们所要求的是既有收入又有权力的一种地位，这在他们看来，是他们所受训练使他们有资格享受时。 虽然他们信仰一种有组织的社会，但他们希望在那个社会里得到的地位，是与一个由劳工统治的社会可能提供的那种地位很不相同的。他们很愿意接受老牌社会主义 的那些方法，但他们的意图是想把它们用来为另外一个不同的阶级服务。这个运动能够吸引所有那些承认国家控制一切经济活动的合理性，但不承认产业工人贵族用 其政治力量所要达到的目标的人。

新 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时在策略上具有若干有利条件。在此之前，劳工社会主义已在一个民主的和自由的世界里成长起来，它使它的策略适应这个世界，并且接受许多 自由主义的理想。它的首倡者仍然相信，建立社会主义本身即可解决一切问题。而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却是从这样一种越来越受到控制的社会的经验中产生出 来的，这个社会已警觉到民主的和国际的社会主义目标是一些互不相容的理想这个事实。它们的策略，是在一个己经被社会主义政策和这个政策所引起的问题所支配 的世界中发展起来的。它们并不幻想有可能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那些需要人们有相当一致的意见才能解决的问题，而这种一致意见的取得是没有根据的。它们不幻想 用理智的力量来解决一切不同人们和集团的需要之间哪个比哪个更为重要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计划”所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的，它们也不幻想用平等的公式来提供 答案，它们知道，一个最强大的集团，集合了足够的支持者拥护一种新的社会等级秩序，同时又对它所号召的那些阶级公开地许以特权，它是易于获得所有感觉失望 人们的支持的，因为这些人起初曾获得过实现平等的许诺，但后来发现他们只是促进了某个阶级的利益。最重要的是，它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理 沦，或者一个世界观，这个理论或世界观似乎足以证明他们所许诺他们支持者的那些特权是正当的。界观，这个理论或世界观似乎足以证明他们所许诺他们支持者的 那些特权是正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