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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久天长祖先的墓碑，我们今天在碑旁围坐着，好似异教徒忧愁悲伤，在我们身上雪花冰凉的落着，雪花定要从天降，欢迎你下凡，雪花，在天上你也没有地方

“接 着，突然声音变得调皮起来:‘马哈果尼好地方，空气清新又凉爽，既有女人和马肉，还有扑克威士忌。马哈果尼碧空月，今日照得人欢畅，一大堆兜里的钞票，管 叫你这大笨嘴儿哈哈笑。’———之后，声音突然变得高亢雄壮，叫人毛骨悚然:‘神在我小的时候，常救我脱离人间的喧嚣和苦恼，我平安无事地在园林的花丛中 游玩，天堂的和风吹拂着我的面颊，向你伸出柔臂的花草满心欢畅，令我心花怒放。’这些我再过五十年也背得出来。她唱，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几乎每天晚上，一 天唱几次，您想想:莱尼唱这歌时用的是纯正的、一本正经的标准德语，而她平时只说她那干巴巴的莱茵方言。真的，这叫人忘不了，忘不了，那个小伙子忘不了， 我们大家，都忘不了连玛格蕾特也忘不了。莱尼每当在那儿朗诵和唱歌，特别是给她的小男孩朗诵那首莱茵河之歌时，玛格蕾特的一些英美朋友总是看不够听不够是 啊，她年轻时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现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我认为她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母亲，至于后来那孩子出了问题，责任并不在她，而是怪那帮坏蛋，其中 包括我那两个混蛋儿子，‘霍伊泽一家’———他们坏透了，特别是我公公老霍伊泽。每次他来收房租，三间屋子收我们四十六马克十五芬尼，胡贝特都叫他极不自 在———胡贝特每次都笑，像魔鬼一样笑，每次都这样———他们到最后只是书信往来，而老霍伊泽又斤斤计较，说什么按规矩房租应由房客送交房东，而不是让房 东去收———好吧，胡贝特于是就把房租在每月第一天送到他的西郊的别墅去———他在那儿也能像魔鬼似的笑，老霍伊泽直至再也受不了了，就要求将房租改为邮 寄。胡贝特在这种情况下就去打官司，看看房租究竟应该交、收还是寄———十或二十芬尼的汇费不能硬要他花费，或者哪怕是通过邮政支票帐户邮汇，因为他只是 一个小工，这确实不假。嘿，他们真的一起上了法庭，这场官司胡贝特打赢了，霍伊泽于是只能从中选择:要么到我们家来，要么在自己家里听魔鬼的笑声。有三年 零四个月之久他每月一日都将这种笑声听到，后来他才想出主意，请人代收———不过我告诉您，这种魔鬼的笑声，霍伊泽至今仍刻骨铭心，但今天莱尼却不得不为 此付出代价；只要我们有一点不合他的意，他就把莱尼折磨得要死，撵她出门。(叹气，喝咖啡，抽烟———请参看上文———抚摩剪短的灰白头发。)我们的幸福 生活一直到一九四八年，胡贝特格鲁伊滕惨遭不测，一命身亡———简直是胡闹，从那时起我再也不愿见佩尔策这个人，不想再听到他的情况，真的不想，太恶劣 了。此后不久，也夺走了我的孩子，老头子不肯放手，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目的是夺走我的孩子。他说我同每一个当时住在我们家里或者只是来看望我们的男人乱搞， 先让他们去慈善机关，后来再把他们领走；他甚至怀疑我同可怜的海因里希普法伊弗乱搞，这个可怜虫当时还没装假腿，要去医院或民政局时就在我们家住。我们不 得不把房间转租给别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提高了房租，不肯松口———真不凑巧，慈善机关的那个女人来过几次，可以说经常来，老是在事前不打招呼，真 该死，您想什么都可以，真该死，她有三次发现我和一个汉子在一起，有两次，按照她的说法，“是情况暧昧一清二楚’，我说得明白些，正同波加科夫躺在床上； 波加科夫是波利斯的伙伴，有时来将我们看望。是的，第三次她又发现我‘情况暧昧’，波加科夫当时穿着衬衣，站在窗口用我的小镜子刮胡子，一个脸盆在窗台上 放着。她在她的报告中写道:‘这种情况说明一种亲密关系，对教育未成年子女不利。’不错，库特当时九岁，维尔纳十四岁，那样做也许不合适，特别是因为我根 本不爱波加科夫，甚至谈不上特别喜欢他，我们只是逢场作戏而已；他们当然也盘问了孩子———此后我就失去了他们，永远失去了他们；他们离开我时还哭了一 通，可是后来他们从修女那里搬到他们祖父家以后，就再也不关心了我的死活；在他们眼里我不仅是个婊子，而且还是共党分子等等。不过有一点必须承认:他让他 们念高中，上大学，还拿着格鲁伊滕当年送给库特作见面礼的那块地皮大做投机买卖———今天，事过三十年之后，这块地皮上有四个住宅群，底层是店铺，三百万 是足足值的，单是租金就足够养活我们所有人，包括莱尼在内，而当年送给库特时人们只当它是个镀金的茶杯———当然这比一个为了总共挣一千一百一十二马克月 薪，天天起早贪黑去上班的筋疲力尽的老母亲强得多。有一点得承认:我就不会像他那样巧干，不会那样干。至于那个波加科夫，只怪我做了一件蠢事，不大对头。 胡贝特不幸惨死以后，我忧愁悲伤，心力交瘁，正碰上可怜的波加科夫拿不定主意是否回俄国，成天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将忧伤的歌唱着，像波利斯一样———天 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过几次一起上床逢场作戏。我后来还是打听出来了，原来是霍伊泽向德国辅助警察告发，说我们有一个黑市仓库。他对没有从施尼勒 巷捞到什么一直耿耿于怀。因此，有一天，大概是一九四六年年初，那些讨厌的德国探子就找上门来，自然找到了我们藏在地下室的东西:熏猪肉、咸黄油、咖啡、 香烟，还有大批袜子和内衣———统统没收，本来这些东西还足够我们富富有余地用两三年哩。不过有一点他们无法指责我们:我们从未在黑市上卖过一克东西，至 多搞过几次交换，甚至还送掉不少，这都是莱尼干的。我们的英美朋友一点也帮不上忙，这事是那些德国密探经手的，他们甚至还把我们的家抄了。在莱尼的房间里 找到她那几张可笑的‘全校最标准德意志少女’证书。确实有一个家伙想去告发她，凭这几张她十岁和十二岁时得到的狗屁证书说她是纳粹分子，不过此人碰巧被我 看见穿过党卫队制服，他因此也乖乖地闭口不说了。不然莱尼可就麻烦了:你怎么能向英国人或美国人说清楚，得到‘全校最标准德意志少女’证书并不等于就是纳 粹呀？那时佩尔策确实很义气，从施尼勒巷搞到的东西他都已存放到安全地点，没有被人告发，当他听说我们的东西统统被没收了，就自愿拿出了一些东西。一不要 钱，二不要回报，很可能是为了博取莱尼的欢心。不管怎么说，这个恶棍比老霍伊泽要好一些。我是后来，很久以后，我想已经是一九五四年了，才从一个警察的口 中听说，原来是我自己的公公大人把我们告发了。”

赫特霍尼(笔者这一次请她到一家高级时髦的小咖啡馆见面，不仅是有意献殷勤 的，而且也想使自己抽烟不受任何内在和外在的限制)正是在那座前加尔默罗会修道院里熬到了战争结束，躲在前修道院教堂的地下室里。“从前那间地下室大概是 给修女关禁闭用的。对那次抢劫我一无所知。二日那天，我只是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阵可怕的低沉的隆隆声，经久不息，真够呛，距离不过很远，我死也不肯离开地下 室，直到我确知美国人已到来。我害怕，那时候有多少人被枪杀和吊死啊!我虽然有合法的、有效的正式证件，但我怕某一个巡逻队会产生怀疑，开枪把我打死。我 在那里躲着，后来只剩下我一人，听凭上面那些人趁火打劫，大吃大喝。美国人真的来了，直到我听说了，我才出来喘口气，掉下了眼泪，悲喜交集:喜的是将解放 迎来了，悲的是这座城市毫无意义地被彻底摧毁了———后来，当我看到所有所有的桥梁都被破坏时，高兴得我又掉眼泪:莱茵河终于又变成了德国的边界，终于又 ———这可是天赐良机，不能放过———桥，不再造了，只让渡船来往行驶，严加检查。哦，我马上与美国军事部门联系，打过几次电话后找到了我的朋友，那位法 军上校，在英占区和法占区之间获准自由往来，而且我有幸帮过莱尼两三回，使她摆脱相当不愉快的处境，她当时正天真地转来转去，寻找她的波利斯。十一月，我 就领到了营业执照，租了一块地皮，搭起几间温室，开了一家花店，并且把格鲁伊滕家的莱尼姑娘马上请来店里工作。对我来说我领取营业执照和新身份证的时刻是 个重要关头:究竟是恢复萨尔路易的艾莉马克思这个名字好呢，还是继续使用莉安妮赫特霍尼这个名字？我决定继续用莉安妮赫特霍尼这个名字。马克思是我的护照 上用的名字，别名赫特霍尼。嗨，您在我家喝的茶比这家有名无实的铺子要好吧？”(笔者彬彬有礼、心悦诚服地证实这一点。)“这我会记住的，真正不错的是这 里的花式小点心。某些知情人现在谈谈对您称为‘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的情况:这个天堂，我们也曾被邀请进，格龙奇和我，但我们害怕，不是怕死人，而是怕活 人，因为陵园位于老市区和郊区之间，正是飞机扔炸弹的中心地区，至于死人在这个天堂，没有什么叫我感到不安的里，人们毕竟在地下墓窟里聚会，举行庆祝活 动，已有好几百年历史了。我认为加尔默罗会修道院教堂地下室旁边的地窖更安全———我的证件让巡逻队随便来检查吧，可是待在陵园的墓穴里，又会引起怀疑 了。到头来，你再也拿不准什么身份最保险了———潜伏的犹太人，潜伏的分离主义者，没有开小差或开小差的德国兵，逃犯或在押犯。再者城里到处都是逃兵，在 他们附近一点也不舒服，动不动就开枪，双方都这样。格龙奇也同样害怕，他四五十年来可说难得离开陵园。这时，他在一九四五年二月中旬离开陵园，到乡下去住 了一段时间，最后在什么地方甚至参加了人民冲锋队。他说得对:在那段时间里，任何一种合法的形式都是最好的保护。我的座右铭则是———现在可别轻举妄动， 带上还过得去的证件找个地方隐蔽起来，耐心等待。我完全是有意地———这对我来说可不容易，说实话，因为那里有的东西是我们做梦也不敢想的———抢劫我完 全是有意地不去参加，因为这当然是非法的，要判死刑，而且抢仓库时德国人还正经八百地把这座城市统治着，我不想背这个罪名，即使只有两天、三天或四天。我 要活，要活命———当时我四十一岁，我想活，在最后几天不想还拿这条命去冒险。所以，我不声不响，在美国人进城三天前甚至仍不敢说战争已结束或打败了。自 从头年十月起，标语传单上白纸黑字写着:全体德国人民毫不留情地要求公正地惩治制造恐慌情绪的人、失败主义者、悲观论者、敌人的走狗———而这种惩治只有 一个名字:死。他们简直是越来越疯狂了，某地有个妇女洗好床单在外面晾着，他们就把她枪杀了。他们以为她升起了白旗，就把她打死了———用机枪朝窗子里乱 射。不，宁肯饿肚皮再等几天，这就是我的准则。二日空袭后这种大肆抢掠———我认为太危险了，再把东西拉到陵园去，那是有生命危险的，无论如何，这座城市 还在德国人手里，他们声称要进行防守。等到德国人终于撤走以后，我就不再犹豫了。我立即去找美国人了，立即和我的法国朋友联系；我分到一幢漂亮的小住宅， 并领到第一张花店营业执照。在老格龙奇还没有回来之前，我一直使用他的设备，把付给他的租金分文不差地存在一个帐户上，我等到他一九四六年回来时，就一丝 不苟、有条有理地把花场移交给他，自己另行开店。接着佩尔策老兄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回来了，他虽然八面玲珑、面面俱到，但还是需要一张清白证明。是谁给了他 清白证明呢？是谁在非纳粹化法庭上替他说了好话呢？是莱尼和我。是的，我们帮他过了关，我这样做违背了两条信念，一是违背自己的良心，因为不管怎么说，我 认为他是个无赖；二是违背我的商业利益，因为他必然会成为我的竞争对手；他一直到五十年代中期，都是我的竞争对手。”说到这里，提供情况的赫特霍尼突然显 得十分苍老，近乎老态龙钟，先前绷紧的脸皮突然松弛下来，摆弄着茶匙的那只手举棋不定，声音在颤抖，几乎在震动。“到今天我也不清楚，替他洗刷———帮他 过关是否对头，不过您要知道从十九岁起到四十二岁我一直受迫害，从埃吉丁贝格战役到美国人进驻，受了二十二年的迫害，种族上的，政治上的，随您怎么说 ———佩尔策是我有意选择的，因为我想:在一个纳粹分子手下最安全，而在一个为非作歹、腐化堕落的纳粹分子手下则尤其安全。我知道人们对他的种种议论，格 龙奇也常向我把他的情况介绍，如今他突然站在我面前，吓得面如土色，并且把他那个确实无辜、对他一九三三年以前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的妻子和他那两个确实可 爱的儿女也带来了。他的两个孩子年龄在十岁到十二岁之间，很讨人喜欢，他那个面色苍白、有点歇斯底里、完全被蒙在鼓里的妻子也使我感到难过。他问我，是否 我在他手下工作的那十年中，有人能在背后议论或指出，他对我或别人做过哪怕是一件极小的不近人情的事？无论是在场内场外，一个人是否应当原谅和忘记——— 他是这么说的———年轻时的罪过？他很机灵，没有向我行贿，只将一点小小的压力施加，提醒我，他曾吸收我参加花圈翻新组，也就是说，当我做心腹朋友——— 他当然也想暗示，我自己也并不怎么干净，因为把偷来的花圈收拾干净，甚至连缎带也加以利用，这可不是的什么光彩的事———嗨，最后我心软了，给他开了清白 证明，请我的法国朋友为我担保等等。他对莱尼也是这样干的，莱尼政治上那一阵儿正走红运，跟她的女友洛蒂一模一样，她们俩有可能飞黄腾达———可莱尼就是 那样的人，她无意向上爬，佩尔策提出和她合伙经营———我后来也向她提过———随后又提出和她父亲合伙经营，但父女俩都不干。他完全装作是无产者，不想再 做生意了，只是笑一笑，劝莱尼给佩尔策他所要的‘东西’，即那张清白证明。她这样做了，当然不要任何回报。这已是波利斯死后的事了，那时她完完全全变成了 一尊雕像。哦，她给他开了清白证明———和我一样。他这样就得救了，因为我们俩说话还是有点作用的。如果您问我是否后悔，我既不说不后悔，也不说后悔，也 许后悔更不说了，我只说:一想到他的命根子掌握在我们手心里，我就感到十分恶心———您明白吗？掌握在我们手心里，凭一支钢笔、一张纸，往巴登-巴登和美 因茨打几个电话，那时候真是一个荒唐的时代。莱尼有点倾向于德国共产党，而非纳粹化法庭就有一个共产党的人，等等。总之，我们洗刷了他，关帮他过了关 ———我还得说，不管他平时做生意多么善于投机取巧，不管他多么心狠手辣、为非作歹，但他没有再成为法西斯分子，即使后来这样做大有好处或重新有好处时， 他也没有干，不，从来没有。这一点必须承认，他这一点必须承认，他也与我竞争，从来没有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同格龙奇也没有，这应当承认。尽管如此———一 想到他的命根子曾在我们手心里掌握，我就感到十分恶心。最后，连伊尔泽克雷默尔也一起干了———她被佩尔策说服了，她是政治上的受迫害者，完全有据可查， 她的话像莱尼和我的话一样有分量，尽管有我们两人证明就足够了，但他还想要她开一份清白证明，并且也拿到了这份证明———对什么克雷默尔这个婆娘都满不在 乎，对佩尔策的提议，对我的提议，对这时重新出头露面的那些老同志都不在心上放着。她脑子里只有一句话，当时就已如此:‘我不想再干了，我不想再干了。’ 同她过去的同志来往是她更不想的———她称他们为台尔曼分子，是他们在法国出卖了她的丈夫或情人，那是在斯大林-希特勒条约生效的那一年半时间内，他丈夫 或情人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个条约。嗨，怎样了，伊尔泽克雷默尔后来的情况？仍旧做小工，先在格龙奇手下，后来终于又转到佩尔策手下，我然后把她请到我们店里 来，与莱尼一道干我们战时干过的活:修饰花圈，扎花圈，扎花，上缎带，一直干到退休。不知怎么，我总感到她们俩好像是一种活生生的谴责，她们虽然既没有这 样想过，也没有这样说过，或者哪怕只是暗示过。她们无利可图，好处是得不到的，情况仍然一如战时———克雷默尔煮早餐咖啡，咖啡的混合比例有一段时间，有 相当长一段时间，甚至还不如战时的。她们一如既往来上班的，围着头巾，带着黄油面包和袋装咖啡粉。克雷默尔干到一九六六年，莱尼干到一九六九年，她幸亏参 加了三十多年保险，可是她一点也不知道，我也不让她知道:我包下了她的全部养老金保险费，私下另外交款，如今好让她至少有一点什么。她身体很好———不 过，她如果真要靠养老金生活，她能拿多少呢？不到四百，也许多一点或少一点。您明白吗，我———毫无道理地———感到她是一种活生生的谴责？我虽然是她从 未责怪过的，只是有时跑来不好意思地向我借钱，因为别人想要扣押她心爱的东西。我这个人能干，善于经营管理，甚至会搞合理化，我把我的连锁店牢牢抓在手里 并且进一步扩展———可总有什么事使我十分伤心。是的。还有，我未能帮助和搭救波利斯摆脱荒谬的遭遇:在大街上被当成德国兵抓住，而且偏偏又是他在矿井事 故中死于非命!为什么？我在这件事情上为什么无能为力呢？我不是在法国人那里有要好的朋友吗？只要我开口把他们求助，他们不仅会弄出一个波利斯，甚至可以 放出一个德国纳粹分子。可是，等到终于打听明白他已不在美国人手里，而是落到法国人手里时，已经太晚了，他已经死了———他们连他冒用的德国名字都不太清 楚———究竟他叫贝尔霍斯特、伯尔霍斯特、布尔霍斯特，还是博尔霍斯？无论是莱尼还是那个玛格蕾特或洛蒂都搞不清楚。搞清楚为什么要去呢？对她们来说，他 就是波利斯，当然她们没有仔细看那张德国士兵证，更不用说记住那个名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