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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很想跳过有几个情况提供者已隐约提到的莱尼一生中的一段经历:莱尼在一九四五年后短暂的政治活动。关于这一点，洞察力是他并不缺乏的，他只是难以相信。可是，他是否应当相信那些听起来可信的东西呢？专业人员和非专业人员都喜欢谈的这个使作者左右为难的问题，在这里严酷无情地在我们面前摆着!对政治莱尼并非不关心，这已为经常和她一起看电视的汉斯和格蕾特赫尔岑夫妇所证实，他们的态度足以使公证人或记者都不会拒绝认证。莱尼这一点得到了(赫尔岑夫妇的明确证明，有将近两年之久他们一起看莱尼的黑白电视机的节目)“最爱看到那些谈论政治的人士的面孔”(寥寥可数的莱尼直接引语之一!)。她对基辛格、巴泽尔和施特劳斯的评价在这里无法介绍:这样做，对笔者未免代价太大，他不能这样做。谈到这三位先生，他的处境类似那位政界要人。他———笔者———本来可以根据他的记者职责来将莱尼的话引用的，让她承担作证的义务，把她推上法庭，而且他确有把握，莱尼是不会使他和赫尔岑夫妇失望的，但他还是宁可在这里仅仅略提一笔而不将原话引用。原因很简单:莱尼站在法庭被告席上是他不愿看到。他觉得莱尼的麻烦已经够多了:她心爱的独生子身陷囹圄，最近甚至她的钢琴也有被扣押的危险，她害怕或担心———她不能肯定自己是否已从那个土耳其人那里“受孕”(据汉斯和格蕾特夫妇引用莱尼的话)，由此可以断定一个生理上的细节:妇女的生理特征她一直还有，有人威胁要用毒气杀死她，无人知晓这能否做到———进行威胁的是一个已退休的公务员邻居，此人曾几次试图将莱尼亲近未遂(明目张胆地在昏暗的楼道里调戏她，在面包店里抚摸她，还有一次将自己的下身裸露，也是在昏暗的楼道里)。财物被扣押和被扣押的威胁，犹如“甚至无法用砍刀砍出一条路的莽莽丛林”(洛蒂霍伊泽语)。难道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她站在法庭上将她那些有关巴泽尔、基辛格和施特劳斯的毁灭性的、(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精辟得令人叹赏的评论重复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不，不，不。

好了，转弯抹角别再了:是的，莱尼“参加过”德国共产党的活动(洛蒂、玛格蕾特、老霍伊泽、马范多尔恩和该党从前的一名干部异口同声!)。那些写着“有参加”的海报我们都知道；这通常说的是知名人士，实际上他们从不露面，事先也没有问过他们，或者他们并没有答应过参加，人们只是认为他们有吸引力。是否人们认为莱尼有吸引力呢？显然是的，即使事实并非如此。那位前德共干部，目前正在市区有利的地段目前暂时经营一个报摊，生意兴隆。他自称“六八人”。此人———在笔者看来———至少是讨人喜欢，年约五十五岁，看上去意志消沉，如果不说是愤愤不平的话。笔者请他解释一下“六八人”这个含混不清、令人费解的字眼，他只是说:“哎，我从一九六八年起就不干了。嗯，我不干了。”他像那位政界要人一样不愿将自己的姓名披露，下面综合在一起的情况都是他断断续续提供的，因为他的叙述一再被买报的顾客所打断。

这样一来，笔者也了解了这位“六八人”极端自行其是的发行政策:当顾客问有没有色情书刊时，在不到半小时之内，他至少有十四五次粗暴地———如果不是气呼呼地———回答说:“这儿不卖!”笔者觉得，甚至连比较正派的报刊———如通俗小报、严肃的和消遣性的日报，还有半正派或中等正派的画报———这位“六八人”等出来即是勉勉强强的。笔者谨慎地预言，这种销售政策会使报亭的收入受到影响。他的担心遭到这位情况提供者的断然否定。“反正一旦争取到养老金，我就关掉这个报亭。我至今只能领取一小笔补偿金；在批准这笔补偿金时，我清楚地感到，我没有活下来是他们巴不得的。那样他们就可以省一笔钱了。不，这些资产阶级下流货色，这种色情帝国主义，我是不卖的，有人即使想方设法逼我这样做；说什么‘设在如此重要地段的报亭应为潜在的顾客提供符合市场需要的商品’(引自一位基民盟市议员的提案)。不，我不干。还是请他们拿这种臭狗屎到合适的地方去卖吧:在教堂门口，夹在他们的教会报纸和谈论贞操的假正经玩意儿中。不，我不干。他管是楠宁还是金德勒，张三还是李四———好吧，让他们对我继续进行抵制，对我继续怀疑吧，我还是要继续进行甄别。他们这些资产阶级下流货色，我是死也不肯卖的。”也许应当补充说明一下:这位情况提供者是个烟不离口的瘾君子，脸色和眼睛像肝病患者，一头浓密的灰白头发，把一副度数很高的近视眼镜戴着，两手发颤，脸上强烈地流露出蔑视一切的神情，就连笔者也无法竭力幻想自己不在这种蔑视的范围之内。“他们———维希法西斯分子———从法国集中营里把伊尔泽克雷默尔的男人维尔纳弄出来，据我后来获知，他交给了纳粹。当时我本可以看出苗头的。谁也无法想象，在斯大林—希特勒条约的那一年半里我们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呀!哎，把维尔纳他们枪毙了，他们向我们吹风，说什么他是法西斯叛徒，而为了除掉法西斯叛徒，尽可以借法西斯分子的手。我一直到一九六八年还相信这种鬼话:‘清除你们队伍中的法西斯分子，办法是向法西斯分子告密，说他们是密探。’嘿，发号施令的无产阶级的手，这样一来至少就保持干净了，真不赖，我可不干了，不，我一九四五年就应当听伊尔泽的话。我没有听，我又合法和非法地干了二十三年，让人家逮捕我、告发我、嘲笑我、监视我。如今，等我关掉这个报亭，我就到意大利去，也许那里还有几个人，几个不像我们这样趋炎附势的人。哎，那个普法伊弗家或格鲁伊滕家的姑娘的事啊，那时我还像十七个红衣主教加在一起那样教条，甚至这事连我都觉得难办。我们听说，她在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和一个红军士兵谈情说爱，给他偷偷送地图、食品、形势报道、报纸，甚至还同他生了一个孩子，把俄国名字取了。我们想把她改造成一名抵抗战士，这个红军士兵教会她什么，您知道？祈祷!真是胡闹!嗯，她富有魅力，一个大美人，对我们那些可怜巴巴的集这会有好处，因为当时我们不得不声讨一支所谓社会主义军队在东普鲁士等地搞的荒谬勾当。伊尔泽的话我要是听就好了，她对我说:‘弗里茨，你要承认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这可不是我们在一九二八年所想要的，也许那时候出于策略上的原因，我们还不得不支持特迪台尔曼。你得承认，兴登堡胜利了，一九四五年也是如此。那个好姑娘别去纠缠了，你们只会给她带来麻烦，而对你们不会有什么好处的。’是啊，不过她确实是个工人，真正的工人，虽然出身于破落资产阶级出身。而且，是呀，有几次我们曾让她举着红旗跟我们上街游行，虽然我们不得不几乎把她灌醉，因为她胆小得要命。后来有几次，我在台上讲话的时候，她也打扮得漂漂亮亮在台上坐着。今天一想起这件事，我还感到难堪。”(弗里茨本来就黑的皮肤明显地变得更黑了，是否这是一种脸红？这不妨问一问。顺便提一下，虚构的弗里茨这个名字是；“弗里茨”的真名笔者是知道的。)“确实地非常无产阶级化———完全不能接受资产阶级的利润思想，更谈不上去身体力行了———不过伊尔泽说得对:她害了我们，对我们什么好处也没有。因为有这么一两次，她真的回答了记者的问题，当她被问到她的波利斯的情况和她在‘地下’向他学会什么时，她答道:‘祈祷。’她说出口的唯一的一个词是这个，这当然是反动报纸求之不得的，它们乘机给我们来上一条大标题:‘向德共学祈祷。德拉克卢瓦的金发女郎是特洛伊木马。’她不知在什么时候完全多此一举地真的成了党员，而且忘了退党。我们后来遭取缔时，马上就有人去搜查她家，这反倒使她发了牛脾气，说什么‘更’不退党了。有一次我问她，她为什么真的跟我们一起干？她说:‘因为苏联产生了像波利斯这样的人。’一想到她以非常复杂的方式确实成了我们的人，而我们却没有成为她的人，真能叫人发疯———而且，是啊，你脑子里的一切全都乱了，因为你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清，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为什么如今在西欧会受到挫折。唉，别提啦，我要去意大利。我很难过，听说她境况不佳。她肯定不愿把我想起，否则我就会请您代我向她问好。我当时真该听伊尔泽的话，听姑娘的父亲老格鲁伊滕的话———他的莱尼打着红旗上街时，他只是笑啊笑并摇头。”

有一点也许还得补充:弗里茨和笔者互相敬烟，与此同时，弗里茨以一种近乎乐滋滋的蔑视出售那些受到他蔑视的资产阶级报纸。他卖报时的手势和姿态会使一个敏感的买报人感到是一种侮辱。弗里茨的评论是:“让他们去看这些玩意儿吧，这种封建主义的破烂货色，您如果读它，甚至还能听出作者们声音中少不了的傲慢腔调。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色情和吸毒的作品，就像他们从前抢着阅读教士们的货色一样，他们一本正经地穿特长衣服和超短裙，就像他们从前穿端庄的修女白上衣一样。我给您出一个好点子:投巴泽尔或克普勒一票，这样您至少能从第一手了解到自由派的胡言乱语。我嘛，人话我正在学，学意大利语，并散布这一口号:大麻是毒害人民的鸦片。”笔者心上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因为他总算弄清了莱尼一生中这段令人难堪的经历。但是他在走访其他可能的知情者时却一无所获，他们打开家门或房门时劈头第一句话就问:“一九六八年您赞成还是反对？”由于笔者抱有种种不同的动机，为种种不同的感情所左右，不能立即明白，至少在第一次不能明白，他为什么要表态支持或反对二十世纪的整整一年。他因此对这一年苦思冥想了太长时间，最后正如他坦率承认的那样，出于一种几乎习已为常的否定需要回答了一声:“反对。”———这样一来，那些门就被永远关上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在一家档案馆里找到了弗里茨所说的那张与莱尼有关的报纸。那是一份一九四六年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报纸，所引的弗里茨原话已证实了“一字不差”(笔者)。此外还有两样东西引人注意，因此也许值得交代一下:一是文章本身的措辞，二是一幅新闻照片，在照片上是一个装饰着德共党旗和党徽的讲台，可以看到弗里茨以娴熟的演讲姿态站在台上———年轻得令人吃惊:大约二十五六岁至二十八九岁，还没有戴眼镜。后面是莱尼，她手持一面有苏联国徽的小旗，斜着举过弗里茨的脑袋，这种姿态使笔者不禁想起在最庄严肃穆的时刻规定要降旗的某些礼拜仪式中旗子所起的作用。在这张照片上莱尼给笔者留下了两种不同的印象:既讨人喜欢，又不得其所，暂且不说是———这可不能随便乱说———挂羊头卖狗肉吧。笔者真想把自己的全部洞察力用一面尚待发明的透镜集中到这张照片上，以便烧掉莱尼的形象。幸好在这张印得不清楚的新闻照片上虽然还看得出来她，但只有熟知内情者才认得出是她。但愿这张照片的底片不会在某个档案室里还保存着。也许那篇文章应该在这里全文援引用。上文已引用过的图片说明下面刊登的文章提要是:

赤色分子受过基督教教育的年轻妇女学会祈祷。几乎难以置信但又千真万确，一个年轻女人———是否应更确切地称她为格小姐还是普太太我不知道———声称向一名红军士兵重新学会了祈祷。她是一个私生子的母亲，她自豪地声称这个孩子的父亲是一名苏联士兵，当她的丈夫普某在私生子父亲的国土上阵亡两年之后，她与这名苏联士兵开始了非法的婚外两性关系。她并不羞于为斯大林作宣传，无须提醒我们的读者提防这种荒谬行为。但也许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否还应把故作天真的某些表现形式归入政治犯罪的范畴？我们知道，祈祷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学会的:在宗教课上和教堂里，我们也知道，为什么我们祈祷:为一个基督教的西方世界。沉思的读者，也许应当偶尔为格小姐即普太太默默祈祷。她是有的此需要。无论如何，在我们看来，作祈祷的老市长阿登纳博士比这位据说出身于一个良好的但从任何方面看都已破落的家庭、误入歧途、可能神经错乱的太太(小姐？)的小手指所能掩盖的更有一些说服力。

笔者强烈希望，莱尼当年也像今天一样难得看报。他———笔者———很不愿意看到她被基督教人士的这种文笔所糟蹋。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在这期间得到了核实:当年普法伊弗夫妇到格鲁伊滕家来向莱尼替阿洛伊斯求婚时马尔娅范多尔恩在门上刻下的记号被格蕾特赫尔岑在门框上发现了———果真当时说了六十次“名誉”。这又说明两点:一是马范多尔恩是一个可靠的情况提供者，二是莱尼家的门框三十年来未曾油漆过。

也核实了那个古怪的“吉利克”，这颇费了一番(可说是多余的)周折。笔者作了一些同样多余的尝试，想从年轻一些的教士那儿得到解释，因为非常可靠的科默尔大娘曾在一个与教会有关的场合用过这个词，在他看来虽然这个词听起来像某种卫生保健措施。结果是一无所获。笔者又打电话给几个传教士机构，他们觉得受了嘲弄毫无道理!，勉勉强强、极其小心谨慎地要求说明上下文，但对弄清其字义又完全不感兴趣，干脆把电话一挂了事，使他恼火和白费功夫是唯一的结果。最后，他想到一个早就能想到的主意，因为这个词是他在韦尔彭-托尔策姆-吕塞米希三角地带听到的，他于是就去问马范多尔恩。她毫不犹豫地说这是当地方言，意思是“基督教义课”，一种礼拜仪式，“这本书是为孩子安排的一种补充宗教课，但我们成年人有时也去参加，把我们的知识重温。不过这种仪式通常是在我们在家中饱餐一顿后睡午觉的时候，即星期日下午三点左右举行”(马范多尔恩语)。和新教徒的“主日学”类似的天主教活动。

笔者(他的调查工作反正已由于克莱和弗雷泽的拳击比赛而拖延下来)产生了一些思想斗争，担心他的调查工作的费用以及由此而给财政局造成损失。他是否应当冒险去罗马一趟，到教团总部档案库去查找肠卜僧的下落？分别在弗赖堡和罗马会见那两位耶稣会长老，固然从人性上来说是很有价值的，但从记者的观点来看却没有什么收获。这笔开支———包括电话、电报、邮资及旅费———无疑是错误的投资。他们向他提供的只不过是一幅小圣徒像而已。一些关于海因里希格鲁伊滕的出人意料的重要细节倒是外分泌和内分泌完全失调的玛格蕾特提供了。走访玛格蕾特，有时送几束花、一小瓶杜松子酒，偶尔送几支香烟，都不坐出租车，因为他出于健康的原因通常步行前往。此外，税收政策方面的问题不仅要考虑，而且也得考虑人道方面的问题:他会不会给和蔼可亲的采齐莉娅修女带来麻烦？会不会使萨平蒂娅修女为难？会不会使那个不很讨人喜欢的阿尔弗雷德绍肯斯受到再次调离的处分？

为了能够静下心来将所有这些问题考虑，他首先前往下莱茵，乘坐一列不带餐车、甚至不供应饮料的火车的二等车厢，经过圣地克费拉尔和西格弗里德的故乡。罗恩格林此后不久又经过惊慌失措的城市，从那儿改乘出租汽车大约再走五公里，经过约瑟夫博伊斯的故乡，来到了一个村庄，那儿几乎是清一色的荷兰风光。经过近三小时不舒适的旅行，笔者感到了疲劳，几乎有点烦躁，决定先到一家快餐店去吃点东西。一位讨人喜欢的金发妇女十分殷勤地给他端上油煎饼、蛋黄酱和煎肉饼(热的)，随后他又被打发到对面的一家饮食店喝咖啡。这一天浓雾弥漫，迷迷茫茫。显而易见，西格弗里德当年策马前往沃尔姆斯的时候，不仅途经云遮雾障的尼费尔海姆，而且也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饮食店里既暖和又安静，昏昏欲睡的店主给两个昏昏欲睡的男顾客送上烧酒，也推给笔者一大杯烧酒，并说:“这种天气最好喝这个，可以驱赶寒气，况且，吃过蛋黄酱煎饼得喝这个。”他接着又不慌不忙地跟他的两位顾客谈下去，他说的是一种当地方言，还带有喉音，显然是莱茵河下游地区的方言。虽然这个地方距离笔者出发的地方只有一百公里左右，但他相形之下，觉得自己像是南方人了。使他感到舒畅的是，那两个昏昏欲睡的顾客和已经给他端上第二杯烧酒的店主对他并没有多大的好奇；谈话的主要内容好像是“教堂”，既是具体的、建筑学的和组织上的意思，也是近乎形而上学的、抽象的意思，“神父”经常摇头，有时悄悄嘀咕几句，接着又议论起来了。这决不可能是指那位使人受不了的德国总理；他很可能是不值得这些可敬的人一提吧。这三个男人虽然是德国人聚在小酒馆里，却一反常态地闭口不谈战争，他们是否有人认识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三个人大概都认识，他们有可能或十拿九稳曾和他同过学，星期六和他一起洗过澡，将湿漉漉的头发梳一梳就去忏悔，星期日一起去望弥撒，星期日下午一起去稍南一点的地方参加叫做吉利克的课程，穿着木屐在滑冰场上溜冰，有时去克费拉尔朝圣，从荷兰走私香烟。

从年龄来看，他们很可能认识他。一九四四年底，在玛格蕾特的野战医院里他做了两次截肢手术后死去，他的士兵证被用来移花接木，使一名苏联士兵———至少是暂时———将合法身份获得了。第三杯烧酒笔者拒绝了，要了一杯咖啡，为的是不让自己被舒适的昏昏欲睡引入梦乡。是否罗恩格林在这样一个大雾弥漫的日子里，在尼费尔海姆这个地方，由于埃尔莎果真问了他那个问题而惊慌失措，在这里的什么地方骑上那只正好被后代人用来做人造黄油商标的天鹅？咖啡是很好的，是一个女人隔着窗口递过来的，笔者只能看到她那双白里透红的丰满的手臂。店主殷勤地往茶碟上放了许多糖，必不可少的小奶罐里装的不是牛奶而是奶油。教会和教士，仍然压低的声音中有几分怒气。为什么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不出生在西边三公里的地方呢？要是那样的话，那一天玛格蕾特又会给波利斯偷谁的士兵证呢？

精神差不多恢复之后，笔者先去了教堂，那里有阵亡将士名簿，可以当作姓名地址录。有四个姓布尔霍斯特的，但只有一个叫阿尔弗雷德。这个阿尔弗雷德死亡(二十二岁)年份不是一九四四年，而是一九四五年。这可真是莫名其妙的。难道这儿也像凯佩尔那样，施勒默由于冒名顶替而阵亡过两次，登记过两次死亡么？教堂司事逍遥自在地叼着烟斗，走出圣器室里，以便为某个礼拜仪式做准备———在什么地方铺绿布、紫布还是红布？其中的奥妙他知道的。由于笔者完全不会撒谎或瞎编什么(每位读者现在一定已经明白，他拘泥于事实已经达到叫人受不了的程度)，他窘得要命，含糊不清地嗫嚅着他在战争中曾遇到一个叫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的人。教堂司事听了半信半疑，立即说，“他们的”阿尔弗雷德当了法国人的俘虏，在一次矿山事故中死于非命，在洛林下葬，目前正由圣阿沃尔德一家花圃照管坟墓。他的未婚妻———“一个温柔美丽的金发姑娘，既可爱又聪明”———进了修道院，今天阿尔弗雷德的父母还很伤心，因为他偏偏在战争已经结束的时候赶上了这种事。是的，他原是人造黄油厂工人，为人正派文静，兵是不愿当的，笔者究竟是在什么地方遇见他的呢？秃顶的教堂司事并不怀疑，不过感到好奇，目光咄咄逼人地盯着笔者，使得笔者匆忙行了个屈膝礼，赶紧告别离去。阿尔弗雷德的死亡日期他很不愿意更正，很愿意告诉阿尔弗雷德的父母，每年他们付费照管的坟墓中埋葬的是一个苏联人的骨灰、遗骸、灰烬，这倒不是因为他———笔者———不愿让那堆灰烬、那堆骨灰将这种照顾受到———不是的，不过人们很想知道，据信被葬在墓中的那个人确实是埋在墓中，可是这里看来显然并非如此；而最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德国的官僚机构看来完全失灵了。这个真叫人莫名其妙。反正对这位教堂司事来说，事情是够莫名其妙的了。

叫出租汽车的困难，还有较长时间在克莱费的逗留，乘坐十分不舒适的火车再次经克桑腾和克费拉尔的将近三小时的归程等等，就不必在此一一叙述了。

当天晚上，笔者就去向玛格蕾特调查，她“信誓旦旦”地说，这个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是在她的照看下死去的:神情忧伤，一头金发，要求找个教士来，将双腿失去了———她在报告他死亡之前赶快跑进已经下班的文书室，从有卷帘木罩的门柜里用一把私配的钥匙偷出了他的士兵证，在自己的手提包里藏着，然后才去报告阿尔弗雷德的死亡。是的，他曾向她谈过他的未婚妻，一个漂亮文静的金发姑娘，也将他的家乡谈到了———就是笔者为了弄清事实风尘仆仆地走访的那个地方。但她承认，有可能在野战医院即将迁移的匆忙中忘了办“正式手续”，她的意思不是指埋葬，而是指向死者亲属报丧。

这里留下“正式手续”:德国官僚机构果真失灵了吗？或者说，是否笔者有义务去找布尔霍斯特老两口，向他们和盘托出有关他们每年万圣节都为之种上石楠或三色堇的那副遗骨的真相？并问是否他们从没注意到，那墓前有时放着一大束鲜红的玫瑰花，这是莱尼和她的儿子莱夫前去扫墓时献上的？或者，也许笔者能在布尔霍斯特老两口家里找到波利斯填写的那张预先印好的红色卡片，上面写着他已平安无事地被美军俘虏？这些问题只能悬而未决。把一切弄清楚是不可能的。笔者坦率承认，他———就像布拉班特的埃尔莎或罗恩格林那样———在下莱茵，在差不多是荷兰的一位教堂司事那好奇怀疑的目光注视下，在距离奈梅亨不太远的地方失去了镇定。

有关肠卜僧的一些情况没有想到倒搞清楚了，虽然不是全部，不是有关她的死亡情况，但至少弄清楚了她的部分历史，虽然不是她本人的未来打算，而是别人为她的未来所作的打算。罗马，笔者后来还是下定决心前往，而且竟例外地不虚此行。关于罗马这座城市的情况，笔者请诸君阅读有关的旅游指南和导游书刊，还有英、法、美、意、德等国的电影以及大量有关意大利的德文作品，他不想对此作任何补充；他只想说，他———甚至在罗马———理解了弗里茨的愿望；他可以研究耶酥会修道院和女修道院的不同之处，他受到了一位最多四十一岁的美貌迷人的修女的接待，她听到笔者对科伦巴努斯、普鲁登齐娅、采齐莉娅和萨平蒂娅等修女的满口奉承话时面露笑容，倒不是屈尊俯就，而是真心实意的通情达理和亲切友好。甚至还想到了莱尼，原来，那个气派不凡地坐落在罗马西北一个高地上的教团总部是知道莱尼的。想想看:莱尼那儿的人们知道!在意大利五针松和棕榈树下，在大理石和黄铜之间，在一个相当雅致的凉爽的房间里，坐在黑色莫里斯式皮沙发上，一杯相当不错的茶在桌上放着，对茶碟边上青烟袅袅的香烟并非故意也并非宽厚而是确实视而不见，一位实在迷人的修女———她曾以一篇关于冯塔纳的论文取得博士学位，不久将以一篇关于戈特弗里德贝恩(!!)的论文将大学(尽管只是教团所属的一所大学)授课资格取得，一位身穿朴素修女服(非常合身)的高水平日耳曼文学专家，甚至很熟悉海森比特尔———她知道莱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