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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文学史上，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现存最早的精品。一般认为，这两部史诗的作者是西方文艺史上第一位有作品传世的天才、饮誉全球的希腊诗人荷马。荷马史诗的历史背景是旷时十年、规模宏伟、给交战双方造成重大创伤的特洛伊战争。像许多重大事件一样，这场战争，用它的血和火，给文学和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英雄们的业绩触发了诗人的灵感，给他们安上了想像的翅膀，使他们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找到一片文学的沃土，在史实和传闻之上架起五光十色的桥梁，用才华的犁头，耕耘在刀枪碰响的田野，指点战争的风云，催发诗的芳草，歌的香花。

特洛伊战争和史诗系列

久逝的岁月给特洛伊战争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但是，包括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得在内的历史学家们一般都不否认这场战争的真实性，虽然对它进行的年代，自古以来便没有一种统一的定说。按希罗多德推测，特洛伊战争进行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250年左右，[●]而根据Mor Pchum的记载，希腊人攻陷特洛伊的时间应在前1290—8年间。近代某些学者将破城时间估放在前1370年左右。希腊学者厄拉托塞奈斯（Eratosthenes，生于前275年）的考证和提法得到一批学人的赞同——他的定取是前1193—84年。大体说来，西方学术界一般倾向于将特洛伊战争的进行年代拟定在公元前十三到十二世纪，即慕凯奈（或迈锡尼）王朝（前1600—1100年）的后期。

《历史》或《希波战争史》2·145·4。

根据故事和传说，特洛伊（即伊利昂）是一座富有的城堡，坐落在小亚细亚的西北部，濒临赫勒斯庞特的水流。国王普里阿摩斯之子帕里斯（即亚历克山德罗斯）曾出游远洋，抵斯巴达，备受王者墨奈劳斯的款待。其后，他将墨奈劳斯之妻海伦带出斯巴达，返回特洛伊。希腊（包括它的“殖民地”）各地的王者和首领们于是风聚云集，意欲进兵特洛伊，夺回海伦。舰队汇聚奥利斯，由慕凯奈国王阿伽门农统领。经过一番周折，希腊联军登岸特洛伊，兵临城下，但一连九年不得破获。在第十年里，阿伽门农和联军中最好的战将阿基琉斯发生争执，后者由此罢兵不战，使特洛伊人（由赫克托耳统领）节节获胜，兵抵希腊人的海船和营棚。赫克托耳阵杀帕特罗克洛斯后，阿基琉斯重返战场，逼回特洛伊军伍，战杀赫克托耳。其后，阿基琉斯亦战死疆场。按照神意，阿开亚人（即希腊人）最终攻下特洛伊，荡劫了这座城堡。首领们历经磨难，回返家园，面对新的挑战，新的生活。

如果说特洛伊战争是一件确有其事的史实，世代相传的口述和不可避免的“创新”已使它成为一个内容丰富、五彩缤纷、充满神话和传奇的故事或故事系列。继荷马以后，诗人们又以特洛伊战争为背景，创作了一系列史诗，构成了一个有系统的史诗群体，即有关特洛伊战争（或以它为背景）的史诗系列。[●]“系列”中，《库普利亚》（Kypria，十一卷）描写战争的起因，即发生在《伊利亚特》之前的事件；《埃西俄丕斯》（Aethiopis，五卷）和《小伊利亚特》（Ilias Mikra，四卷）以及《特洛伊失陷》（Niupersis，两卷）续补《伊利亚特》以后的事件；《回归》（Nosti，五卷）叙讲返航前阿伽门农和墨奈劳斯关于回返路线的争执，以及小埃阿斯之死和阿伽门农回家后被妻子克鲁泰奈丝特拉和埃吉索斯谋害等内容。很明显，这三部史诗填补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之间的“空缺”。紧接着俄底修斯回归的故事（即《奥德赛》），库瑞奈诗人欧伽蒙（Eugamon）创作了《忒勒戈尼亚》（Telegonia，两卷），讲述俄底修斯和基耳凯之子忒勒戈诺斯外出寻父并最终误杀其父，以后又婚娶裴奈罗佩等事件。《库普利亚》和《小伊利亚特》等史诗内容芜杂，结构松散，缺少必要的概括和提炼，其艺术成就远不如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亚里斯多德认为，史诗诗人中，惟有荷马摆脱了历史的局限，着意于摹仿一个完整的行动，避免了“流水账”式的平铺直叙，摈弃了“散沙一盘”式的整体布局。[●]从时间上来看，《库普里亚》等明显的晚于荷马创作的年代，它们所描述的一些情节可能取材于荷马去世后开始流行的传说。

●除了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外，其他史诗均已失传。此外，这些作品或史诗只是古希腊史诗系列（epikos kuklos）中的一部分。为了便于区分和对比，传统上，人们一般不把荷马史诗列入epic cycle的范围。

●《诗学》8·1451a16—30，26·1462B8—11。

　荷马

历史上是否确曾有过荷马其人，希腊人的回答是肯定的。生活在公元前七世纪上半叶的厄菲索斯诗人卡利诺斯（Callinos）曾提及史诗《塞拜德》，认为它是荷马的作品；生活在前六世纪的色谱法奈斯（Xenophanes）和开俄斯诗人西摩尼得斯（Simonides，约前556—468年）也曾提及荷马的名字。

希腊人相信，荷马（Homeros）出生在小亚细亚，可能在伊俄尼亚（Ionia），也可能在埃俄利斯（Aeolis）。古时候，至少有七个地方或城市竞相争夺荷马的“所有权”，包括和小亚细亚隔海相望的雅典和阿耳戈斯。在众多的竞争者中，人们较为倾向于接受的有两个，即伊俄尼亚的基俄斯（Chios）和埃俄利亚的斯慕耳纳（Smuma）。开俄斯诗人西摩尼得斯称荷马为Chios aner（基俄斯人）[●]，品达则认为基俄斯和斯慕耳纳同为荷马的故乡。[●]哲学家阿那克西墨奈斯（Anaximenes）认定荷马的家乡在基俄斯；史学家阿库西劳斯（Acusilaos）和赫拉尼科斯（Hellanikos）也表示过同样的意向。此外，在古时归于荷马名下的“阿波罗颂”里，作者称自己是个“盲人”，来自“山石嶙峋的基俄斯。”[●]

●片断85，Bergk；另见片断8，West

●古时候，人们传统上将斯慕耳纳定为荷马的出生地，而将基俄斯看作是他创编《伊利亚特》的地方，即《伊利亚特》的“故乡”。

●《荷马诗颂》，“阿波罗颂”172。

萨摩斯史学家欧伽昂（Eugaion）相信荷马为斯慕耳纳人，荷马问题专家、萨索斯人斯忒新勃罗托斯（StesimBRotos，生活在前五世纪）不仅认定荷马是斯慕耳纳人，而且还说那里有诗人的词龛，受到人们像敬神般的崇仰。在早已失传的《论诗人》里，亚里斯多德称荷马卒于小岛伊俄斯（Ios），这一提法可能取自当时流行的传闻。

按希罗多德推算（以每百年三代人计），荷马的生活年代，“距今至多不超过四百年”，换言之，大约在公元前850年左右。[●]希罗多德将荷马和黑西俄得归为同时代的诗人，[●]而色诺法奈斯则以为荷马的活动年代早于黑西俄得。[●]修昔底得对此有过间接的提述，认为荷马生活在特洛伊战争之后，其间不会有太久远的年隙。[●]至迟在公元前七至六世纪，已有人引用荷马的诗句；至前五世纪，荷马已是家喻户晓的名字。由此可见，将荷马的生活年代推定在公元前八世纪（至七世纪初），应当不能算是太过草率的。一般认为，《伊利亚特》的创编时间可能在公元前750至675年间。

●《历史》2·53·2。

●《历史》2·53·2。

●片断B13，Diels—Kranz。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l·3·3。

　《伊利亚特》

荷马既不是古希腊惟一的、也不是最早的史诗诗人。《伊利亚特》基本上取用古老的伊俄尼亚方言，同时亦包容大量的埃俄利斯方言的用语、变格和其他语法特征，有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古老的慕凯奈时代。此外，阿耳卡底亚一塞浦路斯方言也在《伊利亚特》中留下了它的印迹。很明显，关于特洛伊战争的史诗起源于古远的年代，（可能）以不太长的故事形式流传于宫廷、军营和民间。荷马的功绩，不在于首创描述特洛伊战争的故事或史诗，而在于广征博采，巧制精编，苔前人之长，避众家之短，以大诗人的情怀，大艺术家的功力，创作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不朽的诗篇。

Ilaias，即《伊利亚特》，意为“关于伊利昂的故事”或“伊利昂诗记”，作为诗名，最早见之于希罗多德的著作。《伊利亚特》共二十四卷（系后人所分），15,693（±）行，各卷的长度从429到999行不等。荷马史诗采用六音步长短短格（即扬抑抑格），取其前长后短的下冲之势。但是，荷马史诗又不是长短短格的“一统天下”。实际上，除第五音步外，其他音步亦可接受长长格（即扬扬格）；此外，第六音步更是长短短格的“禁区”，一般用长短格（即扬抑格）取而代之。这样，我们可用下列符号或符号组合，表示荷马史诗（或六音步长短短格叙事诗，英雄史诗）的格律或节奏形式：

—UUI—UUI—UUI—UUI—UUI—UUI—U

荷马是一位吟诵诗人（aoides），生活在一个还没有书面文字，或书面文字已经失传、尚未复兴或重新输入（至少尚不广泛流行）的时代。所以，《伊利亚特》首先是一部口头文学作品。口诵史诗的一个共同和显著的特点是采用一整套固定或相对固定的饰词、短语和段落。显然，这一创作方式有助于诗人的构制。记忆以及难度很大的临场吟诵和不可避免的即兴发挥。在《伊利亚特》里，阿伽门农是“军队的统帅”（或“兵众的首领”），墨奈劳斯是“啸吼战场的”战将；我们读到“沉雷远播的”宙斯。“白臂膀的”赫拉、“足智多谋的”俄底修斯、“头盔闪亮的”赫克托耳、“捷足的”阿基琉斯、“胫甲坚固的”阿开亚人、“酒蓝色的”大海和“土地肥沃的”特洛伊。这些程式化用语（form．lae）不仅点出了被修饰者（名词，人或物）的某个或某些特点。属性和品类，而且有助于渲染和墨饰史诗凝重、宏伟和肃穆的诗品特征。英雄们“高大”、“魁伟”、“英俊”，在满足了吃喝的欲望后雄辩滔滔，送吐“长了翅膀的话语”，或躺下享受睡眠的香甜。英雄们敢作敢为，盛怒时“恶狠狠地盯着”对手，阵亡后淬然倒地，“轰然一声，铠甲在身上铿锵作响”。他们先是全副武装，接着冲上战场，跳下战车，和对手互骂一通，撂倒数名战将，把敌人赶得遑遑奔逃，然后自己受挫负伤，举手求告神佑，重新获得勇气和力量，继续战斗，阵杀敌方的犹首。接着，两军围着尸体展开恶战，伤亡惨重，凭借神的助佑，从枪林箭雨下救出阵亡的将领和伴友。《伊利亚特》中描述了五次这样的“壮举”（aristeiai），用了类似的模式，虽然在某些单项上略有出入。大段的复述（如 2·11—15， 23—33， 60—70，9·123—57，354—99等）有助于减轻诗人的劳动强度，加长史诗的篇幅，深化听众对某些内容的印象。

程式化用语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某些用语，尤其是某些神祗的指称，如阿耳吉丰忒斯（赫耳墨斯）、阿特鲁托奈（雅典娜）等，在荷马生活的年代可能已是“化石”或“古董”。作为饰词，“牛眼睛的”可能产生于崇拜图腾的时代，在荷马史诗里已失去它的字面意义，成为“美丽的”、“漂亮的”同义语。

一位神或英雄往往有一个以上、甚至几十个饰词或程式化用语。诗人可以根据格律和音步的需要选用合适的饰词。以对宙斯为例，在不同的上下文和格律组合里，诗人用了不同的修饰成分，包括“多谋善断的”、“汇聚乌云的”、“沉雷远播的”等等。同样，根据格律和音律的需要，诗人有时用“长发的”，有时则用“胫甲坚固的”，偶尔也用“身披铜甲的”修饰阿开亚人。格律和音律原则制约着诗人的用词，同时也丰富了史诗的语言，增强了它的表现力。众多的饰词使诗人有可能不仅根据格律的要求，而且还能照顾到意思或语义的需要，选用合适的用语。当阿基琉斯筹备帕特罗克洛斯的葬礼时，他就不再是“捷足的”英雄，而是“心胸豪壮的”伙伴，因为在这一语境中，后者似乎比前者更具庄重肃穆的色彩。然而，有时，为了照顾格律和句式的规整，也为了维护史诗中程式化用语的稳定性，诗人亦会有意识地“忽略”饰词的原意，而把它们当做纯粹的格律成分，附加在名词或被修饰成分之上。例如，我们一般不会把恶魔波鲁菲摩斯看作是“神一样的”（《奥德赛》l·70）英雄，也不会倾向于认为“尊贵的母亲”符合乞丐伊罗斯娘亲的身份（《奥德赛10·5）。有的程式化饰词明显地不符合被修饰成分当时的状态和处境。比如，阿芙罗底忒在冤诉时仍然是“欢笑的”（5·375），白日的晴空是“多星的”（8·46），而肮脏的衣服照旧是“闪光的”（《奥德赛》6·26）等等。

荷马是一位功底深厚、想像丰富、善于创新的语言大师。《伊利亚特》“词章华丽，妙语迭出，精彩、生动的用词和比喻俯拾皆是。荷马知用暗喻（如“战斗的屏障”（喻善战的壮勇）。“羊群的母亲”（喻山地），但却更为熟悉，也更善使用明喻。《伊利亚特》中的明喻分两类，一类为简单型，另一类则是从简单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复杂型。简单型明喻的结构特征是A像B。埃阿斯的战盾“像一堵墙”，兵勇们像狼或狮子似地战斗。阿波罗从俄林波斯上下来，“像黑夜一般”（l·47）；塞提丝从海里出来，“像一层薄雾”（l·359）。此类明喻，荷马用来得心应手，熨贴自如，其技巧可谓已达炉火纯青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