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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以后，我总有十年没有再见到伊莎贝儿和拉里。艾略特还是经常见到，而且由于某种原因——这我以后再交代——比以前见面的机会的确更多了。我不时从他口中得知伊莎贝儿的近况。可是关于拉里，他一点讲不出来。

“以我所知，他仍旧住在巴黎，可是，我不大可能碰到他。我们交游的圈子不一样。”他又接上一句，有点心安理得的样子。“非常遗憾的是，他会堕落到这种地步。他是好好人家出身，我敢说，如果他把事情交给我来安排，我总可以使他混出一点名堂来。反正对伊莎贝儿说，她总算幸免了。”

我的交游并不限于艾略特认识的那些人；我在巴黎认识的有些人，艾略特说不定认为很不象样。巴黎我虽然时常经过，但是呆的时间都不太长；也曾问过里面某些人可曾碰见拉里，或者听到他的消息没有；有几个和他偶然相识，但是，都谈不上和他有深交，所以谁也没法告诉我拉里的情况。我去他常吃晚饭的那家饭馆，但是，发现他已经好久不去，所以都认为他一定走了。我在蒙帕纳司大街那些咖啡店里也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这些咖啡店是住在附近的人总会去的。

拉里在伊莎贝儿离开巴黎之后，原来的打算是去希腊，但是他放弃了。他的实际行踪多年后才由他亲口告诉我，但是，为了把事情尽量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读起来方便些，我还是现在来叙述的好。他整个夏天都住在巴黎，一直工作到秋深。

“那时我觉得需要把书本子放一下，”他说。“我一天看八小时到十小时的书，这样已经有两年了。所以我就到一家煤矿去做工。”

“你到那儿去？”我叫出来。

他看见我这样诧异，笑了起来。

“我认为从事几个月体力劳动对我有好处；这会使我有时间把自己的思想理理清楚，使自己平静下来。”

我没有开口；我不知道这是否拉里采取这一意外步骤的唯一理由，还是和伊莎贝儿拒绝和他结婚也有关系。事实是，我就不知道他对伊莎贝儿的爱有多深。大多数人在恋爱的时候会想出各种理由说服自己，认为照自己的意旨行事是唯一合理的举动。我想不幸的婚姻那么多，就是这个原因。他们就象那些把自己的事情交给一个明知道是坏蛋的人去管一样；由于这个坏蛋和自己很好，他们就不愿意相信一个坏蛋首先是坏蛋，然后才是朋友，而且坚决认为这个人尽管对人不老实，对自己决不会如此。拉里不肯为了伊莎贝儿牺牲自己选择的生活，是相当坚强的，但是，失掉伊莎贝儿可能比他自己预料的要更加不能忍受。可能他就和我们多数人一样，又要吃饼子，又要留着看。

“哼，你讲吧，”我说。

“我把我的书和衣服放在两只箱子里，交给美国旅行社保管。然后把一套替换的衣服和些内衣打了一个包，就动身了。我的希腊文教师有个妹妹嫁给朗斯附近一家煤矿的经理，所以写了一封信介绍我去见他。你知道朗斯吗？”

“不知道。”

“在法国北部，离比利时边界不远。我在那边只住了一晚，就在车站旅馆，第二天坐当地的火车去了煤矿那边。你去过煤矿村吗？”

“在英国。”

“啊，我想大约是差不多的。有煤矿，有经理的房子，一排排矮小的三层楼房，全是一个样，完全一个样，单调得使你看了心情非常抑郁。有一座新近造的、怪模怪样的教堂，还有几家酒吧间。我到达时，天气又阴又冷，而且下着毛毛雨。我到了经理的办公室，把信交给他。经理是个矮胖子，两颊红红的，看上去象是个贫嘴的家伙。矿上正缺乏工人，许多矿工在大战中都牺牲了，有不少波兰人在这儿做工，敢说有二三百名。他问了我一二个问题，他不喜欢我是个美国人，好象觉得这里面有鬼，可是，他舅爷的信上说我很好，而且他反正愿意用我。他要给我一个地面上的工作，可是，我告诉他我想到矿下面去干活。他说，如果我没有做惯，会觉得人吃不消，但是，我告诉他，我早有准备，这样，他就说，我可以做一个矿工的助手。

这其实是男孩子做的，不过，男孩子也不够周转。这人很不错，他问我有没有找过房子，当我告诉他还没有去找时，他就拿一张纸条子写了个地名，说我如果拿这个纸条子去，那个房子的女人就会给我一个地方睡。她是个寡妇，丈夫是矿工，大战中阵亡了，两个儿子都在矿上做工。

“我拿了包，离开经理室，找到那所房子，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来开门，头发已经花白，一双乌黑的大眼睛；眉眼长得不错，过去有一个时候一定好看过；如果不是因为门牙少掉两个，她也不至于象现在这样憔悴。她告诉我没有房间，但是，她租给一个波兰人的房间里有二张床，我可以睡那一张空床。她的两个儿子睡在楼上的一个房间，另外一间她自己睡。她给我看的那个房间在楼下，我想原来大概是作为起坐间的；我很愿意能够单独有间房间，不过，我想还是不要罗嗦吧；外面的毛毛雨已经渐渐沥沥下起来，而且我的衣服打湿了。我不想再跑别的地方，把衣服淋得湿透。所以，我说这样行，就住了下来。他们把厨房当起坐间，厨房里有两张摇摇晃晃的圈椅。院子里有个堆煤的棚，也用来作浴室。两个男孩子和那个波兰人已经跟他们吃过午饭，但是，她说，我可以跟她在中午一起吃饭。这以后，我就坐在厨房里抽烟，她一面做家事，一面跟我谈她的身世和家庭情况。早班做完，别的人陆续回来，先是那个波兰人，后来是两个男孩子。波兰人穿过厨房，当房东太太告诉他，我要和他睡一个房间时，只跟我点一下头，并不开口，从壁炉架上拿起一只大水壶到煤棚里洗脸去了。两个男孩子都是高个子，尽管脸上有煤污，看上去还很漂亮，而且好象愿意跟我要好。他们把我看作是个怪物，因为我是美国人。一个男孩子十九岁，解除军役不过几个月，另一个十八岁。

“波兰人回来了，两个男孩子就去洗刷。波兰人的姓是那种很难叫的波兰姓氏，可是他们都叫他考斯第。一个大家伙，比我要高出两三英寸，长得又长又壮；一张苍白肥胖的脸，鼻子短而宽，大嘴；蓝眼睛，由于没有能把眉毛和睫毛上面的煤灰洗掉，看上去就象化了妆一样。黑睫毛把眼珠的蓝颜色衬得简直令人骇异；是个丑陋肮脏的家伙。两个男孩子换了衣服出去了。波兰人继续坐在厨房里抽烟斗，看报。

我口袋里有本书，所以拿了出来，也开始看书。我注意到他有一两次张我一眼，不久便放下报纸。

“‘你看的什么？’他问。

“我把书递给他，让他自己看。是一本《克里夫斯公主》[注]，我在巴黎火车站买的，因为本子小，可以放在衣袋里。他看看书，又看看我，有点奇怪，就把书还我。我看出他嘴边露出讽刺的微笑。

“‘你觉得好看吗？’“‘我觉得很有意思——甚至很引人入胜。’“‘我在华沙上学时读过。看得我腻味死了。’他法文讲得很好，一点波兰口音也没有。‘现在我除掉报纸和侦探小说外，什么都不看。’“杜克娄克太太——这就是我们房东太太的名字——一只眼睛瞄着火上在烧的晚饭吃的汤，一面靠着桌子补袜子。她告诉考斯第，我是煤矿经理介绍来的，并且把我认为可以告诉她的话重述一遍。他一面听，一面拍着烟斗，一双雪亮的蓝眼睛瞅着我，眼光严厉而精细。他问了我几个关于我的问题。当我告诉他我从来没有在煤矿上做过工时，他嘴角露出讽刺的微笑。

“‘你不知道自己来做什么。一个人只要有别的工作可做，决不肯上煤矿来工作。不过这是你的事情，肯定有你的理由。你在巴黎住在哪里？’“我告诉他住在哪里。

“‘有一个时期，我每年都要去巴黎一趟，不过，都是在那些大街上选。你到过拉吕饭店没有？那是我最喜欢会的馆子。’“这使我有点诧异，因为你知道，这馆子并不便宜。”

“一点不便宜。”

“我想他看出我有点诧异，因为他嘴边又露出那种讽刺的微笑。可是，他显然觉得并不需要进一步解释。我们东聊聊，西聊聊，后来两个男孩子回来了。我们一同吃晚饭。吃完晚饭，考斯第问我可高兴和他上小酒店去喝杯啤酒。小酒店只是一间相当大的房间，房间的一头是酒吧间，另外有几张大理石面的桌子，四周围放些木椅。有一架自动钢琴，有人放进一个硬币，钢琴正放着舞曲。除掉我们坐的那张桌子外，只有三张桌子坐有人。考斯第问我可会打比陆。我曾经跟我的那些学生朋友学过，所以说会打；他就建议我们赌谁会啤酒账。我同意，他叫人把纸牌拿来。

我输了一杯啤酒，接着又输掉一杯啤酒。后来他建议我们赌现钱。他拿的牌好，我的运气很坏。不过赌的输赢不大，我只输了几个法郎。这一赢加上啤酒使他的兴致高了，他就谈起来，从他的谈吐和举止，我不久就看出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当他重又谈到巴黎时，他就问我可认识某某，某某，某某，就是路易莎伯母和伊莎贝儿住在艾略特家里时我碰见的那些美国女人。他好象比我跟这些人熟悉得多，我弄不懂他怎么会落到现在这样。时间并不晚，可是，我们天一亮就得起来。

“‘走之前，我们再喝一杯啤酒吧，’考斯第说。

“他一面呷着啤酒，一面用他精细的小眼睛瞄着我。我知道他当时使我联想起的什么，是一个坏脾气的猪猡。

“‘你为什么到这个混蛋的煤矿来做工？’他问我。

“‘体验一下。’“‘你是个傻瓜，小伙子，’他说。

““那么，你为什么在这儿做工呢？’“他耸耸自己厚实而臃肿的肩膀。

“‘我做孩子时就进了贵族军事学校，我父亲是沙皇下面的一个将军，上次大战时我是骑兵军官。我受不了皮尔苏斯基[注]。我们策划杀死他，可是有人出卖了我们。我们的人凡是被他捉到的，都被枪毙。我总算来得及越过边境s这时我只有参加法国军团，或者到煤矿上做工的两条路。这两件坏事，我选择了后一件坏得少些的。’“我已经告诉过考斯第，我预备在煤矿上做什么工作，他当时没有说什么，可是，现在他把胳膊肘搁在大理石台面上，跟我说道：“‘你试试把我的手摊开看。’“我懂得这是一种老式的角力，所以摊开手掌抵着他的手掌。他笑了。‘几个星期之后，你的手可不会这样软了。’我使尽力气推，可是，他的力气非常之大，简直动不了他；他慢慢地把我的手推回去，一直推到桌子下面。

“‘你相当有力气，’他总算没有笑我。‘没有多少人能够顶得住这样久的。

你听我说，我的助手很不行，他是个矮小的法国人，连个虱子的力气也没有。明天你跟我来，我跟工头说叫你做我的助手。’“‘我很愿意，’我说。‘你看他肯吗？’“‘要点人情。你拿得出五十个法郎吗？’“他把手伸出来，我从皮夹子里拿出一张钞票给他。两个人回家睡觉。我劳累了一整天，睡得象猪一样。”

“你可觉得煤矿的活不好干吗？”我问拉里。

“开头干得人腰酸背痛，”他咧开嘴笑了一下。“考斯第和工头一起干活，我当考斯第的助手。那时候，考斯第干活的地方只有旅馆浴室那样大小，而且进去时要通过一条很低的隧道，只能手足齐用爬进去。里面热得象火炉，我们干活时只穿一条裤子。考斯第那个又胖又白的上半身看了叫人极其厌恶，就象只无大不大的蜒蚰。在那么狭窄的一点地方，气刀的声音吵得人耳朵都聋了。我手的活是把他劈下来的煤块装满一篮子，再把篮子拖到隧道口，等地下煤车隔段时间开来时，把它装上，煤车再开到电梯那边。这是我平生碰到的唯一的一个煤矿，所以不知道一般的做法是不是都是如此。这好象是很起码的操作法，可是这活儿却他妈的非常吃力。

做了半个工的时候，我们坐下来休息，吃午饭，抽烟。做完一天之后，我并不难受，而且洗个澡真是开心。我当作我的脚永远不会干净似的，黑得就象墨水。当然我的手划破了，而且酸痛得厉害，但是长好了。我对工作慢慢习惯起来。”

“你坚持了多久呢？”

“这个活我只做了几个星期。那些把煤装到电梯那边的煤车，是用一辆拖拉机拖的，司机不大懂机器，引擎经常出毛病。有一次他没法子开动车子，而且好象想不出一点办法。我相当会修机器，所以把机器检查一下，半小时之内，就把车子修好了。工头告诉了经理，经理把我找了去，问我可懂得开车子。结果他就叫我担任司机；当然工作是单调的，但是轻松，而且由于引擎没有再出什么毛病，他们对我都很喜欢。

“考斯第对我离开他恨得要死。他和我很配合，而且跟我搞习惯了。我同他成天一起工作，吃完晚饭一起上小酒店，睡一个房间，当然和他熟悉。他是个怪家伙。

这种人你一定会喜欢。他不跟波兰人来往，波兰人去的咖啡馆我们也不去。他总忘记不了自己是贵族，而且当过骑兵军官，所以，他把那些波兰人都看成狗屎。波兰人当然恨他，但是，一点没有办法；他壮得就象条公牛，打起架来，不管有刀子没有刀子，五六个人一齐上也胜不了他。可是，我照样认识了几个波兰人；他们告诉我，他在一个漂亮的骑兵分队里当过军官是真的，但是，为了政治原因离开波兰，则是说谎。他是因为打牌作弊，被人捉住，从华沙军官俱乐部里被赶出来，并且解职的。他们叮咛我不要跟他打牌；说他碰见他们都有点怯，因为他们太熟悉他的底子。谁都不肯跟他打牌。

“我打牌一直输给他，你知道，不过输得不多，只有几个法郎，而且他赢了以后，总要争着会酒账，所以实在算不了什么。我认为，自己只是运气不好，或者牌打得没有他好的缘故。可是，在那些人告诉我之后，我的眼睛就留神起来，而且百分之百肯定他在作弊，可是，你知道，我怎么也看不出他是怎样作弊的。哎，他真是聪明。我知道他根本不可能永远拿到好牌。我就象个山猫盯着他看。他就象狐狸一样狡猾，而且我猜想，他已经看出我对他提防起来。有一天晚上，我们玩了一会牌之后，他带着相当残酷而讽刺的微笑——这是他懂得的唯一笑法——望着我说：“‘要不要我变两个戏法给你看？’“他把纸牌拿过去，叫我说一张牌，然后洗了牌，叫我随便取一张；我取了一张看时，就是我说的那一张。他又变了两个戏法，然后问我打不打扑克。我说会打，他就发给我几张牌。我一看，手里的牌是四个A一个K。

“‘你拿到这副牌总会押上很多的钱吧，是不是？’他问我。

“‘我会把所有的钱都押上去，’我答。

“‘傻瓜。’他把自己手里的牌摊给我看，是同花顺子。他是怎么搞的，我不知道。他看到我大为惊讶，哈哈大笑。‘我假如不是个规矩人，我就会使你到现在连老婆都输掉。’“‘现在你也没有吃亏，’我笑着说。

“‘小意思。连在拉吕吃顿晚饭都不够。’“我们每晚仍继续打牌，而且打得很高兴。我得到的结论是，他作弊与其说是为了钱，还不如说是为了寻乐于。他对自己能够愚弄我感到一种异样的满足，而且我觉得，他发现我明知道他在作弊却看不出他是怎样作的，感到好笑之至。”可是，这只是他的一方面，而使我感觉兴趣的却是他的另一方面。我简直无法把这两方面调和起来。虽则他自夸除掉报纸和侦探小说以外，什么都不看，但他实在是个有文化的人。人很健谈，谈起话来刻薄、严峻、讥诮，但是，听他谈话，常使人笑不可抑。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床头挂一个十字架，星期天经常去做弥撒。星期六晚上总要喝醉酒。我们去的那家小酒店，星期六总是挨挨挤挤的人，室内烟雾弥漫。有的是带了家人来的沉静的中年矿工，有的是成群结队的吵吵闹闹的年轻人，有的汗污满面围着桌子一面打比陆，一面大声叫唤，他们的老婆则坐得稍后一点看着。这些人和这些声音对考斯第产生一种古怪的影响；他会变得严肃并且谈起神秘主义来——在许多你想象不到的问题中间，偏偏会谈这个。我当时对神秘主义毫无所知，只是在巴黎读过一篇梅特林克论鲁斯布鲁克的文章。可是，考斯第却谈到柏鲁丁诺[注]、雅典最高法院法官德尼[注]、鞋匠约考白?波伊姆[注]和梅斯特?艾克哈特[注]。听这样一个被自己的世界开除出来的大块头和游民，带着讽刺、怨恨和绝望的口气谈万物的本性，谈与上帝结合后的极乐境界，简直是匪夷所思。这些我都从来没有听过，弄得我又莫名其妙，又兴奋。我就象一个躺在黑房间里但是醒在床上的人，忽然看见窗帘上透进一道光线，心里知道只要拉开窗帘，眼前就会展开一片晨光朗照的原野似的。可是，在他清醒的时候，我想要逗他谈谈这个问题，他就会对我大发脾气，恶狠狠地望着我。

“‘我连自己讲的什么都不知道，怎么会知道自己谈些什么？’他打断我。

“可是，我知道他在扯谎。他完全知道自己谈些什么。他懂得很多。当然他当时是吃醉了，可是，他眼睛的神情，他那张丑陋脸上心旷神怡的表情，并不仅仅是吃了酒的缘故。这里面很有道理。他第一次这样跟我谈时，有些话我始终不能忘记，因为我听了觉得骇然。他说，世界并不是上帝创造的，因为无不能变为有；世界是永恒的一种表现；这还罢了，可是，他接着又说，恶和善一样，都是神性的直接表现。坐在那个肮脏吵闹的咖啡馆里，加上自动钢琴伴奏着舞曲，听着他讲这些话，真给人一种古怪的感觉。”

二

为了使读者休息一下，我在这里另起一节，但是，这样做只是为了读者的方便；拉里的谈话并没有中断过。我不妨借这个机会说，拉里谈得很从容，时常小心选择他的字眼。虽则我并不自命把这些谈话记录得完全无误，可是，我不但竭力重述了他的谈话内容，而且也复制了他的谈话风度。他的声音清脆，具有一种音乐美，听上去很受用；他谈话时，不作任何手势，只抽着烟斗，有时停下来把烟斗重新点一下，盯着你望，深色的眼睛里带有一种讨喜的，往往是古怪的表情。

“后来春天来了。在那片平坦而荒凉的乡间，春天来得很晚，仍旧是阴雨和寒冷；可是，有时候，也会有一天晴暖，使人不想离开地面，坐着摇摇晃晃的电梯钻到一百英尺下面的地球肚里去，里面挤满了穿着煤污工人裤的矿工。春天固然是春天，但是，在那片污浊的原野上，春天来得很羞涩，就象拿不准会不会受到人们欢迎似的。它象朵黄水仙，或者百合花，开在贫民区住房窗沿上的一只盆子里，使你弄不懂它在那儿做什么。星期天早晨，我们躺在床上——因为我们星期天早上总是起身很晚——我在看书，考斯第望着外面蓝天，对我说：“‘我要离开这儿。你可要跟我一起走？’“我知道有许多波兰人夏天都回波兰参加割麦子，不过，时令还早，而考斯第波兰是回不去的。

“‘你上哪儿去？’我问。

“‘流浪。穿过比利时到德国，再沿莱茵河走。我们可以在农场上找到工作，把一个夏天混掉。’“我毫不迟疑就决定了。

“‘这听上去不错，’我说。

“第二天，我们就去告诉工头我们不干了。我找到一个人愿意拿一只背包和我换皮包。我把不需要的和背不动的衣服送给杜克娄克太太的小儿子，因为他的身材和我差不多。考斯第留下一只口袋，把些要用的东西打一只背包，就在第二天老太婆给我们喝了咖啡之后出发了。

“我们一点不着忙，因为我们至少要等到庄稼可以收割的时候才能找到一处农场干活，所以，两个人懒懒散散地由那慕尔和列日穿过法国和比利时，然后经由亚琛进入德国境内。每天顶多走十英里或十二英里路；遇到一个村子看上去不错，就住了下来。总有一个客栈之类的地方可以过夜，总有一家酒店可以吃到饭，喝到啤酒。整个说来，天气都很好。在煤矿里于了好几个月的活之后，能够跑到野外来，的确开心。敢说我从来就没有体会到一片绿茵看上去有这样好看，一棵树还没有长出叶子，但是树枝笼罩着一层淡绿色薄雾有多么的美好。考斯第开始教起我德语来，我而且相信他的德语和法语讲得一样好。我们一路行来，他就会告诉我经过我们面前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东西德文叫什么，一头牛，一匹马，一个人等等，后来又叫我复述简单的德文句子；就这样把时间消磨掉。等到我们进入德国境内时，我至少已经能够跟人家要我要的东西了。